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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母亲文/王新程-01-母亲庚子年腊月初六往生。我们为她超度后，把她安顿在屋后的柏树林边。那是一个高高的土坡，站在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官渡滩村塞。正月二十七，是母亲的“七七”。在我们老家，人离世后，只有过了“七七”，才算真正断了尘世之念，安心前往乐土。所以七七也算得上是告别的大日子，到那天，亲戚们都会赶来“烧七”。头天下午，我就从北京赶回老家。七七那天早晨，我们一家去墓地给母亲烧七。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七七四十九天了。虽然农历正月还没过完，但今年春天来得早，人间春风浩荡，母亲的坟还是新土，但墓碑的缝隙间已经冒出细嫩的青草。一切都在消逝，一切都在生长。这世界生生不息。母亲她正在成为大地的一部分。我始终觉得，我的母亲是属于大地的。她生在一个贫困的农家，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和她供弟弟读书。差不多一长成，她就开始劳作，跟家人一起从地里刨食，把自己养大。成年后，她嫁给一个同样贫穷的农人。在大地上，她诞下四个儿女，最后存活三个。她跟丈夫在地里种红苕、洋芋、苞谷、大豆，把三个儿女养大。年轻时她个子高挑，长得漂亮，是方圆几十公里出名的美人。但土地消耗了她，磨损了她。我出生时，她才三十多岁，但仿佛已经在人世忍耐了好几十年。她在土地上一生，除了嫁给一位长相敦厚、且颇有点聪明的丈夫，生养了一群让人欣慰的儿女，其他没有什么壮举。她没穿过鲜艳的衣裳，也没说过惊人的言语。除了偶尔去城里看望儿子，她没离开过土地。土地养育了她和她的儿女，也耗尽了她的一生。85岁上，大地召了她回去。她躺进她生前一直耕种的一小片土地里。她来这世上一遭，像是一个必然，又像是一个真理。一个朴素的真理，一个泥土色的真理。一个像大地一样开阔、沉默、深厚的真理。年，我从丹江口调国家环保总局工作，父母到北京来看我们。-02-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她格外宠我，我五岁时都还吃奶。那时候是大集体，母亲每天早晨下地出工前，就坐在阶沿上，撩起衣襟，我人站在院坝里，头拱上去就吃奶。等我吃完，母亲才出门。近晌午，我寻到母亲劳动的地边，爬上一棵桐子树等母亲抽空过来喂奶。那时候大集体劳动人多势众，地头点苞谷像打仗，社员排成几个个纵队，刨垄、打窝、点种、盖肥、瓮土，流水线作业，齐头并进，争先抢后。队长背着手，在壕垄间查质量、催进度。母亲一到了晌午就开始东张西望，一看到我的小脑袋从桐花中探出来，就跟队长撒谎说解手，扔了锄头就朝我跑来。我噌噌噌从树上溜下来，撩开母亲的衣襟就开始吃奶。有天我吃得正香，冷不防头顶上一声怒喝。原来母亲离开久了，她那条流水线的社员都闲坐在地头。队长很生气，就寻过来，喝斥我的母亲。队长真凶，训得母亲直淌泪。队长恶狠狠地骂：“放不下奶头的娃儿走不远！”我吓得不敢哭出声来。也是从那时起，我就怕队长、怕干部。当晚回家，母亲就用锅烟灰拌了煤油抹在奶头上。临睡前我掀开她的衣襟又要吃奶，被那狰狞的样子吓得大哭。我躺在床上，不敢出声，母亲坐在床头，就着煤油灯纳鞋底，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一个劲地淌泪，觉得被母亲抛弃了。从那夜起，我就断了奶。那是我跟母亲的第一次离别。年，父亲出院后，父母回到哥哥家。那天嫂子不让母亲帮忙，大家请她坐在桌前等开饭。她仿佛有些不习惯。-03-多年以后，我跟母亲聊起这事，她说那晚她也很难过，感觉跟儿子分开了。她半夜起来看我，见我脸上还有泪水，梦里还在伤心地抽噎。前面说过，我的母亲生了三男一女，最后成活了我们姐弟三个。