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alHistory

恐怖的日子

?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

　　〇风暴来了还在想调动工作 　　为了寻找一个学用一致的教书工作，我坚持不懈地动脑筋、想办法。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并不太关心，一直到年春，才被迫转向注意局势动态，扔掉了天真的幻想。 　　年春，报纸上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热潮。我起初还认为这不过是学术方面的争论，与己无关，没有引起我足够的 　　可我并没有泄气。我虽多次被审查，但我心中有数，我没有在共产党执政之前为“伪政府”工作过一天，没有任何“组织”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历史上清白无瑕，对新社会也没有不满的想法。除了因为调动工作的愿望得不到满足而发发牢骚外，父亲被打成“右派”蒙受屈辱，家庭的巨大变化，财产被变相地侵吞殆尽等情况，都没有引起我思想感情方面大的波澜，这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思想状况。 　　20世纪50年代初期，能考上大学的青年人，大都在40年代受过良好的中等教育，他们家庭的经济条件多数比较富裕，不是资本家，就是地主，或是其他有文化的家庭。按当时流行的阶级观点来看，这些家庭的财产是剥削来的，属革命对象，成员应改造、批判，财产应予以没收。我们这一代充满理想的青年，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观点。认为共产党代表“先进的力量”，是“正义的化身”，我们可以信任和依赖，一切个人问题都可以依靠“党组织”解决。自己满怀热忱地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学习，想奉献一份力量。 　　风暴已经掀起，而我仍然充满自信，认为人对工作的追求是正确的，之所以得不到解决，是我接触面太狭窄的原因，是不得其门而入，我根本不会从别的角度去分析、考虑。此时，我仍在想从父辈这层关系去找门路突破，解决我的工作调动问题。 　　这时，批判“三家村”运动已进入高潮，其劲风越刮越猛。各大学全部停课，全力以赴地搞运动。各单位成立了“文化革命办公室”或“领导小组”，其成员都是所谓“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 　　我预感到这场运动来势不小，但还是没有去仔细琢磨。 　　说老实话，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谁也很难预计到后来长达十年的那场劫难。 　　机院图书馆领导号召大家参加运动，我仍漫不经心，但又不敢不参加，随着大伙看大字报、抄大字报的同时，我仍在考虑调动工作之事。但是，我有一个原则，总结年反右运动的经验，我不能白纸黑字，被人抓住什么把柄，只能看、说，不写大字报。说，也决不什么都说。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度过了年春夏的几个月。

　　〇揪出了“蒋介石的干儿子” 　　年的8月6日上午，我按时上班，机院图书馆馆长把我叫到馆长室等候，王顾左右而言他，不敢提前向我道出真情。 　　我心里好生疑惑，但是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们竟以“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把我抛出来作为批判的头号靶子，以造成机院运动的轰动效应。 　　然后就不让我走了，让我待在办公室里，等于宣布把我关起来了。我这时真想大哭一场，我实在是接受不了，我也不懂为什么要关我。 　　吃中午饭了，也不让我走。我住得离学校近，平时都是自己回去做饭，吃过饭下午再来上班。现在把我关起来了，中午也不能回去做饭。也没人管我的饭。图书馆馆长就说，你有问题，让你坐着你就坐着！ 　　当我空着肚子坐到午后，突然听到全院大喇叭广播，说下午要在大礼堂批斗“蒋介石的干儿子”康国雄，这就像一把重锤打得我晕头转向，在我一生中，这次才真正感受到“晴天霹雳”是什么滋味。我一下子就蒙了，简直接受不了，我啥子时候成了“蒋介石的干儿子”？我当时的那个心情，没法用言语形容。 　　这个突然袭击是很可怕的。人的整个思想都乱了，当时也根本不听我说话，说了也没有人相信。两点钟，就把我押到了大礼堂。 　　下午几个小时的批斗会，我什么也没听见，我愤怒，我震惊。全院大会上，歇斯底里的发言结束后，要我表态，老实交代给蒋介石当“干儿子”之罪。我愤懑地向全体大会宣告：“我不是！” 　　这就不让我再说了。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逃到台湾后，蒋介石被称为“人民公敌”，过去中国是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所统治。以蒋介石为首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中国过去一切落后、愚昧、贫穷都归罪于这个“蒋该死”。当时谁的问题要与蒋介石沾上边，当然耸人听闻。群众对蒋氏的“干儿子”，必然好奇和兴趣盎然，不要说在北京，在全中国，恐怕也难找出这样一个人物来。 　　那次参加机院批斗大会的人数远远超过任何一次大会。甚至，超过批斗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院长和党委书记的大会。大礼堂挤满了人，连窗台上都爬满了好奇而兴奋的群众。 　　会上有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插曲：数学教师张子钧，据说曾当过三青团干部，因历史问题贬到图书馆工作，想解脱自己，“戴罪立功”，在大会上站起来高喊“打倒康国雄”的口号；本来他不吱声也许还没人注意，偏偏在这时候跳出来，想讨好别人，实际却引起注意，暴露了自己。会上马上就有人喊：“他也不是好东西！”立刻把他揪到台上陪斗。 　　那次批斗的影响是恶毒而深远的。年，我在香港听到一位亲戚说，当年他的妹妹在机院念书，回家后惊恐地说：“我们学校居然揪出了一个蒋介石的干儿子！”

