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摄

“吱吱——吱!”树上几声噪鸣,我立时发了呆,岭上也有蝉么?人来人往,探寻的眼神扫过来,我依然呆立,含着泪水,等下一声蝉鸣。山荆子、大白杨拍着掌,沙沙~沙沙,蝉声不再。晴朗的白天,清醒的人,竟错听了么?那忽然一鸣,所为何来!

惆怅抖着它灰白的长翅,携我回到多年前的鲁地小院,院子里有很多很多蝉。

喝过汤,天就快黑了。

我拿着小铲子,将小罐子搁在一边,蹲在院子里有树的地方,紧紧盯住地面。等的不耐烦时,一小块地皮忽然掉落了,全身都绷紧了,眼里要放出光来,身子可不敢动。那物极聪敏,它在地下暗无天日的做了两三年的工程师,绝对不乐意出头就当俘虏。戳破洞顶,藏在里面,觉察到一点危险的味道,它就溜下隧道不再上来。用铲子乱挖不知要搭多少功夫,有时挖不倒;有时,一铲子下去,“喀嚓”一声切成了两半,遇到这种情况,好不沮丧。只有它确定没有危险时,露出头来,才好将它和土一起铲起。

慢慢的,罐子里有了几只急于爬出的知了龟(没有翅膀时的幼蝉)的时候,天便完全黑下来,没被挖到的知了龟儿已经爬到树上、篱笆上、院子里种的夜来香和凤仙花上还有墙边戳着的秫秸上,用火柴点着提灯,玻璃罩挡住外面的风放出里面的一圈光明,会发现它们急急的向上爬着,轻轻揪下来,它就用锐利的爪狠狠地钳住人,很疼,但不会出血。运气好的时候随便往树干上一摸就有收获。也有自投罗网的傻子,十二万分小心的钻出地面,四处寻可攀之物不着,就顺着人的腿向上爬。那是意外之惊,也是意外之喜。

知了龟不顾一切地向上爬,不是要出人头地搏个封妻荫子,它的目的再纯粹不过,它只是要脱掉身上的硬壳变成长翅膀的歌手。太阳出来之前,它破壳而出,变成绿色的知了,挂在旧壳上,等阳光将它的身体涂黑翅膀变硬,之后,就可以自由飞舞餐风露宿大唱其歌了。然而此时的它们依然面临生命危险,它们还很鲜嫩,有人照样捉了来,和知了龟一起洗了腌起来,或煮或炸,填补缺肉少油的肚皮的空虚。哎,小小的知了龟牵挂了无数的馋心呢。

我不捉也不肯吃嫩知了,觉得吃它是一种残忍,张不开口。但我吃知了龟,姥姥炸食物的功夫在村里是一流的,香酥可口,再配上姥爷赶集买回的烧饼,那感觉可是几天都在舌根不去呢。卖烧饼的人,在路边升起小泥炉,下面是红红的木炭火,上边一个炉箅子,烧饼在里面烘焙好了,热腾腾的出炉,外面一圈厚厚的面圈,软韧香甜,中间两层紧贴又分离,因为薄,焦脆得发红,撒上焙好的芝麻。香味缭绕,总是引了许多赶集人的包围。

现在看来,我很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嫌疑,也同样脱不了猫哭老鼠的干系。可人活着总是要果腹的,不杀生只好饿死,毕竟有人证明植物也有感情还会听音乐。能捉之有道,不赶尽杀绝;吃之有数,不酒山肉海撑面子摆阔气,就算得好食客。

院子里,知了能爬的树很多:硕大叶子的梧桐,崇高的苦楝,一嘟噜一嘟噜的榆钱的老榆,雪白异香花儿的大槐。它们就近抢占,逮着什么是什么,我却钟情于枣树,枝干粗壮,皮裂开成沟成壑,像老人褶皱的脸。树叶小而绿,阳光照来有透明感,如片片薄薄的碧玉,准备在风中叮当作响。叶子底下开密密的小花,星星的不起眼,一声不响地结满树的枣子。青枣又硬又木,勾不起我的食性。我就铺了凉席,躺在上面看,等它们长大;晚上就看星星。姥姥常在一旁摇着蒲扇给我扇风,赶蚊虫,讲故事。

