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李仕俤，生于年农历六月初六。听我阿嬷讲：恁老爸出世好时日，这日是祖师公生日，这个囝仔有福气（闽南语：意为你父亲出生于祖师公生日的好时辰，这孩子好有福气）。在我很小的时候，时常听到有些大人们管我父亲叫“老李”，觉得真好“佚佗”（闽南语：很好玩）。殊不知“老李”这个称呼，是职场上的人对父亲的尊称。所以，也是父亲此生最引以为豪的美事了。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很年轻，不到一米七的身高，体魄不能算魁梧，但身体挺硬朗，经常是一身银灰色中山装，上下有四个口袋，是当年最时髦的咔叽布料缝制的。左边上衣口袋别着一支金色钢笔，特别显眼，俨然一副干部模样。有件事让我耿耿于怀的，父亲有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的会说话，可惜我们六个姐妹兄弟，不管男孩女孩，眼睛都随我母亲的“海瓜子眼”，虽说已被认证为是“丹凤眼”，然而，一但和我们家族堂亲兄弟姐妹的“大目”（闽南语：大眼睛）们聚在一起，依然是“菜瓜拱狗去一长”（闽南语：意为拿丝瓜打狗断了一大节），于事无补！还好，族人们都说“我的脸型‘真尖几’最像我父亲了。用普通话表述，就是有一幅“标准的瓜子脸”。

“出差”是父亲的工作。年我出生那年，父亲时年27岁，在那个年代算是晚婚晚育了。可是，父亲常年累月不着家，平时想见个人影都难。我曾无数次地追问母亲：“别人的爸爸下班了或天黑前都要回家，我的爸爸怎么老是不回家来呀？！”母亲只是轻轻地回应着：“你爸爸出差去了。”可是，那么幼小的年龄，对“出差”二字根本不理解。且也似懂非懂地明白一点：父亲三餐不在家吃饭，晚上也不回家来睡觉，这大概就是大人们说的“出差”吧。随着日见长大和不时地与阿嫲的交流，方慢慢地知道了“出差”的含义。既：由于父亲的工作特性，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和居住的城市，到另一个离家很远很远的地方（城市或乡村）去工作；稍微懂事时，也曾经天真地羡慕过父亲“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和生活充满新鲜感”，觉得这样的工作太有意思了，甚至产生“长大后也要像父亲一样去出差”的遐想。只有在春节来临之前，父亲就会在某一天的下午或者傍晚时分背着沉重的行囊，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才得以有一段比较完整的时间是父亲与家人团聚的好日子。

父亲很勤劳很顾家。每次父亲的休假时间，是我们家的快乐时光。父亲虽然平时很少着家，且一旦休假在家，每天上午，他必须雷打不动地要到单位去走一趟，回家来的时候总是提着一大菜篮子，有时候是用“夹篓”装满足够一家四口人享用的各样食品和蔬菜。而且，一到家就开始挑水、洗菜、做饭，动作很熟练，烧的饭菜也挺好吃。父亲话不多且性格随和，做事很勤快，不难看出：父亲是想充分利用在家的每一分钟尽量多地承担些家务事，以弥补母亲日常的辛劳。更重要的是，我还知道父亲是个热爱本职工作、熟悉业务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好职工。

父亲每次远行都是独自一人。每年的秋冬季节来临，市水产公司便派我父亲去江苏、浙江、上海等地收购各类水产品，为我市的水产品供应做储备。于是，我从小就耳熟父亲去过的好多个城市的地名。如：上海、南京、连云港、南通、海门、杭州、宁波、舟山群岛、沈家门等。上小学后学了地理课，我从课本上懂得了南京和杭州分别是江苏、浙江两省的省会城市所在地；再后来，我终于懂得了父亲出了十几年的差，跑了大半个中国，原来都在长江一带的大海港边流连忘返。如所到之处的连云港至今仍是江苏省内最大的海港，它位于中国沿海中部的海州湾西南岸，南联长三角，北接渤海湾；南通市的海门县，位于长江入海口北岸，东临黄海，南依长江；而舟山群岛是我国的第一大群岛，相当于我国海岛总数的20%；沈家门位于舟山本岛的东部，是我国最大的渔港和海水产品的集散地，向有中国渔都之称。我还知道，当时父亲从江、浙两省收购并组织调运到厦门的海水产品，主要有那里盛产的黄瓜鱼（即大黄鱼）、白鱼（即带鱼）、乌贼（即目鱼）、白鲳鱼（即银鲳）和马鲛鱼等等。

