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按

全文一万两千余字，将分三期连载。作者简介见文后。高福里春秋（一）

文/林一安

娶了一位中国女子（名罗伽陵，实际上是出生在上海浦东的中法混血儿）做太太的犹太裔英国房地产大亨哈同（-），眼光果然精明独到，不愧中国通：年前后，他在离他的私人花园爱俪园（人称哈同花园，即今上海展览中心旧址）不远的一块中心地段（也属于上海人所称的“上只角”，即上等地区，位今卢湾区），为上海的中产阶级，建造了一片高档住宅区。这就是经过九十余载风雨沧桑、至今依然保持完好的典型的上海石库门里弄群——高福里。所谓的石库门房子，就是将中国传统的三合院院墙加高，正门有一圈花岗岩石料的门框，大门为乌漆实心厚木，前院成为天井的那种楼房。一个个石库门单元连在一起，就是石库门里弄了。笔者对它怀有特殊的深厚感情，因为笔者的童年和青少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历经日占沦陷、抗战胜利、解放翻身等诸多历史巨变。

哈同夫妇/上海档案信息网图片

根据建造年份的先后，高福里分为老高福（临圣母院路，抗战后称中正南一路，今瑞金一路）和新高福（临蒲石路，今长乐路）两条弄堂。地理环境极为优越，衣食住行以及上学、就医、娱乐十分方便。从老高福弄堂口出来，沿圣母院路，往北，可到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往南，可到霞飞路（抗战后称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而从新高福出来，沿蒲石路，往左（即往东），可到成都路，往右（即往西），可到慕尔鸣路（今茂名路），该马路的南北两个拐角就坐落着华懋公寓（即著名的十三层楼，今老锦江饭店）和兰心大戏院；朝北可去福熙路，朝南也可去霞飞路。而这几条路段，可以说是上海市中心的中心，交通发达，商店林立。

长乐路瑞金一路路口的锦江饭店大堂

老高福在西，新高福位东，中间有一条笔直的弄堂将彼此隔开，新老高福临蒲石路的那排楼房以及第三排楼房中间，都有过街楼彼此连接。不算临马路的楼房，新老高福各有三排二层一底的楼房，均坐北朝南，采光极佳。老高福三排楼房：第一排，一到十四号，共十四幢楼房；第二排，十五到二十八号，共十四幢楼房；第三排，二十九到四十一号，共十三幢楼房。三排总共四十一幢楼房。新高福也是三排楼房：第一排，四十二到五十号，共九幢楼房；第二排，五十一到五十八号，共八幢楼房；第三排，五十九到六十五号，共七幢楼房。三排总共二十四幢楼房。临马路，老高福还有临蒲石路（包括所谓的“外国弄堂”）的十五幢楼房和临圣母院路的十五幢楼房；而新高福临蒲石路的，有十幢楼房。新老高福所有的楼房算在一起，竟有一百零五幢楼房之巨。那时候，一般一户人家住一幢楼房，按一户人家男女老少连同娘姨、大姐（上海指年轻的女佣）十口计算，住在新老高福的，也要有千人上下。这样规模的里弄群，在上海滩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高福里入口

每幢楼房，均二层一底。从装有两个黄铜门环的黑漆大门进来，是一个天井，不大，仅十四五米。不几步，便是客堂间（客厅）。正面是一排八面镶有玻璃的朱漆门窗，与天井隔开；客堂间正墙右侧，是一扇门，通向二楼。楼梯左侧，有一条甬道，左边是佣人住房兼阁楼和储藏室。走过甬道，便是灶披间（厨房），前墙右侧临弄堂，就是楼房的后门。灶披间里墙左侧，还有一扇门，通一个小天井和卫生间。二楼和三楼的格局基本上和楼下一致，只是客堂间上面都是镶铺打蜡地板的前房，灶披间上面都是亭子间，佣人住房上面换成大卫生间和亭子间了。三楼的亭子间上面，也有楼梯可通，是晒台，用来晾晒衣裳和种植花草。