　　〇劳改队里“牛兄牛弟” 　　从此，我被挂上写有“牛鬼蛇神康国雄”字样的牌子，送到机院“劳改队”进行强制劳动。 　　“劳改队”的成员由各系各部门揪出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所谓的“五类分子”及“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等组成，由学生监督劳动。这支队伍，随着运动的发展，不断在扩大，后来的人数达到五六十人之多。每个人身上都挂着牌子，写着所谓的“罪状”。以后，队员中还添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按上述各类“分子”的划分，我都不属此列，因而给我冠以“牛鬼蛇神”的头衔。 　　在“劳改队”，我们被逼着要唱“牛鬼蛇神歌”，就是对我们进行精神侮辱，进一步还要给我们剪“牛鬼蛇神头”，就是那个“阴阳头”，这半边给你剪了，那半边又给你留着。让你人不人鬼不鬼的，尽情侮辱你。 　　我们每天早晨八点在学院集合，先要唱“牛鬼蛇神歌”，然后由“监改组”人员训话，再安排我们在学院操场蹲着拔草。既不能站立，也不能抬头张望，渴了不准喝水，累了趴在地上也得继续干。动作稍有迟缓，即刻遭到斥责和骂。下午，从两点一直劳动到六点。那是最热的时候，8月份啊。一天劳动下来，累得直不起腰来还不算，还要开“生活检讨会”。除“监改队”随心所欲地点名批评外，还要大家互相揭发。 　　当时的一般群众或是不了解情况，或是为了表现“阶级立场”，都对被揪出的人怀着敌视情绪。由于长期的“阶级观点”教育和“阶级斗争”宣传，人们都知道地、富、反、坏、右等是阶级敌人，而阶级敌人则是革命的对象，甚至认为已经“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与打倒或消灭这些人有必然联系，人们仇视这些“牛鬼蛇神”，谁都可以用辱骂的方式，任意宣泄一通，甚至用鞭子抽打，也没有人管。因此我们这一群总是尽量远离其他人群。 　　当时倒还是每天让回家的。其他人都是住在学校，我不住在学校，就让我回家。但是要求我出去以后，不准把“牛鬼蛇神”的黑牌子摘了，我就出去后趁没有人时偷偷摘了牌子。 　　有一天，据说是毛主席又要接见红卫兵，我们这些人一律不准回家——严防我们出去搞破坏。一位系主任也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抓来跟我们关在一起。此人平时表现就很左，到了这样的时候，仍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耻于与我们为伍，进来后，看到我，觉得不顺眼，想要表现跟我这个“蒋介石的干儿子”划清界限，竟挑衅地对我说： 　　“康国雄，你是个浑蛋！” 　　我听了，也不和她吵，只冷冷地回敬了一句： 　　“不是浑蛋也不会关到这里来了。” 　　这句话气得她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想了好一阵，才无可奈何地说：“对，我也是浑蛋……” 　　然而，即便是在强制劳动中，过着不堪忍受的生活，也会出现令人回味，交上知心朋友的机会。 　　与我一起干活的，有一位良伯尧，他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是机院会计系讲师。 　　他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表弟，清朝慈禧太后的军机大臣荣禄的孙子。正是因为这些亲属关系，把他作为敌人揪了出来，但是任何“政治帽子”都戴不上，挂在他身上侮辱人格的牌子上，只好写上与我一样的“牛鬼蛇神”。我们两个“牛鬼蛇神”相处得很好，经常互相开玩笑来打发日子。他称我“牛老弟”，我叫他“牛老兄”。记得有一次我俩推着垃圾车在机院劳动时，良先生戏谑地对我说： 　　“你是蒋介石的干儿子，我是溥仪皇帝的表弟。如果我们二人挂着这块招牌，推着现在使用的装垃圾的车，上王府井大街走一趟，准有上万人跟在我们后面盯着我们看，会是多么壮观的情景！” 　　良先生待人诚挚、坦率，是一位有知识、有教养的满族爱新觉罗家族成员。辛亥革命成功后，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没有了，但家庭财产没有被剥夺，个人尊严没有受伤害，还专门制订了对他们的“优待条件”。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政治运动，对他整个家族的巨大冲击自不待言，而文化大革命对他个人家庭的打击则是毁灭性的。他的妻子自杀身亡，四个孩子轮流起来在他家里“造反”。他最终从个人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保住了一个健全的头脑和乐观豁达的情绪。我们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至今还常来常往。 　　在我遭到批斗和强迫“劳改”期间，还有两个令人永远铭记在心的朋友值得一提。 　　一个是南开大学同学高粤江，他这时是河北师范学院讲师。一天晚上，他冒险把我约到东单公园去，询问我的处境，并问我经济上是否有困难，他可以给一些支援。我当然说经济上还过得去，主要是精神上压力大。他的关心，使我非常感激。 　　另一个也是南开大学同学，是我们班上的班长张凤来。他这时是天津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他悄悄跑到我家，鼓励我说：“你不要怕，你的情况我知道，没有什么问题！”在当时那样的形势下，他这样的话对我精神上的支持作用是相当大的。

　　当时已经不像历次运动那样由党委来布置和领导。许多单位进驻工作组后，党委靠边了，有的党委还被打成了“黑帮”；不久，工作组又被赶走或撤走了……大家都是看一些报纸上的社论体会中央的精神，主要是根据《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两份中央报刊的精神来指导运动，还依靠一些中央首长（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群众发表的讲话来指导运动，使我们觉得这次运动特别乱，来势特别凶猛，没有什么章法，许多人都无所适从。都希望中央有具体的政策下来，每天大家都看看报纸有没有什么政策下来，但我们越看越糊涂。 　　我被发配到“劳改队”后，从此再无人过问。我反而过着相对平稳的日子。可是我的愤恨情绪达到了顶点，我不知道我的冤案源于何处，我要找出根据，我要翻案！ 　　但是，我看不透当时的局势，当时我们总是认为，中央领导是正确的，很多事都是下面干部违反中央政策干出来的，所以我仍然认为这种乱揪斗也是基层胡来，当时领导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并不了解下情，也不会同意这种乱揪斗的办法。因而，我天真地嘱咐妻子去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情况。 　　年8月7日，妻子应我要求，到中央文革小组设于西什库的接待站去了。 　　她回来告诉我，到那里“反映情况”、“告状”的人多极了，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也出了一会儿场，从远处还能见着。妻子好不容易挤到前面，找到了一位接待群众的工作人员，把情况向他反映了，他的答复令人捉摸不透： 　　“目前一概不予处理。”

