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我国当代著名作曲家吕其明，一些耳熟能详、脍炙人口的旋律便会在耳边萦绕，“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欢快明亮，《城南旧事》的忧郁哀婉，《焦裕禄》的质朴真挚。尤其是《红旗颂》这首以礼赞新中国孕育、浴火、成长、壮大的交响史诗，那大气磅礴、优美动听的旋律，自诞生之日起，便响彻云天，回荡在共和国的蓝天下。

年2月8日上午，在局领导的带领下，我们叩开了仰慕已久的吕老的家门。窗外细雨沥沥，室内春光融融。一阵寒暄之后，吕老便应我们的要求，开始了他的讲述……

革命道路领路人——父亲吕惠生

（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烈士）

我父亲吕惠生，年生于无为县城北门官巷。是一位农业专家。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后回家乡办学校、办报纸，从事教育事业。年9月，中共无为县特别支部在无为中学发动“择师运动”，父亲在一片拥戴声中担任了无为中学校长。同时兴办濡江书店，经营各种进步书籍。年，受聘任县政府建设科科长。七七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利用合法身份将一批共产党员安排到县政府工作。张云逸率新四军到无为组建江北游击纵队，我父亲四处奔走，筹钱筹粮，支持新四军抗日。父亲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国民党当局，被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列入逮捕名单。年秋的一个夜晚，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分两路逃离县城，投奔新四军。那年我才九岁。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全家已委托全部生命于革命，革命进则我家存，革命败则我家亡，此已为明显之铁的事实，我何他虑？”

年，父亲任淮南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县长，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增编七个师，陈毅军长亲自调我父亲到新四军7师皖江抗日根据地，任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临行前，陈毅军长对我父亲说：“7师这个地区战略位置很重要，现在要调你去担任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到时我没有粮食就找你。”并赠送我父亲一把小手枪（掌心雷）。

父亲没有辜负陈老总的希望。学农的他有了用武之地。他经常不带警卫员，一个人戴顶草帽、拄根拐杖就下乡去做群众工作。无为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过去无论水田、旱田，只种稻子。父亲要求他们种植棉花、油菜、烟叶和各种豆类，使农产品更加丰富。农民的房前屋后，也种上蔬菜和树木。为了提高生产率和调剂劳动力，他提倡在乡村组织农业合作社、换工队。没过多久，无为城乡一片繁荣。

（吕其明在惠生堤上）

无为紧邻长江，东乡的黄丝坝江堤建于清代，年久失修，自同治以来已溃堤96次。父亲和行政公署的其他同志一起多次现场勘察，制定了兴修计划。行政公署动员几十万民工，用了多天时间，就建成了新堤。建设期间，他每天都要亲临工地，严格检查工程质量，还经常与民工一起铲土、挑担、打夯。皖江根据地为表彰他对修建新堤的特殊贡献，将新堤命名为“惠生堤”。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第七师和皖江根据地党政机关北撒江苏淮阴。父亲由于重病，无法随大部队行动，决定从长江水路秘密转移。年9月20日，父亲带着部分医护人员、伤病员和我母亲及我的弟弟妹妹，无限眷恋地离开家乡，乘船顺江而下，途中被汪伪政权的无为县长胡振纲扣押。胡振纲正在国共之间选择，便以我父亲为筹码，与国民党接收官员谈判。父亲向他详细解释中共政策，力劝他投奔新四军，并保证可以既往不咎。然而最终胡振纲接受国民党改编，反过来劝我父亲与他一道投靠国民党，被拒绝。胡振纲无计可施，释放了其他被俘人员，却将我父亲移交国民党部队以证明自己对国军的忠诚。在狱中，父亲历经酷刑，绝不屈服。并写下了大义凛然的诗篇：

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

（毛主席亲手签署的吕惠生烈士家属光荣纪念证）

年11月13日夜晚，父亲在南京从容就义。走向刑场时，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以生命的最后一滴血，在红旗上写下对党的忠诚。时年43岁，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

父亲走了，虽然他没有留给我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然而，父亲留给我巨大的精神财富，使我受益终身。亲爱的父亲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铮铮铁骨、耿耿丹心、一腔热血、浩然正气。亲爱的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马背上的小提琴——贺绿汀播撒音乐的种子

年秋，父亲带领我们全家逃离县城，先是到了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不久，我们又跟随部队东进，前往新四军2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当时的条件很艰苦，父亲是个书生，还有我们四个孩子，最大的姐姐才十一岁，为了不掉队，全家咬着牙跟着部队走。经过20多天的行军，我们来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半塔集。一天，我正在外面玩耍，看到家里来了两个女文工团团员，原来她们是来劝我母亲让我和姐姐吕晓晴去抗敌剧团参军。因为当时抗敌剧团正在排练歌剧《农村曲》，第三幕需要一个十来岁的演员去扮演一个逃难的小孩。母亲觉得我们姐弟俩太小了，就跟她们说：“你们去问孩子的父亲吧。”父亲倒是很干脆、很支持，他说：“好嘛，让他们到革命的大熔炉里去锻炼!”

