崔景岳

(-)

崔景岳，原名崔廷儒，崔运乾，化名崔皓、剑仁、卓文等。陕西旬邑县人。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年参加旬邑起义。后任中共旬邑县委负责人、陕西临时省委秘书长。年任中共西安中心市委军委书记，负责陕西地区的兵运工作。西安事变爆发后，重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兰西工委书记、宁夏工委书记。年4月被捕。年4月在银川遇难。

旬邑起义中的勇士

崔景岳，原名崔廷儒，乳名崔运乾，化名崔皓、剑仁、卓文等,年古历11月3日生于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1岁入本村初小读书，14岁考入县宝塔高等小学。由于家贫，他常常上山砍柴、挖药材、拾酸枣、砸杏仁卖，解决学费问题。他读书用功，成绩优异。

在宝塔高小任教的共产党员许才升，大力宣传马列主义，组织革命活动。崔景岳积极参加，表现突出，于年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年春，陕西地区的革命洪流汹涌向前，年仅16岁的崔景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向旬邑反动县政府请愿的游行示威和悼念李大钊等“四二八”被难烈士的纪念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张作霖等新老军阀的罪行。暑期，许才升举办了讲习会，以教授英语为名，组织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崔景岳等人一起，学习了《资本论人门》、《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等马列主义著作，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下半年，崔景岳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年6、7月间，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在陕西清党反共，镇压革命。旬邑县的土豪劣绅也发出了一片反革命叫嚣，与各地新老军阀遥相呼应。反动县长庞天赖，封闭了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团体，逮捕了共产党员王日省、王廷璧、王子健等，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旬邑。但是崔景岳坚信“革命大有希望，共产主义事业必将胜利”，继续坚持在斗争前线。他与宝塔小学的党、团员一起，联络社会上的进步人士，向省政府和报社写信、写文章，揭露、控告宠天赖的罪行。年12月22日，《中山日报》刊载“贪婪不法之旬邑县长”一文，指出：庞天赖“对于教育建设各要政漠不关心,而敛财殃民则视为惟一任务。”庞天赖得知此事，对有关师生进行报复和镇压。崔景岳与同学们坚持斗争，寸步不让，又上书控告庞天赖“触怒反噬”。《中山日报》于年2月12日又发表了“旬邑学生呈控县长”的报道。省政府派员到旬邑调査,崔景岳和崔维峻、樊凤贤等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出面作证，历数反动县长的桩桩罪行。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省政府被迫于年3月12日宣布撤销了庞天赖的县长职务。这一斗争取得了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及时在武汉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在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鼓舞下，中共陕西省继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后，于年2月18日在西安召开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陕西CP目前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造成革命割据的局面。为了加强旬邑县党的力量，积极准备武装暴动，陕西省委从外地抽调许多得力干部到旬邑，整顿了旬邑地下党的组织。郝村、蒲家堡等地党的农村支部也相继建立。崔景岳当时就在蒲家堡支部过组织生活，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宣传党的主张，组织农民向豪绅斗争。

年5月6日，伪县政府派来一个催粮委员到旬邑县清水塬的郝村一带催粮，强逼农民三日内交粮款，说什么“我一手拿的生死簿,一手拿的勾魂笔，叫谁死就死，叫谁活就活”。残酷的压榨，激怒了农民群众。地下党组织决定抓住时机，发动起义。当日，许才升以鸡毛传帖发动清水塬各村群众数百人，以抗粮“交农”为名，扛着锄头、铁锨、叉粑、梭镖等武器，打死了郝村的一个大地主，接着便向旬邑县城进发，沿途群众不断加入，越走越多，形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队伍。崔景岳与起义农民一起,途经吕家村时，抄了大地主吕善堂的家。队伍来到赵家村,许才升主持召开干部会，研究部署围攻县城的计划，决定派崔景岳、侯天依等潜人县城，与城内党组织一起，在攻城时作内应。

5月7日拂晓，由许才升领导的起义队伍，到达城头塬畔。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点起一堆大火，作为信号，又很快来到县城门外。看见塬畔上火光冲天，崔景岳和崔维峻、张幼房等互相掩护，提着斧头冲到城门下，砸开了铁锁，打开了城门，于是起义队伍如决堤洪水，涌进县城。守城军警见势不妙，空放几枪，急忙逃跑。

起义队伍入城后，先到粮秣处，处死了四个管粮人员，开仓放粮，救济贫苦农民;接着，涌进伪县政府，打死了伪看守所长，解除了警戒人员的武装,救出了被捕的同志和群众。

在攻打天主教堂时，有些神甫看到农民队伍有些混乱,便把银元从楼上撒下去，乘群众拾钱的机会，急忙向彬县方向逃去。崔景岳自己不拾银元，还大声喊:“别上当，别拾钱!”急得满头大汗。

为了巩固起义成果，党领导人民群众成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工农革命军（①有关旬邑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武装的名称，还有一说为红军渭水支队,待考）。苏维埃政府设在宝塔小学内，校门两边插着红布制作的绘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写着“要有阶级觉悟性，勿作时代落伍者”的对联。在暴动胜利的日子里，崔景岳，一直住在宝塔小学内，上下联络，书写标语，站岗放哨，参加放粮。尽管他家离学校只有二里路，但他日夜奔忙，很少回家。

旬邑革命的迅猛发展，使敌人极为恐惧。他们慌忙调兵遣将前来镇压，又收买了起义队伍内部的败类刘兴汉等人，用散布谣言、威胁恐吓等手段，煽动叛乱。

5月30日清晨，人们还在梦中，崔景岳忽然听到街上似有队伍行动,急忙穿好衣服，跑出宿舍察看,发现一群人正向学校围来，连忙高声喊叫：“快起来，发生事情啦!”这时，叛乱分子一窝蜂似地涌进学校,逮捕了吕佑乾等起义领导人。崔景岳急中生智，设法避过了敌人的搜捕，与苏维埃政府土地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工农革命军第二连连长程双印、侦察队长侯天佐等一起，带领一部分起义群众撤出县城，转人山区，坚持斗争。

上下求索的战士

旬邑起义失败后,敌人到处抓人、杀人。崔景岳暂住舅父家，

一面读书学习，一面苦苦思索着旬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亲身经历的无数事实，使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开始认识到：闹革命，不掌握武装，没有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强的党组织，没有巩固的核心也不行。于是，他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抓党的建设，抓革命武装。

年秋，旬邑县的恐怖气氛渐渐缓和了。崔景岳悄悄回到县城，联络同志，进行活动。不久，他以在东关小学教书作掩护，协助叔父崔维峻恢复旬邑党的组织，秘密开展对敌斗争。敌人的屠杀，使许多人害了怕。崔景岳耐心地向同志、向群众宣传革命一定要胜利的道理，使党的组织很快得到恢复。

