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

年夏秋之间，同样在“百草园”中度过了少年时代的周作人，以95篇、每篇约六七百字的文章详述了“百草园”的诸般细节①。与鲁迅两千多字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相比，周作人长达七万余字的“百草园”杂记，既对鲁迅的“百草园”文本进行了详细注解，更自成一方独立的“百草园”世界。在鲁迅为后世构筑的令人耳熟能详的“百草园”的文学空间之外，周作人另外描画出一幅更为细腻具体的“鲁迅的故家”的实景②，对自己所亲见的“百草园”进行了更为从容的本相还原。

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的“百草园”在很大程度上是让读者颇感生疏的，这不仅表现为细节的繁复，更体现在文本深处潜藏的整体氛围。与鲁迅“百草园”生机勃勃与无限趣味相比，周作人的文字间弥漫着一股与前者完全不同的荒凉感。与作为“乐园”的“百草园”构成强烈反差或曰互文关系的是，周作人在切入“百草园”正题时，居然是从一片“废地”与“瓦屑堆”上开始其讲述：

大园的内容可以分了段来说。南头靠园门的一片是废地，东偏是一个方的大池，通称马桶池……智房的园门在西边正中，右面在走路与池的中间是一座大的瓦屑堆，比人还要高，小孩称它为高山堆，来源不详，大抵是太平天国战后修葺房屋，将瓦屑放在这里，堆上长着一棵皂荚树，是结“圆肥皂”的，树干直径已有一尺多，可以知道这年代不很近了。路的东边靠门是垃圾堆，再往北放着四五只粪缸，是智房各派所使用，存以浇菜或是卖给乡下人的……西南角有一个清水毛坑，全用石板造得很好，长方形，中间隔断，但永不曾使用，只积着好些水，游泳着许多青蛙，前面有石蒜花盛开，常引诱小孩跑到这冷静的地方去。③

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开篇“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大相径庭的是，周作人的“百草园”杂记开篇由密集排布着“废地”、“马桶池”、“瓦屑堆”、“垃圾堆”、“粪缸”、“清水毛坑”等深具市井气息的细节。有意味的是，周作人是在引用完鲁迅上述文字、并称道其把“百草园的情形一目了然的表示出来”之后，才以一种平淡口吻铺陈出他记忆中“百草园的情状”。如此开场白，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目了然”：它不仅消解了鲁迅散文的激情与色彩，更有煞尽风景之嫌。联系到周作人稍后的说法：“《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篇幅不长，可是内容很丰富，解说起来须要几倍长的字数才成”④，因此，在“百草园”杂记中，他才以细致甚至琐屑的笔法，对《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简要的描写”进行逐句注解，潜存着一种与鲁迅文本进行对话的明确意识。

周作人指出所谓“碧绿的菜畦”，本为“菜园”的“百草园”种植着供家中一年食用的罗汉豆、黄瓜、萝卜、南瓜、茄子、扁豆、辣茄、白菜、油菜、芥菜等；“光滑的石井栏”地处大园西边的一口井，“井上有石阑，井北长着一棵楝树，只好摆个样子，却不能遮阴”。仿佛无形之中，鲁迅“乐园”中的五光十色已然褪色大半。

然而，对鲁迅“乐园”进行主观或客观层面的解构，却并非周作人的真正用意，他更着力建构了一种浸透其个人色彩与历史意识的家族史叙述⑤。这一切，可以从周作人对鲁迅笔下“高大的皂荚树”与“紫红的桑椹”所做的出处说明谈起。

一“百草园”日常生活中

的历史记忆

如前所引，“高大的皂荚树”是一棵长在“比人还要高”的大“瓦屑堆”上“结圆肥皂”的树，皂荚子用盐卤浸泡可“当作洗衣肥皂的代用品”。然而，这棵果实可供周家日常洗衣“随时取用”的皂荚树，恰是长在“太平天国战后”修葺房屋的瓦砾堆上：年11月至年3月，“太平天国在绍兴建政……凡一年四个月”⑥。这棵“结圆肥皂”的树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暗示出周作人“百草园”叙述中的历史背景——“太平天国”这一近代史重大事件与“百草园”后半期历史的重要关联。

