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现在已经没有了小学，村里原本是有小学的，以村命名，就是补戈小学，后来为节约教学资源，上级撤并校点，村里就没有了小学。

曾经的补戈小学位于村东，宽敞的操场是村子里最大的空地，因而也成了村民们的公共活动场所，诸如偶尔的广场电影，春节的各类文娱活动，或者彝族村民家里死了人的发丧都在这里举行。所以说这里是全村的文化中心也不为过。母亲说，最早的学校并不在这个位置，而是在村子中部，一座破败的茅草屋，后来，墙壁和屋顶实在挡不住冬天的风和夏天的雨，村民便筹资在现在的位置重建学校，土坯瓦房的校舍是当时村中最好的房子。木楼板，木楼梯，楼梯口还有木栏杆。楼上靠近南墙的一侧用木板隔成一间封闭的房屋，是为老师的宿舍，楼上其余的空地则用来堆放破烂的桌椅等杂物。老学校则被用来关生产队的羊，破败的校舍竟然连老豺狗（狼）也挡不住，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老豺狗闯进老学校，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母亲说，那些天，羊肉都吃怕了。

我刚上一年级时正值改革开放初，社会风气仍有“全国江山一片红”的氛围，教材扉页有语录，作业本封面则是农业学大寨宣传画。小学里只有一个老师，姓赵，来自南边十里外的邻村。也只办到二年级，复式班教学，一二年级都在楼下上课，楼上则放些杂物。三年级就需到五里外的完小去上。据大人说，赵老师解放前就已教书了。现在则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一身干净整洁的蓝布衫，露出上衣口袋的闪亮的钢笔头显出了和村里农民的不同。偶尔摘下蓝布帽，便露出满头如银白发，面容总是慈祥。

我是三月份上的学，那时的农村小学没有学前班，更没有幼儿园，村小老师为更好开展一年级新生教学工作，提前半年就把适龄儿童收进学校，认识简单的汉字和拼音，其性质类似于后来的学前班。所以，赵老师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开学第一天，我把新买的作业本铅笔放在塑料袋里，兴冲冲地随着两个哥哥来到学校，赵老师站在教室门口，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说：“这孩子，怕太小了吧。”那些年，农村小孩通常是七岁上学，而那时，我刚满六岁。赵老师还是收下了我。赵老师只教了我半年就退休了，我的人生跟赵老师再无交集，这么多年来甚至再没见过他。

赵老师退休后，上面又调了一个老师来，不方便直呼其姓，权且叫C老师，C老师的老家在更远的山外村，山外村位于山区和坝区的结合处，相对于我们贫瘠的山区，算是较为富裕的半坝区，当然，说是半山区也不错。C老师不到四十，略显清瘦，仍是一身蓝布装，仍是上衣的口袋露出闪亮的钢笔头，但戴帽子是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草绿色的军帽。偶尔摘下帽子，寸发是梳往脑后的。钥匙扣上挂着个锃亮的哨子，上课时间到了，C老师便摘下哨子，啾啾地猛吹几声，脖子上的青筋也挣得暴起，孩子们便不管在玩什么，都马上终止活动，一窝蜂地涌进教室开始上课。每天清晨，太阳才刚从山腰处露出小半边脸，我尚在睡梦中，C老师的哨声便啾啾地响起来了。听到哨声，我一骨碌爬起来，匆匆洗过脸，背起书包便向学校跑去。C老师的哨声便是学校上下课的铃声。

C老师刚来时，调皮的孩子就在揣测新来的老师会不会打人，因为赵老师是从来不打人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更年青的C老师没有赵老师那样的好脾气，对捣蛋的学生从不留情。大家便很是憱他。我从小就是乖孩子，成绩也不错，C老师当然是从来没打过我的——不对，C老师曾打过我一次。

大约是二年级时的夏天，一天下午，天气闷热，课间休息时，不知是谁的主意，七八个孩子相约到学校南边百米外的水塘游泳消暑。母亲说，水塘是大跃进时所筑，近百米的土坝，除了本村劳力外，附近几个村的村民也来帮忙，仍是月余时间方完工。夏天丰水期，数十亩的水面碧波荡漾，曾淹死过人的。冬春季节则水只及腰。大人是严禁我们去游泳的，但大人不可能老是跟在我们的屁股后面，炎热的夏天里，小伙伴们不时会到水塘畅游一回。