年，参军一年后的吕其明与姐姐吕晓晴（左）摄于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

就这样，12岁的姐姐和10岁的我在年5月参军了，成了抗敌剧团的小团员。部队生活非常艰苦，没得吃，经常行军，还经常有日军“扫荡”。有一天，部队休息，大家都在老百姓的打谷场上靠着秸秆晒太阳，我就觉得身上特别痒，我把衣裳一解开，里面全是虱子，随手一抓，一挤一滴血，头也十分痒，我姐姐拿梳子来帮我梳头，发现头皮都被虱子拱破了，淌黄水了。我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年和姐姐的合影，照片上的我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满头的虱子才剃了个光头。

有一次，我们行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刚刚被敌人扫荡过，有的房子还在燃烧，剧团先帮老乡灭火，然后搭台子准备晚上演出。我们的舞台很简单，打两个桩竖两根杆子，挂上汽灯，拉上幕布，舞台就搭成了。《农村曲》这个歌剧从头到尾老百姓都很受感动，演到高潮台上台下都流泪。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演到第三幕高潮，台上唱了一个大合唱，我至今还记得，我唱给你们听：“种子下地会发芽，仇恨入心也生根。不把鬼子杀干净，海水也洗不清我心头恨。打死一个算一个，打死两个不亏本，以一当十十当百，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要活命的只有参加新四军!”台上气氛高昂，剧中的男主角王大哥站出来说：“我要参加新四军!”这是演员在演戏呀!但是想不到的是：从台下立即跳上来几个看戏的年轻小伙子，嚷着：“我们也要和王大哥一起参加新四军!”说明当时文艺的巨大作用，可谓立竿见影。我第一次感到了文艺宣传的力量。

还有一次，我们行军了一整天，累得不行，晚上还有演出任务，十来岁的小孩走了一天疲劳得不得了。当演出开始该我上场时，却找不到我人了。幕间的曲子一遍一遍的重复着，大家四处寻找，最后发现我在道具的假山下面睡着了。从此以后，每次演出团长都会指定一个大哥哥或大姐姐看着我，给我讲故事，别让我睡着了，看着我直到上场。

（贺绿汀）

年春天，音乐家贺绿汀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本来只是从上海到延安的暂时停留，由于路不好走，只能等待时机。这样他就在我们那里待了三个月。我记得那天团长说：“我们团要来个大人物，全团到村口去迎接。”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中等身材，一副书生相，后面跟着一个饲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鞍子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那个场景我印象很深：中年男子、蓝布长衫、枣红马、小提琴盒子，很有画面感，很有音乐感。我对那个小提琴盒特别感兴趣，一直琢磨着：“这是什么东西呀?”晚上师部开联欢会，贺绿汀给大家演奏了小提琴曲。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帮助我们训练歌队，教我们乐理，提高我们音乐水平，特别是教我们唱他的《年前奏曲》，他一句句地教我们，非常有耐心，这三个月里我们唱了他很多的歌曲，如《垦春泥》《胜利进行曲》《游击队之歌》……

年春夏之交的一个晚上，我远远听到有琴声，那天晚上特别安静，皓月当空。我顺着琴声跑过去，坐在一旁静静地听，完全入迷了，贺绿汀也拉得非常陶醉，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他拉的是什么(后来回想可能是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曲子，就是觉得非常好听。贺绿汀一曲完了，一回头：“哟，这怎么还有个小孩坐在旁边听!”他走过来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父母是谁……”我开始还有点紧张，聊着聊着我也就放松了，他对我说：“你现在12岁正是学琴的时候，赶快让你父亲给你买把琴。”说得我心里痒痒的，对音乐的向往受到了鼓舞，又激动又高兴。这段经历对我影响非常大，甚至跟我走上音乐之路也有很大关系。这个小插曲，贺绿汀在《贺绿汀传》里也提到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直到年我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时，分到一把小提琴，这才解了我对小提琴的相思之苦。

年，团里排练《送郎参军》，让我反串送郎参军的小媳妇。让我一个小大男人去演一个小媳妇，这不行，开始，我坚决不干，领导就找我谈话：你不是正积极向组织靠拢吗？这是组织对你的考验。这下被领导抓住了“软肋”，当时我已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的理想，没办法，我只好就范。这部戏用的是湖南花鼓的曲调，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火爆的不得了。以至于战士们看到我就喊“哎！快看啦！小媳妇来了!”。