年前后，关中连年大旱，饥民成群，饿殍遍野，加上流行虎列拉(霍乱）,倒毙贫苦农民数百万。有些饥民铤而走险,结伙上山，打富济贫，群众称之为“刀客”;更多的饥民则提篮讨饭，到处流浪，在死亡线上挣扎。根据这种情况,党派崔景岳和许多优秀党员到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的渭北一带，领导饥民吃大户、分粮食。崔景岳还在三原和临潼县的周家村、栎阳镇一带，建立和恢复了党组织，成立了互济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团结群众，联系当地非法武装与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他们在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地方，还成立了灾民自救军,打击土豪劣绅，消灭反动政府下乡搜粮的保安队，在公路沿线夺取官府车队的物资，解决了不少灾民的生活急需。

年，陇东驻军杨保诚部在泾川办了一个学生队，招收学员。崔景岳与崔维峻、张幼房等党员一边学习上级指示，一边研究斗争策略。崔景岳说:“旬邑起义时，农民队伍虽然很大，人数很多，但没有多少枪,都是梭镖镢头。仅有几枝枪，还被坏分子拿着，因而敌人进攻时，无法战斗。这个教训，说明了革命离不开枪杆子。现在杨保诚招兵，我愿去敌人军队中工作，联络志同道合的人，相机夺取武装。”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联络了蒙定军、辛俊贤等去该队学习。

这个学生队，实际上是该旅的警卫队。学生学不到什么知识，还常遭受打骂体罚。崔景岳人伍不久，就患病住院，后来，在搞兵运活动时，被反动军官发现，站不住脚，逃离径川。

年，崔景岳又和崔维峻、蒙定军等来到甘肃平凉，打入陇东绥靖司令部。崔景岳任司令部文书，崔维峻到《陇东日报》任副刊编辑，蒙定军等去了连队。崔景岳利用工作之便，秘密宣传革命，结交朋友。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联络了几十名进步官兵进行革命活动，影响之大，使敌震惊。于是党组织又调他离队返乡，与蒲玉阶等人组织了旬邑县委。当时，县委机关就设在崔景岳住的窑洞内，条件虽然艰苦，工作却很活跃。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人焦维炽、李艮等，都曾多次来到这里巡视和布置工作。

年,上级调崔景岳负责彬(县)长(武)旬（邑）地区党的工作。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定进一步加强兵运工作，指示党组织选派一些党员和进步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中去,发动革命兵变。崔景岳和崔维峻一起，在彬县、旬邑一带，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随孙蔚如部入甘，开展兵运工作，并经常写信指导他们的斗争。

年2月，由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抗日同盟军开至甘肃省正宁县的三家原，准备改编为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当时三家原一带党的组织亦归中共旬邑县委领导。为了配合部队的这次改编，崔景岳召集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旬邑游击队和附近各村党组织的负责人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程志英、第五伯昌、宋一山等数十人在连家河开会。他在会上说:“自旬邑暴动以来，我们经过了几年艰苦复杂的斗争，党在旬邑和甘肃正宁县一带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游击队也逐步壮大起来。但继续这样零零碎碎地干已经不能适应目前形势的要求了，现在正规红军在陕甘边即将建立，今后的斗争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们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要全力支持这次改编，尽量动员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军，使这次改编获得成功。”他还详细谈了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然后对准备去三家原参军的人员造册登记，并指定由吕振邦、程双印负责，约定时间在三家原集中。后来这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除补充红军战斗部队以外，还成立了一个补充大队。陕甘游击支队正式成立时，崔景岳派第五伯昌、潘远志、潘甲、潘德怀等代表旬邑县党组织到三家原参加成立典礼，把一面鲜艳的红旗赠送给红军游击支队，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这支年轻的红军部队所寄予的无限希望。

这期间，崔景岳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在三家原、阳坡头、清水塬、湫头塬、底庙等地组织赤卫队，调查敌情，监视坏分子，巡查放哨，破坏敌人的电讯、交通，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保卫乡村的革命政权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崔景岳的家在白区和游击区的交界地带，他经常教育自己的亲人和朋友支援革命。他父亲曾在药店当过店员，为了解决游击队的医药问题，他劝父亲开了一个中药店，通过地下党弄来不少药品，转手送到游击区。他还动员全家以上山采药作掩护，为地下党和游击队传递情报。有一次，地下党从国民党军队中弄来的一包消炎药被敌人发现，敌司令部派队伍去崔家搜查。家里人机警地把药装进罐子埋到牲口圈里。敌人虽严刑拷问，全家人都未泄露机密。

年春，正当青黄不接、农民吃喝无着时，国民党县政府却增派粮款，激起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愤怒。为了更好地领导群众开展斗争，崔景岳与县委、区委领导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抗粮斗争。会后，全县各区很快发动了多农民群众，扛着各种农具和土制武器围攻县城。国民党县长见众怒难犯，亲自爬上城头，答应了减免所增粮款、征粮征款缓期交纳和清算县政府财政科长蒲子长账务的要求，群众才散去。此后，龙高村周围六七个村子的群众又在党的领导下，没收和分配了甘池村大地主王嘉斌的粮食,使这一斗争在全县迅速展开。不久，敌人调来大批军队进行镇压，逮捕了土桥区委书记梁永杰。崔景岳也因敌人追捕，转入山区，到游击队中去工作。

临时省委秘书长

年夏，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省委书记袁岳栋和原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等人被捕叛变，向敌人供出了各地区、各机关的党员名单。国民党特务立即照名单抓人，捕杀了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陕西地下党的组织绝大多数遭到破坏。目睹敌人的疯狂捕杀和叛徒的无耻行径，崔景岳非常愤慨，万分焦急。他说，作为共产党员，我们不能眼看敌人横行，坐视党组织垮台，坐等中央指示。而应发扬共产党员前仆后继、主动革命的精神，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他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一带回到西安，与从外地到西安的孙作宾、胡振家、余海丰等同志联系，研究对策。