再来看“紫红的桑椹”。周作人指出其生长在“大园之北小园之东的鬼园”，“那里种的全是桑树，枝叶都露出在泥墙上面，传说在那地方埋葬着好些死于太平军的尸首，所以称为鬼园，大家都觉得有点害怕”。与其说法相似的是，一位在周家帮佣多年的工人王鹤照也回忆道：“小园里还有一座低矮的坟，葬的是太平军。大人骗小孩，说小园里有鬼，因此小园又名‘鬼园’”⑦。关于被埋葬者的具体身份，周作人与王鹤照的说法存在重要差异：周作人说是“死于太平军的尸首”，即死者可能是普通百姓或清朝官兵；王鹤照则说是“太平军”⑧。但即便如此，“鬼园”的由来与太平天国战役存在密切关联是可以确定的。“鬼园”之名本身便颇为阴惨，它的存在隐现出“百草园”历史深处的一道阴郁疤痕。家人似乎只有在放生一条“丈许”的白花蛇⑨时才会步入此处，而小孩偶尔“跑到这冷静的地方去”，也是因受“石蒜花开”的“引诱”，其间的冷僻荒凉不言而喻。

虽然于战后二十年才出生，洪杨之役对于周氏兄弟来说，如同那株树干盈尺的皂荚树，年代“不很近”了，却也不算遥远。当周作人刚刚“懂得人事的时候”，他眼中的大宅“渐已败落”，二十年前的战争痕迹随处可见。年，周作人曾作《秋草闲吟序》，以“角鸱山鬼，对月而夜啸欤”来描写凋敝荒凉甚至鬼气森森的园景，与鲁迅二十年后所作“百草园”文本的生机与趣味恰好构成了一正一反或曰明暗相参的关系。至年“百草园”杂记，他明确点出“鬼园”的具体位置，并由此串联散落在95篇杂记中的历史细节，呈现出“百草园”多被忽略的历史维度。

太平军

通过“解说”鲁迅“百草园”园中树木的来由，周作人拂去历史尘埃，指出“百草园”曾亲历太平天国战乱，而这一事件对“百草园”∕“鲁迅的故家”面貌形成具有“前史”意义。

尽管周作人认为以《亦报》专栏形式发表的“百草园”杂记不免有“缺少组织”的遗憾，但他的写作实则贯穿着首尾统一的历史意识。在“百草园”杂记开篇，他指出自己所描述的是“清光绪戊戌（一八九八）年”以前的“百草园”，因题旨设定为“鲁迅的故家”，故以鲁迅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的年份为下限。当杂记行文过半，周作人再次点出他写的是“二十世纪”以前的“百草园”，讲述的是一篇有关“百草园的老话”。而到了末篇《园的最后》时，他又一次界定了共存在了一百多年“百草园”的历史：即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至年，以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言老屋于年卖掉为止。百年“百草园”恰巧“与清朝同时终于‘解纽’”，这使得周家新台门的历史刚好与一种宏大历史叙述相互重叠。“一个园”、“一个家族”或者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事情”，因为被置于此时段的“空气”中而意外具有了窥测“时代与社会”的重要意义。这一方面体现了周作人在开篇隐约流露的以讲述“鲁迅的故家”之“上下四旁”来拓展鲁迅传记写作新视角的尝试意图，另一方面更可看出周作人通过对“百草园”历史背景的多番强调，将近代史的大事件——太平天国战争变成了一种渗透在周家新台门日常生活中的活在当下的历史。

