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来了，审美如何？

黄力之

资本逻辑来了

有主流媒体称：“热情高涨的资本使我国文化产业实现突飞猛进：年全国影院总票房为.69亿元，占全球总票房的17.8%，居世界第二位;年中国游戏产业收入达到亿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这些文化产品在极大丰富人们业余生活的同时，也出现让人瞠目结舌的‘抗日神剧’，虚无缥缈的‘魔幻穿越’，罔顾真相的‘戏说历史’，阴暗灰冷的‘宫廷斗争……”“尽管政府监管部门三令五申，低俗文化产品仍是不断出现，个中因由较为复杂，但从各年度文化领域的并购事件来看，资本对此推波助澜的力量不容小觑。”（《环球时报》年10月10日赵九思文章）

资本的此一行为之学术概念是“资本逻辑”，其动机与方式首先来自于实体经济领域。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有一深刻概括：“这是一种取决于商品生产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使用价值是必定返回到资本的剩余价值的支柱。而且，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商品必须出售，否则，积累就会停滞，危机就会接踵而至。”（《资本主义史：—》，东方出版社年版，第页）

由于资本逻辑“是一种取决于商品生产的逻辑”，价值必须以现金体现，商品必须出售，因此，当资本运作成为审美文化领域的主要方式以后，就会对该领域产生导向性的影响：凡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倘若没有别的力量的支持，必然萎缩衰落；凡叫座不叫好的作品，倘若没有别的力量的干预，必然做大做强。这样形成的审美文化生态，一定是俗文化强而雅文化弱的态势。

关于资本逻辑对审美文化生态的影响，美国学者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出色的分析（该成果至年夏季才公开发表在美国《每月评论》上）。他们以美国作家米奇·斯皮兰(MickeySpillane)为例，其六部作品曾是20世纪美国排名前15位的畅销书，麦克·汉默是书中的主要人物，本质上是一个愚蠢的、不道德的虐待狂，而且趣味低俗、酗酒、好色、暴力。他称自己的座右铭是：“杀，杀，杀，杀!”他崇尚以暴制暴，甚至草菅人命。然而，这些充斥着嗜杀、暴力的作品竟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难怪克里斯托弗·拉法吉(ChristopherLaFarge)要诘问：“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竟然能够支持并欢迎对待普通生命的这种态度，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

原因当然就在资本逻辑，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分析道，美国独立的一流文学艺术家可能要比年前要少，这并不是因为人们的艺术潜力在下降，而只是因为严肃艺术无法换回丰厚的报酬。除非艺术家本来就有丰厚的经济地位，或者能够安贫乐道。一般人“被迫出卖自己的才华，为花里胡哨的杂志、电影、电视和广播撰稿；……欧内斯特·范·丹·哈格(ErnestvandenHaag)简要地对此予以了概括：‘与过去相比，我们的社会并没有怠慢伟大作品的创作者。但是，我们太过厚待流行艺术的创作者，以致追随者趋之若鹜。过去，这样的诱惑是不存在的。’”（《国外理论动态》年第6期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文章）

资本逻辑就是资本逻辑，无论时间空间发生什么变化，逻辑总是照样展开。年的中国，根据青年作家郭敬明小说拍摄的电影《小时代》上映，粉丝一遍欢呼雀跃。《中国新闻周刊》同年第30期发表署名文章《谁在支撑着〈小时代〉？》，揭示出影片的价值观是拜金主义的。但是，资本逻辑一旦启动，舆论便无能为力。两年以后——年，郭敬明本人执导的《小时代4》7月9日首日上映，取得1.12亿票房的成就，两日共斩获2.06亿，占比总票房横跨70%。作为国产系列片的首套四部曲，《小时代》系列截止年7月10日累计票房15.1亿，创下华语系列片票房新记载。

《小时代》系列为什么可以逆官方的意志而一路通行呢？答案就在资本逻辑的作用——郭敬明对于商业电影的精准把握，将商业品牌进行最大化营销推广。《小时代》商业模式成功的依据是“粉丝经济”，让粉丝说出在第一部、第二部中缺什么，于是第三部完全服务粉丝，也就更加“小时代”了。《小时代》系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背景下的命运，似乎更能说明，在资本逻辑的展开过程中，审美文化生态呈现出自发性、自然性的发展趋势。

资本逻辑对审美文化完全没有积极意义吗？

愤慨之余，人们必须认识到，万物都是具有两面性的，资本逻辑对文化的作用和影响并非完全是消极的。消极者当然是指其为低俗文化打开了放出魔鬼的瓶子，但是，积极的方面也是明显存在的，那就是它指认了审美文化成长的普遍规律。

资本逻辑追求的是产品销售时产生的利润，其实现形式就是产品以理想的价格卖出去了。如同物质产品一样，文化产品的利润高低成为衡量其影响力强弱的标志，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利润就意味着没有受众，没有受众则没有影响力，而没有影响力的作品意味着其死亡，成为无意义之物。