一天晚上,崔景岳在与孙作宾谈到同志们要求尽快恢复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况时，激动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在困难环境中，敢于同敌人进行斗争。但是没有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是不行的！所以，重建党的组织,恢复党的活动，十分必要，十分紧迫。我们要立即行动，越快越好。”后来，他们又与余海丰、胡振家、昝玉祥等召开会议。大家认为:不管形势多么险恶，都要坚定信心，挽救危局，把党组织恢复起来。有了坚强的党组织，才能力挽狂澜，联络同志，积蓄力量，配合红军支援革命根据地。经过多次磋商，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丰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孙作宾、昝玉样、胡振家分管组织、宣传、军事工作。临时省委决定，先把主要力量放在杨虎城部队和各地民团中，发展组织，搞兵运，抓武装。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临时省委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队，由崔景岳、胡振家负责，采取各种方式，宣传、联系群众，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土豪，捕杀敌特、叛徒，保卫党组织的正常活动。特工队由赵成璧、李鼎九、杨嘉瑞等任正、副队长。在崔景岳的具体指导下，先后在西安城郊、长安、户县、周至、兴平、礼泉、乾县、永寿、彬县、临潼等地建立了活动据点，组建了一支将近人的地下革命武装。崔景岳还与赵成璧、李鼎九、杨嘉瑞等一起，在西安城郊、长安、户县、兴平、礼泉、乾县等地，参加实际斗争，指挥战斗。一天下午，他带领30多名特工队员，化装成旧军队官兵，奔赴户县大王镇北边的吕家庄，以给军队号驻房为名，进驻一家大地主庄院。到傍晚时，崔景岳趁地主团丁喝酒猜拳之际，一声令下，收缴了地主民团的全部枪支弹药，带领队伍安全撤退。等到敌军前来追击时,特工队早已化整为零，无影无踪了。就这样，特工队在崔景岳等的领导下，神出鬼没，打击敌人，先后收缴了子午、甘河等乡、镇公所的枪支;摧毁了六七处伪乡、镇政权;捕杀了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分子李天祥、丁云川等人。在这些十分艰险的斗争中，崔景岳沉着、勇敢、指挥若定，受到了队员们的爱戴和尊敬。

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是临时省委的一项迫切任务。为了在靠近陕甘边的渭北地区打开局面，崔景岳找到周紫轩、谈国帆，并和他们一起奔波，联系党员，开展活动，建立秘密据点，使三原、临潼、蒲城、富平一带的党组织很快得到恢复。

年11月，临时省委书记余海丰在开展学运工作时被捕，其他同志也面临被捕的可能，被迫离开西安到外地活动。为了不使党组织失去联系，崔景岳和孙作宾仍留西安坚持斗争。

百折不挠的坚强战士

年春,团中央派魏光波由上海到西安与临时省委接头，并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临时省委在西安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了中央指示精神和陕西的政治局势,决定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中心市委书记由魏光波担任，崔景岳任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工作。参加中心市委工作的还有严克伦、孙作宾、苗建平、张一平、刘秀珍等。为了吸取以往党组织多次被破坏的教训，中心市委除了加强秘密工作教育外，还规定:.几位负责同志采用分工负责、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工作。军队中的党组织和党员情况,均由崔景岳一人联系和掌握，别人不加过问。由于他警惕性高，严守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在他负责军委工作期间，军队中的党组织一直未遭大的破坏。

后来，由于环境恶化，中心市委与中央的联系中断了，与红二十六军的联系也中断了，经费得不到接济,活动极其困难。有时，市委机关连一所房子也找不到，同志们的吃住都成了问题。为此,崔景岳到渭北找来谈国帆，通过社会关系在二府街找到地方作为活动和居住地点。当时，由于崔景岳没有社会职业，没有收入，所以生活非常艰苦，经常饿饭，患了病没钱治疗，晚上在八仙庵一家弹棉花铺子的阁楼上过夜。尽管过着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贫苦生活，崔景岳却是终日乐呵呵的，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和工作热情。一天夜晚，他到魏光波处借宿，因为衣服太脏，睡觉前把裤子洗净晾起来，自己坐在床上写东西。等到第二天裤子还没干，他却笑呵呵地说:“没关系,老伙计，我还有体温，能把你暖干!”说罢,穿着半湿的裤子又出去工作了。

年10月，魏光波被敌人逮捕，崔景岳和严克伦成了敌特追捕的重要目标。一天，崔景岳到西安二府园去找一个在国民党军队中作地下工作的党员接头,发现后边有特务盯梢，便迅速钻进了一个小胡同。特务跟踪紧逼，崔景岳在小巷里东掇西拐，又机智地跑进一熟人家里，从后门跑出，才摆脱了敌人。但是敌人派出了更多的特务追捕他，处境非常危险。同年冬，党组织决定调他离开西安，到驻在陕南的杨虎城警卫团去工作。

警卫团驻在陕南的勉县，团长是共产党员张汉民，部队中各级干部也多为共产党员。全团干部、战士中党、团员有上百人。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各地很多共产党员被敌特追捕，其中一部分便集中到这里隐蔽，必要时再派出去，因而同志们把这个团称为“干部仓库”。崔景岳到警卫团后，看到有这么多的党员在了起，又有党组织掌握的武装，更加斗志昂扬。

年春天，听说红二十五军转战来到陕南,崔景岳和张汉民等一起,反复研究迎接、掩护红二十五军的办法。正在这时，上边命令张汉民部尾追红二十五军。部队即以“尾追”为名，跟在红二十五军后边，进行掩护。在掩护行军中，崔景岳因脚被刺伤，难以行走，掉队在后。谁料当部队行至柞水县九间房时，红二十五军突然发起进攻，张汉民被俘遇难，许多共产党员牺牲了。陕西党组织在困难时期，又受到一次严重损失。

后来，少数逃出来的同志见了崔景岳，放声大哭，踩地捶胸，悲痛欲绝。崔景岳的心情更加难受。他面对死里逃生的战友，想作解释，却无法开口；又听说自己的叔父、战友崔维峻被敌人杀害，更是肝肠寸断。崔维峻是长期和崔景岳在一起工作的党员，在国民党三十八军参谋处任职，为党搜集情报。这次他情报还未送出，，即被敌人发现，惨遭杀害。崔景岳怀念着亲人，盼望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但是，天苍苍、野茫茫，党中央不知在何方？同志们劝崔景岳避避风头，他揩干眼泪,铿锵有力地说:“我们做事要勇敢，不怕千难和万险。怕死者未必不死，不怕死者未必先死!”

他团结党员，带领同志，克服困难,继续坚持斗争。后来，十七路军总部将张汉民团的遗留人员，改编为特务第二团，由地下党员阎揆要同志任团长。崔景岳奉命返回西安，和孙作宾等同志一起,继续进行党组织的恢复工作。

年5月，根据周紫轩等的建议，崔景岳积极推动，在临潼县交口镇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渭北工作委员会。周紫轩任书记兼组织部长，黄子祥任军事部长，孙一君任宣传部长,谈国帆任统战部长。崔景岳和渭北工委的同志一起，又很怏地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活动，对渭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了推动作用。

为抗日救国奔走呼号

年夏，高克林通过王超北、张性初等人，与崔景岳、孙作宾等取得联系，又一次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孙作宾负责组织工作，领导陕西各地党组织的活动。（①有关此时建立的组织机构，还有一说,即：成立了陕西党的临时领导机关，高克林负责东路，崔景岳负责西路，孙作宾负责组织工作,待考。）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后，正向华北人侵。蒋介石国民党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调派东北军移驻西北“剿共”。临时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反蒋抗日的指示，带领党员，团结群众，开展反蒋抗日救亡活动。崔景岳经常到渭北、临潼、户县等地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三省后,现在又深入关内，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面对日寇的侵略，国民党政府执行的是一条坚持卖国、打内战、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对外，他们步步退让,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对内，则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加强其法西斯统治。现在真是乌云遮天，爱国有罪、卖国有赏。我们要给党内同志讲清，越是在这种黑暗的情况下，群众才越能看清反动派的面目，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群众才越爱听。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他那强烈的感情，雄辩的谈吐，生动的比喻,感染了许多党员和群众。