星星隔了枣叶看,与人的距离就近了,迷离中倒像与叶子一起挂在眼前,伸手可摘。我忘记了自己是凡人,想起《绿野仙踪》的好女巫,就站起来试着左转几圈,右转几圈,口中念念有词,幻想咒语也许对什么鞋子都适用,能飞到广寒宫里看看嫦娥。转得头都晕了,扑倒在姥姥怀里。睁开眼没有桂花树,没有衣袂飘飘的仙子。就怪脚上的布鞋。那双鞋,姥姥用零碎的布打了袼褙,纳底子,描样子绣花朵,很费了一番功夫,穿出去人人夸好看。可是,有什么用呢?它不能带我去想去的地方。只能耐心等待长大,长大了买双银色的高跟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上不了月亮,就上树吧。

坐在树杈上,靠着粗大的树枝,捧书而读,树上的知了扯着嗓子唱,我才不理它。渐渐地什么都听不到了。《种树老人》里把绳子接在一起上天的人,《红岩》里的小萝卜头,《雾都孤儿》里的奥利弗,《儿童文学》《少年文艺》里的男孩子女孩子都让我牵肠挂肚。在那粗硬的树杈上,爱斯基摩人的雪洞,大洋底的金属,远古的图腾,考试的作文,都读得沉醉不知饮食,浑身舒坦。只遗憾没有足够的书供我读。以后书多了,成架成堆,读书的地方也多起来,可是常常捧书良久,不知所云。那时却是,直到姥姥喊几次不见我下来,扭着小脚走到枣树下,我才不情不愿地溜下树去厨屋吃饭。

房子摄

面刺猬,枣三儿,槐花饼子,香油渣子擀面,酱豆子,汆羊肉丸子,山芋粥马上占领我的肠胃,脑子忽然就满的没有了书的地盘。

黄叶落在书上时,不用人喊就跳下树来。

打枣子的季节到了。

通红闪亮的大枣满树拥挤着,不耐烦地压低树枝往地面上跳,使足了劲还是够不到大地。枣树也许太爱他们的孩子了,牵住他们的小手留了再留,留得满院都是枣香,直溢出墙外,在街巷里与别家的香气合在一起,流出村庄。人们拿了杆子“噼啪,噼啪”地打,枣儿们欢快地跳到地上,一会儿就铺满来红玛瑙。篓子满了,筐子满了,簸箕满了。肚子?肚子早就满了。一个长夏的空虚十几分钟就填平了,没留下一丝缝隙。以后就天天在阳光底下晒,晒到二八少女成八十老太,也就晒透了。这时的枣子没有了清脆,却满含甜蜜。

还有一罐枣子被姥姥洗了又洗,神秘的藏起来。面对满院的红珠,我才懒得理睬它们的去向呢。

冬天来了。

秋玉米烤过了,半熟的豆子烧过了,杜梨也不能在树上寻到,集上的烧饼因为姥爷要给牛马铡草料(冬天,村里的牲口都集中在棚子里由耐心细致的人专门饲养),也不容易吃到,肚子正百无聊赖。一股醉人的香气袭来,循香而动,蓝花瓷碗里竟躺着几颗通体晶莹璀璨的宝物。一口下去,没有咀嚼,人已经醉了。正是姥姥密封的醉枣。醉枣有三透:红透,甜透,鲜透。个个鼓圆了身子,裹一件红玉的斗篷,咬在口中,酒香助着枣甜,连舌头都是奇异的甜;长时间不通风气,泡在酒里,枣子保持着初离枝头的鲜脆,却又消解了那时的哏涩。名字也好:醉枣!