父亲第一次带给我和妹妹的新年礼物。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开心的一件事：上世纪50年代末的春节前，父亲从上海乘火车回家过年休假。至今我仍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父亲招呼我姐妹俩上床，然后从旅行包里取出两件“卫生衣”（即绒衣）。先翻看一下衣服领口的标号，先递给我一件淡蓝色的、胸前图案是一架深蓝色的飞机在蓝天白云里翱翔；再递给二妹的是一件淡绿色的、胸前图案是一运动员拄着雪橇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滑雪。我俩各自捧着心爱的“卫生衣”如获至宝，一会儿她看看我的，一会儿我瞧瞧她的，都争着说自己的最好看，简直没完没了。看着我姐妹俩那副高兴劲，父亲也开心地笑，全然忘了该睡觉的时间。这时，母亲故作生气状，强行夺下捧在我们手中还在不停比试的卫生衣，说：“暂时由她帮我们保管，等到大年三十晚上‘围炉’后，再让我们穿上新衣服‘拜天公’”。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母亲果断（其实是有点强制性）地没收，恐怕那个晚上我和妹妹将会抱着“卫生衣”一起入梦。

让我从此爱上了这种蓝色调。就因为父亲送给我的第一件淡蓝色卫生衣，让我从此爱上了包括蔚蓝色天空的那种蓝色调，我全都喜欢。以至于年春节，母亲拿出一床蔚蓝色的毛毯，说好让我带到龙岩师范学校使用。由于这是母亲为我准备的专属于我自己享用的“奢侈品”，令我爱不释手。年3月毕业后的工作期间，曾在白砂供销社通过“走后门”买的第一块的确凉布就是淡蓝色，送给奶奶、外婆和父亲做衬衫。八十年代以来物质比较丰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了。于是，床上用的床单、被套都要带有淡蓝色的；窗帘也是蓝白相间花纹的。即使是已经跨世纪的现在，我身上穿的针织套衫是淡蓝色的；披肩和围巾是淡蓝色的；脚上穿的春秋鞋是淡蓝色的；居家用的洗衣盆等塑料制品是淡蓝色的；厨房里放置碗筷的篮子、锅刷的柄是淡蓝色的，甚至连卫生间里用来收纳杂物的小篮子等也全是淡蓝色的。简直可以汇成“蓝色的海洋”了，我依然觉得看着很清爽并乐此不疲。

每到春夏季节，父亲就往返于广东（潮汕）和福建省内包括平潭、宁德等沿海地区以及我市同安湾一带的丙洲、琼头、欧厝海边收购各种鱼类的供应储备。因此，父亲结识了不少农（渔）民朋友。

“老李”这个称谓是父亲最为喜欢的。印象中，从我未上小学的时阵，就常见有同安的农（渔）民朋友来家里找“水产老李”泡茶或办事。父亲喜欢闹热，一旦有人上家里来了就最来劲，乐得合不拢嘴，又是递烟又是赐茶。在六十年代初，物资匮乏又紧俏，农（渔）民朋友总免不了有代购或必经审批的物资需求，又苦于没有门路委托老李帮忙，父亲没有半句推辞，然后想方设法逐一去解决。然而，在那样的年代里，最令人尴尬、最让主妇们为难的就是家里突然来客人的吃饭问题了。因为所有的生活物品都是政府统一配额定量供应的，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如何招待？面对这帮“大吃客”，生性热情的父亲母亲总会留客人在家吃饭。至今我仍非常佩服我的母亲，她会量米先煮好一大“鼎”（锅）白米饭，以确保让种田人和“讨海人”吃饱的分量。到了开饭时间，我惊讶母亲果真像变戏法似的，端出一道道在当时来说绝对是色香味美的好菜肴款待客人。连我们几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们都能感觉到也是乘机改善了伙食。说实话，在那个只知道“饿”的年代里，什么东西都好吃，吃么么香，心里老惦记着也都是吃的那些事。我会突发奇想：那个时候的我们几个小屁孩中不知道是否有人会有这样的念想：要是天天有客人来该多好呀！现在想来，当时那些看似简单的一餐饭菜，不知道得耗费父亲母亲多少心思啊！……