年10月，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崔景岳闻讯，欣喜若狂。他和孙作宾等商量，决定派谈国帆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陕西地下党的工作情况，听取党中央的指示。看到谈国帆带回的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文件，崔景岳如获至宝，立即找到严克伦，要求他千方百计尽快地把文件刻印出来，通过各种渠道，送到基层党组织和进步人士手中，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深人人心。

杨虎城将军因受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希望能与我党和红军建立联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杨将军立即通过杜斌丞先生与临时省委取得了联系，希望能给党中央传话,说他的部队愿和红军停火，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并要求与地下党负责人面谈。临时省委经过再三研究，决定由崔景岳亲自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杨虎城将军的建议。年1月13日，崔景岳带着杨虎城绥靖公署开的护照回到家里，换上父亲的便衣进人苏区，日夜兼程，去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安的动向和杨虎城将军的愿望。路过甘肃宁县悟空洞时，遇到了由鲁贲、贾拓夫、张德生组成的中央南下工作代表团，崔景岳汇报情况后，立即带着代表团密写的信件，急向回赶。2月5日晚，朔风怒吼，大雪铺天盖地，崔景岳从苏区回到家里。不料，第二天清晨，就有反动军队一个营驻进村里。家中四孔窑洞，被迫腾出了两孔。崔景岳急忙藏到一个三四尺长的墙洞里，把洞口用被子堵起来，让小孩装病作掩护，回到西安，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蒋介石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于年夏，调集大批军队，围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妄图消灭抗日红军。这时候，渭北一带的反动民团，在反动豪绅李养民的带领下,也拼命地“追剿”活动于三原新字区、武字区一带的渭北游击队。根据党的决定和崔景岳的安排，游击队暂时化整为零，领导和骨干转移到麟游山区,与赵伯经领导的武装力量会合。崔景岳还派严克伦、谈国帆去麟游北部山区的崔木镇与赵伯经接头，在游击队中建立了党支部，整顿了这支武装力量。他们又联合了一些地方武装，控制了麟游大片地区。

为了配合红军粉碎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崔景岳决定利用敌人后方空虚之机,组织武装起义，牵制敌人。他派刘庚等人到乾县北乡，掌握了铁佛寺镇的一支较大的农民武装，并对其进行了必要的军政训练。崔景岳还亲自到乾县与张庚良等研究，决定带领这支农民武装攻打乾县、永寿，然后将部队拉到麟游山区，与赵伯经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农民武装按照这一部署打开了永寿县城，收缴了民团枪支,打死了敌县长祁云石等人，释放被监禁的无事群众，并将部队改编为陕甘边抗日联军，由张庚良任司令，刘庚任政委兼参谋长，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

这一行动使敌人慌了手脚，急忙调遣正在进攻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和保安队回头“清剿”。陕甘边抗日联军退入永寿和麟游交界的岳御史镇,继续与敌周旋。后来部队被敌人打垮,一些领导同志回到西安。崔景岳在灞桥小学召集他们开会，总结了经验教训。他说:陕甘边抗日联军虽然被敌人打散了，但它牵制了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兵力，保卫了革命根据地，扩大了党的影响,对革命起了重要作用。

革命转折时期的清醒战士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前后，群众抗日情绪高涨，拥护我党主张。有些坏人却四处捣乱，招摇撞骗，蒙蔽群众。崔景岳及时组织—批地下党员，捕杀叛徒特务，消除隐患。曾任三原县委交通的潘士杰叛变后，拿着渭北地下党员的名单投靠了国民党，领着特务捕杀了上百名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临潼捉蒋后,他又造谣生事，诋毁我党。地下党虽数次组织捕杀，都没有达到目的。崔景岳经过周密调査，通过驻髙陵县的革命武装，处决了叛徒，伸张了正义。

年12月17日，党中央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组成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经过努力，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12月25日，由中共代表团负责同志秦邦宪在谢华家召集干部会议，宣布重新成立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白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工作。省委的组成人员是，贾拓夫任书记，张德生任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欧阳钦任军事部长，崔景岳任秘书长。新省委成立后，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防止敌人破坏，除留少数人在西安坚持工作外，崔景岳与省委机关一起移驻泾阳县云阳镇办公。

当时，党内有不少同志习惯于过去两个政权尖锐对立时期的斗争方式，对于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对斗争策略、政策的变化想不通,看不惯，认为这是“右倾投降”，是“取消斗争”。也有一些同志从另一个极端看问题，认为国共合作，太平无事，党员无事可作了。对于党内一时出现的各种糊涂认识，崔景岳经过详细周密的调查，写了《谈谈斗争方式的转变问题》一文，严肃地批评了党内的种种错误观点，指出：斗争不单是“黑铁”和“赤血”的敌对行为，这只是斗争发展到最高限度的一种形式;“斗争”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一种运动。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身阶级利益所要求的目的，除武装斗争之外，还有和平的、合法的、批评的各种斗争形式。如果只是把斗争狭隘地局限于生杀决战上面，那就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也就不能完成党的促进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因而我们不是要取消“斗争”，而且是要加强群众斗争的力量，团结全民族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保证党在群众斗争中能够始终起到核心的领导作用。

做好农民群众的工作，是党在新形势下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崔景岳在《农村支部如何工作》一文里认真论述了农村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意义，强调在工作中，要重视农民的切身利益，逐步引导农民了解阶级压迫的道理，要注意用粗浅的比喻宣传党的政策，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兴趣。在这个基础上，及时发现和吸收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建立党在农村强大的组织基础，以便“完成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力，实现对日抗战的目的。”这些文件发表在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对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宣传党的政策，起了积极作用。

崔景岳不仅理论上这样写，这样讲，行动上也不怕吃苦，深入基层，积极宣传、贯彻党的主张。当时，中共陕西省委为了加强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提高地方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员的思想水平，先后派巡视员、特派员到各地指导工作。在此期间，崔景岳曾筹备并参加了年5月22日在云阳镇召开的中共陕西省代表会议。会后，他去关中特委巡视工作。年夏秋之际，他又作为省委特派员到西兰工委工作，后任工委书记。

