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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定上师隐尘回忆录

(五)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释迦牟尼佛是人修成的,和尚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人当的。生而为人就有父母兄弟、姊妹、丈夫、妻子、儿女;生为男人就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生为女人就得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我们千千万万和尚同俗家人一样,在俗家有慈爱的双亲,也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年夏天,我母亲不幸患了肾炎。母亲为了节省钱,以土方草药疗治,医院治疗自己的病,以孱弱多病的身体强撑着我们这困难的家。父母不惜脸面去八方亲友处借款送我们三兄弟求学,为了我们读书,他们舍钱、舍命,期望把我们培养成为有文化、有出息、正直善良的人。母亲的病,并没能如全家所希望的那样慢慢好转起来。母亲治自己的病舍不得花钱,治病时断时续,深怕我们三兄弟读书,成家时拿不出钱,欠亲友家的钱。当时父母供养我们三人读书真不容易。母亲又劳累、又忧虑,患了肾炎没有卧床休息,后来又转化为尿毒症。她全身水肿,长年只能躺在床上,父亲不得不丢下手中的农活,送母亲到上海治疗。那时,我年仅10岁,只好听父亲的嘱咐,自己照顾自己和弟弟的生活起居。从那一刻起,我似乎一下子懂得了许多许多。从那一刻起,我便开始学着劳动、做家务、干农活;从那一刻起,“玩”字几乎就从我们的字典里消失了。母亲去上海治病,家里经济更困难了,父亲更劳累、更忧心了,他原来没有治愈的支气管扩张病又因劳累过度并发了肺炎,不久又患了肺结核。父母都成了病人。从此,只要一放学,我就匆匆地赶着回家干活,多么希望能快快长高长大,为父母分忧。年夏天,我们家的稻谷黄了,父母不在家,我们高枧村的乡亲们来帮助我家收稻子。乡亲们你帮一天,他帮一天;你送一碗,他给一瓢,不停地帮助我家。我们家在一颗颗炽热的心和一片片融融真情包围之中,我既万分感激,又深感不安。我知道善良的乡亲们都很贫困,还有比我家更困难的。医院治疗5个月后,终于治好尿毒症又回到家,我和弟弟高兴极了。父亲从上海回家硬要把收稻子的工钱付给帮忙的乡亲们。我父亲说:“不是高枧村的乡亲们,哪里还有我们的今天?”父亲眼圈发红,拉着我坐在椅子上轻声细语地对我说:“全山儿,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咱人穷,可不能没有骨头,人活着,不能只是别人关心你,还得替别人想想。”我看着父亲气喘吁吁扛着一麻袋草药的背影,我的眼圈红了,双眼一片模糊。我明白了为什么父亲农闲时总爱打开他的中药铺帮乡亲们治病,为什么农忙时父亲经常能丢下自己手中的农活,去帮乡亲们收谷、打场。我也明白了:我的父母为什么能深受乡亲们的喜欢,乡亲们又为什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倦地关心帮助我们郑家。我更明白了:做人应自尊自爱,自律自重!年,我考入广州大学。我一直牢记着父亲的教导,把自己的困难深深地藏在心底,时刻发奋学习,我不和同学们比吃、比穿、比玩,我只能暗暗地和同学们比学习、比意志、比节省。尽管父母每月最多时只能给我40个银元的生活费,还不足部分同学的1/2,少时则只有30个银元。但我还是不断地节省,甚至一连两三餐挨饿,以便挤出一个两个银元,回家时,我就为父母捎上一双袜子,为弟弟买一件衣服。我利用节假日去勤工俭学做临时工挣自己的学杂费,婉谢老师、同学的帮助。我最想品尝的是自己的劳动果实,这样做非我古板呆滞,这样做也并非我自视清高。我想,我决不能不劳而获,我不能使自己滋生出娇气、惰性。我时常用父母的教导提醒自己,我永远穿母亲亲手给我缝补的旧衣裤。每天晚上,上床睡觉前,我就心里默默地念诵:“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我十分珍惜父母用血汗钱给我买的每一件衣服。我珍惜母亲给我缝补的一针一线;珍惜每分每秒,认真学习,刻苦攻读学位。

我的燃眉之急便是我的生活保障,而且也是对我的一次次爱劳动的考验。我要求自己像父母一样,晒出一身黝黑皮肤,磨出一层老茧、练出一股韧劲。炎炎烈日下,我光着脑袋在花中扯杂草,一蹲就是两三个小时;绵绵细雨中,我仍然一丝不苟地清扫车道。一次,我的班主任老师看见了,心疼我,拉我躲躲雨,休息一会儿,但我执意要保质保量地完成我当天的临时工作,害得我的班主任替我撑了近半个小时的雨伞。事后,我满怀歉意地跟班主任教师解释,因为我要对得起亲友对我的关心,因为我要挣名副其实的血汗钱,也因为我深深地爱恋这座美丽而温暖的校园。在打工之余,我时常拎着麻袋到校园内外大街两旁去拾废品。起初,我害怕别的同学笑话,但后来,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我拾的是废品,可挣的都是干干净净的钱,我不像那些吸人民血汗钱的贪官污吏,他们才心灵不干净呢。我变废品为有用之物,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在心中念叨着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于是,以后出门,我就大大方方、专心地拾废品。走自己的路,专心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六)母爱如线

