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我们家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祖父母和父母在自觉与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中作出了思考和判断，他们的决定被认为是“当时对整个家庭最合适的选择，不然怕是都不会有后来的这许多人。”

年雪后的安洛（乐）村

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已仙逝，他们的后代继续生活在这里

01

奶奶的病危

年8月底的一天，当我的父亲梁新民像往常般从油田下工，准备洗脸时，却意外收到了来自家乡的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

收到电报的父亲大为震惊，奶奶那会儿不过四十出头，往常家里一年半载来封平安信，内容虽难免提到些小病小灾的话，但大抵都不过是平凡年月里的琐碎，这突然而至的加急电报让毫无心理准备的父亲慌了神。

父亲心里怕呀！年初，19岁的他参军入伍1，年又随部队集体转业到油田2，前后已有七年未能侍奉在二老身边，如今母亲病危，这遥遥三千多公里的路程，他到底能不能及时赶回去？又急又怕，父亲从铺位上拿了现金，与退伍证和立功证一把塞到衣服兜里，就冲出宿舍申请回家探亲了。

当年有大批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前往克拉玛依支援油田建设

踏上归家旅途，父亲的心情就如同车头冒着黑烟，一路吼叫不停的列车般焦虑且急迫，他无心瞧一眼从沙漠戈壁到黄土高原的沿途风景，只是在心中一遍遍默数着车轮与铁轨摩擦时发出的“哐当”声。

列车飞驰的同时，在陕西渭北的小山村里，我的爷爷梁永全整日急得在窑洞里打转，他也急呀！老伴的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周围人都说没指望了，老衣（“寿衣”的俗称）都已经备好，但黑娃（父亲小名）还没回来，爷爷知道，奶奶这病起于四年前，根子在心上。

那也是个夏天，约莫大暑后三五天，村上挨家挨户通知要召开群众大会，会上通报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朝鲜战争胜利的好消息3，可庆祝过后，去当兵的父亲却迟迟没有归来，爷爷奶奶越等心里越毛焦4。谁知这时，又不知从哪儿传出了消息，说村里有人在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次战斗中牺牲，都说那牺牲了的就是梁家的老大黑娃。

奶奶听到消息后，就病倒了。

爷爷先是跑到村上、区上，后又去到县城，却怎么都打听不到父亲的确切消息。多方打探无果，他只好自己跑了趟部队，却意外见到正坐在床上给自己补袜子的父亲，两人乍见，父亲吃惊不已，爷爷喜极而泣。

爷爷这才知道，原来父亲所在的部队从辽宁出发进入朝鲜，因中美签署停战协议，行军途中就收到了部队拔营回国的命令。父亲那时即给家里发了平安信，信中还告知了荣立集体三等功5的消息，不料这信迟迟未转至家中，流言却早已吓坏全家老小。

自那以后，奶奶连惊带吓，即使知道父亲平安，情绪上还是动辄抑郁。年，奶奶又生了我的小姑姑，但奶奶心中有事积压，思虑过多，日久成疾，不知不觉间竟然就发展到“不得好了”的地步。

当年，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人，大抵都是抱着“母子见最后一面”的心态在期盼父亲回家，但奶奶内心的求生欲望却是极大的，尤其是当她意识模糊中听到多年未见的儿子唤娘时，她那原已浑浊的双眼又重新睁开了，她挣扎着想要起来。

奶奶姓聂名牡丹，家乡本是位于咸阳市的聂家沟寨，这地方属于“八百里秦川”的平原地带，风调雨顺的年份里，从来都是山里人向往的好地方。可惜奶奶出生的二十世纪初偏偏是个天灾频发，战乱不断的年月，她不仅没有似牡丹寓意般富贵繁华的童年，更是在如花的年纪，碰上了陕西饥荒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6。为求活，她和姐姐先后逃难到北山深处的小村庄，嫁人是为自己活下去，更是为了给家人换取活命的糜子7。