当时西兰公路沿线广大地区，党的组织比较薄弱，除麟游党的组织比较健全外，其它各地经常处于个别党员孤立奋斗的状态。崔景岳靠一辆自行车和两条腿，奔波于渭河两岸，深人学校、工厂、乡村、城镇，宣传党的政策，鼓动群众抗日，发展党员，建立和整顿党的组织。在敌人追捕、生活艰苦、工作困难的情况下，他时常带只竹笛，一有空就吹笛子，唱“乱弹”,非常乐观。有一次，他摸黑行路，掉进一口枯井里。尽管呼救多时,但因地处荒郊，无人搭救，他只得在这口又潮又臭的枯井里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一位过路的农民用绳子拉了上来。虽然脸上、身上擦伤了好几处，但他拍了拍身上的土，又乐呵呵地上路了。

崔景岳不论走到哪里，就和哪里的同志、群众打成一片;不论住到谁家，就把谁家的老人当自己的父母看待。因而，处处都有他的工作对象，时时都有群众掩护，虽身居虎穴，但却能稳操胜券，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中共宁夏工委书记

年冬，日寇进攻绥远西部，宁夏局面极度混乱。为了开展党的工作，壮大革命力量，领导宁夏地区的抗日活动，党中央决定由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书记。

年初，崔景岳和王博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风尘仆仆地到了宁夏。

按照事先在延安约定的联络信号,崔景岳在到达中宁县“协吉号”’商店不久，与原宁夏工委负责人李仰南接上了关系。后来，崔景岳又到银川市、金积堡、叶盛堡、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与党员见面，了解情况，分析敌情，研究开展革命活动的方针、策略。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崔景岳决定将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宋澄堡小学的校长是共产党员马云泽。崔景岳在学校，公开的身份是商人，并在该校兼任小学教师。王博、白玉光在小坝小学工作，他们的公开身份都是小学教员。他们经过一个时期紧张的工作,在银南、银北十几个点上，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在教育界发展了一批党员。在工委的领导下，崔景岳和同志们一起，团结战斗，仅几个月时间，就在宁夏站住了脚，并且初步打开了局面。

宁夏偏处西陲，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崔景岳经常告诫自己和周围的战友，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注意克服大汉族主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警惕国民党反动派挑拨民族关系的阴谋。因此，他们的行动很快赢得了广大回族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在宋澄堡小学，崔景岳很注意接近周围群众和学生，领着同学们在校园里种花植树，修铺道路，在劳动和学习中，积极向同学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不长时间，抗日救亡的歌声充满了校园，抗日爱国的革命活动在学校和附近农村开展了起来。

不久，日寇占领了磴口以北广大地区，并派飞机轰炸银川、吴忠堡和黄河以东各重要城镇，大有一举踏平宁夏之势。崔景岳及时在宋澄堡小学召开了宁夏工委第一次干部会议，分析了局势发展的趋向，讨论了日寇占领宁夏以后如何发动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

当时，全国的抗日怒潮不断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却连续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制造磨擦事件，掀起反共逆流。国民党宁夏省主席、地方军阀马鸿逵，为了加强自己在宁夏的封建割据势力，也借助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逆流，借口反共防共，拒绝部队外调，对于各界进步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进行疯狂的镇压。军警、特务四处活动，跟踪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全省的中小学教员，逐个进行登记、审查。特务机关还秘密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从内部刺探我地下党的情报。地下党在宁夏的活动越来越困难，特别是从边区回到宁夏的一批抗大学生，时时处于军警特务的监视之下。面对这种险情，如何开展工作？成了崔景岳和宁夏工委必须研究的问题。

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由崔景岳主持，在小坝小学召开了宁夏工委会议。会上，崔景岳宣布了工委的成立和人事安排，决定由白玉光负责组织工作，王博负责宣传工作。会议认真地分析讨论了宁夏的形势与任务，研究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如何结合的问题，确定将一部分身份暴露的党员尽快调回边区，地下党的组织尽快地由半公开状态转入秘密斗争;会议还对如何开展抗日宣传等工作进行了具体研究、部署。最后决定由崔景岳执笔,向党中央写报告,反映宁夏工作的实际情况。

会后，崔景岳即到各地传达工委会议精神，布置部分同志撤离宁夏。在中宁县三道沟小学与党员江生玉接头时，崔景岳除通知他抓紧时间作好撤退准备外，还将一份密写的给西北工委的报告，交他带到延安。

4月上旬的一天黄昏，崔景岳正在学校的伙房里吃饭，马云泽交给他一封地下党员杜某写的信，信中要他“星期六到省城(指银川)来一趟，有重要事商量”。

白色恐怖下的宁夏，情况复杂，瞬息万变。崔景岳生怕由于自己的疏忽，使党受到损失，他决定亲自去一趟银川。

4月13日，正是星期六。崔景岳换上一身蓝粗布长衫，头戴一顶礼帽，打扮成商人模样,带着马云泽写的路条，骑上自行车，顶着风沙来到银川市和平北街27号。在杜家等了一阵，只见杜某急匆匆地从新城小学赶回来，向他报告了准备发展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和杜某接触过几次，觉得他积极热情，愿意革命，虽然有些毛糙，但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所以,便在他家吃饭，边吃边谈。

正在这时，一位和杜某同在一所小学任教的名叫李郁华的人闯进门来，问杜某晚上看戏不看戏，说他有戏票。杜某说他不看戏。李郁华点了点头，很有礼貌地退了出去，向跟他一起来的特务组长作了汇报。原来，这个李郁华，是匪特机关知道杜某是从延安回来的身份后，通过省教育厅派在小学以教员身份作掩护的特务，是专门负责监视杜某的。现在，他们通过监视杜某，发现了崔景岳，一面调派特务跟踪监视,一面去向他们的上司报告。

国民党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效贤，立即将特务盯梢情况,向正在看戏的宁夏省政府主席马鸿逵作了报告。经马鸿逵同意，马效贤与敌军法处处长程福刚，带领军警联合稽查处的数十名宪兵，秘密包围了和平北街27号。

崔景岳吃罢饭，和杜某一起到一个地下党员开的书店里去工作，因未见人,又回到杜家!研究工作。他们谈到将近半夜，马效贤和程福刚带领宪兵闯进门来，将崔景岳和杜某五花大绑，押进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査处。

宁死不屈的钢铁汉

宁夏省军警联合稽查处，驻在一座古庙里，戒备森严。审讯室是由大殿改建的，室内是两开房子，布满了刑具，阴森森的。崔景岳被押到审讯室后，见一时身边无人，赶紧轻声对杜某说：

“就说我是绥西的，路过这儿。”

少顷，特务头子马效贤和稽查科长高中第领着一伙人进来，对崔景岳开始审讯。当敌人从他身上搜出一张马云泽（当时化名马思骏)写的采购教具的证明后，厉声问道：

“你是干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商人?”高中第不信，递过纸笔，要他写出自己的情况。崔景岳提起笔来，将自己编造的姓名、籍贯、职业等一挥而就。两个特务头子虽然从内容上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从那流利、刚劲的宇迹上断定崔景岳不是商人。高中第和马效贤交换了一下眼色。接着又问：

“那你和杜某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

敌人反复讯问，崔景岳机智应答，不露机密。

“什么商人？不动大刑，料你不招!”马效贤暴跳如雷，命令打手上刑。压杠子的人由两个增加到4个，后来又增加到6个。

剧烈的疼痛，超过了人们能忍耐的限度，崔景岳昏厥过去了。打手们提来一桶冷水，泼到他的头上。一会儿，崔景岳才慢慢地睁开眼睛。

“你说还是不说?”