至今还珍藏在心里的两件事，是我与父亲的秘密。这第一件事，说起来心情还有点沉重。记得是读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第一次组织游泳活动，全班同学都异常兴奋，我也不例外。那天放学回到家里，我高兴地跟父亲说：“明天下午老师要带我们去市游泳池游泳，门票是3分钱。”没想到，父亲拉着我的手，蹲下身来对我说：“憨囝，3尖钱我买一把油菜吃一家人！”（闽南语：意为傻孩子，3分钱可以买一把油菜供一家人吃一餐）听了这话，我当然能领会是什么意思啦。虽然不听话的泪水已在眼眶里打转，我还是知趣地点点头就忙活去了。从此以后，每回学校组织游泳，我再也不敢向父母亲提这事。直到有一天，我看见父亲带着他的宝贝儿子去离家仅百来米距离的“后保”海区游泳，暑假还会带着弟弟一起去同安海边度假、游泳。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原来父亲会游泳，可从来都不带我们姐妹几个去海边泡水，大概是封建思想作崇，认为女孩子游泳不宜吧。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没有机会学游泳，直到现在还是“旱鸭子”。退休后曾尝试着要学会游泳，但是总因为心理障碍，莫名的“害怕”。我也曾尝试着在泳池边认真地按规范做好每一个分解动作，可一扎进水里就心慌得乱了手脚，头一抬起来就呛水。由于过不了换气这一关，身体自然往下沉，任你怎么蹬也浮不出水面来。折腾了好一阵子，我想明白啦：这辈子再努力恐怕也是学不会游泳这营生，今后在余下的日子里有机会就玩玩泡温泉过把瘾得了！

这第二件事嘛，至今回想起来仍是满满的幸福感。因为母亲平时管教很严厉，从上小学的第一天起，母亲就对我约法三章：每天放学后必须立刻马上回家做事情，不许在校外贪玩！我一直铭记在心，不敢有半点差池。到了上五年级时，上课地点也调整到位于白鹤路的分校。一天下午放学，与同学一起路过电台山别墅群旁，因有女同学邀我一起跳“五蕊花”，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并且跳得不亦乐乎，天黑了也不知道该回家。忽然，在路坡下出现了父亲寻来的身影。我远远地看见他用右手食指指着我，好像在说“你知死啊！”我轻声地告诉同学：“我父亲来了”，抓起书包飞快地顺坡奔到父亲跟前，低着头怯怯地站着。父亲揪住我的双臂，好像生怕我会钻进地缝里似的。然后爱抚地摸着我的头说：“你嘎老虎借胆，天弄暗下来啊你搁店遮跳五蕊花？恁妈受气抓狂咯，你吾惊倒去会方拍死啊”（闽南语：意为你向老虎借胆啊，天都这么黑了你还在这里跳五朵花，你妈妈生气抓狂了，你不怕回家会被打死啊）！我忙向父亲解释“是头一回初犯”，请求父亲通融。父亲不语。我心里七上八下地打鼓，紧紧地拉着父亲的手跟着回家。果不其然，我父女俩人还在大宅院门外，就能听到母亲在里屋骂骂咧咧的声音，弟妹们在厅堂里围坐着，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敢吱声。那气氛仿如狂风骤雨降临前的沉闷。我搁下书包，知趣地埋头做我应该做的事，接着又麻利地给小弟小妹们洗脸洗手洗脚擦身子换衣服准备吃饭。父亲径直进了里屋，不知跟母亲嘀咕些什么。不一会儿，母亲的怒骂声停止了，吃饭时也没了训斥的意思，一切是那么的平静。本该是一触即发的一场“竹子枝炆肉皮”的苦情剧没有上演，让我如释重负，我的弟妹们也无不感到特别的意外。此时，惟有我心里最明白：这个温馨的结局，完全得益于父亲苦心编织的善意谎言，不仅说服了母亲，而且平息了一场轩然大波，才保护了我免受皮肉之苦的恩德！每每想起此事来，我总是在心里千恩万谢感激父亲的明智与担当，包容与怜悯，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父亲对儿女的那份真爱！多年以来，我一直把这次历险当作是享受了一回只有在“独生子女”年代才有的父亲到学校接我回家的特殊待遇。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却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无法忘怀……

