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菱在北大演讲西南联大与我们
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诈骗曝光 http://www.bdfyy999.com/zhuanjiatuandui/102987.html 封面图:西南联大中文系师生合影 按:张曼菱先生作为“西南联大”的史料抢救者与研究者,她担纲制作的历史文献片《西南联大启示录》深得海内外联大校友认同,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是张曼菱先生年在北大的演讲《西南联大与我们》,灼见特此推送。 张曼菱:女,汉族,云南昆明人,当代著名作家、红学家、电视制作人、社会活动家,北大才女。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年在大学生竞选中作为北大代表,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候选人之一。年以“文科论文第一”的成绩毕业。在校期间,发表处女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轰动一时,后改编为电影《青春祭》,饮誉海内外,被誉为中国大陆知青电影的巅峰之作,成为一代人心灵的丰碑。 主讲:张曼菱 时间:-11-04晚7:00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北配楼报告厅 主办:北京大学校友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大讲坛 主持人: 北大校友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讲,今天这一讲的题目是“西南联大与我们”,主讲人是著名的女作家,也是我们北京大学78级中文系的校友张曼菱学长。张曼菱学长的代表作品有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中国布衣》,《北大才女》,《涛声入梦》,影视作品《青春祭》,《天涯丽人》,《涛声入梦》,《知青行》,《西南联大启示录》。她是第一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女性。出席今年报告会的还有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郝斌教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李安模教授。 张曼菱学长这次来京参加11月1号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她的作品《西南联大启示录》的研讨会,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找到了张曼菱学长,提出了邀请,她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曼菱学长为大家做报告。
张曼菱: 同学们,你们好。我非常感谢大家来听我的讲座。我想起了大概25年前吧——我是78届的——我也像大家一样在学校里住校,晚上到处看什么地方有讲座就来听。我当时的心情也和你们一样,非常希望从导师那儿,从图书馆的书里头得到对自己最重要的知识。我想说,人一生当中我们永远都需要一种最重要的知识,除了我们的专业知识,还有一种最本真的知识,这种知识影响我们的很多决定,影响我们的道路,影响我们的命运,影响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知识会在很多关键时刻能起大作用。这种知识对于我们应该是共通的,是我们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孜孜以求,而且是无止境的。也许你的专业知识在某个方面可能已经富足了,但是,我说的这种最重要的知识它永远需要我们去寻觅和探索。我今天要讲的《西南联大与我们》主题不是一两个小时能讲完的,我想讲一讲的原因就在于,我觉得这个主题对于我,对于大家,它应该能够提供我刚才说的那种重要的知识。 首先,西南联大是一个历史。这段历史和我们——北大学生——是有着直接关系的,就像母与子的关系,所以我很愿意来讲一讲。另一方面,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我是从中年以后开始的,它就属于我刚才说的那种可以孜孜以求的对我们最重要的知识。