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之大势所趋

以下列举西方重要思想家八人，在整个西方思想体系中当然所列不过凤毛麟角。况且要将他们所著书三言两语地勾画出来，又不免挂一漏万。可是我的目的不外示范。他们在西方学术界都是家传户晓的人物，所留下来的重要著作，又大都为一般大学生所必读书，内中警句早经专家指出，有「杨朱为我墨翟兼爱」的明晰。内中也有具争执性的地方，则有其他专家检点，与事实的发展映证，所以所摘虽「简」，却并不一定是「陋」。

他们的著述，只代表个人见解，并无不能驳斥的权威。只是像很多中国的大哲学家一样，他们每个人都经过划时代的大变动，所作分析与综合都具有真人实事之背景，所以算有实证主义之分寸。将他们思想里的精粹有选择性的连缀起来和中国现场比较，再又将所得结论与西方现场比较，虽不能称彻头彻尾的科学方法（因为我们无法将历史放在坩锅或试管里量温计重地重复考证），总算也尽到历史学的能事了。这也就是说：从长时间远视界的条件下纵观历史无从全部客观，必配有主观成份。亦即信仰的因素不能摒除。否则又何必借重大思想家？

１．首先将西方民族国家这一观念揭诸书刊的为法国人波丹。他所著书，题为《国事六讲》发行于一五七六年。波丹所谓republique不限于我们所谓民国。他的着眼尚是民族国家性质的王国，境内人民尚不必操同一之语言，其中甚可能包含很多小单位，各有其方言及习惯法。只因全境由国王操纵，最先由于武力之征服。波丹书内主张增加国王之权力。至于宗教事宜则应对各宗派一视同仁。私人财产权理当保障。王国内之基本单位则为家庭。既然男子富于理性，女子则多情感，社会风气亦应男先女后。儿童则尚未成年，当然居副从地位，奴隶亦应由家庭管制。

今日中国读者可能一再阅及波丹书而百思不得其解，只因其文字平淡无奇。若所说只是开明专制，社会具「尊卑、男女、长幼」之序次，则中国古已有之。即张之洞所处光绪朝亦较波丹所叙无逊色。何以作者竟因《国事六讲》而享盛名？所著书凭何称西方色彩？又如何与现代化相关联？

原来欧洲在波丹著书时尚是一只脚停在中世纪里。欧洲中古最显著之色彩，即是权威粉碎。我们所熟悉的英格兰、法兰西、日耳曼及义大利大体不过地理上之名词，即国王亦不过群雄之首，不仅其疆域无从固定，而对臣下亦因婚姻世袭及其他私人关系所订合约而转移，主教亦拥有领土，教规亦为法律。各自由城市亦视其准许状可能在境内节外生枝。其症结则是欧洲之feudalsysterm与中国之「封建」不同，确是十足地将公共事宜当作私人产业处理。（莎士比亚所作《亨利第五》一剧即表示因婚姻及遗传关系英国国王应兼法国国王。）波丹提倡中央集权，旨在矫正这些弊病，亦可谓整顿其上层组织。他之所谓尊重私人财产权，势必将「管制」与「享有」分作两途。以家庭为本位，亦即提高一般平民身份，而低调于当中贵族体系。他之对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势必减杀教皇与主教之威权，而使民族国家之行政更世俗化。凡此都表示西欧诸国与中国相较，政治组织发展晏迟，日后方始后来居上。波丹倡言一个国家必有其灵魂与躯壳，已与我们所谓体与用之关系接近。波丹虽未明言组成此民族国家之目的何在，但是各有其固定之疆域及完整之最高主权，必有朝经济方面发展具竞争性之趋向。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将波丹所提倡中央集权宗旨迈步实行，海陆军向国境东南北三方拓土，使疆界领域更整体化，通令境内居民一律用法语，凡尔赛宫内之官僚组织体制庞大，其成员为平民而非贵族，法兰西已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其弱点则是不能消除内在基层贵族僧侣之重楼叠架，尚待十八世纪终之大革命解决。