不久“文革”来了，全国到处都很乱。没想到这一“乱”，我的父亲倒不用去外省出差了，每天可以在本市上班，日常生活才算安定下来，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得以团聚了。

在“文革”那几年里，父亲告诫我们：你们年纪还小，没事在家好好看书待着，不得出去参加任何派别，更不能擅自去参加串联等活动。不久后我慢慢察觉：同住一个院子的俩堂哥，天天都去附近海域捉鱼摸蟹，每次收获颇丰；与我们家紧邻的厝边头尾，各家各户的同龄孩儿们也都去捞“海瓜子”卖给市民喂鸭子赚钱，看得我们眼馋心动。于是，我和二妹突发奇想，好说歹说央求俩堂哥带我们一起去下海，想为家里挣点钱贴补家用。大概纠缠了有一段时间，俩堂哥才勉强答应下来。我俩兴奋无比，并瞒着父母马上取来几块薄木板让俩堂哥帮忙钉制一“跳帮”，找来箩筐、扁担，藏在“护厝内”的墙角落里，生怕被父母发觉，然后像等待首长命令一样地期待着。

一天中午饭后，俩堂哥告知说，今天的潮水比较合适你们去。我和二妹像做贼似地悄悄带上装备，跟着俩堂哥就出发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心里只有兴奋，根本不知道下海的过程充满着艰辛与危险。所以，我记得刚走出家门时，因为害怕被家人碰上，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所以，不敢走大路，低着头加快脚步迅速隐入袁厝社的小巷子来到后江埭，才比较放心地沿着厦禾路一直往前走，经过文灶口、梧村火车站后来到双涵社里，跟着拐进一巷道，很快就看见滩涂。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片滩涂呈蓝黑色，边上一条有点宽的沟里流出来的水恶臭无比。那个方位，大致就是现今的福津大街及槟榔小区一带，那条臭水沟就是17号排洪沟。