第二就是这种知识里边很大的一个含量是“历史”,历史决定着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整个民族的一个起点,你是从哪儿开始的,以后的走向如何,在整个世界上的形象如何,就像照镜子一样,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一个参照形象,所以历史对我们很重要。但是不是所有的历史和知识都是那么现成的,不是在图书馆里、在我们导师那儿、在一教、二教听讲座可以听到的。像西南联大的历史,还有一些其他宝贵的历史,它们会被某种“沙尘暴”或者“大雾所”笼罩,我所指的沙尘暴和大雾不仅在自然界里有,在人类的文化生态上它也会经常发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件事物会掩盖另外一件事物,历史曲折的道路,它会有各种阴影。西南联大的历史就是这么一部到现在为止还发现得不够、张扬得不够,大家认识得也不够的一部历史,这也是我今天要讲西南联大的第二个原因。 我自己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西南联大(启示录)?为什么要来发现它、要来认识它、要来考证它、要把它再现出来?很多真实的历史,除了我们在图书馆里能够寻求到的这种历史真相以外,还有很多被掩盖、被切割甚至被歪曲的部分,这种真相经常会在我们身边点点滴滴地冒出来。我是生长在昆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喝点小酒,就让我跪在凳子上拿一个筷子蘸一点,挺辣的。然后听我爸讲,在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就来了一伙北方的名人、学者、教授,他们穿着长衫,穿着皮夹克,胡子留的很长,说看不到胜利就不刮胡子。那些大学生们背着斗笠,下雨就戴着它,浑身都淋湿了,非常节俭。由于他们的到来,昆明城的很多有钱人家就不好意思再穿绫罗绸缎了,那些小姐们太太们都把绸子衣服收起来了,说国家有难了,日本人来了,一看这么多大名人都从北京来了,都穿着布衫,打着补丁,走在街上都那么朴素,我们还怎么好意思再穿这种花的绸子衣服呢?昆明人把那些老师学生请到大户人家去做客,并让孩子出来,让教授指点指点。教授一看就说:“那个脚,放掉,放掉,怎么还缠着脚?!”又说:“上学,上学”。大人就说,已经订婚了。“太小,不订婚了,上学”。就这样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的母亲就是一个被缠了足后来又放掉了的小姐,然后跑出去上学的。这改变了我父母的命运,他们后来自由恋爱,而且一生都被这种民主的光辉所照耀,他们经常去听课。潘光旦先生就瘸着一条腿跑到我母亲上学的女中,拄着拐棍讲“优生学”,那时候中国谁敢说什么优生啊?他讲怎么样能够把下一代生得更优秀,这个潘光旦还经常一个单拐打篮球。大家都去看,不是因为他篮球打得好,看什么呢?潘先生有一句话:“正常人能做的我都能做”。就是这种毅力、这种精神照耀着整个昆明城,也鼓舞着我父母的一生。抗战胜利后老师们就回去了,这之后整个昆明城也就变得封闭起来了,后来解放后又经过了其他的事情,变得跟所有的城市一样了。 但是,我父母一直在怀念着这群很优秀的老师和学生。我母亲当时在女中上学,她的老师是一个西南联大的学生,当时靠教书来勤工俭学。她的老师鞋梆和鞋底是分开的,拿绳子捆在一起。她们都看见老师脚趾头都露着,老师跟她们讲东北怎么样,东三省沦陷了,当了流亡学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就很 问:我有一个小小的困惑,刚才您给我们描述了一段西南联大在举国沦丧、支离破碎的背景下,教授们群星灿烂,展现出特殊的精神风貌。这在20世纪中国的大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观,这种景观的确令人神往。但是一般来说,在描述一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诱惑,就是说会把研究对象崇高化。您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是怎么处理这种诱惑的?是不是你在制造一个铁文本,一个关于北大神话的铁文本?我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这个问题挺有深度的。我刚才跟大家说过,我是从吴宓日记、朱自清日记进入这段历史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日记了,以前的雷锋日记、王杰日记都是政治口号,现在好多明星写日记都是带有作秀的性质。看到吴宓他们的日记,我才知道什么叫日记,说老实话,我现在都没法写那样的日记。如果你看到《吴宓日记》,一定会被这种真诚的力量所打动。