２．马企唯立，义大利之佛罗伦斯人。他的名著《君王论》初刊于一五一七年，此书此人在西方亦引起争端。他曾侧面道及，君王既受全民之托，生死与共，则不能在行事时受一般道德习惯约束。于是君王用诡计亦为之，主持谋杀亦为之，其为令人敬爱则不如令人畏惧之有实效。赏则要绵延不断地零星付出使受者经常带有希望而长此感恩图报，罚则要一次罚清以免臣下猜忌而谋变。书中无道德观念，提及人类之坏性格亦未曾矜饰。

只是已有专家指出，马氏所述并非人类应当如此，而是在文艺复兴期间已确是如此。况且君王论亦暗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原则：公众道德与私人道德不同。

一个国家之首要不能一昧顾及本人之清名亮节而贻患于部属及人民。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牺牲精神有如明代首辅张居正。居正尝自谓「此身不复为己有」，又自谓如笃席，可以供人践踏。今之革命志士尤其无法脱离此精神。

３．霍布斯为英国内战时人物，其所著书《巨灵》发行于一六五一年，书从初民坏性格说起，当时无政府无法律，因为多数人追逐世间少量福利，免不得动手撕杀，是为「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之阶段。人人均有惨死之可能，于是他们相互协议，组织政府，各人放弃一部份权力，授权于「巨灵」。此巨灵乃成为一个全能性政府，他可能为君主制下之一人，也可能为代议政体下之多数人。巨灵以所授权之集体性格对付各个人，因之他的旨意即为法律。

在霍布斯体系之下各人财产所有亦由此巨灵制定，是为「分配资源」。英国之分配资源以威廉第一为准则。威廉自一零六六年由诺曼底渡过英伦海峡而入主英格兰，他曾以英国土地约六分之一隶属王室，其他则以裂土封茅的方式偏赏臣下。《巨灵》书中提出准则，亦即承认征服者有权处置被征服者的资产。在威廉以后举兵者亦然。即经过兵燹而原封未动的亦等于新征服者以原产业授予现有人。

《巨灵》书内说明，如果国家最高主权人放弃政府亦未留继承人，则政体解散，一切重来。如果巨灵无巨灵之威力，不足以制压强者保护人民，则人民亦当停止服从，至此也是政体解散，回复到「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阶段，迄至再一度另一巨灵之出现。

霍布斯性格偏僻古怪，他所写政治哲学，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出于笔下，描写似漫画，读来似寓言。然仔细想来，其文字仍含至理：有如满清颠覆袁世凯帝制自为而失败后，中国进入一段军阀混战之局面，此亦即是「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之阶段。当时既无有效之法律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只有力量与欺诈才能算数。倘使长此下去，甚可能进入霍氏所说「无法产生关于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无美术、无文学、无社会」。即今日以原爆作战也甚可能产生此万劫不复之境界。

霍氏与发现血液循环之哈威交往。《巨灵》书中也提及新型国家生理之一面。此种国家之税收解入国库，又因为支付分润各地，凡经行之处，一体繁荣。他所未及言明的则此大动脉旁之各细胞亦必具备公平而自由交换之能力，才能在金融流通之中收到泽润之功效。

４．洛克是英国光荣革命的发言人。他的《政府论二讲》发行于一六九零年，而尤以当中下篇至今在美国仍脍炙人口，因其提及私人财产权，不引用武力，最符合当日英国在北美洲垦荒情形。洛克称上帝以全世界之资源分配于全人类，凡人以一己之劳力与一部份之资源混合，即成为其私产。他说：「我的马所嚼草，我的仆人（洛克承认奴隶制度）所刈之草地……都是我的人身财产，用不着任何人授权同意」。此情景固然适合于荒地，可是对人烟稠密耕地久历沧桑如中国者如何打算，未为洛克提及。我们只能想象，洛克之解释，已隐蓄着「劳力价值论」之一观念，所以中国提倡的「耕者有其田」之建议，应与洛氏所说不相冲突。

「社会契约」的说法，见于霍布斯笔下，也得到洛克的支持。《政府论二讲》所述契约无待全民参加，只是少数服从多数。芸芸众生，只要含默的认可，即已等于投票赞成。若是有人始终不能同意又如何处理？洛氏认为此等人应赋予出境流亡国外之自由。