起先，在我的头上，是另外还有一位哥哥的。只是那位哥哥在半岁时得了病，没养得过来。母亲从此得了心口疼的病，经常没来由地心疼和惊慌。我出生后，她像是得到了补偿，但同时又怕把我弄丢了，半夜里常常惊醒过来，用手探我的鼻息。我两岁时有次得了病，发烧几天，几乎不保。那时候父亲作为生产队里的匠人，常年在外走村串乡做一些手艺活，给队里挣钱。母亲带着祖母和三个儿女在家。我病得很重，母亲着急伤心得六神无主，祖母喝道：“还不快去请医生！”母亲这才回过神来，慌忙跑去邻村请医生，一边跑一边哭。那位乡村医生行医之余，竟学做了道士。遇到病人，一般先治；治不好，转身就换上道士的衣服，做道场替亡灵超度。我母亲去请他的时候，他正在给人家做道场。母亲顿觉这是不祥预兆，哭得说不出话来。那位身着道袍的医生问她是来请医生还是请先生。我们那里，把道士、占卜的、算命的、看阴宅的都称“先生”。母亲哭着说儿子病了，请医生。那位医生兼道士说把眼下这场道场唱完才有空。母亲急得又大哭起来，求医生赶紧救儿子的命。医生让她报上我的生辰，说先测测八字。一测，问了是个男孩，连说“不怕，不怕”，让母亲先回家，他唱完道场就过去给我瞧病。母亲只得一边哭一边回家。当天晚上，那位医生真的赶来了，他给我烧了灯草，灌了汤药，烧就退了。接下来几天，吃了几副药，我就痊愈了。病愈后我一直很虚弱，母亲就又让我吃起了奶。这样就一直吃到五岁才断奶。母亲很坚决，可能也是被队长那句“放不下奶头的孩子走不远”的话吓怕了，她一不做，二不休，断奶第二天，就给我肩上挎个布包，让我跟着哥哥姐姐去了七八里外的村小，挤坐在哥哥旁边一起听课。这样，我一断奶就上了学。到秋季开学，我就正式成了一年级的学生。我的老家叫官渡滩，寨前有条河，叫董河。河水清浅，游鱼如织。村人常用自制土炸药炸鱼。一只雷管点着了，朝河中央扔，轰的一声，鱼就一阵阵翻了上来，白哗哗的浮在水面上。炸鱼是很危险的事情，雷管扔早了，掉到水里，把鱼吓跑了；扔晚了，在手里就爆炸了，把人炸出个窟窿，或者炸掉半只手是常有的事。母亲严禁我炸鱼。凡是所有危险的事情她都坚决禁止。但男孩子哪里禁得住诱惑？有一次，我跟着寨里的孩子去河里炸鱼。雷管刚炸响，就听到一声惨叫，扔雷管那个人的手炸没了，剩下胳膊茫然举着，像棵断树桩不断涌血。我们都吓懵了，随即大哭大叫起来。母亲听到爆炸声，又听到哭声找到河边，看见受伤的那孩子，呆住了。等大人们手忙脚乱把受伤的孩子抱走，她才醒悟过来，抱住我就哭，她一边哭一边使劲地掐着我的胳膊，像要掐在手里才放心。等到河滩上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她才搂着我，抽噎着回到家。夜里，她把我搂在怀里不松手。第二天，医院里，无甚大恙，但残疾肯定的了。她仿佛这才醒悟过来，揪住我就打。她一边打一边骂，骂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她说人有三怕，怕天地，怕活物，怕鬼神。“你不怕我就打，打得让你怕。”她打完，又抱着我哭。多年以后，我读到康德写的：“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持久地思索，它们就越能使我们的内心充满深深的敬畏，那就是繁星闪烁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律”。这时候，我想起母亲当年打骂我时说到的怕。我想，母亲说的“怕”，其实应该是敬畏吧。敬畏星空，敬畏自然，敬畏法则，敬畏道德，敬畏生命，这是一个人苟活于世而不乱的底线。我家门前的河－董河-04-一生都向土地俯首，把力气和心血都给了土地，土地却并未回报她。生产队里劳动一天，一个男子十分工分，妇女只有七分，跟老人和半大小孩一样。每年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姑姑到我们家，走两个小时山路。家里的晚饭是苞谷面稀饭掺四季豆叶。父亲用筷子搅了搅，稀饭里都是四季豆叶子，看不到多少苞谷面，就把碗往桌上一顿，脸就黑了下来。