　　〇半夜转移财产遇险 　　我被揪斗后，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孩子们受歧视和欺侮，为了让他们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不得不把三个孩子送到居住在城内的父母家。 　　由于我失去了人身自由，由妻代劳，每天去父母家照看一下全家老小。 　　一天晚上，妻子回来，惊恐万分地向我讲述她在街上亲眼看见到处都在抄家、批斗、打人和打死人的血淋淋的事。她勉强回到家后，双腿发软，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感到形势发生了剧变。一方面安排妻子躺下休息，另一方面我心乱如麻，焦虑万分，在斗室里来回走着，思考今后的生活。 　　我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消灭地主和富农，这次运动是不是要消灭资本家呢？父母年老体衰，儿女们年幼无助，难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我应该怎样帮助他们呢？ 　　我很清楚，我并不是“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罪名”最终不能成立，当然定不了罪。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干儿子”，当时，我还只是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可能干什么与政治有关的事，又能怎么样？甚至我还天真地想，我是一个国家干部，国家宪法还在，不会有人抄我的家。 　　我相信自己还年轻，能够应付各种意外情况，处理复杂问题。我想，首先应把父母的钱财保护好，才能保证他们今后能生活下去。怎么保护呢？把钱转移到我家，也许比放在父母家更安全？ 　　目标明确后，就得迅速行动。 　　只有我与妻子二人，她是可以自由行动的。我呢，被剃了一个“阴阳头”，难以出门见人。 　　只好请妻子去办了。 　　我把意思向她说明，请她当晚再返城去父母家一趟，把钱财全部转移到我家，由我们来保管。 　　妻子一听，就说：“不成。”她一想起在街上看到的打死人的情景，就迈不开步子。 　　我看她惊魂未定的样子，就劝慰她休息一会儿再去。 　　30分钟过去了，40分钟过去了，我催促妻子起床： 　　“泽琴，赶快起来吧，已经11点多了。” 　　她勉强从床上起来，站在那里迈不开步。她说：“不行，我的两条腿直哆嗦，走不了。” 　　我十分理解她，疼爱她。我们都是城市里长大的，在名牌大学受的高等教育。从未见过光天化日之下能用鞭挞的办法把一个人活生生地打死，这种无法无天的暴行，居然发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大街上，怎不叫人胆战心惊？ 　　但我又出不去，左邻右舍会认出我。 　　怎么办，怎么办？ 　　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的困兽在斗室里兜了几十个来回，想不出别的办法。 　　但是，我心中认准一条，问题一定要解决，事情非办不可！ 　　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句古训：“人遇万难须放胆。” 　　我去！我亲自去一趟。 　　我的决定让妻子大吃一惊：“你这副模样如何去得？太危险。” 　　我想，这关系到全家老小今后的生存，是件大事。不管会出现多大的危险，我也要冒这个风险了。 　　我对妻说：“这样吧，替我找一套平时不怎么穿的衣裤和帽子。” 　　我乔装打扮一番。让妻子把当时唯一的交通工具自行车先推到楼群后面，在无人处等我。 　　我乘人不备，溜出家门，骑上自行车直奔城里。 　　到父母家已是午夜时分，可庆幸的是，我的敲门声并没有把家中的保姆惊醒，是母亲来开的门，父亲还未上床睡觉。我的出现，使他们万分惊喜。 　　我把自己的想法简略地说了一遍。父亲还半信半疑地说：“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吧？”他说，三叔家已去过。三叔还介绍了红卫兵第一次到他家“扫四旧”的情况，只是砸了一些东西，什么都没拿。 　　我说，外面风声很紧，社会秩序大乱，许多地方都在抄家，随意抢夺私人财物等。我们不得不有所防备。 　　父亲最终接受了我的想法，嘱咐母亲把现金、存款、公债券清理出来，悉数交我拿走。 　　母亲是当家过日子的主妇，又给我添加了一些崭新的床单和衣物等她认为重要的东西。总共包了两大包，挂在我自行车的前面。 　　在匆忙之中，她没有把两只钻石戒指（一颗五克拉，另一颗三克拉），还有一张存香港汇丰银行的存单（大约五万港元）交给我。 　　我把父母的钱财及两个大包袱放在车前，一个照相放大机（是我刚买的），放在车后架上，骑着超载的自行车回家时，已是深夜了。 　　到了朝阳区水堆子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从西往东的窄小马路，一边是个有水的小湖，另一边是一排平房，小马路上停着一辆卡车，挡住我的去路难以通行。我只好下车等待卡车开走。 　　当我再次迈腿蹬车时，突然听见一阵恶狠狠的喊叫： 　　“停车检查！” 　　我一看，马路两旁钻出十几个手执大棒的年轻人，站在我面前。 　　我心头一惊，但不动声色地迅速跳下自行车。他们厉声向我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干什么的？住在什么地方？ 　　我说我是机械学院的——机械学院就在前头嘛，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我就住在水碓子居民区，几单元几号，我都说了。我镇静自如，对答如流，竟然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 　　随后，听见他们几个人小声商量：“让他走吧。” 　　我绷紧的心弦一下就放开了，我赶快骑上车离开了他们，回到家中到家坐定后，我开始感到后怕——如果他们检查我车上的两个大包裹怎么办？打开包裹，发现问题，必被打死无疑了，如果他们不打死我，把我押到机院，也是死路一条，因为这是转移“剥削阶级”财产的“反革命行为”，属“罪大恶极”的性质。 　　苍天在上，我总算在惊涛骇浪中，闯过了又一个险滩！