５．斯密及马克思均被人视作与资本主义有切身关系。前者甚至被人恭维其为开山老祖，后者则称为其劲敌。其实两人一生著作全未在词汇上引用出来「资本主义」此一名词。马克思在说及「资本家时代」之后，用德文直译为「资本体制之立场」，今人有意译其为「资本主义」者，文意上似无不可，但在专门名词于历史上之发展程序则不符合。

斯密所作《原富》发行于一七七六年，与美国宣布独立为同时。此书并非资本主义之经典，而实为倡导自由贸易之长篇论文。书中将自由贸易及政府无端干预之利害据实直书，列证极详，所以斯密在本文所列思想家之中为最具有实证主义的力量之人物。

《原富》书中提及中国土地肥沃，人民勤奋，全国富饶，曾一度被外人称羡。近数世纪则毫无进展，想见其原因在于法制之阻碍此国家向富饶方面继续进展。以下一段又对当今中国最有参考价值：

「在不同时代及不同国家里趋向富饶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政治经济体系足以使国民富裕。一种称为商业的体系；另一种为农业之体系……商业之体系实为现代体系。」

６．马克思无疑的是世界上最伟大思想家之一。他的长处是对弱者同情，眼光宏远。但是他行文无纪律序次，有时先后矛盾，是以极易为后人断章取义的借题发挥，与恩格斯合著之《共产党宣言》发行于一八四八年，用以支持当年欧洲各国之革命。其主题在阶级斗争。罗马帝国有贵族、武士、平民、奴隶，中古时代有领主、陪臣、农奴、行会业老板、徒弟等等，迄至今朝则惟有城市之小市民阶级凌驾于无产阶级劳动者之头上。但是此资产阶级自掘坟墓，他们扩大生产集中城市人口，增进交通通信，等于替造反开方便之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斗争必然引进共产社会，兹后之社会即无阶级。马恩一方面提倡工人无祖国，共产党人发难理应自全世界著眼；一方面又在战略上叮咛共产主义之斗士要适应环境，各依本国工业化之程度而转移。《共产党宣言》对全未及工业化之国家如中国应作何区处无片言只字的指示。马恩一方面表示其激烈态度，倡言「强力推翻现有一切社会条件」，一方面仍主张循序渐进，如实行累进所得税、停用童工、提倡义务教育，此种种举措即在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亦早已是家常便饭。

《资本论》三卷发行自一八六七年至一八九四年，后二卷由恩格斯编订完成。第一卷可称「资本主义之生产方式」，揭橥着「剩余价值」（马氏大部著作以德文写出，《资本论》外尚有《剩余价值论》三卷。）之名目。资本家雇人工作，是为购买工人之劳动力。马氏根据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之说法认为工资不外使劳动力持续不断，亦即所付费足够劳工衣食生活等等之必需，不多亦不少。但是劳工工作之制成品其价值超过于工资，此超过部份，则为剩余价值。此卷一最具有意识形态，亦最有争议性。卷二可称为「资本主义之分配方式」，及于销售运输。卷三为生产及分配之综合。

《资本论》不计及资本家承担风险、筹谋组织之贡献，不计及生产分配以外影响经济之其他因素，所以经济学家商彼德JosephSchumpeter称马克思仅提供理论上之技术，以及一种思维之方法。既如此则不能表示现代经济之全貌。今日看来马氏之指摘，大部系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形貌。

剑桥经济教授罗宾逊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述及「利润比率」之观念。利润比率即净得利润与支付工资及购买原料，承担机器折旧等等总和之比率。换言之，亦即每一年度内利润与投资相对之比率。卷一称此比率经久不变，卷三却说及此比率因科技展开、生产技术增进、资本家又彼此竞争而下跌。如照卷三所说工资亦必因之而上涨。

罗宾逊为具社会主义性格之经济学家，对中共向具同情，亦曾往中国大陆多次。她著书称，前人所说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工悲惨情形，现查已与事实不符。刻下资本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内之劳工均已丰衣足食，惟独尚待开放国家内之劳工尚面临悲惨境界。此亦根据《资本论》卷三所述生产技术增进工资接踵上涨之明证。

７．卢梭与黑格尔同为著述丰硕之思想家。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前者成名于法国大革命前，为人尊奉为浪漫主义之开山老祖。后者享盛誉于拿破仑战争之后，为创造思想体系之哲学家，以理想主义及辩证法而具称，卢梭所习惯的为瑞士村镇中的自治，黑格尔所憧憬的则为他自己未及身见的统一之德意志帝国。两人之见解均具争议性，也曾为人引用支持他们个别的政治见解和政治运动。此间我所提出的纯在两人共通的「公众之志愿」的一观念。并且以在历史上的解释为主旨。