高福里内的弄堂

新高福楼房的格局基本与老高福一致，但样式似乎更新颖、更洋气，而且，带有电铃的绿漆铁门替代了老式的铜环黑木门。还有，新高福的门墙也不似老高福的那么高，阳光可以长时间地直射天井，所以，他们一家家的天井总是姹紫嫣红；而笔者外祖父种在不见天日的老高福天井里的那两棵石榴，虽郁郁葱葱，却始终吐不出那一点点红来。一条石库门里弄具备两群风格迥异的楼房，这在上海滩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住在高福里的人家，大都是丰衣足食的中产阶级：不是海关、银行、洋行的高级职员，便是大大小小的老板、经理，要不就是演艺界的名伶，私人诊所的医师，工厂实业的工程师。新高福沿蒲石路的一幢楼房就是海派京剧名角麒麟童即周信芳的寓所（现在楼下已是一家服装店了）。据说这位红极一时、在十年动乱期间惨遭迫害的天才京剧表演艺术家去世后，他旅居美国的女儿曾来他故居探望过，顺便也来寄托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和对父亲的哀思。家父林汤（字觉人）先生时任江海关（即上海海关）外班稽查处主任，住老高福二十三号；而外祖父何作镛先生任江海关文牍主任，住三十二号，两家凭楼相望，仅一弄之隔。至于熟悉的邻居，笔者至今依然记得，十八号叶家，先生是一家大煤厂的老板。他们家的阿三叶云鹤也就是阿鹤和我们林家的阿三也就是笔者，是好朋友，阿鹤带我去过他阿爸的煤厂，的确大得可以。不过这家老板大概是位红色资本家，因为上海解放后不久，他和前房生的女儿，留着短发，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腰里挎着把盒子枪，带了十来个战士，浩浩荡荡来到老高福探望过老人家，他们家好不神气！我们弄堂里的小朋友跳跳蹦蹦，高声唱道：“我伲（们）大家来欢迎，欢迎人民解放军，今朝伊拉（上海话，即他们）到上海，老百姓翻身日脚到！”除了阿鹤，叶家姆妈还生了阿鹏、阿轩、阿珍、阿芳、小弟等好几个小孩；而且，她对丈夫前妻的孩子也很好，后来被评为英雄母亲，照片还上了《人民画报》。十九号崔家，大先生是一家洋行的襄理，崔家姆妈是家母的好友，也是牌友、我家的常客。二十二号，先生是一位工程师。二十九号，是一家私人诊所，挂牌的是一位留德大医师，天天西装笔挺，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派头十足。三十三号张家，他们乡下广有良田；而且，听说他们家一位老爷还抽鸦片。我七八岁时，有一天去三十二号外祖父家找小阿姨（家母的小妹）借小书（即小人书），便在天井里闻到一种类似炒芝麻的奇香。小阿姨偷偷告诉我，恐怕这就是鸦片香，我吓了一大跳。心想长大了千万要小心，别沾上这东西，那是身家性命都会丢了的。不过，这股奇香，是笔者生平唯一的一次闻到的一种香味，至今难忘。三十七号凌家，是老高福的首富，开有一爿极大的橡胶厂，曾在上海风行一时的“永”字牌小橡皮球（当时小朋友当足球来踢，女孩子用来拍皮球），就是他们家出的。所以，他们家就装有一般上海人可望而不可即的热水汀（就是暖气），大小姐就敢读有名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就敢留学美国。

确实，住在高福里的人家，特别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哈同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选择了这块附近兼有大中小学校的地段，这在上海的市中心是不多见的。

