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两堵墙

力进

一

任老中原名任秋生，“老中”是他的绰号。因为有了这个绰号，他的真名，除了在队里的账簿和本人的记工手册上使用外，平常根本就没有人叫了。人们都喊他“老中”，时间一长，偶尔有人喊声“秋生”，他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大习惯哩！

说起来，“任老中”这个绰号，来头可还真不少，一、他家的成份是中农；二、他们那个大院住了三户人家，他家居中；三呢，他的言语行动常处在“中立”地位，就连上地干活都要走在中间——走在前面怕人说他出风头，走在后边吧，又怕人说他偷懒。

任老中今年四十五岁，中等身材，十分结实。他常好穿件白布中腰，把两条粗壮的胳膊露在外面；下身穿条蓝布裤，裤管朝上绾着一大截；头上缠一条长毛巾，看去，活像娃娃们留的发箍，圆圆的，圆圈上还总是插着一截香——那是休息时点火吸烟用的。他那黑红色的长圆脸上，高高地竖着两道浓眉，下面是大圆眼，再下面是秤锤鼻子、大嘴。

他不多说话，但常爱“呵呵”笑，每逢听完别人一句话，就要“呵呵”笑两声。他自己对别人说话，也句句都要带着一个“呵呵”，有时，甚至没说话，空“呵呵”上一阵子就完了。

人问：“老中，今天吃了啥？”

“呵呵，玉茭面窝窝。”

锄地和收割时，他总是夹在行列的中间，有人说：“老中，这么多人，你还怕狼吗？”

“呵呵，不，不怕。”

“老中，你怎么说话老爱打‘呵呵’？你不能干脆一点，爽快一点吗？”

“呵呵……呵呵……”老中没法回答，更是一迭连声“呵呵”不完了。

有一天，他跟贫农赵四则、富农赵其仁三人在地里秋耕，他和赵四则是使役员，管掌犁。赵其仁是跟牛的，管拉耱、掏地头、掏渠。一个深腔渠，赵其仁没有掏彻底，渠口噎了虚土，把四则使得牛腿给闪了。四则生气地指责了几句，赵其仁不认账，两人就大吵了一架，晚上到大队部开会时，还吵个不休。任老中是这件事的见证人，党支部书记尹满红问他：“老中，你给说说吧，你看他们两人谁对？谁错？”

“呵呵，都差不多。”

尹书记又说：“你先别呵呵，你说说看，到底差多少呀？”

这下可把老中难住了，怎么说呢？他既怕得罪四则，又怕惹恼了其仁；思量了半天，便说了一句：“呵呵，一样的，都一样的。”在场的人一听，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还有一件事，叫人更好笑。生产队长赵候亮的老医院，他家里人口多，劳力少，医院一百来元钱一时没法还。正在这时，恰巧上级拨来一部分救济款。社员们在会上讨论怎样分配时，谁都说赵候亮家最困难，该先救济。但是，提出的救济数字却不统一。有人说救济七十元，有人说五十元就行了，只有任老中一个人没吭声。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正讨论的热火，紧挨老中身边坐着的一个青年，忽然站起来，边笑边提议说：“问问老中吧！咱老中可还没有发言哩！”这话并没有引起大伙的重视。

尹支书倒是很认真地问了一句：“老中，说说吧，你的意见救济候亮多少哩？”

老中坐在那里又被难住了，他从心里埋怨那个“检举”他的青年人：“唉，多嘴，真是一个多嘴的孩子！叫人说多少好呢？说五十吧，可有人已经说了七十。候亮是队长，说少了他会不会生我的气？说七十吧！那些提五十的人准会说我巴结队长了。他觉得为难极了，左思思右想想，最后还是采取的自己的老办法，不高不低，不前不后，说了一个中间数目：‘呵呵六十，我看就六十吧！’”

满屋子的人都“轰”地一声笑了！那个“多嘴”的青年，从后面拍了一下老中的肩膀，嘻嘻笑着说道：“老中，真有你的，你可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地地道道的老中呀！”

二

任老中是个独子。他不是本村人，却是在本村长大的。在他五、六岁的时候，父母便先后去世了。他没有亲人，只有本村的一个地主，是他的远房舅舅，这个舅舅装着亲人的样子，把他家里的土地、房子和他一起收下了。