内心对活着的渴望，使奶奶出乎众人预料地又缓了过来。而回家后的父亲经历心情大起大落，是最欣喜于这般好转的，他认为自己离家多年，对父母对家庭，对弟弟妹妹们亏欠太多，他愿意倾尽所能去做点什么。

起初，爷爷奶奶对父亲这样的态度并不赞同，毕竟逃难而来的奶奶与会弹棉花如今靠务农养活全家的爷爷都深知日子艰难，过活要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况且年，家里早已入不敷出，全家人无论男女老幼，但凡能挣工分的，不管多少，一律参与劳动。然即使如此，粮食依然不够吃，所有开销都在极尽可能地压缩，所有必需支出，也都是大家口挪肚攒下来的，花着心疼啊！

但父亲的再三保证逐渐打消了爷爷奶奶的担忧，他说自己在油田每月能拿到将近三百元，级别最高的工友甚至可以达到每月五百元，他说自己在油田也没啥花费，现如今花掉的这些钱，等他回到单位很快就可以挣回来，攒下来8。

于是那年从夏末到春节，我们家渡过了较为宽裕的几个月，家里不仅给奶奶求医问药，还给四叔定了亲（大家族行四，实际是父亲的大弟弟），奶奶的病自那年治好后，身体一直康健，活到了年，享年72岁。

02

母亲的期盼

年，最期盼父亲归来的还有我的母亲，但她的思念和担忧从来都只能深埋心底，能做的就只是默默地侍奉公婆、照顾弟妹。她参与地里的农活，也操持家务的种种，她洗衣做饭，纺线织布，绣花做鞋，样样都能，样样都干，但这些统统无法改变她这年轻媳妇的艰难。

母亲的艰难贯穿一生。

年，她出生于旬邑县魏家村，上有姐姐竹娃和哥哥运娃，或是因她生得白净，故而父母给她取名“粉娃”，让人想到粉雕玉琢的年画娃娃。其实无论寓意几何，当时迎接母亲的，的确是个父母双全，有姐有哥的温暖之家。

然而，母亲不满周岁时，年仅三十岁的外婆就去世了，丢下外公和三个年幼的孩子。那时，每当母亲饿得哇哇大哭，我那只有九岁的姨妈就边哭着照看只有四岁的舅舅，边用筷子蘸些蜂蜜，想用那星点的甜蜜哄哄她那什么都还不懂的妹妹。

接下来的日子，父子（女）四人相依相伴，年幼的姨妈俨然担起了家庭女主人的重担。但如此过活也只维持了五六年，姨妈到了婚嫁的年龄，外公不能留着闺女在家做老姑娘，姨妈没有办法继续照顾她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了。

万般无奈，外公一副扁担挑起母亲和行李，带着舅舅，将他们送到了泾阳县云阳镇张家屯村的哥嫂家。外公跪着求嫂子照顾自己家这没娘的孩子，可那年月谁家的日子又好过呢？据说外公的嫂子当时边哭边埋怨外公说：“你把你家这落怜9给我送来干啥”，但最终她还是留下了母亲和舅舅。

母亲在泾阳生活了三四年后，她的伯父就去世了，再往后过了两三年，当舅舅长成可以帮外公务农的小伙子时，母亲又随哥哥回到了他们的家乡——旬邑县魏家村。

回忆泾阳岁月，母亲总提起吓人的菜花蛇和恶狠狠的大狗，那蛇冷不丁地出现在母亲刚刚抱起的柴火中，出现在她方才拉开的铺盖里，也出现在她即将掀开锅盖的灶台旁，而那狗则咬伤了母亲的胳膊，使母亲不得不每天去寻找臭烘烘的溏鸡屎10涂在伤口上。

母亲讲述往事时，压低的声音中总透着股神秘意味，她神乎其神地描述，常使我无法确定那些回忆到底几分真实几分想象。但毫无疑问，那菜花蛇带来的无处不在、冰凉入骨的幽暗和孤独，以及无数次梦中被大狗追逐的无助，还有那被撕咬时真切入骨的疼痛，都弥漫了母亲的整个童年。