　　〇父亲遭到三次抄家 　　当然，当时抄家的厄运是逃脱不了的。 　　不过，我们谁也没想到，第一批到我父母家去骚扰的红卫兵，竟是康家的一个亲戚后代，我一个叔父的外孙女带去的！ 　　这位十几岁的姑娘，当年是中学生。按当时的“血统论”划分，她应该属于“黑五类”，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因为她的父亲也有“政治历史问题”，但是长期接受“革命教育”长大的她，太渴望自己也成为“革命接班人”了，为了表白自己要革命的决心和“站稳了阶级立场”，坚决与自己的资本家外公等人“划清界限”，她带着同学，先到她的亲外公家去砸“四旧”，然后到我父亲家。 　　她带着一伙中学生，胸怀着杀气腾腾的“革命气概”，去到我父母家，他们一伙人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砸东西，辱骂老人。这些当年的中学生，本是正值花季，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旦被煽起“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革命情绪”后，所表现出的可笑、可悲、可恨，是难以形容的！ 　　事后，我父亲表现得十分大度和宽容，很少向家人提及此事，只是向我谈到触动他心灵，而永远磨灭不掉的两件事。 　　一是这个姑娘，在那批学生当中，跳得最高，喊得最响，表现最为恶劣。她用手杖的弯曲柄钩住我父亲的脖子，从里屋拉到外屋。 　　我的十多岁的儿子记得，由于她这种野蛮行径的鼓动，另一位学生就用鞭子抽打爷爷，只听见爷爷疼痛得直叫…… 　　我们是一个礼仪之家，父辈均受过孔孟之道的传统教育，尊老爱幼、谦虚谨慎是父亲对我们从小的家训。康家的后代，表现出这等行为，当然令父亲倍感痛心。 　　第二件事，是这位外孙女，当着他的面，把他珍藏数十年的一张自己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的珍贵照片撕成碎片！ 　　父亲说，每撕一下，就像在撕他的心，撕一下，他的心痛一下。从来就很孝顺的父亲，怎能接受这种羞辱祖宗的卑劣行径呢？ 　　第一次红卫兵骚扰几天之后，机院的红卫兵又到父母家门口去贴上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批判我家“父亲是大资本家，儿子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云云，还恶毒地贴上对联，上联是“康氏父子一对浑蛋”，下联是“康氏父子罪有应得”，横批是“罪恶之家”。 　　他们在我父母居住的环境中张贴羞辱两位老人的大字报还觉不够，还公开要求街道居委会组织群众去抄他们的家，批斗他们。 　　第二批抄家行动就是街道居委会组织的。 　　这批暴徒一进门就点名破口大骂，要父母交出“反动”材料。他们连续去骚扰了一个多星期，每次都让老人面壁而站，暴徒们猖狂地翻箱倒柜。把我父母家中所有的箱子、抽屉，每个角落都翻了个够。他们满心以为能从我父母那里抄出多少金银财宝，结果是大失所望。最后，把他们认为值钱的东西满满地装了几大箱运走了。 　　街道的红卫兵去抄我父母家时，母亲还有钻戒两颗和香港汇丰银行港元存单一张放在贴身衣服口袋里，在红卫兵反复抄家的情况下，母亲吓得直哆嗦，虽然东西很小，但因为是夏季，衣服穿得太少，很难藏匿。 　　我妻子去看他们时，红卫兵还在院子里肆无忌惮地搬东西。母亲趁人不备，把钻戒递给我妻子，示意她拿走。 　　妻也是吓破了胆，怕红卫兵搜她的身，又把东西递还给母亲。 　　她们二人来回递了两次，最终还是没有拿走。 　　红卫兵经常不断去骚扰，母亲实在承受不了保留这两颗钻戒和港元存单的精神压力。当晚，就把两颗颇值钱的钻戒扔在马桶里用水冲走，存单用火烧掉了。 　　母亲事后说，把这些东西销毁后，心头一就轻松了，总算扔掉了沉重的“包袱”！ 　　以后，街道居委会又勒令我父母从小院的北屋搬到西屋。 　　过去北京的房屋都按正南正北方向盖建，正北房子采光避风是最佳方向，所以民间俗语是“有钱不住东南房”，命令他们搬到西屋，亦是一种惩罚性的做法。 　　几天后，8月27日，我父母又被第三次抄家。 　　这批去抄家的是机院校办工厂的“革命工人”，负责监管机院劳改队的人。他们有的人也是怀着借此发一笔横财的卑鄙目的，穷凶极恶地翻了一通，凶狠地审问我父母：“钱都哪里去了？”得不到满意答复，他们就认为父母把钱财埋在地下了，便在堆煤的后院掘地三尺。这批贪婪的暴徒当然什么也没得到。 　　没有抄到什么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就逼我父母家的保姆“揭发”，要她“站稳阶级立场”，保姆被吓昏了头，就揭发我母亲曾烧毁过一些本子。他们又借此大发雷霆，硬说我父母是销毁了“变天账”，把我父母狠狠批斗了一番。 　　最后，这批暴徒把我父母家里所有的东西，包括生活必需品——锅碗瓢勺一扫而光全部抄走，除了我父母每人身上穿着的衣裤没有抢走外，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留下一套。 　　他们拉走了几大卡车的东西，留下了四面秃壁的房间与无辜的老人和孩子们！ 　　以后，有人说，机院某某在抄康家后，发了一笔横财。机院领导要我就此写出书面情况。 　　所谓“销毁变天账”，不过是父亲为了怕被抄家抄走惹出麻烦而叫母亲烧掉了他多年的日记本。 　　父亲本质上是个文化人。他们那一代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而且，他们所写的日记，都是说真话的记录，不是后来流行的那种专写豪言壮语给别人看的东西。 　　父亲晚年写过一篇短文《父亲的手泽》，其中就谈到，辛亥革命后，年，他从成都举家搬迁上海时，清查家中存物，曾发现有一木箱祖父留下的手稿，是祖父在成都当发审局委员时到各县查案、办理案件的手稿。父亲一时认为是无用的东西，就全部毁掉了。后来他才懂得了，祖父那些办理案件的手稿，对于考察社会风俗、法律得失，是很重要的原始材料。把它们销毁了，对社会是损失，对祖父是不肖。为此，父亲失悔了几十年。 　　由此可知，当时他叫母亲烧掉他那些日记本时，心中是多么矛盾、痛苦不是万不得已，哪里会走到这一步……