在舅舅家里，他先是干些杂活，长到十二岁上，就跟长工们一起下地劳动了。他觉得自己既不是长工，也不是掌柜，两像又两不像，有时觉得穿舅舅的、吃舅舅的、跟长工不一样；有时又觉得自己和长工一样的受苦、受累，得不到半文工钱，还跟不上一个长工。他看到舅舅家的生活和长工们的生活很悬殊，心里有些不服。可又不敢说什么。长工受了他舅舅的气，在地里怠工、毁坏庄稼，他也装作没看见，不知道。

到了十八岁上，舅舅给他娶了个女人，叫他住了长工院里的一孔窑洞，另外，又给他十来亩山地，算是帮他成了家。

舅舅对他说：“我这样拉拔你，想你日后该不会忘了我吧？至于这窑和地，等你刨闹得有了，便再还给我。”

年土地改革时，他舅舅因为罪大恶极被政府镇压了。大瓦房院没收后驻了村政府。大院西边长工院的六孔窑洞，连同窑洞对面的畜圈、草房、农具房一起，分给了三户人家。任老中在中间的一孔没有动；另外，还又把旁边的一孔分给了他；东头的两孔，分给了一家在外工作的干部家属；西头的两孔，分给了由城关迁来这村劳动改造的大地主的儿子崔有阑。

发了房产证以后，任老中便在东、西两边各打起了一道土墙，自家圈成了个独院。两道墙的高低还不一样，东墙刚刚齐肩膀；西墙却足足有两人高。他女人问：“为啥两道墙不打成一般高？”他回答说：“呵呵，东边的邻家是好人，墙低了说句话方便些；西边这家是地主，咱得防着些。现在的地主臭的很，咱和他也没话说，墙头高一点，免得找麻烦。”

实行农业合作化的时候，村里组织了生产队。大瓦房院便成了生产队的办公室。任老中东邻那家干部家属也搬走了，党支部书记尹满红搬进了那两孔窑。

还在尹满红没搬进来以前，任老中又把东边那堵墙也加筑成两人高，他女人问：“你为啥又要把东墙筑高呢？”他回答说：“呵呵，你不知道？现在高级化了，尹满红是个生铁铸的硬干部，要是不加高院墙，咱家匙大碗小都要很快给他知道了，把墙加高些，两下不见面，心里也安稳些。”

墙再高，人可是活的。任老中的女人爱串门儿，而且串得最频繁的还是东西邻家。她对两家的情况都熟悉，还常好在晚上睡觉时，东家长西家短地把情况告诉给任老中。有一天晚上，她对老中说：“东邻支书家的日子过得跟咱家里是一样，西邻崔家可是日怪，他家见天吃好的，不是饺子就是蒸馍，他跟咱家劳力一样，人口一样，收入也一样，怎么人家的生活就比咱强了几倍呢？”

任老中“呵呵”了两声，没说话。他心里有点怀疑，觉得崔有阑生活不对头，但又不愿去过问，管他呢，谁愿意没事去惹这个是非。想到这里，他便搭讪着给女人解释了几句：“你不知道吗？船烂了还有三千根钉子哩。崔家过去是个大地主，别人还能和他比？”

他女人还是不服，她说：“哼，我就不相信，他家的财宝早就被分了，现在还会有？”老中没说话，一扭头“呵呵，呵呵”蒙上被子睡了。

三

崔有阑今年四十岁，为人十分精明，他那恶霸父亲被镇压了，他还表现得很高兴。来到本村以后，也处处很积极。他从没有跟人吵过嘴，跟人说话也口口声声都是剥削阶级可耻啦，劳动光荣啦，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得真好啦等等。领导指下啥他就去干啥。有时看到一些该做的活，领导没说话，他就自动跑去做了。有时会计忙不过来，他便去帮着打打算盘、填填表格。

年秋天，他还挺身“保护”集体财产，在生产队的打禾场上，抓住了一个偷黑豆贼，送到了大队办公室。这个贼就是任老中。

事情竟然是这样，任老中做贼，崔有阑成了捉贼的人！

案件看来有点复杂，队里的干部作了一些安排，暂时也没表示什么明确的态度。原来，近几年里，队里的庄稼常有丢失的现象发生，开始，丢的数量不多，人们也没大在意；后来，丢的次数、数量多了，这才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破案要寻迹。可是这地方都是石头和胶泥路。丢了东西，路上寻不见一个脚印，只有在地里还可找出一点迹象来。凡是丢了东西的地里，都发现有一双歪底鞋印。这说明所有丢失的东西都是一个人偷的。但是，光有鞋印也还是没法破案，看样子还是一双破皮鞋，平常没见谁穿过，又到哪去找这穿鞋的人呢？有人说是崔有阑，说半夜里见他偷偷摸摸地在街边上走，但一时又拿不出可靠的证据来。这时候，在一般社员中间，只有任老中的心里是很清楚地，可他又不肯对人说。