除却菜花蛇和大狗带来的恐惧，在泾阳的生活忙碌充实。大灾大难外的年份，像泾阳这种土地平坦、靠近城市的地区是远先进于北部山区的，母亲在泾阳不仅学会了采棉、纺线、织布、掐帽条、编草帽等生活技能，她甚至还有机会进入学校。读书不仅开阔了母亲的眼界，也提高了她的心性。

小时候，我听母亲讲过许多她在泾阳的经历见闻，譬如她给我描述一片片艳丽无比、香气浓郁的罂粟花，她还给我讲蜜蜂采蜜时，是如何用自己的后腿将沾来的花粉，和着唾液和花蜜，揉吧揉吧就揉搓成了小小的团块。当然，幼小的我也见过母亲读报的样子，那只不过是她偶尔得来的一两张报纸，她翻来覆去地读着。

可想当初，长成豆蔻少女的母亲从泾阳重返魏家村小院时，她的心中充盈着多少关于未来的期盼与想象，她觉得兄弟姊妹们都大了，只要大家手脚勤快，苦日子终究要过去了。

那时的母亲，虽是闺中少女，整日里哼着的却是“勤大姐，勤的好，前院后院都打扫，鸡娃狗娃都喂饱，娃娃穿的花花袄……”的歌谣，她学着姐姐当年操持家务的样子，努力以最简单的食材布料，给父兄不差于别家的茶饭衣着。就这样忙前忙后，却不知“勤大姐”的歌谣竟唱来了自己的婚姻，请人来托说的是安乐村11的梁永全，他家的老大黑娃到了娶媳妇儿的年纪。

媒人说梁家是个有着四五十口人的大家庭，兄弟们既有木匠、花匠（弹棉花），还有开粉坊、染坊的，更有识文断字的先生，各房都是有一技傍身的踏实人家。母亲自幼丧母，生活奔波，对热闹安稳的家庭，对有所依靠的期待是甚于一般人的，而安乐村的梁家似乎就是她的期盼和憧憬所在。

安乐，多好的名字啊！

然而，正当母亲沉浸于新婚幸福时，父亲应征入伍，部队要开拔了。母亲说她的第二个“对月”12还没有熬完，父亲就拉着牲口去外公家接她了，到家后寡言的父亲只说让母亲不要担心，胜利时他就回来了，从此便几无音讯。七年间，父亲虽偶有来信，但无论是碍于情面还是传统，那信都不可能是写给母亲的，父亲的境况，母亲只能从爷爷的转述中获知一二。

未料有流言传出，人们都说父亲已经战死，奶奶甚至为此病倒，母亲并没有任何可以询问或哭诉的知心人，无助地度过孤独的夜晚。

之后，又有了母亲即将改嫁的传闻，但爷爷奶奶显然是在此中感受到了压力，奶奶病倒与思儿相关，也与人言相牵。

最终，爷爷做出了千里探军营的决定，他带回的关于父亲平安的消息中止了流言，替家里的两个女人挡掉了些许为难。但只要父亲一日未归，总有些担忧和压力在。

人们议论母亲的身边没有娃娃守着，母亲既是明志，也是排遣孤寂，她主动将生来羸弱，不被爷爷奶奶看好的一位姑姑（在我小姑姑前出生）收养，就如同自己的女儿般，即使回娘家也形影不离，但我那可怜的姑姑最终在一岁多夭折了。

年，农村由初级社发展到高级社，所有的农户将土地、耕畜、大型农具都交给了集体，社员的口粮一部分由全社统一供应，一部分由社员以劳动挣得的工分换取。

高级社的实施打破了以往单家农户的生产生活模式，母亲得以走出家庭参与全社公共事务，她早年在泾阳生活的经历见识，使她很快在妇女中脱颖而出，成为由安乐村、庙底村、刘家村组成的“五星社”的妇女主任，甚至还被评为了全区典型，披红戴花参加表彰大会。