比如,他会赞美那个电梯里的女郎穿的什么衣服很漂亮,自己不免有点心动。作为一个普通男青年都会觉得羞于启齿的事情,不要说记下来的,好像说出来都有点“掉价”,对不对?但是作为教授,吴宓全记下来了。他的女儿说:“我就是决定原文发表,决不删减。”我以为她不愧是吴宓的女儿。人们常说卢梭的那本忏悔录,代表着西方人有一种坦荡的灵魂,那吴宓就是东方的卢梭,甚至比他更真诚。因为卢梭写《忏悔录》是为发表的,在写作过程中就在沙龙里朗读,而吴宓先生却是孤独者的日记,甚至是在挨打、关闭的时候还在写日记。比如,他离婚了,因为不满意妻子,希望找一个新派一点的,但是他还经常和他的前妻通信,寄钱去,在昆明防空警报演习的时候还去寄钱。他具有绅士风度,比如,在一个会场上进来一个女士,他马上就要站起来,不管人家有没有看见他,过会儿又来了一个女士,他又站起来。他就是这样,我不要求你看见我,也不想让你认识我,领我的情,我不站着给你看的,就觉得应该尊重女性。有一天,他发现有个饭馆,上面写潇湘馆,他一进去,里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说叫老板来一下。老板说先生有何指教啊,吴宓就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一些钱,你把这个名字改了,别叫潇湘馆。老板说怎么了,“林妹妹会难受的”,吴宓回答。因为林妹妹的潇湘馆是有幽幽篁竹,适宜吟诗的地方,怎么能划拳?他很痛苦,他替林妹妹感到痛苦。他就是这么一个真诚生活在文化里的人,当时西南联大就弥漫着这么一种赤子般的精神。现在有很多人会篡改记忆、放大记忆或者是忘掉记忆。我非常讨厌这种人,明明当时你就是这样的,不管你现在怎么好,你当时确实就是这样的,这种记忆不能改,要改了就没有历史了。从政治界到文化界,就有不少人篡改记忆,为了回避历史,回避自己的反省。但是吴宓日记以及其他大师的日记,确实是震撼了我的灵魂,使得我受到一种净化。我觉得我进入西南联大的历史,非常珍惜这些细节的真实,而且尊重他们的个性,尊重他们的互相攻击。所以他们的生活,打麻将,跳舞,有时候很苦闷,都历历在目,我就是想极力记录这样一段真实的生活,还它本来的面目。同时正因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他们八年来在战火流离中坚持这样的严肃的内心生活,使我深深地景仰。不知道这样回答行吗?
问:张老师您好,我从小就听说过西南联大,联大这段历史也给了我深深地熏陶。现在您记录了西南联大的历史,不知道您是指从西南联大建立到结束这一个阶段,还是说整个的一个历程?就是说是否也包括那些学生去了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这样的名校而承受的这段历史? 另外,联大的历史在国际上都非常有影响,而且造就了很多明星似的人物,现在国内好多大学都在说建立世界一流名校,那么建设世界一流名校可不可以借鉴联大的这种办学模式呢?为什么联大要解散呢?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所像西南联大那样的一所联合大学呢? 答:我想我应该怎么样来再现这段历史的时候,这已经不是一个校史了,它实际上是我们民族史的一页,西南联大不是突然出来的,它是三所大学被战争挤压到一起。战争是一只热锅,把我们民族这锅盐水一熬,蒸发水分之后就凝聚成了盐的晶体。这个晶体等到恢复以后,又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了,就像盐又回到海水里,又是一片蔚蓝的海水了。杨振宁、邓稼先他们能有今天的成就,无不感谢西南联大,无不认为是西南联大给他们奠定了他们事业的基础。他们的起点给了他们一生的支撑力量。西南联大是一个国脉的延续,这些学子都带着这一段经历、西南联大的经历。我就想潜入到我们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民族历史里去,它不是单独的一段历史,应该是再展现那种大学特有的创造机制。 今天我跟校长到校史馆去了,因为我做完《西南联大启示录》比较熟悉这段历史吧。看了以后我说作为一种文化史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怎么样在各种环境中保持我们的文化个性,不屈服外力。我希望一个学校的校史馆作为一个教育史,包括学校的机制。比如说西南联大“教授治校”制。所有的重大事情都经过教授会,教授实际上像议员一样。比如说教育部来通知了,说每个人都要上党课或者其他什么的, 而教授们都说这样不好,要用修生课来代替党课,于是意见就通过,这样就决定很多重大的事。经常是各位教授充分发言,北大校史馆有很多会议记录都是那些教授签的字,包括买房子、买地、盖房子等。 