任老中和崔有阑是这样牵连在一起的。

年秋天。有一天，任老中在天不明起来去担水，刚出大门，就看见崔有阑背着一背谷进了家。他心里想：呦，这家伙偷开了！应当赶快到队部告他才是。他刚把水桶放下，却又弯腰担起来。一刹时，老中改了主意：算了，何必呢？这又不是偷的我的！

年三月的一天晚上，崔有阑的女人背了个大草篓，在生产队的草场上偷草，喂她自家的羊，也给任老中碰见了。任老中也装着没看见，一扭头就过去了。他心里想：女人家眼小心窄，犯不着去惹她；再说，那草也不是偷的我的！

任老中家大门外的圪堎底下，有一个大土坎，他在土坎上种了些桃、杏、栆等果木树。那年六月正是麦收的时候，他的杏儿熟了。他怕人偷杏儿，每天晚上都要出去看两三回。有天晚上，他最后一次出去察看时，忽见东沟路上有一个人，不知背着什么，在黑影里不声不响地朝前走来。任老中赶紧向一旁避了避身子。

那人刚走到跟前，任老中闪出身子，问了声：“谁？”

“我，是我”。那人用低微的、吃惊的声音回答。

“呵呵，是老崔呀？”任老中凑过去一看：原来崔有阑背的是一大捆麦子。老中明知他这是在队里的地里偷的，却故意问道：“你这是从哪背的？谁叫你去背的？”

“好兄弟，你别问了，和你没关系，求你给个方便，邻家傍舍，千万别给声张出去。”

任老中心里很气愤。这麦子分明从东沟偷来的，那是他们小队的一块地。他想：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他多吃了，我就少吃了。再说，这是什么样的东西，这是麦子呀！这是白面呀！任老中觉得这事不能不管，于是便伸手抓住麦捆，说：“呵呵，要是一星半点的，我就不说了，这回你偷得太多，太不像话了。走吧，咱到队部去吧！”“好我的老兄弟，你快饶了我吧！只这一回，我再也不干了。你把我拉到队部，对你能有什么好处。说实话，我也不是单为这一捆麦子，我是想叫咱那个尹满红降一降威风！”

支书尹满红曾几次在社员大会上批评过任老中的“老中”思想，崔有阑这句话倒是很有作用。起先，老中硬要拉着崔有阑往队部走，他缩着屁股怎么也不肯去。老中说：“你要不走，我就要吼叫尹满红了！”崔有阑一听说要吼尹支书，两眼直勾勾地望着尹家的大门，背上驮着一大捆麦子，就那么“咚”地一声跪下了，并且一跪下就像老母鸡啄米似地，朝着任老中叩头不起来。任老中开始还不肯松手，后来不知为什么，手便一下子松开了。他想：“唉，这家伙，咱惹不起，少找些麻烦算了。管他呢！为一个人是一条路，惹一个人是一堵墙。这一捆麦子轮到我名下，也不过一把半把。咱犯不着去得罪人！”想到这里，他便甩甩手，对崔有阑说：“去吧，去吧，以后可别再偷了。”

崔有阑又忙给任老中扣了个头，爬起来背着麦捆，像受了赦似地窜回家去了。

四

年春天，这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因为是山区，浇灌困难，队上的小麦等都歉收了。唯有任老中家的几分自留地特别。那块地不远处的一条山沟里，有个死水池。老中夫妇常在夜里打着灯笼，担水浇灌，又加上锄得勤，上的粪水足，因此没受灾。那绿油油、齐刷刷的麦苗，实在惹人喜爱。任老中两口子心里高兴，那就不用说了，过路的行人看了，也都啧啧称赞不已。这时候，崔有阑又在心里打开了鬼主意。他想：今年任老中可闹美了，去年给他跪下叩头不能白叩了，瞅机会把他那麦子分一些回来，叫狗日的别高兴得太早，叫狗日的少享一点福吧。