游完泳回到学校时，已经上课了，C老师已从同学口中知道我们去游泳的消息，此时正站在教室门口，手里拿着平日里当作教鞭一米多长的木棍，看到我们回来，阴沉着脸说：“进教室吧，进门前每人先挨一棍子。”

看到要挨棍子，走在前面的几个同学不由往后缩，C老师说：“终归要挨一下，躲没用。”于是后面的便硬着头皮挨个往教室走去，即将进门的一刻，C老师便举起木棍在屁股揍一棍子。伙伴老巴进门时在C老师举起棍子的一刻，下意识的躲了一躲，便只是被棍尖扫了一下，C老师毫不犹豫地又举起来棍子，这一回挨的更重，后来他说，早知道就不躲了。我最后一个进门，C老师只是象征性地在我屁股上拍了一棍子，一点也不疼，C老师肯定知道我不是主谋，还是因为我一直是个乖孩子。

C老师其实也是很多学生眼中的好老师，课外常和大家一起玩。他有一个特别的对学生的示爱方式：随手逮住面前的学生，笑着说：“砍耳朵。”抡起手掌便轻轻向学生耳朵劈下来。我没少被他劈过，耳朵被劈得火辣辣的，后来便不敢和他挨得太近，以免被劈。

我上二年级时，学校扩大规模，清理了楼上杂物后，办学到三年级，一二年级在楼下，三年级在楼上。村里一个二十出头的高考落榜青年以民办老师的身份被招到学校，上一年级的课，仍旧用D带姓，D老师后来成了我小叔家的女婿，当然，我得叫他姐夫。

一年级新生并不总像我那样自己跟着哥哥姐姐就入学了，大部分适龄儿童是需要一家一家的去招的。而是否达到入学条件并不以年龄为唯一标准，老师会让孩子举起右手，手臂绕过头顶，手掌伸开，手指能触到左耳便可入学了。现在想想，这真是不科学，老师可能也意识到这种方式的不科学，只是把它作为参考而不是决定条件。

招生工作往往并不顺利，由于刚刚包产到户，每户村民家都分到了几头牛或者羊，大人要下地干活，牛羊就只能交给孩子去放牧。所以，很多大人并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像我们这样就算有幸走进学校的孩子，放学后，也是要去砍柴或是割猪草的。我们四点半放学，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几个要好的伙伴就商量好往哪个方向上山了。扛柴回家后，如果大人还在山上，就得忙着做饭、喂猪，等大人回来。由于计划生育工作还未全面铺开，所以村子里孩子就很多，通常每家都有兄妹四五人，七八个的也有。尚未通电的缘故，有月亮的晚上，村子里到处都是孩子们过家家的喧哗声。所以，虽然不少孩子失学在家，学校里的学生仍然很多，下课时，整个操场都是孩子。操场上是有篮球架的，木架子，有一年，祭山箐里高大的神树被人偷伐，砍倒的树来不及运走，村上便用它做了两个球架。春节时还像模像样地举办了篮球运动会。由于有球架，很多孩子便选择玩篮球，但篮球只有一个，所以，每投完一次篮，争抢篮球的孩子便在篮下乱成了一锅粥，个子小的整个课间休息的十五分钟也抢不到一个球。

失学的孩子也并不都是要帮家里放羊，有些孩子是实在不爱读书。家住学校后的三胖就是由他父亲拖到学校的。三胖穿着他哥哥的裤衩（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夏天通常都不穿裤子，三胖因没裤子，只能临时找了条哥哥的裤衩穿），杀猪般地嚎叫着，满脸的鼻涕和泪水，被他爹拖到教室里交给了老师，三胖转身还想跑，他爹高高举起了手中的木条子，三胖便不再跑了。

由于尚未实行义务教育，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是不让升学的，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读，所以，那时，同一级的孩子，年龄相差四五岁，个子相差一大截是很正常的。村里现在有一个村民绰号“老一年级”，就是因为上了三四年的学，一直在读一年级，便得了个这样的绰号。