他说妹妹大老远的来，不应该放这么多四季豆叶，应该多放点苞谷面。可是哪有多的包谷面呢？其实姑姑一进门，母亲就拿着碗准备找邻居借一碗米。但她临出门时拿着碗立地在门边，自言自语：“晓得别个有没得”，“借了又哪个时候还别个哦”，犹豫了好一会，最终还是没有去借。父亲那晚的怒火很久不能停，母亲在灶前垂着头抹泪，姑姑劝了父亲，又劝母亲，最后也哭了。每到四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里能吃的都吃光了。山里有枇杷，村人就剥枇杷树的皮，连夜用锅炒干，用石碓舂成粉，混点草叶捏成面团蒸熟了吃。没过几天，山里的枇杷树皮都剥光了，枇杷树一棵棵枯死。母亲想杮子跟枇杷一样都是好果子，杮树皮该也能吃吧。于是剥了杮子树皮，也和了草叶做成面团子。头一个先端给饥饿的老祖母，祖母吃了一口，被噎得差点死过去。母亲吓得手里的碗掉在地上，给我的面团子也掉地上了。我虽然又饿了一顿，但总算躲过一劫。为了一家人活命，母亲悄悄在房前屋后地角种了南瓜、黄瓜、玉米。黄瓜刚打出指头样的胆儿（我们那里把作物果实初长叫打胆儿），南瓜才开花，玉米的腰上刚冒出一缕细嫩的红樱，就被大队干部巡查到，当作割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大队干部连铲带拔，骂骂咧咧，十分凶狠。我捡起石块就要砸干部，母亲抢下了石头。我冲上去就要咬干部，母亲抱住了我。她说扯掉几根庄稼是小事，伤了人就伤天理了。不让人活命算不算伤天理呢？我不明白，但我从此心里就开始恨那些坏官。家家都养猪。人都养不活，猪就更难了。而有的家庭，干脆就养不起猪了。我每天跟姐姐打猪草，把猪草剁碎后用大锅煮熟，早晚各喂一顿。每户杀了猪，剖成两半边，一半边必须卖给食品站，留半边自家吃。剩给自家的半边，差不多只有五、六十斤。除了杀猪当天及春节有点猪肉吃以外，平时都没吃过肉。但菜里总得有点油星子。母亲把猪肉切成舌头样的长片，炒菜前将肉片放在锅里煎一下，眼见锅底有点油出来，赶紧把肉片提起来，把油滴尽，又挂起来，下次继续使用。薄薄的一小片肉一般用20天。我们正长身体，馋得很，看着母亲把肉片放在锅底煎油，就盼肉片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多浸出两滴油。每次母亲几乎是坚定地把肉片从锅底捞起，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把越来越瘦的肉片挂在碗柜旁边的铁钉上，嘴里就涌出许多清口水。年10月4日，父母、姑姑、姑父、舅舅、舅妈在重庆参加侄子王翼婚礼，左一为姑姑、左二为舅妈、右一为姑父、右二为舅舅、右三为父亲-05-艰辛的日子也有意外的惊喜。遇上农忙，则会有饭团子吃。那美味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大集体劳动，三月点包谷，五月插秧，六月收麦，九月割稻，抢种抢收，那是一刻也耽搁不得的。每到这些农忙的时候，生产队会集中做午饭派人送到地头给社员吃，这样就省了社员回家吃饭的时间。每天天黑，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放下农具，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巾包，就着油灯，小心翼翼地把手巾打开，里面是一个紧实的饭团子。每每这时候，母亲脸上的神色就是神秘的，也是得意，像从人世里偷到了一个宝贝。她把饭团子掰三块，我们姐弟仨一人一块。那时候生产队也是举全队之力，饭团真是香，苞谷面里还掺着白米，那是要等到过年或家里有客人时才能吃到的。我们拿在手里就迫不及待地吞下去了。有一次，饭团里还破天荒地夹着些肉丁酸菜末，使整个饭团都浸着肉香。就是那点肉香，让我们姐弟仨舔了半天手指头。那时候我们都盼着农忙。农忙是我们额外的节日。多年以后，我在跟一位婶娘的聊天中，才得知，农忙时节每个社员在地头吃到的大锅饭是限量的。母亲是忍了饥，吃了半碗，就把剩下的饭捏成团带回家。