麦子熟透了！老中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把自留地的麦子割倒，码在地里，单等往家里背了。那又粗又长的麦穗，那饱鼓鼓的麦粒儿，那猪鬃似的麦芒，实在能爱煞人。任老中掐了一穗，揉在手里数了一下，足足有一百二十粒。他本想当下就把麦捆背回家，又一想：麦头太焦了，待今晚湿潮一下，明早来背就会少糟蹋些。

次日天未明，老中到地里一看，马上便蹦了起来。麦捆被弄乱了，仔细数数，整整少了近一半。他借着晨光，伏下身子朝地面上察看了一下，见满地都是歪底脚印。他右脚在地上一跺，两手在大腿上一拍，一仰脸，蓝天在眼里亮了一下，马上又变成了一片乌黑。他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了。

任老中从地里背回剩下的一部分麦捆，就躺在炕上爬不起来了，他女人也心疼得像刀割一般。她又疼麦子，又疼老中，丢了麦子还是小事，要是老中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过啊！

党支书尹满红和队长赵候亮，登门来安慰老中，尹支书告诉老中说，这个贼已偷了不止一次两次了。偷了东西不说，还想造成队上的困难。咱们可不能上了贼的当。说到这里，还一再嘱咐老中，叫他别焦急，想办法帮助大队把这个贼捉住。

任老中躺在炕上，心里像滚锅似地难受。他思来想去，总想不出一个究竟来。要说是崔有阑吧，又觉得证据不充分。崔有阑好坏还是个人，他能是这样的黑心肠吗？以前，他偷队上的东西，我老中抓过他多少次，都没给他声张过。难道说，他能忍心偷我的吗？任老中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女人，他女人一下就认定了是崔有阑偷的，并且说她这就到崔有阑家去串门，瞅定了东西藏在那里，然后去队部报告。说完她便真的到崔有阑家去了。任老中在炕上躺了一阵，一想不合适，便走到院里，隔着墙招呼了两声，把女人叫回来了。他对女人说：“呵呵，算了，不要去看了！崔有阑刁得很，就算他偷了，你也看不到。说不定还会反咬一口，说咱诬赖他。以后咱多留心些，不为个人，为集体把这个狐狸捉住，就好收拾了。”

秋天的一个晚上，任老中正睡得迷糊，他女人把他推醒了。他坐起来，侧耳一听，崔有阑家的大门“吱吱”响了两声，他赶快穿好衣服跑出了门。他知道，这时候地里已经没有什么庄稼了；只有场内还放着一大垛黑豆。于是照直朝场上奔去了。来到场院的土堎下，他刚蹲下身子，就见有人抱起一大捆黑豆往出走。任老中一句话没说，悄悄向前摸了几步，便一下子窜过去，揪住了那人的领子，并且马上大声叫喊起来：“捉贼，快来捉贼啊！崔有阑偷队上的黑豆了！”崔有阑本想再央告老中一声，一见老中的来势厉害，灵机一动，便也翻身扭住了老中的衣领，更大声地喊叫起来：“快来人呀！社员们都快来呀！任老中偷咱们的黑豆了！这贼叫我抓住了！”

尹支书来了，队长赵候亮来了，还有一些社员也闻讯赶来了！任老中已经和崔有阑扭打了半天。一见尹支书，崔有阑吆喊得更凶，更有劲，他喘呼呼地说：“支书，你看看吧，我捉了个贼！这狗日的，自留地的麦子丢了，拉下亏空，想偷咱队里的东西往起填！”尹支书问：“这是怎么回事？”崔有阑又忙说：“我今夜里闹肚子，睡不着觉，听见任老中溜出大门，就有点犯疑。我跟来一看，他在场上偷黑豆，便当场把他扭住了。”任老中本来就不会说话，这时候，一生气，更是翻不动舌头了。好半天，他才结结巴巴地骂道：“你……你……你这……畜牲！到……到底是……我……我……我偷，还是……你……你偷？！”崔有阑冷笑了一声说：“你可不要骂人。咱俩人倒没什么。我不过是为了保卫集体财产，才把你捉住的。”任老中又气又急，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他伸着手半天才骂了一句：“你，你放……放屁！你这个豺狼，你……”崔有阑嘻嘻一笑，朝前跨了一步，威吓道：“你骂谁！你偷了队上的东西还骂人！老实说了吧，你偷东西也不是十次八次了。去年夏天，你偷队里的麦子，被我捉住，你跪下给我叩了两头，我觉悟不高，就把你放了。看来你是越吃越馋了，不惩治你一下，你还要连锅子给端了哩。今年夏天，你说你丢了麦子，谁知你是真丢了还是有意捣鬼！”一听这话，任老中简直都要发疯了，他一头撞在崔有阑怀里，直着嗓子叫道：“我……我今天要和你拼……拼命就是了！”这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任老中的女人和崔有阑的女人，也不知什么时候赶来，并且也在一旁动手扭打起来了。