卢梭所著《社会公约》发行于一七六二年，较《原富》稍先但与《资本论》相距则至少有一个世纪，书中否定各人自行其是的自由。一个人享有自由获得权益，其大前提此人为社会之一成员。倘非如此他又有何资格，据何凭借迳自称有此自由享此权益？而此项要求又向何人提出？

所以卢梭之言论最表现现代社会之集体性格。《社会公约》内称一个国家有如一个具道德性之个人。他一方面要保持本身之绵延不断，一方面也要有「具全般的及带强迫性的力量，去推动并安排各部份，使他们对全体有最大的利益。」

８．黑格尔《权益之哲学》出现于一八二一年，内中将公众的志愿说得更明朗化，亦更多历史含义。黑氏提及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内部纵多元化，要必具精神上之团结，方能决定本身命运并执行本身意志。但公众之志愿亦不待彰名较著的宣扬提出，而可以积年累月含默地进行保持。因为逻辑性之现实多时超逾人身经验。因之黑氏指出纵时代伟人亦难能凭一己之意志将之全部操纵。（至此可以看出黑氏无意支持独裁政治。）他们不过较旁人所见略多，能协定诸般力量而已。采取此立场黑氏尚且反对凭空修宪。宪法产生于历史，「并非全部出于制造，它是亘多世纪之成果」。

我的经验：一个学人如对上述纲要或类似的了解充份掌握，对中国近代史之展开，必多积极性的看法。

四、中国现代史之轮廓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尚在满清末季，其上层组织为君主专制，以昊天诰命的名义执行，带有宗教性格。基层原以小自耕农为骨干，近数十百年来佃农问题亦逐渐引人注意。但是除了一九二九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作过一次实地抽查外，其情形不得其详。一般印象则与传统观念相反：农村问题最大关键在于「贫」而不在「不均」。耕作地既分割至细，则每一单位无从获得有意义之剩余，总之即不能存积资本，租佃问题只使个人间关系更为紧张，却不能再更变整个局面。农村内之劳动力亦为此种小块耕地所拘束，大部系低度就业，剩余之劳力亦无法输出或另谋生计。土地税之收入为数亦至为有限，只能供应传统式之衙门而无从用作任何突破，中国之被称为「一穷二白」，不可能未具备基层之原因。

至于上下间之联系，前在阐述财政税收情形时业已提及。在满清末年主持此联系者仍为由科举制度及其附属机构所培养之士大夫阶级。他们入朝为官僚，退职为乡宦，考试之前各省派有名额（传统习惯即称此为「选举」）。诚然他们可以在国家与社会间具有衽带式之功能，只是他们之通知特长无非「诗云子曰」的文墨及意识形态，只能用作维持「尊卑、男女、长幼」之社会秩序，即间或有能臣，其所设施具有军事经济价值，亦因其为非常状态，缺乏上下侧面之支持，无法造成体系，不能持久。

这是一种令人感到窒息的状态。传统体制上的弱点既在十九世纪彻底暴露，二十世纪之清算旧体制有如摧腐拆朽。昊天明命的专制皇权既已于一九一一年被推翻，维持上下联系之文官组织尚因一九零五年之废除科举而地位动摇。基层之情形更早已失去掌握。如果历史真能纳入试管，民国肇造以来的事迹可以重演的话，则前段所列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家应能对重演的事迹提出若干预测。

这也就是说，历史观点无非就今日立场将过去事迹回溯倒看回去。我们既已身历百年来大变动之后果，理应能推究其前因。只是如黑格尔所说，逻辑性之现实可能超过人身经验。亦即百年来发生之情事经纶万端，内外前后互为因果。看法亦可千变万化。我们极易将偶然细节视作千钧重点；或将切身感受，视为全般状态。所以亲身只眼体会之不足，尚待引用思想家之分析补助。而以上诸人所著书，正符合刻下之需要。我们再度体念中国近代史及于一九一二年民国肇造至一九二六年北伐开始，可以从前向后看去，感受到以下的倾向及徵兆：