踏入滩涂，我和二妹懵懵懂懂地一脚深一脚浅费力地踩着海泥紧跟在俩堂哥身后，过了一条海沟就是一大片平展展的滩涂，堂哥简单地示范一下怎么抓海瓜子的要领后就各自忙活去了。我和二妹因为是第一次下海，满眼所见都感到很新鲜。看到滩涂上布满密密麻麻的海瓜子，埋头一把一把地抓起来放进箩筐里。看到箩筐快装满了，堂哥又教我们把箩筐抬到海水里，用脚轻轻地踩踏那一串一串的海瓜子，海泥果真很快地就被融化了，一会儿海瓜子也露出了它的模样并沉到箩筐底里。一下子箩筐里便腾出空间，我们又继续埋头快乐地抓着海瓜子，全然不知道海水什么时候涨潮啦。突然，传来堂哥的催促声：赶紧用跳帮推箩筐调头往回走！我们听话地服从。来到海沟边一看，我俩懵了：来时的海沟早已涨满了海水，海水已漫上了滩涂，挡住了来时的路。俩堂哥安抚道：“毋免惊，你们站在滩涂上等着，待他俩把自己的东西先带过去，回头就来接应啦！”我们知道俩堂哥水性了得，相信他们有十足的把握。只见他俩一手拉着跳帮，一手轻松地有节奏地划动着游过海沟，顺势把跳帮推到滩涂上就返身游过来拉我二人。堂哥吩咐我们将两手扶着跳帮就能跟着游过去。过海沟时，已经踩不到海沟底，完全是借助堂哥的仰泳才游回到滩涂的。这时，太阳业已下山。我和二妹互相望着湿漉漉一身的狼狈像，海风阵阵吹来全身直打颤。顿时感觉又冷又饿，由于刚才受了点惊吓，手脚都软塔塔了。想到回家的路还长着呢，这样的经历对我俩都是严峻的考验。可是，刚一进家门那才叫遭罪呢！不仅被爸妈骂个狗血淋头，连那块仅用了一次的跳帮也被砸得稀巴烂，被扔进灶膛里烧成灰。我十分理解父母双亲粗暴干预的初衷，我知道他们最最担心的是我俩根本不习水性，怕我们会被汹涌的海水吞噬，惟有强烈的反对才能彻底断了我们再次下海的念头。虽然事情过去了五十多个春秋，仍记忆犹新。尽管如此收场，我还是很感谢两位堂哥的全力帮助并满足了让我们体验一次有惊无险的下海经历。

后来，各单位开始实行大联合，进驻军宣队，实行军事管制。经由军宣队的动员，我是从父亲单位报名上山下乡，并赴闽西上杭县步云公社梨岭大队插队落户的。年9月16日下午离家时刻，父亲母亲十分不舍地说：“你这一走，等于斩断我们的左右手！”姑姑和幺叔也到火车站来送行。火车启动时，车厢内、站台外顿时一片哭声，我看到站台上的父亲眼圈红了。那情景，一直藏在心底难以抹去……

上世纪80年代初，厦门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父亲又被招回水产公司，派驻厦门水产交易所重操他的老本行，继续在第一码头收购厦门周边以及泉州、漳州一带的海产品。年10月，我调回厦门工作，得知父亲还是经常在交易所里值夜班过夜，想去看个究竟。

这个老李不简单。当年的厦门水产交易所位于鹭江道上的一套两层楼房，与厦门蔬菜公司等单位连体并排，墙体的身后就是浩淼的鹭江。到第一码头不用几步路的功夫。我跟着父亲走到这座位于厦门老市区西南岸的第一码头边上，看着连接岸边水泥筑的坡道上布满了间隔整齐的小洞洞，好奇的问“是干什么用的？”“方便小船停靠用的锚洞”父亲答道。说话间，随着满潮，就有不少涂着鲜艳颜色的木头渔船纷纷前来停靠，使本来还是一片寂静的码头瞬间就闹热起来。他们是从龙海、漳浦一带过来的渔货船只，赶着潮水把渔货卖给厦门水产交易所统一收购的。此时，父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站在坡道中间，等待渔货抬过来称重量。我静静地观看着由两位年轻小伙子手扶着肩膀上的扁担，面对面地抬着吊起的大杆称前扣，父亲则用手握住“大量”（大杆称）尾端及称砣这样一个组合出现了。我估摸着这大概是收购工作即将开始。渔民们从船舱里抬出来鲜活的渔货，亮闪闪的在阳光下闪烁，有些鱼儿虾儿还扑腾扑腾地跳跃到地上，遇上海水又迅速游入海里。两位年轻人熟练地把执于手中的铁钩子往渔框的两边一扣，然后同时抬起，父亲右手提着秤钩勾住绳子，左手迅速地推拉着称砣，眼睛看着称杆上的星花，称出实际重量后报数，旁边有专人拿着本子负责计数。然后，依而始复，一直到渔货称完为止。观摩了一上午的收购过程，我方明白：为什么父亲的嗓子经常沙哑，原来是一边称重量，还要一边报数量，渔货多了，时间长了，报数的次数多了，嗓子怎能不沙哑？我还知道：收购渔货还要根据潮水的时间，白天施行收购任务还好些，有时需要深更半夜进行收购就别提有多辛苦啦。何况父亲是早已超过退休年龄被继续留用的老人，为的是闽南周边一带的渔民们就认可老李这杆称。仅凭这一点，我是打心眼里钦佩父亲确实不简单。我望着父亲忙碌的背影，内心却是五味杂陈：毕竟是奔七的老人，本应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就为了被认可和所谓的影响力，每次的收购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我怎能不为父亲的身体承受能力感到担忧？但是，一想到父亲依然如此执着又乐此不疲，想要说服他可不是一时半会那么容易。