醉枣的浓香驱不散冬日堂屋里的寒气。三间大屋中间那小小的炉桶里只烘着几块煤饼,又不能夜以继日的燃烧,真个冷啊!外面阳光足的时候倒暖和些,我常跑到屋外去避寒。院子里小花园的十样锦、指甲花和蝴蝶梅早就香消玉殒,老榆树和苦楝树太高爬不上去,枣树只剩下一树的干枝和刺儿。

可玩的地方只有矮泥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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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泥墙由黄土垒成,黄土里拌和的麦秸秆横一根竖一根地把土连在一起。墙不高,我能不费劲地爬上去,坐在上面看墙外面的世界。东墙外有棵梧桐,对面是远房的舅舅家,有几个表兄妹,常一起捉迷藏,当然蒙了眼睛,我们称之为摸瞎。北墙的后面住着一户奇怪的人家:老两口,老太太眼睛不好使,老头儿耳朵不好使。老头儿爱吃辣椒,做菜拼命放辣子,老太太看不见,经常辣得骂老头儿。老头听不见,下顿饭继续重复上顿饭的故事。

最有吸引力的是西墙,西墙外的百米处是袁氏坟茔地,很大一片,树木森森成林,不知多少代了,石碑保存完好。草长得极盛,偶有大胆的男孩子去割草,一会儿一大筐,胜过玉米地里钻半天的收获。没几个人敢动这省力的念头。据说,割了坟上的草会得头疼病。那里的小紫野果长得也好,没人敢吃。傍晚太阳落山时,磷磷的火光就浮起在空中。一次还飘起一个大大的火球,人们正在吃晚饭,一街的人端着碗,看着它游游荡荡远去了。白天,小伙伴多时,会壮着胆子,拿了铁钎到附近扎落在外面的大树叶,回家烧火。稍近一些,哗哗的树叶声和浓浓的阴凉就将我们吓退好远,落在后面的人就有一种头发上竖的感觉。小孩子莫名的恐惧比怒发更容易冲冠。

然而,坐在矮墙上的我,一点都不害怕,自以为很有胆气地将那片不敢靠近的树林端详个够。和墙外的人说点闲话也很惬意,累了,便滑下墙,坐在地上与墙外的人扮鬼脸,玩石头剪子布。墙不坚实,不知什么时候半腰的土层剥落了,一层一层地掉,没有人修,终于成了一个洞,能与外面的人眼对眼,手拉手。其实跳出去跳进来都容易,我们偏喜欢隔着墙玩。一道墙,让我们觉得似乎在不同的世界里。

西墙根是我的藏宝地。

我挖了个坑,找来几片青灰的瓦,围成一个宝箱,里面放了父母寄给我的钱,一块温润的玉石(质感很好,我在西厢房的墙洞里找到的),几朵红绒花(大姨过年时送我的),一些铜板,上面盖上瓦片,再埋上土。一个小女孩子揣着这么大的秘密,着实得意了一番。

难过的是下雨天的黑夜,堂屋里,八仙桌上点一盏小煤油灯,灯芯那么细,怎么剔也增不了多少亮度。灯的近处还算光明,远一些的地方,屋顶和四周的墙就只有模糊的影子,头上呢,雷声轰轰,我就胡思乱想,害怕起来。紧紧跟在姥姥身边,她去哪里我去哪里,一步不肯离开,睡觉要搂着她的胳膊。

但是,我敢与村里人跑十里八里路去外村看电影去听戏。回来的路上,鬼火和隆起的坟地惊得一头冷汗,进了村子,心还吊着,没个搁置的地方。这时——没有一次例外——矮泥墙里昏黄的灯光亮起来了,姥爷姥姥的呼唤声随之而来。那么苍老,那么平稳,化作一只坚实的大船载着我轻快地渡过漆黑的门洞,里面的蝙蝠扑出来,我也不在乎。

我的危险混沌冥顽不灵的少年时代,在两位挚爱我的人的手心里安全度过,之后,一个人的夜里,不再有那昏黄的光,也失了那温暖的声音。

十六岁的夏天,我离开了鲁地回到父母身边。

那年秋天的月饼,姥姥姥爷一口没动,用蓝布包袱包好,放在粱头,舅舅们劝他们吃掉,他们便生气,有月饼在,那个馋嘴的小丫头当然会回来。

秋天远去了,枣树零落的叶子都不见踪影,月饼长了毛,依然在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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