以中国戏曲的发展而论，在宋代仁宗中期之前，戏曲演出活动多局限在宫廷。此后，由于商品经济在城市的发展，一方面是流动的资金多了，另一方面是商品交换的原则渗透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出现了瓦舍、勾栏这一民间演出形式的兴盛，使得戏曲演出活跃于广阔的民间社会。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称：“京瓦技艺……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这种演出，完全是按照商业化在运作的——从演员到编剧，按票房收入分成，还形成了当时的明星制，有名望的演员可以长期占据勾栏，而演技差的人则被淘汰为“路岐人”。可以说，没有经济的繁荣以及商品化原则的运作，就没有中国戏曲在宋代的崛起，只靠宫廷是不可能获得全面发展的。

在西方电影史上，当美国好莱坞的商业电影模式对欧洲电影形成压力时，欧洲人试图以保护主义政策来抵抗好莱坞的“文化侵略”。实行这一政策，电影工作者可以定期领到一笔年金，但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作品几乎任何人都不感兴趣。法兰西科学院院士马克·福玛罗利（MareFumaroli)说：“政府的保护主义对法国电影产生了负面的效果。委员会制度实际上使脚本和拍摄计划迎合了小集团的口味，后者认为电影应该像‘前卫’文学一样与‘大众俗见’作战。……这种小脚女人式的保护主义不一定能够激发创作，也不一定能够产生真理和智慧……它甚至可能会培养出一种‘等待资助’的心态和受宠孩子的心理。由于没有了市场的惩戒，它还会让不负责任的经验短暂地自我庆祝一番。”居伊·索尔曼(GuySorman)则说，“国家实行保护主义措施的最大受益人是制作人，其次才是公众，因为绝大多数受资助的电影都不在影院里放映。对《天使爱美丽》这部影片来说，法国的‘文化例外论’奉行者给过什么资助吗?”（《反思文化例外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59页）《天使爱美丽》是一部法国浪漫喜剧电影，曾于年获得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奖最佳设计奖和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奖最佳原创剧本奖，恰恰是这部有活力的电影，并没有获得政府资助。

好莱坞电影完全是资本逻辑所致，但公正地说，在多数的意义上，好莱坞的产品是不能简单地以低俗去评价的，还是有不少堪称精品的东西，其以精湛的艺术形式去反映人类主流价值观的也不是个别，如《魂断蓝桥》、《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等。可见，资本逻辑对文化的积极作用也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否则我们为什么要接受“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呢？

更有意思的是，在社会对作家提出主流价值观的要求时，经常会遭到一种拒绝，理由就是所谓创作是一种天赋的“自我表现”，而恰恰是在资本逻辑中，“作家针对大规模行销图书市场而创作的小说并不是要表达自己对个人和社会的看法。正如埃尔默·戴维斯(ElmerDavis)所言，小说创作‘不是一些人想要写什么，而是另一些人想要他们写什么’。无论如何，所有这些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当时较为普遍的创作理念和态度。”（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可见所谓绝对的“自我表现”经常是一种虚幻。

辩证看待大众文化的“俗”

这里会遭遇一个矛盾或者悖论，那就是，当认为资本逻辑对审美文化的不良影响是它迎合了大众的低俗口味时，但是在希望审美文化更多地生产符合主流社会价值标准的作品时，我们使用了“文艺为人民”的口号，可是，言及人民，难道不也首先是指人口中的大众吗？难道有两个对立的大众吗？

在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法兰克福学派否定大众的文化口味，认为这是对资本逻辑的迎合，对此，英国学者阿兰?斯威伍德指出，“在诸如此类的论断中，我们看到了双重的盲点。一方面这是精英论者的文化观，认为形式‘高雅’的才是文化，才能变化人心而充当改变社会的利器；另一方面着又很悲观武断，认为工人阶级心甘情愿地牺牲，臣服于物化的环境里。经由这些对比，我们倒看出了很怪异的地方，从马克思主义出发论事的法兰克福学派，竟然与反马克思理念的尼采，在许多观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大众是‘平庸之辈’……如果工人阶级……是如此的无能，还有什么力量能够拯救社会，使之免于‘文化上的野蛮状态’呢？”（《大众文化的神话》，三联书店年版，第21—22页）

当然不存在两个对立的大众，大众只有一个，只是说，在同一个大众的身上，其文化趣味的低俗化倾向与其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是并存的，不能持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在大众身上会有文化趣味低俗化的倾向呢？这是阶级社会历史的原罪产物。因为，文化趣味是与教育有直接关联的，教养较少者则文化趣味容易倾向低俗。就文化教养程度与人口关系而言，从来的社会都是呈宝塔形的，总是较少的人群受过较高的教育，相应地，受过较少教育的人群也总是一个多数，这是阶级社会的基本事实。