崔景岳强忍剧痛还是老话。

恼羞成怒的敌人见得不到供词,又令打手们把崔景岳吊在大梁上，用皮鞭使劲抽打。在种种酷刑的折磨下，崔景岳疼痛难忍，豆粒大的汗珠，一串串地滚落下来，但是他仍紧闭双眼，咬着嘴唇，一言不发。敌人一无所获，只好把他又拉进审讯室。

“崔景岳，你好好说嘛，说清楚了何必受这种苦刑。”高中第变了一种口气上前劝道。

“不知道!”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把崔景岳先押到后院的一间房子里关起来，派人到中宁、中卫两县捕人。不久，崔景岳指派给延安送文件的交通员江生玉被捕叛变，向特务头子供出崔景岳是宁夏工委书记，并说崔叫他给延安送的密信还未送出，藏在他学校的办公室。敌人拿到工委的密信以后，欣喜若狂，但捧着这一张白纸,却不知道怎样显影，便狠命地拷打崔景岳，逼问用什么方法显字。

看着这份极其重要的报告，崔景岳心急如焚。他明白，这封密信写着整个宁夏党的组织情况。一旦被敌人显出，就会立即给党带来极其严重的破坏，他多么想立即将文件弄到手。他沉吟片刻，镇定地说:“我给你显字!”狡诈的敌人，不肯给文件，接连问:“用什么显字？”

“用五倍子水。”崔景岳明白，只要敌人将密信泡进五倍子水里，文件就立即毁了。

狡猾的敌人小心地用纸角试了一下，当他们知道上当以后，便另设法化验，用碘酒将字迹显现出来。报告中提到宁夏地下党有10多个据点，遍布南北各县……于是，敌人根据线索，很快逮捕了工委负责人白玉光、王博及共产党员、革命群众30余人。

敌人为了进一步确证崔景岳就是宁夏地下党的领导人，在叛徒招供的第三天，命令叛徒当面对质。

特务洋洋得意地问叛徒:“你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他是工委书记！那份密写的报告，就是他交给我往延安送的!”

敌人又叫来一个叛徒对质。崔景岳面对可耻的叛徒,不由得怒火方丈，真想扑上去将他打倒。但看了看周围狞笑的敌人，他立刻又压住了自己的怒气，停了片刻，镇静地说：

“你把我与你拉在一起，不知对你有什么好处？!”

屋里死一般的寂静。智穷力竭的敌人又拿出一张名单，凑上来问：“这里面，哪些是地下党员？”

“你把名单拿来我看!”崔景岳说。

敌人以为崔景岳动摇了，立即把名单给了他。这份名单上，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的军警特务，鱼龙混杂。崔景岳想，趁这个机会，我给他布个迷魂阵，把他们的阵线搅乱，岂不更好？于是，他拿起笔来，胡乱圈了一阵。特务们接过名单一看，气急败坏，立刻把崔景岳吊起来毒打，接着压杠子、坐老虎凳、揭背花……各种酷刑齐上，可是，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却没有从他嘴里掏出一个字。

天黑了，敌人把血肉模糊的崔景岳拖到监房，放在麦草堆上。只见他紧闭双眼，脸上、手上、脚上的鲜血直往外渗，那件蓝布长衫已被撕烂，衣服、裤子血迹斑斑。看到这种情形，同志们都含着泪花，急切地问：

“老崔，老崔，你咋样呀?”

崔景岳艰难地睁开双眼，看着同志们，轻轻地说：

“牺牲我……一个，保留……同志们!”接着，他对身份未暴露的马云泽说:“你出去后，要设法恢复咱宁夏的党组织。这次事件你要详细向党汇报，要搞清楚工委被破坏的原因……

在一个多月的法庭斗争中，崔景岳受尽了摧残和折磨。但他的意志始终坚如磐石。敌人也知道，对这样的人硬的不行,志不可夺，便又来软的一套，企图软化、收买他。

5月初,敌人约请崔景岳去“谈话”。两个宪兵挟着他走进屋子里，当宪兵们手一松，崔景岳就像大石落地似的“咯噔”一声，跌坐在地上。他的腿已被敌人打坏，无法站立。敌科长见此情形连忙让坐。崔景岳咬牙忍着疼痛，昂首盘膝，回敬敌人说:“我不是‘坐’得很好吗?”弄得敌科长非常尴尬。过了一阵，马效贤从衣袋里拿出五块钱，嘻皮笑脸地给崔景岳。崔景岳怒斥道:“这是你们榨取来的人民血汗！只有吸血鬼才挥霍它，我们不需要!”

收买的阴谋失败后，敌人又耍了一个新花招，妄图从精神上战胜他。一天，敌稽査科长把叛变自首的人集中起来，洋洋得意地对崔景岳说:“你看，他们都自愿放弃共产主义，回到三民主义上来了。崔景岳，还是你失败了吧？!”崔景岳立刻明白了敌人的意图，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圈。他看到在座者一个个低下脑袋，便冷笑道:“我很清楚你们的胜利!”敌人听到“胜利”二字，以为，他认输了，便摇头晃脑地说:“那就请你给大家讲讲吧。”崔景岳看了看满屋子的人，说:“我和在座的各位，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今天总算是‘济济一堂’了!”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们有的原来是共产党员，不管过去情况如何，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分道扬镳了，今后是各走各的路。你们不愿作共产党员也可以，因为一个人的信仰不能勉强。但既然参加革命，却又自首变节，这毕竟是一个可耻的行为，对此,我又感到遗憾。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自己的后路，再不要作那些危害民众利益的坏事情……”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说得那些人羞愧难当，一个个低着脑袋，不敢抬头。敌人暴跳如雷，大骂崔景岳是一个打不屈、买不动、化不开的死硬分子！

的确，在敌人法庭上，崔景岳真是个打不屈、买不动、化不开的钢铁汉,是个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

“狱中的阳光”

蒋马匪帮的监狱里，黑暗漆漆，惨无人道。作为党的战士，崔景岳入狱后，时时想念党中央，想念边区，想念党组织和同志们。有一天，敌人押进来3个买卖人,听见他们的陕北口音，崔景岳便迎上去打听。