望着繁忙的码头，我又一阵感慨万千起来：这座始建于年的码头，在民国时期一度沦为同安三大姓“后麝纪”、“丙洲陈”、“石浔吴”争霸割据所历尽的沧桑，姑且我是无法想象当年码头上是怎样的繁忙、还是萧条疑惑是乌烟瘴气、令人生畏的景象，她却在近一个世纪的城市建设中和沿线的其他多数码头被改建成海滨公园或景观步道或被改头换面被更名易号，并早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时，惟有第一码头仍默默地生存着，并且继续在谱写着和谐繁荣的新篇章，感到欣慰，更为父亲等水产行业人的敬业精神与长年累月的辛苦付出感到由衷的敬佩。很多时候，我也曾经纳闷过：看父亲在过称时那把称杆在他手里起起落落，渔民们又如此信任这个李老头。依我这外行者估摸：说明老李不会克扣他们斤两或者说不会“偷”他们“称头”，让他们完全相信不会吃亏而如此安心。但是，我还有想不通的：父亲使的是何等锦囊妙招，即能让渔民们感到老李把称很公道，使他们的劳动成果与利益绝对有保证的同时，又不使收购来的渔货因为水分的消耗让公家的利益受到损失。关于这个问题，我至今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父亲远离我们而去了，我才忽然意识到本应在父亲健在时就得向他探究与“讨教”，深感十分的遗憾。

父亲有个“绰号”叫“老三篇”。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弟妹们曾很气恼地对我说起一件事：“父亲交易所里的年轻人对老爸很不尊重，都管叫他什么‘老三篇’，不知道什么意思？”“还能有什么意思？就是老爸年纪大了，又不善于学习，跟不上形势啦！说话做事仍然按照孔老二等老祖宗传下来的老套套。单位的年轻人肯定不喜欢听说教，因此给他老人家取个绰号也是很自然的事。”经我轻描淡写的这么一说，大家哈哈哈笑完也就不再诧异了。去年春节，我又去父亲单位原领导L主任家里拜年，随口问起关于“老三篇”这个绰号的由来，满心希望能从老主任这儿找到答案。没想到老主任一听，也是哈哈哈笑笑：“我不知道有这回事，今天才第一次听你说啊！”我的心凉了半截，只得失望而归。

看来，父亲还是个蛮有故事的人。然而，这些故事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啦……

但是，我永远记住：唯有老李这个称呼，是父亲此生最引以自豪和骄傲的。这才是最最重要的了！

我的母亲戴秀珍，生于年。17岁嫁入李家门，生养了五女一男共六个子女（听家族老辈人言传，在我之前有个哥哥，生于年，大我两岁，小小的就夭折了）。自从我出生后至年，母亲每两年生育一个，接连在家中生养了四胎女孩，被睿智的奶奶喻为“四肢桌脚”，并断言“第五胎一定生男孩”，是为“桌面”。母亲听信了阿嬷（闽南语：即奶奶）的话，天总随人愿，我惟一的小弟弟于年在家中出生，遂不及防的是母亲出现大出血症状，若不是那位防保院的老妇产科医生经验丰富，及时地为母亲打了一针止血，恐怕母亲的老命要归西，顷刻间，我们姐妹都会成了没娘的孩子！每当想起这桩往事，我们姐妹依然还会为母亲捏一把汗，无不为她的“命大”而感慨万分……