高福里的红砖房子是“上只角”的标志性建筑在新高福弄堂口斜对面，就有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天主教教会小学——圣心小学校（后改称长乐路第一小学）。这座学校地处环境非常幽雅，校内小花园里设有秋千、滑梯，还有一张张公园里才有的长椅，这在寸土寸金的法租界，可说是绝无仅有的。笔者兄弟五人，倒有五个上过圣心。虽说是座教会学校，而且，身穿黑袍、头戴大白馄饨帽的嬷嬷每天都要带领学生念“万福马利亚，满被圣宠者！”，对学生的衣着要求倒还不算苛刻：男生一律穿清一色的蓝布长衫，长衫左胸口绣着一个三角形，里面是“圣心”两字。男生还不准留长发，只许剃平头；女生则齐刷刷一片，都留童花头，穿的是白衬衫黑裙子。解放后不久，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反革命组织“圣母军”，据说就出自这座教会学校，领头的是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老师，均为女性；又据说后来平反了，不了了之了。出老高福弄堂口，小学校就更多了，有圣母院路马路西面的一条铺石卵子（鹅卵石）的小弄堂小浜湾的小学校，圣达里弄内的培元小学校，而稍远一点，在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上，还有铁华小学校（今巨鹿路第一小学）。这些学校，学费便宜，教学质量一般不是很高，学生多为城市平民和工人子弟。所以，常常有富家子弟嘲笑他们：“培元（或其它）小学校，芝麻烂香蕉，学生是瘪三，先生做强盗！”抗战八年，家父有七年在内地工作，没有给住在沦陷区上海的家小接济过一分钱，我家从此中落，我们兄弟几个便一度在上述几座学校求学，也曾度过窘迫但快乐的童年，倒还没有沦落为小瘪三。笔者和大哥、二哥、四弟都是在铁华小学校毕业的。是的，铁华小学校的环境实在太差：它就在巨籁达路小菜场的一条弄堂里，整天鸡鸣鸭叫，吆喝叫卖，吵吵闹闹，不得消停；学校对面又是一家灯泡厂，下午是我们不爱上的地理、历史课，我们常常在课堂上，乘先生不注意，偷偷地打瞌睡；不料对面工人师傅把灯泡废品一个个吹过来，令我们兴奋不已，把废灯泡一个个检起来猛玩一通，瞌睡也就烟消云散了。不过，用现在的话来说，人高马大的陆校长倒还有点“创意”。他认为中国的海军太弱，便让全校的童子军统统穿海军服，劳作课（就是手工课）要做舰艇模型，而且，还要加强体育锻炼，学习海事知识，简直要打造一支海军预备队了。笔者此时因家境贫寒，买不起制服，童子军没有当上，但后来的大学志愿是报考大连海运学院，大概也是受了陆校长的煽动。陆校长自知本钱少，好老师难请，但他也有妙招：在名牌大学如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等聘请在读大学生来当老师，真是价廉物美。所以，笔者在算术先生交大学生费念祖先生、英文先生圣约翰大学学生沈文美小姐门下，得益匪浅，笔者是永远也不会忘怀的。记得费先生每每在课余跟我们谈起他们在交大吃的是“八宝饭”：说是沙子、稗子、虫子、麸子，品种俱全，讲罢，他一脸愤慨。这没准是笔者上的有关国民党腐败的第一堂政治课吧。还别说，这家小学因为是弄堂学校，只能抓乒乓球之类的体育活动，倒还有志气，后来愣是培养出像何智丽、陆元盛等这样夺取过世界冠军的乒乓球国手来。沿圣母院路往北，经巨籁达路、福熙路、大沽路，到威海卫路（今威海路），便是民立中学。该校私立，年由苏本立、苏本炎、苏本铫、苏本浩昆仲创办，原建南市，后校舍遭日寇炮火焚毁，迁至市内。上海著名中医师、中国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报纸《康健报》主编陈存任先生（-），著名文学翻译家、博尔赫斯短篇小说、《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十日谈》、《在路上》等的译者王永年（--），还有后来听说深受鲁迅赏识的文学青年殷夫（--），就都是民立中学校友。殷夫的译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作）曾传诵一时，被认为文学翻译的典范。该校后来分成两部，女校仍留南市，男校迁此。笔者兄弟五个，没有姐妹，中学上的又是男校，连老师也都是清一色的男性。此时正值青春年少，所以，民立女校的同学来我们男校联欢，彼此的眼睛都会兴奋得发亮。笔者在民立读书六年，年，就是由该校报送，进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攻读西班牙语的。而二哥一鸣，则是在该校参了军，进沈阳中国医科大学药物系的。

