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纪录片截图。

打了4年，抗战进入到年，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国府来说，这是最艰难却又有希望的时刻。艰难之处在于，战争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让国府财政濒临破产，加上这一年中原地区的大旱，国府只能采取各种加税与粮食征收等战时经济手段勉强支撑。但蒋介石知道，美国人成了中国的盟友，胜利的曙光初现，中国只需要再咬咬牙坚持下去。

文/唐元鹏

太平洋战争爆发已经有五个月了，珍珠港，印度支那，马来亚，爪哇甚至缅甸，日本上下还沉浸在海陆军所向披靡的肥皂泡之中，但一场不期而至的空袭将肥皂泡轻轻戳破。年4月18日，几架灰色的大鸟飞到东京上空，扔下几颗炸弹。大日本帝国的都城东京，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到外国武装力量攻击。虽然损失微不足道，但对于帝国的震动可想而知。东条英机亲自入宫向天皇谢罪，并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

大本营的参谋们绞尽脑汁也想不通，这些大鸟从哪里飞来的。他们不可能聪明到想出中型轰炸机是从航母上起飞；也不至于愚蠢到，相信罗斯福那番飞机来自香格里拉的大忽悠。

于是参谋们以东京为中心按照美国轰炸机的航程划了个圈，寻找着那个“香格里拉”，参谋的眼睛落在了中国的浙江沿海，情报显示，这里发现了坠毁的美军飞机，既然飞机可以在这里坠毁，自然也可以从这里起飞。而浙江也是航程所及，惟一没有被皇军占领的地区。

好吧，就这了，一个关于浙赣作战的“大陆命”号训令从大本营发往中国，命令中国派遣军摧毁浙江省方面主要航空基地。于是沉寂了半年的中国战场重新热闹起来，侵华日军两支主要力量驻华中第11军，驻华东第13军合伙出兵，87个大队的兵力要灭掉传说中的空军基地。

美军轰炸机从航母起飞空袭东京。

国军的凄惨状况

此时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有些头疼，他的部队实力实在不如人意。这里有一份第三战区辖下第师组建师精锐先锋营的报告，全营共人，每个步兵连人有步枪50支，全营有轻机枪18挺，重机枪四挺，迫击炮2门，这已经是全师最精锐的部队，其他部队装备数更为可怜。

经过抗战将近5年的消耗，国军部队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一个师满编万人，现在普遍只有一半，所持步枪比抗战初期打了个六折，只有三千支左右；更别提弹药，按照条例，作战士兵每人应该配发到发子弹，但他的士兵如果能带满10个弹夹（50发），已经属于战区精锐部队。看着手下有11个军33个师的兵力，实际上不过20万人，要面对日军从东西两头同时发动的进攻，顾祝同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五个年头，数百万人的厮杀，几千里战线的对峙，国军军火物资消耗之巨大，不是一个未完成工业化国家可以承受的。

到年为止，国军已经在抗战中损耗了60多万支步枪，而通过自产及进口的步枪数量也是60余万支。看似损耗与补充相抵，但此时国军兵力从抗战初期的万上升到万，也就是说增加了万人，步枪却没有增加一支。以中央军嫡系的36师为例，37年7月有支步枪，但到了年只剩下支。这一年国军只生产了1.4亿发子弹，但消耗却是2.13亿发，全国储存的弹药只够全军打一次会战。

军火装备固然如此，士兵吃饭穿衣也成问题。年黄仁宇22岁，彼时他还不是日后写出《万历十五年》的畅销书作家，仅仅是国民革命军第14师一名排长而已，即使是嫡系中央军的排长，他也没有布鞋可穿，只能光着脚穿草鞋。为了让部下穿上衣服，第14师师长阙汉骞只能让军需官偷渡到日军占领的越南，买来白布自己染色再缝制成军服。为了节省布料，只能做成短衣短裤，于是黄仁宇可以脱下军服进行换洗了。

黄仁宇和他的兄弟们总算有了一长一短两套军服，但还有更离奇的故事，国军某部一套棉军装要分与三个人穿，怎样分的呢？得到棉大衣的，没有棉上衣和棉裤，棉上衣和棉裤又分与两人，穿棉上衣的光着腿，得到棉裤的只能光膀子。这不是后人的臆想和杜撰，而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告诉我们的真实状况。

年，抗战国军在训练。

中国经济破产

日子过到年之后，联大校长梅贻琦每月发薪的时候就特别愁苦，手里捏着元法币回家，却不知道够不够买米养活家人。这个月薪在抗战初期能牵40头牛回家，家里可以开养牛场，但到了这时，这点钱只够一家半月之用；梅校长上有双亲，下有四个子女等着吃饭，家里经常有揭不开锅的时候，饭桌上有时连青菜汤都喝不起，全家人只有用辣椒拌饭吃，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孩子们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为了帮补家里的生计，梅大教授的夫人韩咏华做起了小买卖，她自己做了切糕挎着篮子到大街上贩卖。为了不给丈夫丢脸，梅夫人悄悄换上蓝布褂子，自称姓韩不敢提夫姓。后来事迹传开，梅夫人干脆把糕点命名为“定胜糕”。