尹支书大喝了一声：“别闹了。事情我们早就有数儿了，你们先回去吧，谁是集体的贼，谁是捉贼的人，我们是很清楚的……”

事情发生以后，社员们都纷纷议论。有的说任老中自私自利惯了，这事情值得怀疑；绝大多数社员说，这事一定是崔有阑干的。为这事，任老中又病了，走路摇摇晃晃，像散了架似的；他那两只眼睛更大了，眉棱更高了；头上箍着的那条毛巾，也乱得像个老鸦窠，本来插在上边的那截香也没有了。他一天到晚不说话，就连“呵呵”的声音，旁人也听不见了。崔有阑呢，倒是神气得很。任老中抓他没成功，自以为阴谋得逞，因此显得很得意，他见了谁都哈腰，见了谁都打招呼，都嘻嘻笑。

五

可是过了没几天，这个案件就彻底查清了。这天晚上，崔有阑和他女人关了门正在家里磨面做吃的，尹支书带了两个民兵走进门，把他带走了。原来队部保管员张老汉，早就发现了这个贼，他早就把情况一一报告了尹支书。支书不叫声张，说要再放一放，叫这家伙亮一亮嘴脸，到时候对大家也是个教育。有一次，张老汉半夜听到外面有人说话，等一会便看见崔有阑往家背麦子，当时，他便去把民兵队长石小山叫醒了，准备当下就去把他逮起来。可是，后来尹支书来了，他要张老汉不要急着行动。说一定要看看这家伙除偷盗以外，还安个什么目的。经过一连几次的事件，总算到了时候了。崔有阑偷盗粮食，为了自己的吃喝不说，事实证明，他还企图打击队上领导的威信，企图用造谣栽赃反咬一口的办法，在队里制造混乱，破坏队里的生产。

崔有阑阴谋被揭穿后。生产队里开了一个全体社员大会。会上尹支书把崔有阑前后多次犯罪情况，向大家作了详细报告。社员们个个气得咬牙切齿，提高了对阶级敌人的认识。任老中坐在那里，听了支书的话，便腾地一下站起来，说道：“我，我向大伙说几句话。”接着，他便把自己前后多次捉住，放了崔有阑的经过说了一遍。他没有结巴，也没有打“呵呵”，只是话一说完，就站在那里呜呜地哭了。

在社员大会上，尹支书讲完话后，又叫崔有阑作坦白交待。最后决定追回全部的赃物，糟蹋了的折数抵赔。尹支书问大家：“同志们静静，大家说，对崔有阑该怎处理？”

大家一致喊道：“送法院，必须把这条毒蛇送交咱法院去整治他。”

散会以后，由保管员张老汉领着一伙人，到崔有阑家里去缴赃物。任老中抬手擦擦眼也跟着去了。从崔有阑家里出来，任老中背了一大口袋麦子，边走边给人议论。还是上次讨论救济款时，那个“检举”老中的小伙子，在一旁拍拍他的肩头说：“老中，你看多危险，以后可不敢再当老中了吧！”任老中亮开嗓门，“呵呵”笑着回答道：“对对对，小兄弟，以后你看我的就是，大伙以后也别再叫我老中，叫我的真名任秋生好了。”

走出崔有阑的大门，任老中迎面见了尹支书，便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双坏皮鞋，在手里摇晃着说道：“支书，你看看，这就是那双歪底贼鞋，我把它找到了。”尹支书笑笑说：“那没啥用处，咱也不是靠它来捉贼的！”

任老中太高兴了！他回到家里，在当院悄悄站了一阵，然后抡起一把镢头就往墙上刨。他在东边的那堵墙上，劈开了一道门；在西边的那堵墙上掏开一个碗口大的窟窿。他女人又在一旁问他道：“你这又是做什么？”