　　〇父母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从此，街道居委会在派出所的指使下，对我父母的态度变本加厉。 　　他们强令我父母及孩子们搬到对面的一间破平房居住，并准备把二老遣送回四川老家，送到农村。当时大批无辜的所谓“成分不好”的“黑五类”分子。从北京强行遣送回各地农村，其中有些在路上便受尽折磨而死去。 　　我父母心里明白，即使回重庆也活不出来的。二老准备了绳索，打算在逼他们离开北京时，就双双上吊自缢。 　　后因没有联系上遣送的地方，遣返的行动只能作罢。 　　据我儿子回忆，他们老少五人搬到破房后，爷爷抱着他们哭泣。 　　那段时间，我爱人进城去看娃儿，钱都在我手头，就每天都买了东西去看他们，我们买了鸡蛋，煮熟了带去，蛋壳都是剥了的——蛋壳不能带去，怕让邻居看到我家倒出的垃圾中有鸡蛋壳不得了啊！买些肉送去，也都是没有带骨头的，怕让别人看到垃圾中有肉骨头…… 　　他们搬到破房住了约十天，我父亲的老友何北衡先生知道了，冒着个人被揪斗的危险，去找街道居委会主任说理。连唬带诈地警告那位主任说：“你们知道康老是什么人吗？他是高级民主人士，重庆市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前，对共产党有很大帮助。是有贡献的人，周总理都知道他。你们这样对待他是要犯错误的！” 　　没想到这一席话居然奏效了。 　　这位居委会主任文化不高，强令我父母搬出自己住房是无任何依据的，何北衡先生的话让他摸不清底细，又不敢真的冒犯了也许是个“重要大人物”的人，便又糊里糊涂地让我父母等从破房子搬回院子里的西屋。 　　在当时的极“左”恐怖气氛下，基层干部懂不懂政策没有多大关系，在行动上越左越好，对准这些所谓本人成分不好，或出身不好的人怎么做都不算过头，包括打死人，决不会有人过问的。我对这位主任一直怀有那么一点“谢意”，就是对他糊里糊涂地让我父母又搬回自己房子这一举动，虽然我父亲对他粗暴野蛮、愚昧无知的行动十分反感。 　　我父亲自己花钱买的这个有14间房屋的独院里，已经趁火打劫地搬进了几家说不清来路的，所谓“成分好”的住户，他们借着“革命”之机，不花一分钱就强占了“资本家”的房子，俨然是“革命行动”。院子变成了一个嘈杂的大杂院，从此再无安宁日子了。 　　父母和孩子们搬回自己家院里，起初仍住在西屋，严冬逐渐逼进，何北衡老人又一次说服了居委会主任，让我父母等搬回北屋。 　　我又从机院造反派那里好歹取回两床被子，老少五人勉强使用两床被子御寒。 　　北京的冬季是寒冷的，尤其对于从属温带气候的四川来的老年父母来说，度过严寒是不容易的，他们自己买房后，购置了一个烧煤块的大炉子，在冬季取暖。每天添煤、铲灰都是比较重的体力活，因而雇了一个保姆帮助我母亲。自从“运动”开始后，父母被迫辞退了保姆，一切繁重的体力活全压在母亲一人身上。母亲跛着一条腿，父亲患有肺心病、哮喘等严重疾病。这样长此以往，总不是一个办法。 　　年，我辗转托人，用父母仅剩的五间平房，换到朝阳区东光路19楼两间半烧煤气、供暖气的单元房，住了下来。这套单元房要每月交房租费。 　　从此，我父母彻底失去了自己的房子。 　　抄家以后，父亲的水肿都已经发展到全身了。没有办法，医院，说他心衰，要吃强心药。还说他那个居住环境有问题，对他身体很不利。住到单元房以后，虽然居住和活动面积缩小了许多，却大大减少了体力劳动；冬季，室内温度可保持在20度以上，对二老的健康大有裨益。同时也免去了院子里强行搬进去的几户人对他们生活的监视、骚扰。可以生活得稍微自由一些。 　　父亲患有严重的肺心病，心力衰竭日益加剧。每天白天也要在床上躺几个小时。他自知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每天只要精神稍好，就起床写回忆或悼念亲人的文章。他说：“我所知道的有关康家的大事，在死之前，都应该写出来。” 　　从年搬到楼房，直到年11月去世，总共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自己生活困顿病魔缠身，每天只有几个小时可以坚持坐着的情况下，他陆续写下的文章有： 　　《家乘》（我们康氏家族的家谱、家史）； 　　《忆心孚兄》《哭心之弟》、《悼念杨清华（原配妻子）》等有关亲属的纪念文章； 　　《章氏丛书》（章太炎是我父亲的老师，也是父亲最崇敬的人，此文介绍了我父亲当年在上海出资出版章老文集的情况及文集目录，并附有章太炎所作的序）； 　　《我与报》（父亲从商前曾办过报纸、杂志，当过访员、总编，此文回忆了这段历史及清末民初的一些报刊情况）； 　　《对联》（介绍有关对联的一些趣话和联语）； 　　《父亲的手泽》（回忆我祖父当年办理公文的手稿及其对认识社会风俗、法律得失的作用）…… 　　这些文章，不论是悼念亲人，或是介绍他早年与报刊界接触的事例，以及他在辛亥革命前后所接触到的人和事，都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父亲回忆大伯父那篇，后来我们找人拿到台湾去，在《近代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他们是非常重视的。还专门加了编者按。 　　后来，我有一个朋友在社会科学院，要写民国史，需要康心孚的资料，拿了介绍信到我这里来找，看了我父亲写的《忆心孚兄》以后就说，你的父亲真是了不起，在那样的一个动乱的时候，手边没有任何资料，还能写出这么多的东西。 　　当时我们就觉得他应该把这些都写出来，留给后人，包括他自己的经历，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写自己，他说，哪有自己写自己的道理！ 　　要是我当时处境好一点，也许还可以支持他写出更多的回忆，留存下更多的珍贵史料。可是，我当时已是自身难保，哪里还顾得上这些……