那段时光大概是母亲76年的生命中，少有的发光时刻。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母亲在表彰大会上如何与男人握手，议论着母亲竟毫不回避，来来往往于满是男性的工作场合，流言总是传一次，变一次，远一次，甚至传到了距我们村五六里地的义章村。

义章村是姨奶奶嫁到的村子，当年奶奶和她的姐姐一起从聂家沟逃难而来，她们背井离乡在这偏远的北山里讨生活本就不易，还得经年累月承受本地人关于她们是“客货”13的轻蔑，心中的敏感与自卑，只有姊妹间可以互相倾诉。因而当流言从姨奶奶嘴里再传回给奶奶时，她的心情和母亲的压力都可想而知。

从地图可以清晰的看到，文中奶奶的娘家和母亲幼时成长的地方都属于靠近城市的平原地区，而这两位女性最终都嫁到了更为偏远落后的山区地带。

父亲此时归来，于母亲而言是恰如其分的压力释放，母亲所经受过的委屈和压抑都因着相见而消散，她不抱怨，也没有哭诉，她满眼满心看到的都是她和父亲美好的未来。

尽管父亲探亲起于奶奶“病危”，但就工作而言，父亲当时所在的克拉玛依油田也已度过最初、最艰难的开创阶段，到年，油田发展日臻成熟，当父亲收到家中电报时，油田建市的筹备工作正在火热推进中14。作为最早参与过油田建设的一份子，当组织收到父亲的探亲申请时不仅马上给予了批准，而且时间还给得较为充裕。

七年的等待，母亲才盼到父亲归来，她不想父亲再次离开，这不仅仅因一个人的日子实在难捱，也因为自己的工作非常需要父亲的支持。但父亲改变了母亲的想法。

父亲给母亲讲述他们初到油田时的艰辛，在那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风起时人必须找到背风处趴着，眼睛都睁不开，住宿也只能在就地挖出来的“地窝子”里，除了日常劳动，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休闲或可以逛逛的地方。父亲讲述的不易让母亲心疼，父亲返工，他非常需要母亲同去。

父亲当然也描绘了那片热土的神奇，那里的地下蕴藏着无尽宝藏，那里的地面处处洋溢着干劲，那里的人们能感受到无限可能，如果母亲与父亲一同前往，作为家属，她可以先去读石油学校，接着她还会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母亲心动了，她要和父亲去油田。

父亲和母亲的决定吓坏了我的爷爷奶奶，此前他们总听别人议论自家媳妇“太能干”，而这能干又显然并非传统中好媳妇该具备的美德。如今小两口要共赴油田，如果他们落在了新疆可咋办？如果媳妇获得了更广阔的天地后，把他们的儿子抛在了身后又该咋办15？

彼时，家里所有的东西早已入社，而统一配发的口粮标准又一降再降，完全不能糊口，如果母亲跟着父亲离开，家里主要劳力就只剩下爷爷一人，奶奶当时身体堪忧，尚在看病，屋里屋外都靠爷爷，他独臂难支，该如何养活和照顾奶奶与剩下的五个孩子？如果媳妇和儿子下决心要一起走，那还不如让他们都留下，正当年的父亲是家里紧缺的壮劳力。

爷爷和奶奶当时的思虑获得了大多数亲戚朋友的同情和支持，大家都帮着劝说我的父亲和母亲，但始终收效甚微。爷爷和奶奶还曾实施过“拖”字诀，可该瞧的病都瞧了，该订的婚也订了，家里的鸡毛蒜皮全都安置妥当了，那些近的远的，可走动可不走动的亲戚朋友全走遍了，油田催工的电报已拍来好几次，爷爷和奶奶实在找不出新的理由了。

