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意撒手

——为插队50周年而作

曾节

刘增，你因自卑而孤僻，你因纯粹而易碎，你因抛弃而决绝。我无意的一瞥，发现了你青春的热肠；我下意识去凭吊，窥见了你的最后的冷寂。你缺席今天的盛会，是你当初决意撒手了。

聚会的主会场设在内江飘香园林饭店九号别墅。

尽管是“老三届”年龄最小的一群，我们也已经渐入老境，妩媚不再，英武无踪，儿孙绕膝，疾病缠身。

一拨人胡乱结上红领巾，笨拙地表演当年的经典歌舞，唱着老掉牙的“荡起双桨”、“美丽的哈瓦那”，试图回放纯真和激情。那毕竟只是瞬间的返老还童，有些勉为其难，有些力不从心。还不如旁边棋牌厅，几处方城之战，老同学捉对厮杀，围观者屏息凝神，牌场上的患得患失和洒脱从容、迟疑不决和爽快直捷，倒是一目了然，得心应手。

华刚与我坐在OK厅的一隅，凑着耳朵闲聊往事。

华刚是退休牙科医生，华发早生，面容白皙，镜片后，一双柳叶细眼，时时闪烁洞悉的目光。他是顺风耳，他是收纳箱，他那里总有各式各样的情报消息囤积。他如果生在内战时期，必定是国军或者共军的情报处长，主官引为腹心，同僚心生忌惮。

左起：邱省平、周华刚、何玉华

我与老同学久疏音问，对大家的行止际遇茫然无绪，移座就教，寻根问底。华刚对我耐烦，有问必答，无不周详。

我们的斜对面，播放OK的荧屏前，几位老姐妹，晃头拍手踱步，假意悲怆地唱道：

我是一个黑孩子，

我的祖国在黑非洲，

黑非洲，黑非洲，

黑夜沉沉不到头

……

当年在节目中饰演“黑孩子”的映泉兄，复制从前的表演，佝偻身躯，反背双手，步履沉重地在荧屏前狭窄的空间里，从这端，走到那端，又重新折返。他沉重的脚步似乎真是有些蹒跚，不过，依然能够步步踩在节奏上。

这是我们班级52年前表演的一个节目。我很惊奇，我的同学们居然能够完整地记得歌词，并且记得那些夸张矫健的舞蹈动作。随着熟悉的乐音，我的记忆深处浮出一些画面，清晰却不连贯。蓦然，我定格了那次演出的一个特写镜头。我想，我的同学们或许忽略了一些东西，或者说，他们当时根本就无暇顾及。

当年演出，在初一中的饭堂兼礼堂。

简陋的舞台上，没有帷幕，没有布景，一台硕大笨重的电子管扩音机，插了一个台式麦克风拾音，大喇叭里，不时发出嘶嘶嘶的电波啸叫。

舞台上，表演的正是我们班级的节目《黑孩子》。个头矮小的映泉兄，仅着深色短裤，赤裸的身体，涂满乌黑的油彩，弯腰反手，作不堪重负状，踏着节奏缓步前行。几个面部也涂乌的伴舞女同学，夸张地跳着非洲的招牌舞步，摆手送胯，机械而原始。舞台一侧，十来个男女同学，齐声愤慨地合唱道：

……

西方来的老爷们，

骑在我们的脖上头。

这帮去了那帮来，

强盗瓜分了黑非洲

……

观众每个人都有一只小木条凳，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按班级分区就坐。我们的傅承筠校长曾经是抗大学员，据说，抗大学员就是每人一只小板凳，听课开会讨论看演出，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我们继承传统，也如法炮制，每人一只小板凳，背面书写了学号，便于辨认。

我们68级（届）一班，靠舞台最近。人丛中，一个扎短辫的小女生，双手支在膝头撑住两颊，无意识地咧着嘴，如痴如醉地望着舞台，亮晶晶的双眼，聚焦表演者，露出钦羡的目光。她叫刘增，黑黑瘦瘦，衣着素净，平常少言寡语，在同学中毫不起眼，无缘表演和展现。我无意一瞥，看见了她的神往，看到她仿佛要身插双翼，纵身跃上舞台，与节目组的同学同歌共舞，获得青睐与掌声，获得表演的尽兴与酣畅。

小学毕业照里的刘增

我也是没有机会参加演出的人。不过，我和她不一样。即使让我参与演出，我会胆怯得小腿哆嗦，自卑得目光躲闪，我会紧张得手心出汗，忘掉歌词和舞蹈动作。我害怕引人瞩目，我很满意我现在的处境。我在大家视觉的盲区里，观看别人训练有素的表演，或偷窥刘增情不自禁的渴望与希冀。