小时候,我的体质差,身体瘦弱,隔三五天患点小病,如感冒、发烧、肚子闹病等。母亲听人说:小孩子得病可能与“邪魔”有关。她便打听到有位叫仙姑的比丘尼会“驱邪”。每逢我生病之后,母亲就会去仙姑那儿,然后回来叫我把一只手伸过去,她用根红线系在我的手上。母亲很虔诚叮嘱我:不要去解开它,它会保佑你不害病、不发烧、肚子不痛。于是我随时都小心翼翼,怕把红线给弄断了或者弄掉了。系过几天后,母亲把线从我手上解下来,尔后,她把红线挂在堂屋里供在观音菩萨像的神台上。中学时,我劝母亲不要信这人。母亲说:“你懂什么?信就灵嘛!心诚,观音菩萨会保佑你的。”上高中时,学校离我家有几十里路,母亲时常要步行到学校来看我,送棉衣、棉鞋、被子,家里做了好吃的也会送我到学校。一次放暑假我回家,母亲正从稻田里回家。母亲见我就喜出望外。“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全山儿病了,现看见我山儿好好的,妈妈放心了。”母亲如释重负地说。我刚进屋坐下,母亲就往堂屋里走,我一边悄悄地看,母亲手捧着红线在拜观音菩萨像。吃了晚饭,我进堂屋,走到供着观音菩萨像的神台前,我看到神台上的格子系满了密密的红线,我知道每一根红线都有一个母亲爱儿的故事,都有一颗慈母心,都有母亲对儿的惦念和牵挂。我感到那分明就是母亲用心良苦的母爱。进了大学,每当我平安无事地从广州回到家时,日渐苍老的母亲那份由衷的喜悦和欣慰,总是令人热泪禁不住流下来。我的母亲虽然离我半个多世纪了,今生今世,我知道母爱如线系住我一生的学佛线。

(七)上广州大学途中

年我19岁,家乡的人呀贫穷得很,出产的粮食不够吃,又受旱灾、水灾,工人、农民苦得很,生活没法过,有的讨饭,有的逃荒,有的去广州做生意。从广州做生意的人回家常对我的父母讲:“广州大学好,是个培养军事人才的好学校。”当时,我的学习成绩在三门县中学校名列前茅。哥哥郑济时已到广州大学读书了,父母培养两个孩子读大学很不容易,但父母为了把我们培养成才,节衣缩食,到亲友家借钱,支持我报考广州大学。

年7月,我考上了广州大学哲学系。那年天气很热。各处闹旱灾,庄稼多半没种上,人民生活艰难。我亲眼目睹全国各地军阀混战,战火连绵,全国人民都恐慌,老百姓逃难,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全国一片混乱。同年9月,我到广州大学上学时,有一天上午,我和几个同学路过离上海十五六里的一个小县城,准备住在一位老乡家,还未进屋,屋顶上落下一发炮弹,这个老乡家的房子全部被炸毁了。幸好这位老乡出门接我们,家里无人,没有伤亡一个人。随后炮弹像下雨一样,在我们的头上直飞,幸好我们逃得快,才保住性命。当时,外国人很欺侮中国人,外国的实力比中国大,他们打出来的炮弹很厉害,炮弹落在哪里,那里便燃起火来,弄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外国人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我们逃难时看到一些难民逃难到上海的一个摆渡口,驻守的军队早已过渡,恐怕敌军追来,把河上的浮桥拆了,老百姓在渡口都停止了。这样一来,外国人见人必打。他们以为中国军队在准备渡河,开阵排枪,老百姓像下饺子一样往河里滚,那些逃难的老百姓都惨死在河里,河里飘浮着许多死尸,河水早已被血染红了。那尸首,男的、女的在水中飘飘摇摇的。满是死人血腥气味,我们几个同学正在到广州大学的路上,吓的不得了。走在街上,敌军来了,老百姓都急忙逃命。我亲眼见一个穿粗蓝布衣服的妇女抱着一个小女孩,见敌军追上来了,无法藏身,被迫投到井里自杀了。河边一个中年妇人死在路旁,她那小男孩子还在怀里吃奶。旧中国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屈辱,对老百姓残酷的剥削压迫,中国人民在外国人侵略下、在中国旧政府血腥的压迫下,凄惨的光景简直叫人难以忍受。我从小就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军阀、官僚、地主万分憎恨,对中国人民和自己贫困的父老乡亲十分同情和爱戴。

(八)孙中山先生办黄埔军校

中国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知道广州有两所著名的革命学校,一所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主席创办的;一所是广州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广州的这两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黄埔军校一度成为全国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学府。尽管后期的黄埔军校变成了蒋介石培植私人势力的反动大本营,但它的前期还是进步的、革命的。我记得黄埔军校招生是从年年初开始的,当时,我在广州大学哲学系读书。《广州国民报》天天登载革命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先生的名声很大。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听说孙中山先生要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自动跑去听,接连听过五次。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孙中山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的话又是广东话,听得不大懂。印象深的是讲民主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要“以俄为师”。我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当时,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有着要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知道孙中山是伟大人物,有想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愿望。但并不知道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创办的。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要办黄埔军校?由于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渐渐从失败中悟出了一个真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国两党团结斗争”。年,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促进了孙中山作出改组国民党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定。此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步步加深。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张太雷等四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苏联方面对孙中山说,要搞一支革命的军队,靠旧军队是不行的,什么滇军、湘军、赣军、桂军、鄂军,都靠不住。孙中山就下决心先办黄埔军官学校。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又决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预览时标签不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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