当时的联合是战争的原因,因为战争,当时除了这三所学校还有很多学校也都暂且合并了,但这种合并都是失败的,只有这三个大学的联合成功了。这里面有一个原因,这三个大学的历史都有相通相同之处,这就是所谓文脉。像北大的“兼容并包”,清华的“厚德以载物”,还有早期开创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等风尚,南开的务实精神等都是有相通之处的。南开的张伯苓先生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家,他创办民间大学,他要求务实精神。当时一听说合并,他就说咱们南开是小兄弟,能够跟北大清华并在一块儿是一种荣幸,他说以后凡发生争论都是南开人不对,必须认错,以后要有破房子就让南开生住,有困难的事就让南开人做,要有打杂的精神。然后清华的表现也非常好,梅校长绝不说我们清华要住好房子,他这个家当得很公正。所以三校的师生都是君子,学风都非常好的,在精神上也是平等的。而且彼此间又有血缘关系,所以就能在一起。梅先生是南开毕业的,有很多导师在南开,张伯苓是他的师长,清华北大也是互相交叉的,因此就成功了。据老人们回忆,刚开始的时候三校的学生一出来,人们马上就知道,你看你这么狂,乱七八糟,肯定是北大的,衣冠不整,然后大喊大叫的;老老实实肯定是南开的。但是慢慢地就分不出来了,这就是一种成功。彼此相成,拥有共同的基础和价值观,互相的弥补,而不是互相的争,在国难面前就更容易融合原来的基础。多难兴邦,也指的是在危机面前都识大体了。 关于机制和校风,刚才提到了教授治校,除此之外还有对学生的发现。当时李政道是浙江的学生,他读了一年浙大,战争就爆发了,老师就给他一封信,让他找吴大猷去。找到吴大猷后,吴大猷打开信一看,写信的人他不认识。吴先生就从架子上拿一本书给他,让他解一道题,很快就解出来了,于是又拿了一道更难的题让他用另外的方法反过来解,又解出来了,又拿更难的题,越解越快,吴大猷马上就刮目相看了,说好,留下。而且立刻就到系里宣布发现了一个奇才,并马上进行特殊安排,让学校的名师轮班给他讲课,而且都以交谈的形式,吴先生亲自为他点课,排的课一会儿上一年级,一会儿上三年级,他一会儿把几个年级的都上完了。一年中,李政道的特殊才智就显现出来了。 华罗庚也是这样。他当时在杭州的一个小杂货铺卖东西,是一个瘸子,天生小儿麻痹,家里很穷。他很爱数学,但是他经常把杂货铺的账算错,也不会收钱,就对高等数学特别感兴趣。有一次他就写了一篇关于一个世界级的数学问题的文章,投到了一个数学杂志社。熊庆来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觉得这个人的观点跟自己的想法特别相近,就马上写了一封信,请他到清华数学系来共同商量讨论这个问题。华罗庚收到信后不敢去,他爹又催促他赶快卖杂货,因此没有去。后来熊先生又写了一封信,华罗庚就拿着信去找他的中学老师。中学老师一看说,不得了,清华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你必须去,我给你提供路费。华罗庚到了清华大学,熊先生说华先生你的文章我非常钦佩,两人谈了以后,熊先生就决定让华罗庚留在图书馆帮忙,一面听课,一面当助理。一年以后,华罗庚迅速地补上了各种课,清华大学决定让他去留学。回国后就发生了国难了,于是马上奔赴昆明,当时昆明一直在被轰炸。闻一多就住我们家吧,于是就隔帘分住,华罗庚后来写诗说,“布东考古布西算”。 西南联大的学风和西南联大的学制在今天有没有价值?或者学校的联合怎么样才能成功?我觉得对西南联大应该深入研究,现在我了解我们社会学系有教育史、教育学,全是研究抽象的理论。我想任何教育如果离开了历史,都是无稽之谈。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而且它就是已经创造出来的实践,甚至是一个创新,它会创造出理论没有想到的模式,所以我认为研究教育的人必须研究教育史,尤其是西南联大的模式和历史。现在很多国外的学者在研究西南联大,我们国内的社会学和教育学也应该非常重视这段历史,从这段历史中研究和发掘出值得我们当代教育借鉴的东西。 来源:爱思想 编辑:战歌 特别声明:灼见定位是具有穿透力的观点类文章,灼见倡导做尊重版权的传播者。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灼见文章,须保留灼见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灼见推送文章会争取授权,未联系上且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请与我们接洽。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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