　　〇“主任大人”发威风 　　不管外面的天气怎样天寒地冻，社会怎样动荡不安，父母自从搬离了那个本属于他们自己的院落，摆脱了多次被抄家的不愉快的阴影后，总算在新家安顿下来了。 　　我原以为他们可以稍稍缓和一些了。可是噩运是躲不开的，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们不可能为父母找到一块世外桃源，使他们能够平静地度过人生的最后岁月，这是我们终身的憾事。时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开始写这篇回忆的时刻，还不时会苦思冥想：在我们年富力强的岁月里，究竟有没有可能帮助他们躲过那些劫难呢？ 　　年上半年，父亲的身体已很衰弱了，经常卧床不起。家族中的晚辈都很敬爱他老人家，常来探望。 　　一天，街道居委会主任领着两个人，向我父亲外调什么人的材料，在谈话过程中，五嫂带着两个女儿从天津来，四叔的儿子，国杰夫妇二人也来了，我也从机院回家探望。父亲生平最大的愉悦是享受天伦之乐。记得新中国成立前，他为银行每天奔波劳累，只有晚上空闲时，儿女们围他而坐，听他讲笑话，谈天说地，这才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到了晚年，他更是慈祥可亲，欢迎所有的儿孙去看望他。 　　那天，先后六七口人陆续进了家门，竟然招惹了那位居委会主任的不快。她居然很不高兴地说：“你们家里人怎么这么多！” 　　我父亲耳背，没有听清，母亲便向他重复了一遍此话。 　　父亲生性倔犟，本来对居委会主任和外调人员的经常骚扰就很反感，对这句无理的话，更为抵触，说道：“怎么啦，我家人多也不犯法！我家人多，你也不能斗我嘛！” 　　为此，二人口角起来。 　　我父亲拖着病重之躯，毫不退缩。这可能触犯了“主任大人”的面子。街道居委会是基层政权的最底层，“主任”对上层机构只是个小人物，而对老百姓，在那个年代里，可就算是“专政机关”了，某些人就借机向老百姓作威作福。后来有人把街道居委会主任（多是些老太太）这类角色称为“小脚侦缉队”。讽刺她们迈动一双小脚到处打听居民的隐私，把家长里短上纲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向上级汇报时，随意添油加醋。 　　成分为资本家的我父亲，只应被“无产阶级专政”踩在脚下，“不准乱说乱动”，竟然敢于顶撞这位“主任”，这还了得？ 　　她愤愤地说：“你不老实改造，态度还这么不好！” 　　于是，第二天上午，这位主任大人把周围的居民召拢起来。在楼门口围着我父母这两个“大资本家”批斗，人们稀稀落落地喊了几句口号。“主任大人”最后宣布，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出门要请假！ 　　为了虚张声势，她还派了两个人在我家门口站着，24小时监视。我父亲年迈体弱，从不出门。只有母亲每天要出门买菜，还得请假。 　　我觉得风烛残年的父亲经不起再受侮辱。本来父亲跟“主任大人”的那几句对话，根本构不成什么“罪状”。可是面对着有理说不清的半文盲的“主任大人”，又能怎么办呢？ 　　我只好急忙找到父亲的老友章士钊先生，请他帮忙向中央反映一下。 　　章老毫不迟疑，又一次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 　　不出一周光景，我父母家门口站岗的人撤走了。 　　一位街道居委会委员，告诉我母亲，以后出门不用请假了。 　　但是，街道居委会的头头，那位“主任大人”，并不服气，耿耿于怀，仍然运用他们的权限，借所谓“查户口”，还来骚扰过一次——那时所谓的“查户口”，就是在夜深人静时，把你家的门擂得山响，拥进一群人来，恶狠狠地搜寻一番，训斥一番，耍一通威风。 　　据说派出所曾向街道居委会打招呼说：“六号门内住着的是高级民主人士，不要去打扰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街道居委会的人员说：“我们看一下都不行吗？ 　　结果，他们有一天半夜三更，以“查户口”为由，硬是敲门把我父母从床上惊动起来。还是“看了一下”。 　　我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屡遭批斗，一直到他老人家于年底辞世为止，这是他最后一次受辱。