这国家正酝酿着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动。主因为传统体系无法改造利用。凡上层机构下层组织及上下联系均须重建。

民国初年所修宪法约法以及召开的议会注定无实效。他们非历史产物，而系仓促制造。他们本身尚为社会之外界体，不可能与基层接触。

行宪失败军阀割据不能避免。在「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的阶段内，只有私人军事力量，以人身关系联系，用不正规的财源支持（如鸦片专卖）才能差可维持秩序。军阀之弱点不在违法（此时已无有效之法律可守），而系不能保国卫民。以中国幅员之大，军队－指挥全赖私人关系，其经费来源又不规则，即至难在一两个省区外收效。是以军阀连年火并未已，遑论及创造新体系，是居「巨灵」之位而不能提供巨灵之功用。

次阶段才为革命政权之兴起，可是纵如是，革命政权最初亦只能在军阀体系之根基内产生。不过人身关系可以逐渐代以革命意识。鸦片专利式之筹款，逐渐代以较正规方式，如收回关税、向外借款等。在技术上讲其衍变仍为渐进。

革命政权首先重建中国之高层机构，使国家能独立自主，但终亦必改造其基层。整个体制改组有以下诸特点：

·商业法律代替农业式之管制。

·为赋予各个人公平而自由交换之能力，「劳力价值论」将被引用。

·干预私人财产权限于军事行动及尚未复员期间。

·改组成功之后国家社会具有竞争性之经济性格，也能用数目字管理。

此种广大的群众运动有军民广泛而不计牺牲的参加，无疑的背景上必有「公众之志愿」在。但是在过程中即领导人亦无从全部了解其行动之真意义。况且利用群众心理，又为任何革命行动中不可或缺。所以在行动的过程中，有意与无意之间必将产生歪曲事实之意识形态。凡此均待编修历史时订正。使事势确定而不可逆转时使全民能接受历史之仲裁而赋予含默之认可。

有了以上的了解，我们可以明白地看出：北伐开始蒋介石与当日之国民党之所作为实系替新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包括形式上具有全能性之政府，统一军令下的国军，全国通行之币制，数百年来未及施行之征兵法等，从兹获得外强承认。此工作之一部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借北伐及中原大战时推行，当时仍接受笼络收买军阀部队，如是继续至抗战时完成。

此项工作不能得到好评，而且受「贪污无能」之指摘者，实因高层机构仅具轮廓，并无基层组织在侧后支持。纵即国家具现代型貌，社会则依然故我。有如新型军备器械经行内地，民间无适当之交通工具策应。兵役实施不如理想，则因健全之司法体制尚付阙如。国民之识字率亦不及百分之十。甚至军中不能以阶级服从，权利义务重重节制，而系倚靠人身关系以「有面子」及「无面子」之落后的社会价值维持。此情形亦等于骨骼具在，其筋肉血脉及神经系统则疏松残缺，仍不能作正常之运转。

责备蒋之不能整饬内部，批评者须先看清中共企图翻转改造中国低层组织之困难情形后方能作定论。

及至国军撤退至台湾后，乃因此地无大陆一片赤贫情形，日据时代亦在社会改组略具根基，乃可以陈诚主持之一九五三年「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强迫地主以低价让出限额以外之田土，由佃农接收（仿 在日本之土地改革）。并接收美援（至一九六五年美援停止时共得十四亿美援），才避免社会冲突，收到改组基层之实效。又在一九六七年颁行新税制，全面增税，打破传统经济在低范围内保持平衡之局面。增税收入则将国民义务教育由六年延长至九年。台湾今日之推行民主不能不归功于数十年之预备工作。

改造中国之基层，其最艰巨一部分工作仍在大陆，由毛泽东及中共执行完成。中共与国民党联合之后交兵，役使一九三七年放弃内争而共同抗日，抗战中途又再度反目，终于对日胜利后展开全面之内战，此中头绪纷纭。可是今日局势澄清，我们可以看出：创立新中国之高层机构及重新再造基层同属艰巨工作，虽则事势上须要连系，技术上却至难并容，蒋之创建高层，旨在救亡图存，凡参加者来者不拒，不仅兼并异己，尚且招揽军阀残余及社会上之旧势力，以期用现有力量突破难关。毛及中共之改组基层有如更换地毯，必须掀动全局，无可妥协。