任老中抬起胳膊，使劲擦了一下脸上的汗，畅畅快快地说：“呵呵，你知道什么！以后咱可不能再糊涂了。这东边拆开个门，走着方便，有啥事好去跟支书说，这西边掏开个窟窿，方便耳目，好监视那个地主坏蛋；就是他去蹲了法院，他那个妖精女人，咱也得常常监视着些才行！”

（原载年6月号《火花》杂志。力进系高忠惠笔名）

本文作者：高忠惠

本文作者高忠惠和著名作家田东照女儿田潇鸿在一起

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创作小说《两堵墙》的前前后后

高忠惠

一、发表前

1、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

年，我从报纸上看到，党中央的一次全会上作出决议：建国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决议大意是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新的更加隐秘曲折的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剥削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在伺机而动。一旦气候适宜，他们便妄图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此，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当时党在农村阶级斗争的政策是：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巩固地团结中农；打击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

同年（）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了一次小说创作会议。这次会议很重要，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来的。

在当时的农村里，先进的和落后的人是少数，中间状态的人是多数。写中间人物的本意是为了团结和教育持中间状态的人先进起来，把他们争取到彻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轨道上来。当时已初步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毛主席的著作大量出版。

2、如饥似渴地读书阅报学习

我素有读书看报的癖好。我当时大量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了马列主义方面的经典哲学著作。文艺方面我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名著，订阅了十几种文艺刊物，学习了《文学概论》等文艺理论书，读了不少指导写作方面的书和文章。对于山西文艺战线上五个老战友（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胡正）和山药蛋派大师赵树理的作品我是篇篇必读。

二、创作的萌动和经过

1、创作的萌动

有一篇毛著里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毛主席在一边倒那篇文章里说：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一个人不是倒向社会主义就是倒向资本主义，骑墙是不行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生长居住在农村，与农民（当时叫公社社员）朝夕相处。我对他们每个人的经历、性格、言谈举止、声息笑貌十分熟悉。他们的形象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动。觉得不把他们表现出来实在是憋得慌！同时我也真真实实地看到：先进的、落后的（包括反动的）都是少数；而中间状态的人是大多数。这批人毫无什么观点、立场可言。他们每天都是得过且过。什么人掌权、什么人领导，他是不管那些的。他们不说反动话，也不说进步话。生产队叫他干啥他干啥，能得到多少算多少。这批人很容易被阶级敌人利用。为了不使他们永远“骑墙”，于是我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就叫“两堵墙”。本意是“巩固地团结中农”，把这批人教育过来，叫他们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而绝不能让他们倒向资本主义那一边去。毛主席的一边倒思想和理论，便是我这篇小说“两堵墙”的灵魂。

鲁迅先生也曾教导我们说：要改变人的精神首推文艺。我也试图用文艺的形式去改变那些中间状态人们的精神，使他们也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靠力量。但是社会上各类人都那么多，如何表现呢？有点文艺常识的人都知道“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于是我把平时了解最多、印象最深、形象最突出的人抓到我的作品中来，把他们集中塑造，使人物和作品成为活的、有机的整体。尽力使人物性格突出，故事情节生动有趣，能够吸引读者，使读者在嬉笑言谈中得到启发和教育。

2、创作的经过

我小说中准备写的那几个人物，平时给我印象极深极细微，他们真正地打动了我的心扉，我企图把他们塑造得活灵活现。可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很不完整，也不连贯。于是我就把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甚至任何人身上都没有出现过，而作品中又必须得有的事，我都给加在作品中人物的身上，但还丝毫不能叫读者觉察出虚构的痕迹。我想这就是文艺作品既要忠于生活，又要高于生活吧。

我读书和写作当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劳动收工后觉得很累，拿起书一看，拿起笔一写，顿觉得浑身轻松，生无限乐趣。

小说底稿写出来了，也没什么修改，只是边往有格稿纸上誊写、边修改了一遍，便投寄往当时山西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杂志《火花》去。这时是年农历腊月廿六日。

关于小说的署名是这样：我怕惹麻烦，不想叫人知道是谁写的。所以我从《康熙字典》里找了两个与我名字同音的字。其中一个笔划是26划，另一个的笔划竟多达34划。不用说，这是专门找的两个早已不用了的极其生僻的字。后来在发表时编辑部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的名字太古怪，我们都不认识，请把名字改一下，速寄来。于是我改成发表时的笔名。