　　〇几十个人没有抄出我的秘密 　　我在机院被批斗、被折磨、被羞辱，抬不起头，但是我当时居住在机院以外的居民区，邻居都是不同单位的人，各忙各的，大多不知道我在单位的处境，我居住的环境中还存留着一丝温暖和人情味。 　　这是机院“文革领导小组”不能容忍的。他们要让我完全斯文扫地，想把我涂抹成一个人人唾弃的小丑、恶魔，“批倒批臭”，似乎非如此才能解气。 　　年8月24日，就在这一天，机院图书馆“文革小组”到我家门口来贴大字报，煽风点火，说我父亲是大资本家，我是蒋氏干儿子，要街道居委会组织红卫兵批斗我，抄我的家。 　　这张大字报猛击了我一棒，我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 　　原来他们还会来抄我的家！ 　　我本来以为他们只会抄资本家的家，我的想法是那么幼稚可笑。危机要降临我家了，我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幸好是夏天，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12点回来，要到2点才又开始劳动。大字报在我家门口贴出的当天中午，我就利用回家吃饭的时机，迅速把从父母家转移出来的一部分钱财，塞进两把椅子坐垫下的弹簧里，那两把带弹簧的椅子是我妹妹婆家的东西，看起来都烂朽朽的了，我就把包弹簧的布揭开，弹簧不是中间有空隙吗，我把钱都分别塞到那些弹簧洞里头。你就是拿起椅子，那椅子看起来都烂得很了，谁也不会想到会有那么多的钱在里头。另一部分包成小包的贵重东西，塞入厕所蹲坑旁的一个未封口的废管子口内，外面用一个脸盆盖上，再压上一个孩子用的澡盆。从外表看不出破绽，不过是两个天天使用的盆子放在墙角靠着而已。 　　一切安置妥当之后，我心里仍然十分气恼，当日下午，我就去找“监改组”的人说理。你们找不到证据定我的罪，为什么还到处贴大字报散布我是“干儿子”的谣言？如果是事实，你们干脆送我去公安局好了！ 　　我坐在那里执拗地不肯离开，非要他们给一个说法。他们很是气恼，可又无法回答我的问题。 　　我这样闹腾，当然把这批“革命派”气坏了。当天傍晚，他们把我押回家，对我施行报复。在我居住的楼门前，给我开了一次残酷的武斗会。 　　他们在我脖子上挂上两块砖头，把一个木凳翻倒，放在卖菜的架子上，让我跪在木凳下沿的横木上。一边的横木跪断了，又把凳子转过来，让我跪在另一边横木上。就这样野蛮粗暴地让我跪着，批斗了我一个多小时，逼我承认是“蒋介石的干儿子”。 　　第二天，果不出我所料，“监改组”派来30名雄赳赳的“革命群众”，把我押回家。他们把我押在房门外，面对墙壁站着，大约有十多人进入我那唯一的一间斗室内抄家，其余在外面看守，把我那温馨的小家翻了一个底朝天，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触及到，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抄家中，我的心情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十分担心他们把我藏匿的钱财找出来，很想进屋去瞧一眼。 　　我借口想喝水，有人递给我一杯水，是用盛洗相药水的杯子装的。我说，这是装药水的杯子，有毒，不能盛水喝。此人不耐烦地说，那你自己进去倒！ 　　这正合我想进屋去看一下的心意。进屋一瞧，满地的衣物，所有的家什都翻了个儿，可偏巧那两把椅子还在原地，厕所内的两个盆子也没有动，这时，我心中一块大石头才落了地。 　　等这批人走后，我愤恨地想道：“他妈的，他们三十多人并没有斗过我一个！” 　　这以后，父母知道我的家也被抄了，形势甚为险恶。父亲很焦急，要我妻子转告我，“钱是身外之物，命更要紧，不要为了钱财，把命丢了。如果钱保不住，就烧毁算了。只要把命保住，将来什么都好办。” 　　我们夫妻二人不敢在房内讲话，因我家房间在楼房底层，窗口正对着马路，怕隔墙有耳，只有躲到厕所内小声商量。妻子泣不成声地转达了父亲的话，苦苦哀求我，把钱和公债券烧了吧，以求保住生命。 　　但是我不同意。 　　后来，她又提出，把公债券烧掉，以后不可能兑现了，留下也无用。我知道，父亲是为了爱护我。 　　我犹豫许久，终不能下决心，我想，已经冒了这么大的风险把钱财转移出来，如果现在把公债券烧毁，以后会后悔的。不行，不能烧掉。

　　当年，我最大的孩子上小学四年级，老三才四岁；我被“劳改”后，“监改队”只给我生活费18元，妻子工资62元。原由重庆市政协发给父亲的生活费九十多元，也已停发了。这场浩劫开始后，父亲寄回重庆政协报销的医药费单据也被退了回来，在信封上写着如下的混账话：“造你妈的反，滚你妈的蛋！”按规定，父亲原可报销的医药费就这样被无理地取消了。父亲年老体衰，每月治病服药的开销是很大的。老小七口人，将来靠什么活下去？我看不到光明的前途。 　　为了全家的将来，我必须保住这些钱！

　　〇父亲的遗嘱吓我一跳 　　我们夫妻二人反复商量到深夜。这时我才想起，应把从父母那边拿回来、塞进厕所墙根废管子口内的几个小包打开仔细看一下，还有什么重要东西。 　　打开翻看后，发现里面有一张父亲的遗嘱，吓了我一跳！ 　　遗嘱上赫然写着他死后钱财的分配名单把。我们当时参加工作的兄妹的名字，每人接受钱财的数额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 　　这在当时是犯大忌的，如果让红卫兵拿到这张名单，还不挨着一个一个抓出来整死？按当时的理来说，因为我们都有工作，好歹算国家干部，怎能接受剥削来的家产？谁也无法说清。 　　遗嘱中更令人担心的是，父亲提到居住在台湾的二姐康宁。“如果台湾解放了，康宁经调查没有反动行为，可给她四千元。”由我母亲来执行。 　　这段话，不过反映父亲思念多年不见的女儿之深情，很普通正常之事。可在当时那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年月，这段话若被红卫兵抓住，就可以丧命！ 　　台湾是“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地方”，凡是在台湾有亲属的人，一概不得出国（离开大陆）。因为“左派”们担心，这些人离开大陆就会“叛逃去台湾”，比“叛逃”到任何西方国家似乎更为严重。凡是个人档案中，填写过在台湾有亲属的人，都属于“内控”使用人员。任何风吹草动的事情发生，他都会成为首要怀疑对象。 　　例如，年，正值文革高潮阶段，在外交部门口的邮筒内发现了一封所谓“反革命”信件，据各单位领导向群众介绍是一封匿名的信。在外交部系统工作的人要交代某天某时自己在干什么，每人都要核对左、右手笔迹。其中在台湾有亲属者是重点怀疑对象，半夜会有人上家里来搞突然袭击，查找有关资料，弄得人心惶惶。追查了半年，最后不了了之。 　　我的大儿子宏通在文革结束后正上中学，他申请加入共青团未被批准。该校共青团负责人找我谈话说，宏通有一个姑妈在台湾，为什么有关履历表内不填写？这真叫我气也不是笑也不是。我本人与这位姐姐已几十年无联系，她是年因丈夫去台湾工作而全家定居在那里的（并非年才逃去的）。我的儿子11年后才出世，从未与这位姑妈谋过面，如何能牵扯上什么关系呢？但是，正因为有这个在台湾的姑妈关系，我儿子就入不了团。 　　我妹妹长期在外事部门工作，在大学时代就把这个社会关系填表在案了，从此出国审查，总不能批准，原因就是有一个姐姐在台湾！ 　　为此，我们当时在同事之间互相绝口不提亲属关系，更不能暴露有亲属在台湾，除了要批判时才提及。 　　在我父亲遗嘱中这样明确地提到台湾关系，我们被揪出来打成“反革命”，还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 　　我着实为父亲的做法着急了，又庆幸把东西转移出来并且没有被抄家的看到。