怪不得她每天回家都疲惫不堪，农活太重，又吃不饱，她回家时完全是接近忍耐的极限了。遇上赶集，母亲回到家，会从衣袋里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粒水果糖——只一粒——就是那种七八十年代，乡村供销社里常卖的那种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硬糖，琥珀色的——偷偷递到我的手心，像地下党员交接情报，并给我使眼色不能让姐姐和哥哥知道。我把糖紧紧攥在手里，像握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我跑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剥开糖纸，把糖粒放进嘴里，久久地噙着，舌头时轻时重，生怕吮轻了，甜味就跑了；又怕吮重了，糖一下子吮没了，糖纸也不舍得扔，蔵起来用舌头舔，也有一点淡淡的甜味。我一次又一次秘密地吃下她买来的糖果，有一次，忽然良心发现，把糖让给她也尝尝。结果她答：“尝过了。”我惊问她怎么尝的？她不好意思地说：“赶场回家的路上，悄悄剥开糖，舔了几下糖纸。”

年三月初一，母亲83岁生日，儿孙们为她祝寿，我们姐弟仨向父母敬酒

-06-一辈子耕种、生养、劳碌、忍耐，低眉颌首孝敬婆婆，谦卑柔顺侍奉丈夫，呕心沥血养育儿女，温良慈和对待亲邻。官渡滩的六十多年，从来没跟人吵过架，从没对人红过脸，连妯娌和姑嫂之间，也处得像亲姐妹。她常说人一世不好过，要学会低头。哪里只是学会低头呢？她一辈子都在低头中度过。一生中跟父亲吵过两次架，都是因为我。那是我十岁那年，大年三十，我没上山放牛，想用干草和麦秸敷衍一顿。父亲不同意，我就顶嘴，他就打我。我性子特别倔，任他劈头盖脸地打，一声不吭。父亲更气，让我跪下，我不跪，他操起扁担又打我，我就往后山跑，他在后面追。我没有去处，就往姑姑家走。走了两个小时，沿途见人家都在放鞭炮过年，而我却被赶出家门。我边走边哭，走到姑姑家时，眼睛都哭肿了。初一早晨，姑姑送我回家，见母亲坐在门口抹泪，一见我们，就赶紧迎上来。父亲站在院坝里，悻悻的想过来搭话，我横了他一眼，不理他。父亲把我赶走后，母亲非常生气，跟父亲大吵，大年三十的年夜饭都没做。她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整夜都在哭泣。母亲看到我，哭着说：“一个人不认输，不低头，这一辈子怎么走下去呢？”谁说我一辈子不低头呢？多年以后，她在我怀里咽了气。我把她放平，长久地跪伏在她床前，额头贴地，想倾听大地传来她离去的足音。她的儿子曾经那么骄傲，以为只要努力，就无所不能。但命运挫败了他，夺走了他的母亲。这个失败的儿子，在母亲临终时刻，终于向命运低下了头颅。年9月14日，父亲在官渡滩老家高血压发作后摔倒，我们立即接到重庆，医院三院，受到我兄长般的朋友李华副院长悉心治疗和亲切关照。那段时间母亲寸步不离，在医院照顾父亲-07-算起来，我比村里的孩子多吃四年母奶，得母亲的恩情比常人深。拜母亲所赐，自两岁那次病痊愈后，我就正常了。砍柴、背水、打猪草，也比别的孩子麻利，且力气大。上学下学每天十几里山路，我赤着脚也比别家的孩子跑得快。在学校无论语文还是数学，样样都第一。冬天里寒风凛冽，我单衣单裤也不咳嗽不打喷嚏。有时候惹恼了父亲大人，他拿竹刷条打我，打得再狠我也不吭一声。一句话，我像官渡滩所有农家的儿子一样，粗糙、皮实、生猛地成长起来了。我本来可以跟村里大多数男孩子一样，念了小学，再勉强念个初中，等骨头养硬，就下地劳动，成为一个种地的好把式，娶上一房丰肥的媳妇，养一群儿女。人到中年时也许会随着打工潮去广州或者深圳，去工地下苦力，搭钢架、制模，或者进厂里旋鞋跟，以种种劳苦的方式挣点血汗钱，然后在官渡滩，扒掉老房子，在马路边起个楼房。但我念书实在机灵。老师教的课也有趣。我很害怕自己像村里的男人那样在土地上把一生耗尽。虽然我未曾像一个正劳力一样在土地上劳动，但心里已经对这种生活十分厌倦。