上海当时在市内的大学不多，但蒲石路新高福斜对过，便有一座高级的：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老高福三十七号凌家大小姐念的就是这座学院。时经半个多世纪，笔者才听说，年前后，钱钟书先生回国后，生活工作无着，他的岳父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的课时让出若干钟点让他教，可以想见，学院定有不少名人执教，然而日后的大学问家原先竟也如此落魄委屈。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旧址住在高福里，就医看病也十分方便。医院（医院）就坐落在圣母院路的南面金神父路（抗战胜利后称中正南二路，今瑞金二路）。家父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曾因胃下垂在广慈住院，笔者见识过里面的规模。离高福里不远的福熙路上，还有两家就医的去处：医院，医院，大毛小病都能看；另医院对过弄堂念吾新邨九号的私人诊所：余云岫大医师诊所。那余大医师可不是一般人物。他是浙江镇海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反对中医，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向国民政府建议取缔中医，全国哗然，轰动一时。但他跟鲁迅一样，在日本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医术极高。笔者读过巴金的长篇小说《家》的初版，里面有描写海儿发病时请余云岫大医师诊治的情节，足见其在中国名气之大。余医师解放后曾任《中华医学杂志》主编，是笔者民立中学同学余诞年先生的父亲。笔者有幸，曾多次由余诞年带领，去他们家和老先生攀谈。老人家很慈祥，很客气，见孩子的同学来了，常常让人端出黄松糕、猪油年糕、青团、蟹壳黄等点心招待。他教导我们说读书要下苦功，万不可抄近路，否则一定吃亏。他说自己就在日本接受过苛刻的解剖学训练，他老人家还开玩笑地说，只要给他一根曹操的骨头，他就有办法把曹操的肖像还原出来。余老先生的话，对我一生影响极大，笔者一辈子认死理儿，也许就是中了他的道。老先生社会交际很广，家里人来人往十分频繁。有天，笔者在他们家看到一位身材矮小但风度翩翩的长者，诞年告诉说，那位是陈望道先生。啊，原来是译《共产党宣言》的大翻译家啊！失敬失敬！这是笔者生平有幸拜见的第一位大学者。余伯伯还给我看过病。有次我发寒热，家母正好外出。为了吓唬吓唬不善家务的父亲，笔者故意耍赖卧床，还嚷嚷着要吃排骨面。父亲手忙脚乱，只好亲自赶到四如春点心店买面回来，喂我吃下，我得意地偷偷地暗笑才算了事。第二天到诞年家，笔者故意撒娇让余伯伯看病。余伯伯看了我一眼，笑着说：“你的病好了，不用吃药了。”又拿起我的手，仔细看了看我的掌心，笑说：“你们家有长寿的人。”笔者心里暗暗吃惊：是的，外祖父寿享八十六，家祖父寿高八十八，舅祖父寿登九十二。余伯伯太厉害了！令笔者五体投地。老高福临蒲石路以及临圣母院路的一大排街面楼房，楼下统统是店铺。蒲石路上的，几乎都是高中档家具店，圣母院路上的，有电器行、五金店、水果店、酒楼、烟纸店、南货店、理发店、米店、中药店、茶叶店、当铺、煤球店，应有尽有。高福里外的长乐路沿街成衣店每天一清早，巨籁达路便热闹非凡：东至成都路，西过慕尔鸣路到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大大小小的肉摊、鱼摊、鸡鸭摊、豆腐摊、海鲜摊、干货摊、水果摊、菜摊，沿着马路两侧一字排开。不管严冬苦夏，每日凌晨三四点钟，就有娘姨大姐、家庭主妇拎着竹编的小菜篮子，影影绰绰地活动了，图的是抢个新鲜。那时候，鸡鸭鹅鸽，都是活的，关在或大或小的笼子里，活杀活卖，血流在一只撒了点盐的小碗里，送给主顾。小菜场还简直是一条小吃街：大饼油条、生煎馒头、小笼馒头、高脚馒头、粢饭、蟹壳黄、阳春面、大肉面、排骨面、牛肉面、鳝丝面、黄松糕、定心糕、粢饭糕、排骨年糕、马桶糕、菜肉馄饨、虾仁馄饨、豆沙汤团、芝麻汤团、鲜肉汤团，鸡鸭血汤、油豆腐细粉汤、甜豆浆、咸豆浆，琳琅满目，各显神通。