只因此间之分岐，两方之对外政策，动员程序，宣传组织始终南辕北辙。

两党之分裂背离固然始自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之「清党」，可是清党运动前中共亦已暴露其背离态度。此时争辩谁是谁非无益，总之中国之长期革命受内外煎逼，时间短促。群众运动亦有如个人，有自卫而图生存之必要，此为内战之核心原因。

此间尚值得注意者则最初多数共产党人，亦如其他国际共党，旨在遵循马克思及恩格斯之信条，活动于大都市，集中于经济前进部门，不意中国新兴工业范围狭小，劳动阶级力量脆弱，一经国民党摧毁，只有接受毛之领导，从兹中国之共产运动主体上只是一个农民运动，专注于社会之最低层，迄至一九四九年毛亦无意另自构筑国家之高层组织，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整个摒弃都市文化，亦不沾染金融经济，以干部开会讨论方式代替职业性之官僚机构。如此虽与蒋及国民党成为生死对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运动。

这长时间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无人能全部掌握，构成整体的腹案，处处按计划施行。而是各尽人事。只因为问题之庞大，超过任何人事前预计之眼光。只到社会里的各种因素全部投入历史与战争的大熔炉内，这些因素的消长变化，凝聚而为「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才符合黑格尔所谓「逻辑性之现实多时超逾人身经验」的说法。他和卢梭所说「公众之志愿」的内容，至此才全部揭晓。

以「贪污无能」四字指责蒋介石的人，大都尚未了解他手下问题之大。国军在大陆的失败，实际由于在城市中构成的金融体系，缺乏农村全面的支持，在入不敷出的情形下终至破产。中共发展至今日之情况，大都亦系摸索而来。总之当初发觉与国军作战，不得不以土地改革为饵，诱导农民参加。以后一步逼一步，明知地主、佃农、富农、贫农当中区别有限，只是不彻底杜绝「剥削」，无法突过难关。及至没收地主土地按口均分之后发觉此非长久之计，乃决定由合作生产至集中生产，才有大规模之人民公社。

可是纵如此，数亿人民失去支配本身命运之权利，虽「解放」而全部农村仍只被搓捏而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既无法制也缺机缘使农村内剩余的劳动力向其他方面另寻出路，而毛自身也发觉解放已到尽头不能再解放的彷徨。据他私人医生所说，他晚年刚愎自用，一心与天地同高，去长江大河巨海中游泳，与多数年轻女子发生关系，经常数日数夜不得成眠，从一个革命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转变而为一个脱离现实的诗人与艺术家。固然他的私生活不足以毁灭他的群众运动；只是他已冒险犯难解决中国几百年留下的大问题却又使今后的局面停滞，他自己也应知道此非历史的决策。所以他最后与尼克森修好，已表示有打破局面的趋向。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中国社会并未完全停滞。此时政府用「剪刀差形式」以低价向农民购买粮食，也以低价配给市民，借此压低两方工资。据北京国务院一个研究机构的估计，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全民吃大锅饭穿蓝布袄，节存得一段资本。内中农民之贡献即值六千亿人民币（一九八五年之价格），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之本钱。

「只有改革才是大道理」，这句话笼括着中国今后动向，也宣扬着继蒋介石毛泽东后中国长期革命中第三阶段的主题。在重商主义的气氛下，经济不仅要提高人民生活，并且尚要在交往进出之间厘定国家的新法律。近年大陆草拟并公布的法律，如公司法、劳动法、保险法、对外贸易法、和国家赔偿法等即是重订上下间法制性联系的表现，借此构成永久体制。

难道过去全无类似的条文与例规？当然具有。可是能否行得通，其能通行的范围则成疑问。原来一项法律能否执行生效，全靠社会之强迫性socialcumpulsion在后做主。过去中国之立法表面上现代化，实际与人民生活习惯相违或互不衔接，其词句读来似外国文，宜其无法通行。再向其侧后看去则是民间的经济因素无从公平而自由的交换，政府的财政税收开支也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所以外强才要开设租界，制立领事裁判权，从事内河航行，进而划分势力范围圈。这也就是说，民族、民权与民生都有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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