我只有认真念书，才能躲在教室的屋瓦下，避免日晒雨淋的命运。我门门功课都满分，父亲觉得念书这事也算靠谱，无心插柳，说不定这还是个正途。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可以说一个字也不认识。但她非常敬重念书的人。我上了村里的小学，成了一个学生，她把我的学习也看得很重，连带着对我也客气起来了。每天夜里，我在油灯下做功课，她搬张小板凳坐在旁边，静静地缝鞋子。缝鞋子于我的母亲，真是一件好事情，她陪着母亲消磨了多少时光啊。她埋头仔细地抽针纳线，这事单调枯燥，无休无止。我有时候抬起头看她一眼，正遇上她也正看着我，母子俩眼神在交汇间，仿佛得到了鼓励和期许，于是又安心埋头学习。有时候母亲傍晚才从地里收工回来。天黑尽了，她点着油灯做饭。我把小桌子小板凳搬到灶前，就着跳跃的火光写作业。一边写一边往灶膛里添加柴禾。母亲在灶后忙碌不一会，锅里的香气就升起来了。我忍不住咽口水，母亲用锅铲铲上油渣给我，我拈起放进嘴里，又香又烫，就解了馋，赶紧又低下头去，就着火光继续写作业。遇上有雨的日子，生产队不出工，母亲留在家里，做一些平时因为忙碌而顾不上的活，裁豆子，剥苞谷，补衣服，缝鞋子。山里女人的一双手，从没有真正闲下来的时候，放了锄头镰刀，又拿起锅铲针线。她坐在门边，埋着头认真地干活。我在她身旁的小木桌上看书、写作业，娘俩共同就着门外的天光。那雨天的天光，也是不甚明亮的。母亲坐在门边，在天光的映照下，像一幅剪影。有时候，我悄悄抬头看母亲，看她正入神地绱鞋底，或者绗鞋面——鞋尖的关键处，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外面风雨琳琅，无休无止。直到暮色降临，屋檐水嘀嘀嗒嗒地响，天渐渐暗下来。我忽然就有些懊恼，有些焦虑也有些哀伤。焦虑是因为成长如此缓慢，那哀伤，而感到时间易逝，与母亲相伴的一天就随着暮色降临就要结束了，而下一个雨天又不知何时到来。但不管怎么说，童年的雨天，是我和母亲的的节日。我十岁时从黎家村小毕业，考入区重点中学一一双河中学，初一时在学校留影。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张照片。-08-我们姐弟仨同时上学，开学时经常凑不够书学费和生活费，只得四处去借。父亲会一些乡间的手艺，譬如修轧面机、补油桶子。农闲的日子，就走村串户挣点手艺钱，交给队里，余下的就留下来，偿还欠下的书学费和生活费。母亲还钱总是很准时。她总告诉我们，有难时人家帮一把，要记情；以后长出息了，一定要还别人的情。村小在离家七、八里外的地方。我放学时遇雨，穿着布鞋趟水回家。母亲非常愤怒，抓过竹鞭就朝我抽打，我满脚泥水，被打得双脚跳。姐姐大呼“弟娃儿快跑”，我偏不跑，仰着脖子让她打，一声也不吭。想到她夜里千针万线缝出来的鞋，被雨水一泡，就层层烂掉，我也很后悔，一边挨打一边流泪。那是我上学后母亲唯一一次打我。自那以后，无论天晴落雨，我上下学都打赤脚。一出门就把鞋脱了放到书包里，撒开腿就跑。跑到学校门口，再穿上鞋。姐姐心疼我，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人的脚就得沾地，沾泥土，泡雨水，大地补人啊。多年后我为人父，对着星子一样的女儿，含在口里都怕化了，遂想起童年沾满泥水的双脚被她打得乱跳，想到从此后我赤脚在那条路上跑了五年，风雨无阻，想到她说赤脚走在大地上是大补，就有些疑惑：我或许是真得了大地的补养恩赐，年过半百，我从没穿过秋裤、棉靴。大冬天里，当人们穿戴得严严实实，像熊出没，而我干练抖擞，从不畏严寒、怕疲劳。这是你给我的恩惠，母亲。有一日，父母来京，周末的午后，我忽然轻狂，拿出我的一些证书给父母亲看。母亲看那些大大小小、印制精美的各色本本，就很喜欢。她拿在手里反复摩挲，粗糙的手擦挂得证书的缎面扑哧扑哧地响。我告诉她每个本代表什么，她就又茫然了。父亲认得那些高级职称、领军人才、博士博士后的字样，同时也知道那几个大学都是很有名的，于是又很得意。我笑说这点出息都是二老打出来的。母亲似乎这才记起她也打过我。她似乎有些糊涂，喃喃地：“啷么会呢，我啷么就打你了呢？”她一边说，一边摊开手看，仿佛不相信她的手曾经握起过竹鞭子，抽打过她的儿子，一时间好像非常惭愧的样子。