在周家新台门吃饭间的饭桌上留有火烧焦后“长条的窪”；从灶头间往南走几步“一带的房屋，在改建以前很破碎荒凉”；一些房间没有窗户⑩、战后新配的门扇并不对称?。更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书香人家”的“鲁迅的故家”藏书竟“只有两个书箱”?。原因正如周作人所言，部分藏书可能被祖父介孚公带到北京寓中，其他书籍则可能“毁于太平天国之战”。尽管当周作人回忆周家新台门生活时，距年离绍赴京已有三十多年，然而当年日常用品、门窗、藏书等曾遭太平军兵燹损毁的痕迹仍令其记忆犹新。

周作人明确写到周家新台门附近的其他台门留下了不同程度的战争痕迹：“在百草园往东隔着两三家有广思堂王宅，是一个破落的大台门，大厅烧了只剩一片空地”?。与新台门“止隔两家”的周家老台门，在太平天国时做过“慕王（谭绍光）的行宫”。战乱之后，老台门穿堂两边留下了六幅表现战功或龙凤图腾的太平天国壁画，“梁柱上也多彩绘”。壁画虽经多次粉刷，却仍然能从白壁上渗出原先的画来，“而且仍然色彩鲜艳夺目”，有“神画”之称?。

不仅在上述有形的物质器具上，太平天国战争遗迹在周家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在“百草园”的上空，始终飘荡着一个似无形却实有、深具恐怖气息的“鬼园”，它与作为“乐园”的“百草园”共存于同一片时空场域，成为周作人家族史叙述的贯穿线索。

已有学者指出绍兴台门建筑的“幽深”、“阴暗”?，以及建筑上的光线黯淡特点对鲁迅以“黑暗”为特征的文学意象的发生具有影响?。这一台门建筑的“阴暗”特征同样构成了周作人“百草园”记忆的重要背景。白天，这座大宅光线黯淡：“南窗外照例有很深的廊，所以南向的房反而阴暗，有后房的感觉，白天大抵都在朝北的屋里，这是北方的人听了觉得有点希奇的”?。到了夜晚则更显幽暗：屋内点的是光线黯淡的香油灯：“据我的记忆所及，曾祖母不必说，祖母房里在辛丑年总还是点着香油灯的”?；屋外走路的人则是点蜡烛台、油纸撚或水蜡烛。再加上绍兴降水量丰富，常年阴雨泛潮使台门“常年笼罩着一股浓重的黑气”?。由于“房屋构造”上“廊深窗小”、屋内相当“阴暗”，当周作人讲到家中一些窗户毁于战火、反倒使屋内稍显敞亮?。可以说，台门建筑的特点为“鬼园”氛围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物质条件。

与“鬼园”传说相呼应的是，这座阴暗、潮湿的大宅内也一直流传着“杀过人流血”的传说：

房内铺地都用名叫地平的大方砖，廊下则同走路和明堂一样，用的是大石板，不知什么缘故在好些石头上多有一种暗色的痕迹，到了阴雨泛潮时候，尤其明显。相传这是杀过人流血的遗迹，自然不是事实，从南京明故宫的血迹石说起，大家知道是虚假的，而且各块石板的痕迹不相连接，更是明徵，所以虽有此说，就是最迷信多忌讳的阿长也并不介意，黑夜里点个油纸撚，还是敢在廊下行走的?。

在陈述了与走廊大石板上的暗色痕迹相联系的死亡传说之后，年的周作人不忘进行唯物主义的辨析。然而对比年在南京求学时的周作人，当他在明故宫“至方正学祠看血迹碑”时，却并未像后来那样指出其“虚假”，而是因其“满目凄凉，不堪久驻”而“即出”。不难想象，长年行走在这些阴雨泛潮时布满暗色血痕的廊下石板上的少年，心中泛起应是一份敬畏之情。他说“多忌讳”的阿长“并不介意”，其实颇具坐实传说为实事的效果，凸显出恐怖传说在其脑海中挥之不去。这种陈述实境与事后的态度撇清之间的微妙轻重，也是周作人“百草园”叙述的重要特点。事实上，周作人曾表露过对族人“四七”敢在晚间“百草园”走夜路并“来去自如”的胆量的钦佩，这表露出周作人在潜意识中对“鬼园”传说心存恐惧。当周作人选择以一种历史的、日常生活的视角来描述“百草园”时，这片后园便褪去了鲁迅文本中的明亮色彩，显露出晦暗、幽深、乃至恐怖的氛围。“百草园”的生活场景，浸透着与洪杨战乱相关的一系列细节化的历史，而这些历史记忆又因与日常生活紧密交融而无法将其抹消。仿佛二十年的时光不仅未将人们从战争记忆中脱离，反倒积淀为台门生活的日常底色。