新老高福的人家，无不到此光顾采购。蒋家王朝崩溃前夕，“国军”也来买菜。笔者好几次看到，他们不是买，而是拿。他们从肉摊、鱼摊、菜摊随便拿。小商小贩不但敢怒不敢言，还陪着小心，笑脸相送，因为大家还看到，他们腰间鼓出来的，是棍棒和手枪。我们从小养猫，常常跟着姆妈和娘姨到小菜场买猫鱼。所谓的猫鱼，就是乡下小孩子从河浜里捞上来的鲜活小鱼，烧熟了用来喂猫的。买猫鱼对我们来说，还有一个诱惑，那就是缠着姆妈要点心吃。最令笔者喜爱的，是热年糕团（如今早已绝迹了）。那是做宁波年糕时用热的年糕团做成的一种点心，擀成大饼状，里面夹雪菜冬笋丝、开洋雪菜、黑洋酥（就是黑芝麻糊）、桂花豆沙等配料，或者干脆就夹一两根油条，吃时一合，又可口又充饥，而且价钱便宜，大受欢迎。这片露天小菜场，规模之大，货物之多，据说当时全国第一。苏联大型彩色记录片《解放了的中国》里，有很长一段报导巨鹿路小菜场的镜头。（未完待续）图片说明：如无特别说明，图片均为编者拍摄。关于作者林一安（—），原籍福建闽侯，生于上海。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西法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曾任《世界文学》副主编、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翻译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年获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译有《番石榴飘香》《围捕》《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塔霍河》博尔赫斯《自传随笔》《我们的土地》等。著有《奇葩拾零》《迷宫与百年孤独》《博尔赫斯画传》等。曾主编《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系列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卷》《葡萄牙文学丛书》《博尔赫斯全集》《当代西班牙文学系列丛书》《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文集》等。编者手记了解我的朋友知道我是做图书编辑的。年在雅众文化工作时，帮公司签下了两本西班牙语文学“至宝”：巴拉圭国宝级作家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人子》。尤其是《我，至高无上者》以其难度之大，可谓冠绝西语文学，也将是第一次出版汉语译本。但也正因为难度，版权签下，找翻译却成了难事，北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台大、上外，几乎整个西班牙语汉语翻译家都问遍了，但是却无人能够承担翻译工作，有些可以胜任的老师手上却有事，也有老师索性拒绝说无法胜任。也正是因为这次遍访译者，辗转联系了中国当代西班牙语翻译文学的权威林一安先生。虽然因为林先生手上也被一部大部头作品缠住了无法脱身最后无法合作，但借此机会认识了一位可敬可亲的文学翻译界前辈，在此之先，在报刊上拜读过他的几篇翻译批评鸿文，深为感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圈子很多时候就是胡适所说的大染缸，你好我好大家好，任何一个批评声音都不让人欢迎。就此记之。谢谢大家广为转发、积极打赏，帮我给林老师开稿费。(打赏拉到页面底端）學人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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