我则比较顺利，上学后便一年一级往上走，在我前好几年上学的大孩子都被我一个个甩到了身后。

后来，村里办起了夜校，也就是扫盲班，入学的大多是十几岁的半大放羊娃，最多时有二十多人的规模，女孩子居多。老师则是初中刚刚毕业的更大些的两个小青年，而不是我们的C老师和D老师，他们轮流给扫盲班上课。入夜，上夜校的大孩子们端着煤油灯齐聚学校，我们小孩子也总是去凑热闹，在昏暗的灯光下，老师念一句，学员们跟着读一句，一段时间之后，扫盲课本上的很多内容我都能背诵了。至今仍记得其中几段：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双手能做工，大脑会思考。

来来来，大家一起来，一起学文化，学了文化本领大。

小燕子，绕梁转，我和哥哥做晚饭。我管灶，他管锅，忙得汗珠一串串。炒洋芋，煮鸡蛋，凉拌莴笋一大碗。爸爸妈妈砍柴回，夸我哥俩真能干。

很朴实，像现在的儿歌。

再回头说说D老师。D老师人很随和，多才多艺，他会吹笛子、唢呐，歌也唱得好，于是，每逢音乐课，C老师便让他教我们唱歌。音乐课是全校统一上的，大家都集中在楼下一二年级上课的地方，跟着D老师放声地吼。D老师喜欢唱高音的歌，唱到高潮处有意把音拖得老长，声音便也随之颤抖起来。

D老师教孩子也有一套。一年级的小孩很多都拖着长长的鼻涕，D老师就说：“鼻涕出来要赶快擦擦擤擤，不然，整个小鼻头都会被鼻涕给怄烂的，严重时小鼻头会掉呐。”小孩子们吓得一起跑到门外擤鼻子去了。

现在想想，感觉那时的老师真是牛，很全面，像C老师和D老师，不但教我们唱歌，也能教我们画画。并且不但教书，还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育人。二年级时，曾学过一篇课文叫《画鸡蛋》，说的是达芬奇学画的事，老师便也让我们在美术课上画鸡蛋。另学过一篇，题目不记得了，说的是毛主席小时候乐于助人的事，老师便带我们给村里的独老人栓狗大阿波（阿波是我们这里的方言爷爷的意思）扛柴。课本上有拔河的游戏，老师便带着我们到操场上拔河，没有拔河专用的绳子，便让两个孩子从家里拿来棕绳（棕树毛搓成），怕一根不够结实，便把两根绞在一起，结果，还是被我们给拔断了。

冬天到了，十冬腊月是乡村相对清闲的季节。天气晴朗的日子，村民们主要的活计是砍柴，用一个冬天，解决来年的燃料问题。偶尔也会相邀到后山大箐里打猎，撵獐子麂子。但凡上山，或多或少总会有所收获，便也借此改善一下生活。

天气阴沉的日子，人们便很少上山，姑娘们三五成群围坐在屋外的火堆旁做针线活。但牛和羊却不能总是关在圈里。于是，牧羊的人就尽量穿得严严实实，背着蓑衣，提着火盆赶着牛羊上山了。一路走，一路在路边捡些干树枝放到火盆里，于是，一路的青烟尾随着羊群，直到大山的深处。

我们小孩上学自然也是要提着火盆去的。所以，有读书娃的人家是不睡懒觉的，大人会早早起床，把火塘里的火烧得旺旺的，孩子起床洗过脸，大人便拿来火盆，把火塘里烧透的火团连带着热灰一起撮进火盆里，有热灰的保护，火就着的耐久些。没有着透的火团冒着烟，老师是不让带进教室的。

孩子们提着火盆来到教室，上课的时候就把火盆塞到课桌下，写字久了手有些僵时便伸到桌子下烤一烤。有时，正上着课，忽然闻到焦糊味，不用说，准是谁不小心烧到了裤脚。

有时，看着火快着完了，我们会趁着休息的时候捡些干树枝放到火盆里，看着冒烟了，便找个远离人群的地方，把火盆在头顶呼呼甩一阵，于是火苗又冒了出来，把火盆放在教室外，任其烧透，下一节上课时，又可享受温暖了。