原来，这是陕甘宁边区里三边的3个商人，到银川来买东西，因被敌人搜出边区的路条，便把他们押了进来,正在托人保释。崔景岳对他们关怀备至，亲如兄弟，请他们带信到边区，商人们同意了。5月14日下午，崔景岳在同志们的掩护下，迅速给西北工委负责人贾拓夫等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具体情况，并表示了他和战友们坚定的信念和斗争到底的决心。随后，他又给三边分区党委书记白栋材、专员强晓初等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想尽办法，设法营救被捕难友。这是崔景岳第一次从狱中给党的汇报，当他想起又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党将会了解狱中情况的时候，心里增添了无限的希望。

年5月22日，敌军法处把崔景岳转押到宁夏省第一模范监狱。与崔景岳一起被转押的“要犯”、“嫌疑犯”，除马云泽、白玉光、王博外，还有孟长有。孟长有是宁夏中卫县人，共产党员，刚从抗大毕业回到宁夏，在同心县海如小学当教员，还没有来得及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就被敌人逮捕，转押到第一监狱。从此，同志们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

宁夏第一监狱设在银川市西南角。在监狱的中央，有一座八角形的碉楼，日夜有哨兵看守。西北角是一座单独的女牢，东、西、南是三排男牢。崔景岳和战友们被关押在南边的一间牢房里。

这间牢房长年不见太阳，既狭小又潮湿、肮脏。墙上的臭虫一串串朝下掉，虱子多得结成团。屋里充满了霉味，空气只能从牢门上碗大的一个小洞里进出。原来每天放风一次，经过同志们的几次斗争，当局才被迫同意每天早、晚各放风一次，每次几分钟。除了环境恶劣以外，敌人还给这些“政治犯”每人砸上一副沉重的脚镣，给崔景岳和孟长有还外加了一副手铐。16斤重的脚镣，磨得一些同志连步都迈不出去，崔景岳见同志们痛苦难忍，就鼓励说:“看起来，这些畜牲的本领，就是只剩下这一招了。不要说一副手铐脚镣，就是再加上两副，我们共产党人也照样斗争!”

不多久，监狱里的同志得到消息，崔景岳给西北工委领导同志的信送到了，边区留守处司令员肖劲光还打了电报给宁夏,勒令马鸿逵释放这些无辜的“政治犯”。崔景岳和同志们悲喜交加，分析敌情，研究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斗争的问題。

一天，崔景岳让大家凑到一起，说:“现在，法庭斗争已告一阶段，今后我们要过长期的监狱生活。短期的法庭斗争容易坚持，但长期的监狱生活，却可能把我们的锐气磨掉。接着他用严肃的目光看了看大家，继续说:“我认为监狱是阶级斗争最鲜明的地方，为了更好地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狱中党支部。”他的话象春风一样,拨动着生命的琴弦。同志们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七嘴八舌地提了许多建议，成立了狱中第一届党支部，领导难友进行新的斗争。

监狱里的伙食糟糕透了，加上层层克扣,囚粮所剩无几。每顿一碗黄米粥，霉气熏人，碎石子、老鼠屎也不少。每次开“饭”，大家把饭打进来，谁也不愿朝嘴上送，有的一送到嘴边，直恶心得想吐。眼看着同志们一个个身体垮下来了，崔景岳感到好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他端着饭碗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使我们屈服，现在又用饥饿来折磨我们。皮鞭、棍棒咱不怕，难道还害怕吃这种饭吗?”说着，他大口大口地先吃了起来，同志们受到鼓舞，也都跟着吃开了。崔景岳还托人在狱外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改善同志们的伙食，促进大家尽快恢复体力。

寒冷也是折磨同志们的大敌。这间阴湿的房子，在塞外的北风中，冷得象冰窖一样。5个人只有两床被子，晚上盖不住。同志们身上的衣服都很单薄，有的下身只穿着两条单裤，冻得直打哆嗦。党支部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马云泽提议组织同志们在狱中捻毛线、织毛衣,解决穿的问题。大家决定自己动手，搞吃搞穿，战胜敌人的冻饿政策。崔景岳把自己卖自行车所剩的十几元钱拿出来，托人在狱外买了羊毛和抢织工具，分了工，热热火火地干开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衣服单薄的同志穿上了毛裤。有的还把毛衣托人捎出去卖钱，使生活得到了一点点改善，每个星期还能吃上一顿面条。

这年冬天，监狱里传染病流行。一天，王博忽然“吟嗵”一声跌倒在地。崔景岳用手摸他的头，觉得滚烫，见他鼻子流血，昏昏迷迷说胡话，知道他是得了“监狱热”。党支部立即开会，决定向监狱要求，立即砸开王博的脚镣，一方面抓紧“生产自救”，一方面日夜轮流守护病人。当时大家把所有的钱掏出来，仅够买一付药和一张席子。在崔景岳和同志们的精心照料下，王博吃了一付药，病情开始好转。可是没过两天，白玉光、孟长有也染上了这种疾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又和马云泽2人轮流守护。为了生活下去，同志们带病坚持捻毛线、织毛衣，为染病的同志筹钱治病，又一次使奄奄一息的两位战友转危为安。

在那阴暗的牢房里，透过很小的墙洞，射进来一丝微弱的阳光,很快就消逝了，真是一刻值千金。因此，每当有阳光的时候，同志们就轮流到这块“宝地”上坐坐，沐浴这温暖的阳光，呼吸几口新鲜空气。崔景岳为了照顾病友，日夜苦心操劳，常把阳光让给难友。同志们见他那消瘦的身体、深凹的眼睛、苍白的脸色，更觉心疼，都亲切地赞誉他是“狱中的阳光”。

为了活跃狱中的生活，崔景岳经常向同志们讲述毛主席在延安的动人故事，也讲述自己在陕甘一带进行革命斗争的趣闻。他谈笑风生，讲得神气活现，听得同志们笑逐颜开，忘却了身上的痛苦。他还请孟长有给大家教唱革命歌曲，用嘹亮的歌声驱除黑暗和沉寂。有一天，他见难友们静静地坐在牢房里，唉声叹气，就笑着说:“同志们，太寂寞了，唱支歌吧?”众人点头同意。他就指挥大家，唱起了《我们在太行山上》：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听吧，

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看吧，

母亲教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特务、狱卒闻声赶来，不让唱歌。

崔景岳说:“日本强盗要灭我国，我们唱救国歌曲，为何不让?!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叫他在哪里灭亡……

……”

敌人见众怒难犯，只好不了了之。

监狱里边有个纸浆厂。为了活跃大家的文化生活，崔景岳还带领大家,寻来一些纸浆和胶泥，自己动手制造象棋，利用下棋，谈论文化和政治，丰富了大家的精神生活。

崔景岳对文化学习也抓得很紧。他请孟长有给自己教算术。他常说:“我的文化底子薄，科学知识很差,过去没有机会好好学习，现在待在这里，时间充裕，要抓紧补课。等革命胜利以后，许多事情还等着咱们去做啊!”尽管狱中不止一次地传出他被判死刑的消息，但他对此漠然置之，天天照常学习。