刘增家和我家同住内江一个街区多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爸爸，倒是常常见到她的妈妈。她的爸爸淡出我们的生活空间。她的妈妈是一个知识妇女，印象中，短发齐肩，穿着蓝布小翻领列宁女装，像是一个干部。实际上，她只是我们街道基建站的一名会计。她待人和气，甚至有一点不易察觉的讨好。我曾经看到过刘增静静地跟在她的妈妈身后，身不由己地听她妈妈跟所有遇见的人热情招呼，在基建站出入。大跃进时期，街道办起了公共食堂，就在基建站里面。我看见过她，捧着一瓦钵没有多少温度的红苕稀饭，穿过长长的、阴暗的、停放了许多胶轮架子车的甬道，匆匆地赶回家去。我们没有交流，连眼神对视都没有。我们是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后来，我们成了初中的同班同学，又成了同一个公社的插队知青，仍然没有一次起码意义的交往或交流，直到她悄悄死去。

我们这次聚会，主题是纪念初中毕业50周年，来了四十多位同学，济济一堂。比起那些聚会时稀稀拉拉寥寥落落的班级，足以说明我们班级有凝聚力，更足以说明我们的组织者耐心周密、神通广大。仍然有几个同学因病因事缺席，还有几个同学，则是永久地缺席了。

我问华刚，刘增是我们班第一个去世的同学吧？

华刚说，哪里哟，顾鲁宁在停课后不久就死了。刘增，她顶多算第二个。嗯，她是哪一年死的呢……华刚最后无奈地摇摇头，没有摇出答案。

我倒是记得是哪一年，是哪一个季节。我没有吭声，我不想跟华刚比谁的记忆更好。

我问华刚，去年陪你们回（简阳）壮溪乡去，隐约听你跟他们提起，插队前后，有几个同学，自封一个“分配委员会”……

嗨！华刚不以为然道，几个家伙，情窦初开，荷尔蒙爆发，搞些穷欢乐的过场。

那么，确有其事？

算是有吧，不过……华刚似有顾虑，不想深谈。

我另辟蹊径，寻找一个突破口。

我说，我知道，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分配”，学习“战时共产主义”的做法，把同班的女同学私底下瓜分了。虽然是青春期的恶作剧，却反映出内心深处的追慕。听说，有豪强的，还奢侈地给自己分了好几个呢，在左拥右抱的梦幻中，度过一个自我陶醉的甜香之夜。

华刚嘿嘿好笑。

刘增呢？我问，她分给谁啦？

我想，以我那时的处境，如果“委员”们侥幸记起了我，宽宏大量地恩赏我一个名额，极有可能会是刘增。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社会身份的“黑色”。关于这一点，我有些好奇。

刘增？华刚使劲苦思冥想，最后困惑地眨眨眼，说，她呀，没有谁分到她呀。未必，他们把她搞忘了？

哦，我大失所望。不是失望没有分得刘增，而是失望于，我没有进入分配者的视野；同样，刘增也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同窗一场，连虚拟的分配，莫非也按那时的社会等级严格打表！

华刚看我怏怏不乐，想安慰我，嘴唇蠕动，欲言又止。

我则在铺天盖地的声浪中，陷入沉思。

我记得，那是年底，霜降已过，垄沟里，麦子胡豆已经破土，垄埂上，是齐刷刷的苍老的红苕主茎。收割了的红苕藤，捆成一束一束的，蔫黄着，或者焦黑着，披挂在土埂边的马桑黄荆笼上。

搁浅的孤舟

一起下来插队的知青，多数已经读书当兵当工人去了。新来的一拨又一拨，有了下乡镀金然后上调的榜样，天经地义地认为，挣表现，搞关系，就能早日脱“农袍”，换工装。而我，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终点，对干农活毫无兴趣，也没有挣表现的热情，沮丧的心情，与乌霾的天气一样，灰蒙蒙的。

我突然听到，刘增死了。

刘增插队的地方，离我有七八里地。那个地方，最多时，有四个女知青。我和强娃子结伴，几次前往造访。最初，四个女知青集体开伙。我们去了，其他几位热情接待，烧火做饭，倾其所有贡献秘藏吃食，由衷高兴嘻哈大笑。而刘增，则默默躲出去，不知所踪，有时，连吃饭时也不露面。后来，他们分灶吃饭。我们再去，刘增便关上柴扉，无声无息，任其他几户出面接待，绝不招惹。

我们不在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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