忽然之间，爷爷奶奶的态度软化了，他们说：“黑娃，我们送你俩走，你二十五岁的人了，还没有去过舅家，不知道舅家的大门是从哪边开着的，见过你舅后，顺路就走了。”父亲和母亲以为二老大概是想通了，况且他们说的在理儿，就高高兴兴地跟着爷爷奶奶去了咸阳聂家沟寨。

事后父亲和母亲才知道，那次舅家行也是爷爷奶奶阻止他们返工计划的一环。奶奶跟三个兄弟说了自己的想法，舅爷们不仅春风化雨地给父亲做着思想动员，同时还带着他走街串巷，挨个拜访本家的亲族，每走一家，父亲就置办些礼品，不知不觉间盘缠竟花光了。

当时的母亲，虽是和父亲同去的奶奶娘家，但进门后她就被奶奶有意和父亲隔开了，他们没有单独的时间和空间商量任何事情，所以当她得知已无路费只能回家时，唯有一声叹息。

这次回家，不仅父亲重返油田的心彻底死了，母亲原本妇女主任的工作也干不下去了。一方面是母亲开始显怀（这个孩子就是我），爷爷奶奶以此坚定了父亲留下的决心，同时也要求母亲安安静静地呆在家中；另则但凡有人来找母亲去工作或开展活动，爷爷不仅阻拦母亲，还会追着上门的人一顿臭骂，久而久之，母亲就不再外出工作了。

此后多年，父亲从未就留乡务农的事情说过什么，即使母亲有时和他拌嘴，骂他“黄芩把心瞎了”16，父亲也只是蹲下，“咂吧咂吧”地抽上一锅旱烟，此外并无言语。大概沉默是父亲自觉亏欠的表达方式，但这并不能有效地抚慰到母亲。

自我记事起，母亲总爱哼唱那首叫做《把我卖到泾阳县》的歌谣，“一箍篼蒜，两箍篼蒜；我大我娘爱吃蒜，把我卖到泾阳县。去呀穿的烂布衫，回来穿着十八件。一件送我爷，我爷担土垫后院（厕所）。一件送我婆，我婆提上陀陀捻线线……”。

那歌谣中的女子，从贫寒之家，落后之地，嫁（卖）到了生活富裕、思想先进的泾阳县，身上的烂布衫换成了“十八件”。她能够在回娘家时，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送给爷奶、爹娘，甚至送给包括自己还没读书的侄子在内的十八位亲人。而成长于泾阳县，见过广阔世界，甚至经历过短暂自我实现的母亲，明明就要触及美好，却始终未能抵达。

母亲反复吟唱的歌谣里有她自觉成长于先进地区的自豪与自矜，也有类比歌中人的不甘和失落。往后岁月，母亲依然坚强地奔波于生活之海，每当风浪来袭，她就会唱起这首歌谣，只是那歌声中的自豪日减，失落渐深，直至姨妈和弟弟接连去世，这歌谣中就只余下流淌着的苦痛。

自懂事后我常想，假使母亲的眼界从未打开过，那她的期盼和心性，以及与之相伴的苦痛是不是就会淡一些，浅一些？如果父亲能够将心中亏欠说与母亲，哪怕就只有一次，她的忧伤会不会少很多？

其实仔细回想，这样的表达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是那些“默默无言”的表达终究不能被听到，而偶尔说出的叹息终归也不是说给母亲的。

年的一个清晨，回娘家的我帮着爷爷去种洋芋，他挖坑，我填种，我们爷俩没有人说话，就这样猫着腰种完了三分地。

当我填下最后一块籽种起身时，发现爷爷正拄着?头把出神，朝阳给他红红的脸膛镶上了一圈金边，也衬托着他原本高大的身形显现出佝偻的轮廓。他没有看我，自顾自地说了句：“唉！你妈是个成气17的，我佩服她，我也对不起她”。

受访者

梁凤霞，女，年人，农村退休教师，热爱教育，曾以民办教师身份扎根乡土教育事业近二十年。

作者简介

王婷，女，年生于陕西渭北山区，民俗学硕士，全职公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