春节过后，正月初五日《火花》编辑部给我寄来用稿通知书和基本情况调查表，在魏家滩邮电所就有好些人扯开看过了。初六到了木崖头公社又被好些人扯开看过了。他们都是见到《火花》编辑部的信，很好奇！看了知道是用稿通知书，就更好奇了！但是那个古怪的名字谁也不认识。可是谁也估摸不到别人，都猜想到是我。公社通讯员来我家问是否我的？我说是我的。哪料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消息就早已传开了。基本情况调查表共三份，给村党支部一份，给公社党委一份，又给县委宣传部一份，叫填写我的简明情况和征求党委是否同意发表。三份都给我填得很好，各级党的领导都支持我发表。

三、发表后

1、强烈的反响

年5月26日（公历），木崖头联校校长拿着一张“山西日报”登门来向我祝贺道喜。我接过报纸一看，底下的广告栏内登着《火花》六月号的目录。万没有想到《两堵墙》竟排在本期五篇小说之首。

6月上旬《火花》第六期出版了，一个大牛皮纸袋装着两本六期《火花》和一本印有《火花》字样的稿纸（页），邮赠予我，同时收到一张稿酬汇单。连我还没来得及看，村里凡是识些字的人便争相借走传阅去了。

当时这件事简直是轰动了，村里不识字的人也要叫识字的人给他们念得听。有的家长以此事鼓励自家的孩子好好学习，说：“看人家钻在家里写了几张字邮出去，票子就来了！”各学校的老师也以此为例，教育自己的学生好好学习，说：“只要学下本事，就不愁出路问题。”当时人们街谈巷议的也是这件事。

来我家里访问的人更是络绎不绝，有兴县人、保德人、岢岚人，还有陕西沿河畔的人。

当时的县委宣传部长赵生荣同志和县文教副县长康联珠老先生对此事十分重视。他俩布置县乡各单位包括工厂、机关、工商、学校利用早晨的常规学习时间都集体阅读过。并嘱咐剧团领导试改编成剧本上演。（因剧团不久便参加四清工作，而搁置未成）

当年7月23日，我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封来信（是由“火花”编辑部转来的）内装一封通知书，全文如下：

力进同志：

你的小说《两堵墙》人物形象突出，语言和故事也较生动，很吸引人，本台定于8月7日早晨7点钟第一套节目在“革命故事”栏内播出，希到时注意收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月日

从小说发表后起，《火花》编辑部不断给我来信指导写作，寄学习资料，还寄送内部刊物“文艺通讯”；山西日报社给我寄发内部刊物“通讯往来”；山西人民出版社给我寄发内部刊物“出版通讯”。《火花》编辑部经常寄来约稿信和稿纸，还不断拍来约稿电报。

年9月号《火花》杂志上登了山西文艺评论家林无斯同志的一篇评论文章。题目是《读新人新作六篇》。文章重点介绍了我个人的基本情况，着重论述了《两堵墙》，给予我很好的评价。对我自习文化知识和勇于搞小说创作，给予了很大的鼓励。

文中说：“我们的文学事业，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群众性事业了。这些直接参加生产斗争的工农群众，动用文艺武器，进行创作，推动生产，改造社会，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实在令人兴奋！我们要鼓掌欢迎。”

年春天，由县委宣传部部长赵生荣、县文化局局长安学孟，县文化馆馆长孙岩带领我去忻州地区参加了一次为期十天的文艺大会（当时兴县属忻州地区管辖），这次会议规模很大，参加人有各县宣传部、文化局、文化馆、剧团、电影队、书店、专业和业余文化创作人员（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会议期间省委宣传部来指导大会的文艺处处长林菁华同志接见了我。

大会闭幕后，孙岩又带我到省城参观了四清社教展览和解放军学毛著积极分子成绩展览，浏览了市容、晋祠和各大公园，观看了革命现代戏演出和立体电影。

2、打入黑牢

年11月，我从“文艺报”（实是杂志）上头版头条看到一篇非常醒目的大字标题，不同寻常的“雄文”（实是凶文）。题目是：《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该文长篇大论。我一看题目：心头就不禁一震！深深觉得文艺界风头转了向，是90度的大转弯！我细读全文数遍，嚼其滋味，酸甜苦辣难辨。实际只有苦和辣，没有酸和甜。