年，这个国家的军费日益增大，而财源却日益萎缩，年军费占国家财政收入比重是%，到了年比重达到%。

如果这个还不够触目惊心，国府当年的总收入是56.29亿法币，而支出是.11亿法币，赤字.82亿，财政赤字竟然达到总收入的3.35倍。国府为了填补亏空只能让银行开机器，印了亿法币的钞票。这些数据归结为一个事实，如果在今时今日，国民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要挽救一个已经破产的政府，只有外援和战时经济政策两招。作为一个在战争中苦苦挣扎的国家，除了需要大笔外汇稳定金融秩序，还需要大量物资支撑消耗极大的战争。在德国和苏联援助已经中断的时候，终于等来了美国宣布中国适用于租借法案，第一批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由罗斯福总统批准生效，天不绝中国。

但有外援，还要能将物资运进中国。年10月广州沦陷后，国府的国际通道只有四条，香港的海上出口；法属印度支那（越南）的港口，通过桂越公路，滇越铁路的线路；滇缅公路；西北兰州（主要接收苏援）。

日寇也清楚这点，40年6月日军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越南补给线断绝；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年5月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路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日本终于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中国的陆上国际补给线全面中断。

由此开始的2年半时间里，援华物资只能用飞机，从印度一架架飞过4、米的喜马拉雅山运进中国。年4月下旬，第一架美国航空队运输机降落在云南巫家坝机场。

但飞机的运力相当有限，到42年12月，总共运量为吨，在满足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之后，留给国府抗战急需的物资还能剩多少？

美国空军在华对日作战。在中国某处，当空袭警报拉响时，配备降落伞的美国飞行员们飞快地跑向他们的战机，升空驱赶来犯的日军飞机。

国府内部挖潜唯一办法——“横征暴敛”

在传统的抗战史中，对国府最常见的抨击之一是“横征暴敛”。是的，这一点没说错，但国民政府熬过8年抗战的惟一办法，只能是“横征暴敛”。

除了外援，国府也想办法整理税收，增加收入；同时对国统区粮食的征实，征购，征借，通过三征大量吸纳粮食，以粮食为杠杆作为调剂手段，维持庞大的开支。

战前中国税制主要是海关、盐税和统税三种，三者占岁入77%，占税收总额92%。但开战后沿海海关相继失陷，关税收入锐减；盐税同样如此，没有海岸线，盐税失去了大头。

收税是“横征暴敛”，不收税是“亡国灭种”，还能怎么办？

在这方面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国民党暴政是连火柴都收税，不过要说明的是，火柴税从战前就开始，战时不过改变了收税方式，增加了税率而已。

印花税也是国府“横征暴敛”的重要罪行。37年10月公布《非常时期印花税暂行办法》，部分印花税率加倍征收，除此以外还有发货票、银钞货物收据账单税，有账簿印花税。到43年印花税增加四倍。

新增的税种也纷纷开收，先是有了所得税、遗产税；然后重新开征类似于厘金的战时消费税。对于被收税者自然意见多多，工业界负担税率30%左右，被认为勒毙工业。

但这些“不得人心”林林种种的税收改革增订新增等等“横征暴敛”措施，让年的直接税收入达到80亿元，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中国将抗战维持下去。

国民政府真的是“横征暴敛”的独裁政府吗？让我们看看英国在战时的“横暴”吧。二战之中，英国的所得税率，对收入超过某个数的高收入者，最高征到98%，低收入者所得税率也在30%多以上。

战前英国有4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到了年11月，开战仅一年有余，战前的存款已经耗光，只剩下战后“横征暴敛”从殖民地掠夺来的20亿。可见在战争这个巨大的吞金漩涡中，地主家也没有余粮。而且通过租借法案英国获得亿美元的援助，而中国政府从美国全部获得的贷款援助，不过6亿多美元。

国府为人诟病的还有他们的粮食“三大征”政策。年7月2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了一道意义重大的法令“战时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暂行通则”，全国征实物万市石的粮食。一年之后，国府又将全国定额增加到万市石。抗战中期正是“民不聊生”之时，还增加赋税，不是“横征暴敛”是什么？

回头再看一个数字，全国军警公务员约有万人，共需粮食万市石，田赋征实数连所需一半不到。于是政府又采取向大户定价征购余粮的办法，对所征购额3成平价付现，7成发给粮食库券。等于七成打白条，但如前所述，42年国府财政已经有近两百亿赤字，即使给3成现金也受不了。于是从年开始，在实际控制的9个省份改征购为征借，不发现金，全部打白条。

于是从41年到抗战胜利，国府通过这最后的手段，“横征暴敛”得粮麦共2亿万市石。每年征来的粮食有50%到80%配拨军食之用。除了军队用度，这笔巨额粮草还帮助国府解决了公务员薪水，限制了国统区粮价，当然还包括在-年向中原灾区进行赈济（抗灾救灾）。可以说，在战争条件下，解决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保证军粮民用供应，田赋改征实物是最可靠、最有利的财政措施，具有战略意义。

一边是横征暴敛，一边是亡国灭种，在生死存亡关头，国府别无选择，只能承担这个世代“骂名”。

年，也许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但在蒋介石看来，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美国已经加入战争，成为中国的盟友。抗战的曙光已经出现在天边，对于这个艰难的国家而言，只需要再咬牙坚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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