周作人在“百草园”杂记中以颇多笔墨陈述台门内贯彻整年四时八节的祭祀活动，而频繁的祭祀所拜祭对象则分为“先人”（“祖”）与“地主”（“神”与“鬼”）?两类。其中“地主”一类特别值得重视，所谓“地主”，指的是“过去住过这屋的鬼魂”。周家每逢中元、冬至、夏至，均要在祭祖之后“别祭地主”，“鬼魂”被置于仅次于“先人”的重要位置予以定期拜祭，行礼者为“小孩及用人们”。百年老屋见证过众多生老病死并不算稀奇，但“百草园”遭遇太平军战火焚毁、后园掩埋过不少死于战争的无名尸首则是“祭地主”的更重要原因。在民俗心理中，定期致祭那些出没于家中的孤魂野鬼，可防鬼魂作祟、祈求佑护小孩长大平安。无论是祭祖先还是祭神鬼，周家定期的祭祀活动不断提醒生者曾停驻此间的逝者仍然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存在，历史记忆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融，成为生活的仪式与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祭地主”的地点“多在廊下进行，有时也在后园门内设祭”，这凸显出“后园”/“百草园”的园门作为划分周家新台门日常生活阴阳两界的分界意义：“园门之内”是生者的世界，而“园门之外”则为鬼魂的天地。“百草园”既是周家种菜、汲水之地，此间的花花草草是小孩们的玩伴，但就在花木旁的某个角落又是战乱中死者的安息之所。已有学者指出作为绍兴台门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后园”本身即兼具趣味与恐怖：这里是野花野草的天地，而“树旁或树根底下常有坟墓可依稀辨认出来”?。

选择“百草园”中多被人忽略的“鬼园”一隅作为家族史叙述的开篇与立足点，并在全文行将结束时，明言对“百草园”生活“细微”处的记录兴味，花费数节笔墨讲述当年家居日常中的茶水、饭菜、灯火、蒸煮、寒暑等，这种以历史事件开端而以琐屑日常作结的写法，显示出周作人在还原鲁迅诗化“百草园”背面的历史隐痛与平凡庸常的用心。“历史”与“日常”作为两种紧密结合的观照维度，表明“太平天国”和“鬼园”传说对周家新台门的影响并非仅仅是一场多年以前的兵乱，也不会仅仅在台门建筑、拜祭风俗等方面留下有形、无形的痕迹，它将深入“百草园”生活的深层肌理，成为一场无法轻易驱散的历史梦魇。

百草园

二“台门悲剧的人物”：

“长毛嫂嫂”与疯子

比起那些长眠在园中某个角落里的孤魂野鬼来说，二十多年前的太平天国兵乱对于依然在园中生活的生者的伤害更为持久。

“百草园”杂记涉及到了覆盆桥周家致、中、和三房以及安桥头鲁家的众多人物，其中，周作人对于陪伴自己度过了幼年岁月的继祖母蒋老太太感情与众不同。蒋氏“生于道光壬寅（一八四二）年，至宣统庚戌（一九一〇）年去世，寿六十九岁”，无子，于“同治戊辰（一八六八）年”生一女。

周作人幼年出天花，依赖有照顾天花病人经验的祖母看护、并由祖母与母亲“日夜轮流照看，才安全脱险”。由于同时出天花的妹妹端姑不幸夭亡，母亲“心情、身体都很不好”，将周作人托付给祖母照看。据旁人的转述，祖母照顾周作人“又细心，又宠爱”，母亲非常感激。而据周作人的自述：“自从有知识以来便我便跟着祖母，住在小堂前的东偏房内”；“从小跟了她睡，大概在那里也住过六年以上”。甚至因为陆游“晚年住在鲁墟，就是我祖母的母家所在地”，周作人便“推尊放翁”，其与祖母蒋氏感情深厚可见一斑。