春天到来的时候，老师说，等麦子上来后，我们去野炊，于是，我便盼着麦子赶快成熟。

学校在东山不到一里的山洼里有一片地，一亩多的面积，是包产到户时村上分给学校的学农基地。我在村里小学上了三年学，每年老师都要带我们到地里劳动，春天收割完小麦后再种上玉米，秋天正好相反，收完玉米后再种小麦。收获的玉米和小麦都换成钱，作为学校的公用经费，比如请村里的颜木匠帮忙修修桌凳，买篮球，买卫生工具等等。犁田和种地是不要我们参与的，老师会请热心的村民帮忙，一天就可完成。我们的任务是给地里积肥，每天每个学生须往地里送一筐牲口粪，但不许从家里的粪堆上挖，老师指定一个大些的孩子负责验收。于是，那些天，不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每人背个竹篮满村子满田野的去拾粪，十来天的时间，地里的粪就堆得小山一样了。

和农民伯伯们相比，我们盘的地实在是羞于见人，苗出不齐，还很瘦小，好在地不算差，所以，每年或多或少总能有些收入。今年的麦子比往年要好一些，虽然苗仍是不齐，但还算长的肥，看来，要比往年丰收了。

终于等到了收割麦子的季节，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人多力量大，一天功夫便把麦子变成了麦粒。乘着阳春三月的天气把麦粒晾晒干，估摸着够野炊用的量，把麦子磨成了面粉。决定了野炊的日子后，一大早，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了学校。D老师带着七生、老巴等四五个大一些的孩子到邻村把面粉压成面条。C老师布置我们准备上山所需的用具，并专门指定了三位同学带上家里的大铝锅。

村东南约一里外有个叫金虫冲的地方，有山泉，有树林，还有大片的草坪，是个野炊的好地方，老师就把野炊的地点定在了这里。

早饭后，孩子们各自带着所需用具早早来到了学校，大些的孩子负责用篮子背面条、大铝锅和佐料，其实，佐料也就油、盐、葱、辣椒粉而已，记忆中，连酱油味精都是没有的。我们小一些的孩子拿好自己的碗就行了，筷子是不用带的，山上的小树枝，蒿杆都可折来当筷子。

到金虫冲后，老师带着大些的孩子找来石头垒成三个灶，我们小一些的孩子则去拾柴。火生好后，从山泉里打来水放到铝锅里，再把铝锅架到石头垒成的灶上开始烧水。烧水煮面老师会让大一些的孩子负责，我们小孩子是不用操心的。于是，等待烧水煮面的过程中，我们便到水沟里翻石头捉螃蟹。水沟的石洞中还有石蚌，石蚌属蛙类，但比青蛙大的多，这东西鬼精鬼精的，通常在水边活动，一有动静马上扑通一声跳进水里钻到了石洞中，很不易捉到，但这东西营养丰富，大补，我三哥小时候常生病，不肯长，父亲便专门捉来炖米稀饭给三哥吃，我自然也沾了光，那鲜嫩喷香劲，至今想起，唾液仍是生津。

正在翻螃蟹翻得兴起，老师的哨子又啾啾地响起来了，自然是面条熟了。我们连忙起身向炊烟处跑去。老师已经开始给先到的同学盛面了，盛好面，自己到另外一个锅里舀点开水泡起来放上油盐葱末就可以吃了。看看现在，就算自己在家煮面条，好孬要用鸡蛋烧个汤，又是老干妈，又是鸡枞油仍觉得不够可口。而那时，就白开水加油盐，我们仍是吃的津津有味。C老师的额头流着汗珠，他边给孩子们盛面边告诉我们放开吃。

吃完一大碗后，我们吃不动了，嘴里却还在想吃。七生说：“要不我们去拉泡屎，把肚子腾空点再来吃。”于是四五个孩子真的跑到远处的小树林后拉起屎来。或多或少拉了一点后又拿着碗找老师盛面。

天真的孩子！

新学期开始后，我要上四年级了，四年级在四里外的完小里，我不得不告别父母，告别补戈小学，告别C老师和D老师，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彭勇林

彝族，年生，年毕业于曲靖师范学校美术专业，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现为云南省美协会员，昆明风景画学会会员，曲靖画院外聘画家，师宗县文联兼职副主席，师宗县美协主席，供职于师宗县大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