　　〇我想出对付灾祸的计划 　　当晚我做了三个决定，先把遗嘱烧毁；其次，把总价值十几万元的一批大额存单（一万元一张）送回父母处，请他们自己上缴给街道居民委员会。因为，我认为个人这时候无法取出这样大额的现金；最后，我们设法把公债券和部分现款先找地方藏匿起来。 　　我与妻说定，万一出了问题，这笔钱被发现，妻可推说不知道，父母也可以说，是我偷走的，好在儿子偷父母的钱，也是会发生的。我认为，只有采取这种牺牲我一人的做法，才能保住全家的生命。 　　我让妻子转告父母，如果我藏匿的钱物被发现，他们都要咬死了说不知道，由我一口咬定是我偷的。 　　为了落实最后一条决定，我花了不小的工夫。 　　我们找出一只破皮箱，把钱和公债券分成若干叠，平整地塞进破皮箱的夹层中，然后用糨糊把破口粘贴好，箱里装满了旧衣服。从外表看，不过是一只装衣服的旧箱子，看不出任何破绽。也许可以暂时保存一个时期。 　　另外，父亲还保留了一批美丰银行的纪念金币，十周年的，十五周年的，二十周年的等，这可是硬邦邦的东西，纯金的，藏在什么地方才能放心呢？ 　　最后，我选择了洗衣服的肥皂。先把肥皂中心挖空，放进金币后，又用肥皂填好抹平，像平时一样，放在窗台上晾干。这样把金币藏进了好几块肥皂中。 　　我自以为得计，认为这种安排万无一失了。可偏偏凑巧发生了一起有惊无险的“事故”。 　　一天，妻妹从上海来京休假，去公共澡堂洗澡，当时上海澡堂洗澡需自带肥皂。所以她就从窗台上顺手抄起一块肥皂走了。 　　洗完澡，回家还兴高采烈地向我们讲述刚才发生的事。她说，洗澡时，她用完了肥皂，放在边上，一回头肥皂不见了，找了一会儿才发现另一个人正在用，她说这是自己带来的，那人才把肥皂还给了她。妻妹当时在上海工作，不了解北京习惯，北京的公共澡堂是免费提供肥皂的，所以，她自己带了一块去。而那位使用她肥皂的人，以为是澡堂公用的，不经意地拿起就用。幸好，我这位小姨子舍不得失去这块用票证购买的肥皂。因为，我们当时刚从经济困难时期走过来，日子过得很艰辛，什么东西也不肯任意丢掉。 　　我听完此话，吓了一跳。如果从肥皂里发现了金币，上面明明白白地刻着纪念美丰银行多少周年的字样，还刻有康心如的名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红卫兵任意上纲上线，又是死罪一条…… 　　我把父亲的钱财处理妥当后，又提出另一项计划：我要妻去法院申请离婚。 　　妻当然不肯，她说怎能在家庭这么困难的时刻离婚呢？我解释说，他们不会批准的，先登个记，做一个姿态，以表示与我“划清界限”。然后，再去机院图书馆“文革小组”也表个态：一旦有房子后，即刻搬出与我分居。届时，她带着3个孩子，拎走这只破箱子就够了。离开我之后，也许大家还能活下去。 　　按当时政治运动的规律，夫妻二人有一方被打成“反革命”，全家都会受株连，孩子会失学，受歧视，成人会失业，为了不让全家受连累，只好出此下策。 　　妻子含泪按了我的计划，做好一切准备。她去朝阳区法院要求离婚。区法院说运动期间不受理，运动后期解决。她又去机院图书馆文革小组备了案。

　　按照我的计划。父母亲自把十几张一万元的大额存款单主动上缴给了街道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开了一张收据。后由于红卫兵多次骚扰，无法保存，收据也烧毁了。 　　没想到这个举措，却达到把这笔巨额存单保留下来的目的。否则，收据被那些多次去父母家骚扰的红卫兵拿走的话，存单也就会全部损失殆尽了。因为当时所谓的“红卫兵”，只要开个介绍信，就可以随意把属于别人的任何数额的存款取走，挥霍掉，不要什么手续，事后也不用交代，无法无天的事例，就是这样每天在发生。 　　直到年落实政策时，我们通过千难万险保留下来的14万元存款，终于退还我母亲了（此前因母亲生病，通过上级特批先发还了两个元）。 　　遗憾的是，那时，亲爱的父亲离开我们已十年了呜呼，悲哉！痛哉！

　　本文选自《孤舟独树：康国雄自述》，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陕西人民出版社，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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