年10月4日，侄子王翼结婚，父母从老家来重庆参加婚礼。长孙王一、次孙王翼均已成家，父亲高兴得开怀大笑，母亲也开心，但却温和平静得多。

-09-母亲还有一次跟父亲吵架，是因为我年少时的亲事。土地下户后，一家人总算能吃饱了。人一吃饱，就有了不一样的理想，甚至有些好高骛远，具体就是，十五岁那年，家里为我说了一门亲事。我们那地方，一直以来时兴娃娃亲。村里好多孩子十五六岁就订了亲，两家走亲戚，要走到男女双方到了婚龄，扯了证并行嫁娶之礼。也有的订了亲，等不到婚龄，也通过郑重的嫁娶成了家，生儿育女。证不证的，就不管那么多了。我的对象是个害羞的小姑娘，比我还小半岁，长得很漂亮。她的父亲在乡里工作，是很好的家庭。就亲事论，这在全乡也数一数二，我们家算是高攀了。下了聘礼，就算结成了亲家。那年春节，我这个未婚小女婿，由父亲带着，去小对象家拜年。我的父亲很满意我们跟这个富裕家庭结亲，他指望我的岳父日后能提携我，顺带帮补帮补我们这个家庭。一家人就这么怀着希望，把这亲事走下去。但拜年时出了一点状况，毁了父亲给我设定的好前程。正月初二，我穿上新衣服，背着背篓，由父亲领着去拜年。背篓里装着拜年礼物，系着红纸的猪腿，糍粑，粉条，酒，还有给小未婚妻的新衣服。说是给未婚妻的衣服，其实也就是稍大码的童装，我记得是件桃红色的小外套，衣领滚着连，胸前绣着好看的花。一切都正常，甚至是喜气洋洋。却被我上个厕所就把事情搞砸了。那天吃过晚饭，我上厕所，踩虚了脚，掉进了粪坑。我在坑里喊“救命”，父亲和我的岳父听到喊声跑出来，见我正在粪池子里扑腾，惊呆了。他俩把我捞上来，父亲带我到河坝冲洗，一边冲洗一边骂我丢人丢到家了。我穿上岳父借给我的衣服走回他家，站在院坝里，不肯进门，我浑身发抖，身上还有一股臭味。我觉得糟透了。天快黑了，院子边的菜地里，白菜顶着白雪，立在暮色里，说不出的寒冷和孤寂。暮色从天而降，像要把黑而老旧的寨子吞没。寨子周围全是黑乎乎的大山，你不知道世界在哪里，世界也不知道有这么个黑乎乎的寨子。这时，我看到那个小小的未婚妻正掀起窗口的塑料薄膜悄悄打量我。我又羞又恼，无地自容，真想转身逃跑。因为这个意外，当晚父亲决定带我回家。一出家门，我就跟父亲说我要毁婚。父亲坚决不同意，他本来就气，一听又骂。夜里我躺在床上哀哀哭泣，像五岁那年断奶时那样哀伤。母亲半夜里起来，听到我的哭声，她也流了泪。母子俩就那样相对而泣。忽然母亲大怒，这怒火不是朝我，而是对父亲。母亲暴躁地跟我父亲大吵。她一边哭一边骂我的父亲，骂他狠心，把儿子往粪坑里逼。这一骂，把父亲也骂得软了心。天亮后，父亲涎着脸去了媒人家，请媒人去女方家商量退婚。几天后，媒人带来了岳家退回的礼物：小未婚妻的新衣服，用剪刀剪成了片片；腊猪肘里被戳了许多洞，洞里灌了煤油。这退回的礼物让我的母亲很久闷闷不乐，父亲更是好些天都不理我。我母亲从不负人，但她在儿子的事情上，是终于负人了。在乡间，一家姑娘订了婚，又被退婚，是丢家族面子的事情。母亲对此一直怀着愧疚。然而人家家底旺，姑娘又实在漂亮，不久就有好人家去提亲，那户人家比我家强，儿子也比我长得俊，对方挣回了面子，气也消了。父亲始终不敢跟那家人打照面，而母亲见到，也是谦卑而羞愧。倒是那位姑娘，因为有了更好的着落，又知道我后来出去工作，跟她注定凑不到一块儿，很是深明大义，觉得当初毁了婚约，应该如此，是命定的。多年后，我回乡时遇到一场亲戚家的喜酒，在喜宴上看见了当年的小对象。当年那个漂亮羞涩的小姑娘已经年至半百，成为一个健壮爽朗、大方得体的农妇了。岁月的劲可真大啊！那一刻我真有点百感交集。她犹疑了一下，随即不卑不亢地向我打招呼。我想起当年的窘相，克制住羞愧，也向她问候。我俩掏出手机互留了电话，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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