（华东军区文工团的小提琴手年摄于山东渤海军区）

年，我们随大部队转战来到鲁南峄县，一次胜仗后，我们团接收了一批战利品，有一架钢琴、一台留声机和一堆唱片。我们这些土包子哪见过这些东西？指导员管荫深是上海音专毕业的，他懂，就给我们放了一张唱片——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其他同志像听睡眠曲一样，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却听得如痴如醉，边听边想：我啥时能写出这么美的音乐呢？管荫深看我如此痴迷，就开始教我“和声学”了。

从年我到新四军2师抗敌剧团；年调到7师文工团；年又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一直到年，经历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随着陈老总一路打到上海。我们进上海是年5月26日，部队对我们很照顾，没有让我们和战士一起睡马路，而是安排我们住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第二天，我们从火车站出发，走向我们团部——位于陕西北路、威海路的“新生活俱乐部”。我们这支奇特的队伍引来市民惊奇的目光：别的部队扛枪，我们扛的是各种乐器。我的行军背包上是小提琴。走在这支队伍里的还有作曲家朱践耳，指挥家曹鹏。

不负重望“红旗颂”名扬天下

关于《红旗颂》的诞生，还要从年2月的一次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会议谈起。在由音乐界老前辈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黄贻钧、钟望阳、瞿维和我组成的上海音协党组会议上，对各演出单位报来的“上海之春”初选节目进行了研究。大家认为歌颂党和祖国的作品还应加强，因此，一致决定由我赶写一部歌颂祖国、歌颂党和人民军队的音乐作品，指挥家黄贻钧先生建议曲名定为《红旗颂》。

面对突如其来奉命作题的创作任务，我毫无思想准备，既兴奋又紧张，担心时间紧、任务重，怕难以完成；但这么多老前辈的信任、鼓励和厚望，又使我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我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部队的生活经历给了我创作的灵感。红旗，在我眼中已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而是革命的象征。它指引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终于迎来了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红旗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其中也有我父亲吕惠生。血染的战斗红旗和天安门的胜利红旗，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个伟大崇高的形象。我热血沸腾，心潮激荡，夜不能寐。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我写就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红旗颂》用国歌的第一句作为引子，灵感来自游行队伍，主题动机贯穿全曲（哼唱红旗颂主旋律），写好这个主题，有两个前提：一是对党、对祖国、对红旗的挚爱，二是用音乐语言表达出来，中国风的，又不局限于某个特定区域，融合各地的民族音乐元素，化成自己的语言。

《红旗颂》问世以来，久演不衰，成为我国在音乐舞台上上演率最高，广播、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受到听众的广泛欢迎和喜爱，并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不忘初心——离休之后谱新曲

年离休后，我为自己确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继续写我认为该写的电影音乐，那几年我相继为电影《焦裕禄》《陈赓大将》作曲。二是为我们的部队做点事。义务写了近四十首部队歌曲，如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师歌、长春飞行学院院歌、合肥炮兵学院院歌等。三是继续写交响乐。

解放五十周年时，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请我写“雨花祭”，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我和他们的领导徐局长约法三章：我以烈士后代的身份来写，不要报酬、不住宾馆、不赴宴会。年1月开始创作，在雨花台旁边的一个军人招待所住了八天，每天和参观者一起参观，和工作人员交谈。看了大量的资料，用了半年时间，写了十五个乐章，分五个部分全天滚动播放。总谱手稿被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收藏。

（吕其明作品《龙华祭》手稿，现收藏于静安区档案馆）

（吕其明手迹）

与此同时，上海交响乐团请我写一部纪念上海解放五十周年的交响乐。上海战役牺牲了七千多指战员，我们不能忘记先烈。出于这个想法，我写了弦乐合奏《龙华祭》，该作品应该是《红旗颂》的姊妹篇，缅怀先烈，从不同的角度歌颂了祖国，歌颂了人民。

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中央拍了一部文献片《使命》，我受命为《使命》谱曲，经过四年的构思，时年82岁的我与陈新光同志用29天的时间，完成了《使命》的总谱，并于十八大召开期间在音乐厅上演。

这个作品把我一生的创作之路串联起来。我始终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是为人民服务的。用音乐来歌颂党，歌颂人民是我神圣的使命。

采访持续了整整一天，告别吕老时已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了。他那“用音乐来歌颂党，歌颂人民是我神圣的使命。”的话语在我耳旁久久回响。那跃动音符中的家国情怀更使我难以忘怀。

衷心祝愿这位成就卓著、年高德劭的作曲家健康长寿。

本文照片由吕其明提供

徐建疆根据吕其明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