然而，祖父介孚公对蒋氏却态度凶恶，并纳妾多人。关于祖父祖母夫妻不睦的真实原因，或许出于为亲者讳，周作人至年方在《知堂回想录》正面道出。他透露了早年曾听到的祖父对祖母一次“毫不客气的破口大骂”的细节，补充了有关祖母生平的重要内容：

有一回听他说出了“长毛嫂嫂”，还含胡的说了一句房帏隐语，那时见祖母哭了起来，说“你这成什么话呢？”就走进她的卧房去了。我当初不很懂，后来知道蒋老太太的家曾经一度陷入太平军中，祖父所说的即是那事，自此以后，我对于说这样的话的祖父，便觉得毫无什么的威信了。?

原来，祖母受到歧视侮辱与其早年一家身陷太平军中的不幸遭遇有关，而这一经历深为祖父忌讳痛恨?。与家中损毁的房屋、始终未及修补的损毁门窗、石板上的暗色血痕、“鬼园”传说相呼应的是，二十多年前太平军占领绍兴后曾造成了一批失贞的妇女。无论祖母当年是否受辱，这件因祖父怒詈而道出的陈年旧事早已成为浸透在台门生活暗角的隐晦创伤。历史重担最深重的受难者是孤单弱势、有口难辩的女性。祖母在祖父严威下小心生活，连带她所看领的孙辈櫆寿、乃至其母鲁氏亦颇受牵连、“终日慄慄不安”。当少年周作人一旦理解了“长毛嫂嫂”对祖母而言恰如终身镌刻额前的屈辱金印后，他用一生时间将情感与理智的天平倒向了几十年来“由默受以至暗泣”的祖母一边。

周作人曾说，鲁迅的保姆阿长因其“故事详细的写在《朝华夕拾》的头两篇里，差不多已经经了《山海经》而可以不朽”；而在自己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周作人多次讲述了自己的幼年照看者祖母的事迹，或许可以让这位蒋老太太在身后收到些许慰藉。

阿长绘图

周作人对继祖母的生平记述经历了一个由虚到实、由少到多的历程。年以前，周作人在文字中记载祖母的生平片断，往往与笔记阅读相联。如将《越谚》中所载“东瓜雕猪砦”谚语与“幼时常闻祖母说”的类似之语相印证；年读《嘉泰会稽志》时想到“儿时随祖母往鲁墟去”时所走之道；读杭大宗《订讹类编》而忆及“幼时随祖母往鲁墟”时“常闻渔舟击木声”等。除了由笔记记载而钩沉起祖母的生平细节外，周作人因对祖母“寡言笑”留有深刻印象，还在阅读中将与祖母形象有关的笔记作为了解“昔日女人之一种苦境”的“很好的资料”，并由此思考“中国妇女问题”。

年新年，周作人在厂甸买得汪龙庄《双节堂庸训》，因“读《庸训》记起祖母的事情，不禁感慨系之”，因为汪母事迹“似乎则则都是祖母的轶事，岂不奇哉”。其中最令周作人深有触动的是汪龙庄记述其生母徐氏：

吾母寡言笑，与继母同室居，谈家事外，终日织作无他语。既病，画师写真，请略一解颐，吾母不应。次早语家人曰，吾夜间历忆生平，无可喜事，何处觅得笑来。呜呼，是可知吾母苦境矣。?

不难看到，祖母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周作人阅读此类涉及昔日女人“苦境”笔记时的潜在出发点，人物形象与书斋阅读共同成为周作人思考中国妇女问题时“很好的资料”。因此，尽管周作人意识到了笔记中的女性命运与祖母“细目不同”——祖母“自有其别的苦境”，但由于周作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