文中尖锐地批评和否定了年大连的小说创作会议。首先揪出大连会议上提出写中间人物的“罪魁祸首”邵荃麟；又揪出了写中间人物的“祖师爷”赵树理；还揪出了写了中间人物作品《赖大嫂》的西戎。

我看了此文，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原来文艺界内部早就乱开了，我虽是个农民业余作者，可是我的小说“两堵墙”恐怕难以在这场黑风中摆脱中间人物的罪名。虽然我的本意是写中农思想的转变；可是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完全可以套进中间人物类内。其价值要看结局，恐怕极左者不会看结局。我预感到我本人也恐怕难保太平无事了！果然不出所料，我陆续寄到编辑部的三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接二连三地退回来了。编辑部指定长期跟我联系的两位编辑蒋寿山和陈志铭也不知去向，给我也不来信了。

就这样由文艺界先开始乱，直乱到年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大劫难终于来临！

我这时早已做了准备，首先把我的书籍巧妙地掩藏起来，然后随时准备对策，见机行事，要保住我自己。

这时魏家滩中学有个平素嫉贤妒能的教师名叫邸×（岚县人）。他先在本校的黑板报上批判我的《两堵墙》是中间人物，后又向《火花》编辑部投寄了批判稿和检举信。他检举我是右派，又发表了反动小说。这个姓邸小人的嫁祸此举，我反觉得十分可笑！因为这时全国除《解放军文艺》外，所有的文艺杂志都停刊了。文联和作家协会都瘫痪了。你邸某给编辑部寄稿和信又顶何用？

县里开大批斗会，铺天盖地贴大字报。有给我贴的两张大字报，署名是木崖头革命教师；有给文教副县长康联珠和教育局长康少钧贴的两张，署名是刘××、任××；有给县委宣传部长赵生荣贴的两张，署名是剧团革命群众。这些署名全是假冒。我的被加上“中间人物”罪名的小说《两堵墙》连累了康副县长等人。大字报说他们三人曾夸奖宣传过我的“反动作品”。这也是“罪名”。

乱到年，又卷起了大揪斗的恶浪，我看到处境又临危了！恐怕大祸又要降临到我的头上了！人说“老实人不吃亏”；在运动中因为老实送了命的大有人在。这次有可能是杀身之祸了，我还能再老老实实下去等死吗？活人真的要叫尿憋死吗？古人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虽不是什么好汉，可是这样无谓的亏我再也不能老实去吃了。俗话又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对呀，我想起以前历次运动出走了的人，躲过风潮再回来，便没什么事了。于是我便只身出走（实际是逃走），秘密流浪到内蒙古农村当画匠。在那里的干部和群众中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时刻在保护我，使我暂时得以安身避难。可是我的真实身份必须绝对保密，不能向任何人暴露。因为内蒙也一样搞文化大革命呀！

四、重见天日

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当时的中央主席华国锋庄严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四人帮为标志，宣告结束了！”我看到形势好转，毅然回到本县。先找到当时的县文化馆长田东照，落脚在县文化馆暂时住了下来。两个月后由当八路军出身的革命老干部朱宝泰（河北人）吸收我到他所领导的手工业化工厂当一名协议工，生活暂时安定了下来。

年秋天，我看到一张山西日报。也是头版头条有一行大黑体字标题的文章，题目是：《中间人物的罪名可以推倒》。这篇文章看完后，我的胸中舒舒坦坦地长嘘了一口气，我自言自语道：“啊！这可是要重见天日了！”看到这张报纸后不多几天，县里即把我们这批受冤假错案迫害的人员召集到招待所开了三天会，给我们平了反，恢复了工作。我自今还清楚地记得，县委给我的平反决定文件最后几句是：“撤销原处分决定，政治上恢复名誉，恢复公职，恢复原工资，工龄连续计算。”

年，吕梁地区文联把本地区范围内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过的作品，集了一本书出版，书名叫《在百花村里》，书中收进了我的小说《两堵墙》。至此，我和我的小说《两堵墙》都重见天日！

四人帮被打倒，解了我心头之大恨！重见了天日。我要永远感谢新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永远感谢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作者系兴县西坡村人，出生于年8月，教育系统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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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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