一天中午，战友们都休息了。被敌人“从严镣押”的崔景岳，也倒卧在阴湿的炕上，他凝视着铁丝网罩着的小洞，从口袋里掏出巴掌大的一块麻纸，给党、给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写了最后的一封信,再次表示了共产党员在生死关头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认定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信交给了狱中一位王看守，此人因跑丢了犯人，被押进牢房，这次被人保释出去，专程去重庆送马。崔景岳见他老实可靠，就将信托付给他。王看守接过信，小心翼翼地缝在棉衣里，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把信交给了党组织。

英勇就义

宁夏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蒋介石集团幸灾乐祸，暗中拉拢地方军阀头目马鸿逵，企图以此扩大反共事态。年秋后，国民党特务头目陈立夫亲自到宁夏进行活动。马鸿逵为了邀功，将破获宁夏地下党一案向陈立夫当面汇报，并将与这一案有关的各种材料，连同那份宁夏地下党的密写报告，一起交给了陈立夫，共谋处置办法。

年4月上旬，为了引诱崔景岳自首叛变，马鸿逵授意马效贤、高中第，最后一次找崔景岳“谈话”。在监狱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特务头子马效贤贼眉鼠眼地盯着崔景岳说：

“我们马主席(马鸿逵)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劝你不要那么死心塌地。在哪里不是作官哩，你只要认错，我们马主席让你当大官，做宁夏省的秘书!”

“我要当人民的干部，你们国民党的官再大，我也不想当。死可以，我们共产党人不怕死。”崔景岳坦荡地回敬敌人。

“你不要那样死脑筋，这是给你最后认错的机会，现在认错还来得及。”两个特务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崔景岳进行攻心战。

“我没有错，向你们认什么错？我主意已定，把我枪毙好了！”

特务头子马效贤将情况向马鸿逵汇报后，马鸿逵立即下了处决密令。

年4月17日深夜，天黑人静，人们都在沉睡。突然，监狱里涌进来一伙人，吵吵嚷嚷，明刀亮枪;牢房门口，灯光刺眼。门上的铁锁被打开了。中统特务高中第走进关押崔景岳的牢房，后边尾随的狱卒高喊：

“崔景岳！孟长有!”

狱中的难友，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每个人的血液直往脑门上涌，头发都直竖起来。他们一个个紧紧地围向将要遇难的战友，急切地问：

“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崔景岳态度从容，一字一板地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盂长有也从容不迫地穿好衣服。刚走出牢门一两步远，崔景岳又轻轻脱下身上穿的旧棉袍。

“天气冷，穿上吧!”特务假惺惺地说。

“我冷只这一回，他们更需要!”

崔景岳转回身来，要把自己那仅有的棉袍送给战友御寒。惨无人道的敌人,死死拉住不放。狱中的战友，看在眼里，痛在心上，热泪，如断线的珍珠，直往下滚。

走近大门，敌人又从另一边押来一个人。崔景岳看出象是自己的同志，便快步迎了上去，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姓名、身份，介绍了孟长有。那人看见这一对面对死亡，毫不畏缩的铁汉子，也介绍说他叫马文良，共产党员，任三边回民工作团主任。于是，三位战友，肩并肩地迎着凄厉的寒风，踏着沉睡的大地，昂首阔步走向刑场。

“中国共产党万岁！”

突然一声巨吼，吓得敌人慌了手脚。高中第立即命令宪兵：

“用毛巾堵住崔景岳的嘴!”

那天晚上，银川全城戒备森严，敌人在城隍庙后面，布置了刑场，挖好了三个埋人的土坑。当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走到离土坑四五米远的地方时，高中第突然扯起嗓子喊道：

“站住!”

三个共产党员，收住脚步，怒视群魔。高中第又问：

“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一个宪兵上去把崔景岳嘴里的毛巾扯了下来。

崔景岳像青松般地站立在那里，巍然不动，用锐利的目光环顾了四周后，态度从容自若地说：

“我本没有什么话要说，既然你们问，我就说上几句。”

停了一下，崔景岳接着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的光荣。我相信,我做得完全对。共产党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今天所遗憾的是，祖国的半壁河山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揉躏之下，中华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对自己的行为应该们心自问……”

“住口！”敌人恼羞成怒地吼叫道。

“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的!”

崔景岳的话，像匕首利剑，刺向特务们的心头。高中第不等崔景岳把话说完，就喝令宪兵们用大棒，将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打人埋人坑。

“中国共产党万岁！”

“同志们坚持下去！天就要亮了!”

一阵阵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冲出坑口，直入云霄，回荡在灿烂的星海之中。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革命事业舍生忘死的英雄。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长期和崔景岳一起工作的欧阳钦、张德生、汪锋、赵伯平等联名于3月25日向西北代表团写了“关于陕西省委选举七大代表问题的声明和意见”，根据崔景岳年9月曾在陕西云阳当选为七大正式代表和他的一贯表现,提议保留他的七大代表资格。事隔40多年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同志写道:“在我的印象中，崔廷儒同志(即崔景岳——编者注)性格爽朗，待人热情，头脑机敏，作风果断,是个能干而又值得依赖的好同志。他对党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移,对革命事业不畏艰险、勇于献身。崔廷儒同志英勇就义时,正当风华正茂，他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他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但也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尚的光荣……’崔廷儒同志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好榜样。”

崔景岳烈士的英雄形象，如巍巍丰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刘杰诚王少民）

本文主要参阅资料：

①严克伦著:《缅怀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崔廷儒同志》，原载《革命英烈》年第2期。

②刘庚著:《崔廷儒领导我们搞兵运》，原载《革命英烈》年第2期。

③马云泽著:《崔景岳同志在狱中》，原载《革命英烈》年第2期。

④马志超著:《回忆党在白区工作的坚强战士崔廷儒同志》,同前。

⑤崔廷儒著:《谈谈斗争方式的转变问题》,同前。

⑥崔廷玉等著:《回忆哥哥崔廷儒》，同前。

⑦锋著:《回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⑧吕剑人著:《缅怀先烈忆当年》。

⑨蒙定军著:《顽强不息视死如归》。

⑩孙作宾著:《为信仰和真理献身的战士》。

?王博著:《越是艰险越向前》。

?谈国帆著:《在崔廷儒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回忆》。

?张涛著:《在抗日的浪潮中》。

?陈漫林著:《忆景岳》。

?刘潍著:《同志?友情?赤诚》。

?魏光波著:《和崔廷儒同志在中心市委工作的回忆》。

?《新民主主义时期陕西大事记》，陕西人民出版社年9月版。

?高树榆编:《马鸿逵演义》，宁夏人民出版社年11月版。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党的生活》第8期，年6月15日版。

?中共陕西省委机关刊物《统一战线》第5期，年5月1日版。

21马云泽著:《塞上忠魂》,年6月13日《宁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