另一方面，文化趣味之雅或俗与文化生产的专业化与否也有关系。在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只有性别的分工，除此之外，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由所有人来共同进行的，包括早期的文化活动，这样的文化对所有人的意义是均等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是带有阶级性质的分工，少数人成为文化的专业生产者，他们推进了文化的发展，文化产品越来越精致完善，但同时也使文化生产逐渐脱离了大众，成为上层社会的专属品，而下层群众则只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进行简陋的文化生产，形成民间文化，其与上层社会的精品文化形成对立。这种对立状态，战国时楚人宋玉描述为：“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已。”（《宋玉答楚王问》）

关于大众文化的低俗化与上层文化之高雅的对立，马克思的朋友、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说过，“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悯惜的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像，他们将粉碎诗人所非常喜爱的艺术方面的一切游戏和虚幻的想象……我每想到了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用来威胁我诗歌的那种毁灭情形，我总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伤，我的诗歌将随着整个古老的罗曼蒂克世界而沉沦了。虽然如此，我坦白地承认，正是这个对于我一切的趣味和爱好如此敌视的共产主义，它对于我的心灵发出一种诱惑力来，使我无法摆脱；”（《海涅散文选》，新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海涅的逻辑是，大众的文化趣味是低俗的，与高雅文化不能兼容，在可能的情况下，会构成对高雅文化的破坏。但是，海涅为什么还是倾心于大众的革命呢？因为他处在马克思的时代，能够看到比文化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大众是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即如毛泽东所说，“革命是什么人去干的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当然，我们还要继续进行辩证思维，可以得知，在阶级不平等的状态下，大众的文化低俗化倾向只是一个方面，实际上，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由于文化的本性——对自然局限之克服，那种与劳动生活相联系的健康、清新、纯洁的审美情趣，也是存在的，不可一概以低俗论之。事实上，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之发轫，就与民间文学对专业作家的正面影响有关。

解决的思路还是辩证思维

在现代社会，情况已经不像古代社会那样简单，比如说，计算机与网络是现代先进生产力的标志，其文化传播的意义是空前的——网络文学已经异军突起，但其带来的雅俗之分问题，似乎更为复杂了：在互联网上制造并享受新的文化的人，与很少甚至不能生产并享受这种新文化的人，前者是一个多数，后者是一个少数，在某种意义上，多数人的新文化还是以通俗为主，少数人的文化依然是高雅的。有例为证，媒体披露：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开办了“网络作家培训班”，一位网文作者说：“在那儿把我这辈子的气都受尽了，那些老教授，居然说出‘我是没有看过什么网络文学，但我知道那些都是垃圾’这样的话，气死我了。”显然，老教授的话不无偏激之处，网络文学不仅充斥了低俗化的东西，但它也能够传播高雅文化，而且，网络文学中还能够产生升格的作品，年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繁华》就是首先出自网络文学，然后才成为纸质文本，这是“新媒介”和“旧传统”的成功嫁接，打破了网络文学与高雅文学的绝对对立。

这里要提示一下的是，网络文学的发展，信息技术只是技术支持，而真正的生产机制还是来自于资本逻辑的作用。现行的网络文学生产与销售是按照VIP订阅制度来执行的，读者只有付费才能看更新的章节（中国网络文学读者约三亿），千字3分，作者与网站分成。作者一天写一章，每章字，月收入两万元左右。一位号称“我吃西红柿”的网络文学作者，自年入道以来，十一年来写了两千余万字的作品，一年到头几乎无休息时间。很难想象这样的工作方式能够产生出文学精品，但恰恰是大众在以商业运作的方式催生这样的作品。

解决的思路还得是辩证思维：

一、“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语），既然市场经济不但在理论上是不能抛弃的，而且其对文化艺术的影响亦是双重性的，那么我们要从实际而不是从理想出发。事实上，中央有关文献中关于文化发展的方针有两点，一是“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一是“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就意味着，中国既适当保留了原有的文化生产机制——保护性机制，又适当接受了资本逻辑对文化生产的推进机制。这不能不是我们的出发点；

二、必须承认，无论是雅文化还是俗文化，其生命力都在于更多的人群对其的接受和传播，不能出于反对资本逻辑而不在乎作品的受众有多少。在当下，提出“文艺为人民”就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是，人民与大众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如果作品既无票房也无印数，看起来摆脱了资本逻辑，可是不为大众所欢迎，又怎么能够说是为人民服务了呢？盛大文学CEO侯小强称，“被读者认同的文学才是主流”，你不能无视此说；

三、对于大众文化情趣中的俗，要有进一步的分析和区别对待。对那些妨碍主流价值观与政治标准的低俗之因素，当然应该抵制，可以采取行政干预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方式去解决；而有些俗，比如大众喜欢的悬念、奇幻、惊险紧张、穿越、重生、搞笑、适度的戏说历史、玄幻等等，其中就包含着审美文化感性特征的基本要素，不仅应该允许存在，还可以寻找出与主流价值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共同构建为最大多数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审美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