母亲教我唱的第一首歌是《社会主义好》。在我稍能记事的时候，母亲白天去工厂上班，晚上要参加学习。一回到家中，母亲总是曲不离口地对着我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听的次数多了，我竟然可以跟着咿咿呀呀地学唱，可把母亲乐坏了。再长大一点，才听得阿嬷说：母亲小时候家里穷没有上过一天学，嫁过来的第二年厦门解放了，母亲毅然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厦门纸箔厂当工人（擦金）。刚解放那阵子，百废待兴，每家工厂时兴办夜校扫盲，母亲又带头踊跃参加，父亲和阿嬷都极力给予支持。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提出“赶超英国”口号，还有一首歌曲，歌词中唱到“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嘿呦嘿呦嘿呦，十五年十五年嘿嘿十五年!”整首曲子好像喊口号似的，觉得特好玩，特别容易记住。这首歌曲也是跟我母亲偷学来的。

母亲由“内工”转成“外工”，赚钱、顾家两不误。母亲经常会跟我提起这段个人经历：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厦门纸箔厂发展趋势迅猛，超乎想象。为拓展加工业务，又苦于严重缺乏生产基地。于是，工厂领导倡导和鼓励：家里有场所的在职员工可以把加工业务带回家中操作，每人每月产量不限，所需纸箔等原材料由工厂按需运送到家并将加工好的成品及时给运回工厂，不收任何费用以及转为“外工”之后其身份等同“内工”，一切待遇不变。母亲说：考虑到你父亲的工作性质和家中四个孩子幼小（四妹刚出生）需要有人照料的实际情况，觉得这个条件挺适合自己的。因此，母亲作出了重大的抉择，于是从“内工”变成了“外工”。这样一来倒是对一家子都好，父亲可以更安心地出差，我们四个孩子的生活有人管了，也给奶奶松了绑。

母亲在家“擦金”时，有时也会停下来手把手地教我们“擦金”和“披金”（即晾晒）等操作技术，刚开始时是为了好玩，没想到还真把我们教会了。到后来是大人小孩齐上阵，每月的产量是母亲独自一人时的翻番。由于外工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按劳取酬的方式，工资收入要比母亲原来一个人挣的多得多，母亲的信心也更足了，日子好像也过得宽裕了些。居委会主任很快地发现了母亲在家庭里一样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贡献的典型事例，而且相夫教子有方，操持理家各项事务井井有条，一度被评为公园公社“先进妇女”典范并送来“勤俭持家”等奖状予以表彰。可是这样的好景不长，“文革”一来，厦门纸箔厂（生产祭祀品）首当其冲被当作封资修的腐朽产物而取缔，使这个深受海内外华侨喜爱并为我市出口创汇作出很大贡献的传统加工产业从此销声匿迹了。厦门纸箔厂被迫解散，厂方领导一个个成了“牛鬼蛇神”自身难保，原来承诺“外工的一切待遇不变”一夜之间成了泡影，我的母亲不仅失去了工作，连基本退休金的保障都没有了。

“文革”那几年，月底母亲差我去借钱，是我童年时期最害怕、也最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文革”来了，母亲失业，一家八口人的生活惟有指望父亲一人的工资收入，那一段日子是过得最无奈的了。每个月头，父亲一领回工资，母亲首先会将全月配额的油米面等生活必需品购齐备用，以保证肚子的温饱问题，然后再根据余下金额的多寡来安排买菜的支出和应付人情世故之所需。那真是一分钱都要“掰成两个用”，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尤其是快临近月底了，经常会遇上连买盐巴的钱都没有。这个时候，母亲就会差我去向亲戚或朋友家借5块钱应急。其实，严格的说，并不是真让我上门去开口借钱。事实上是父母亲他们大人之间已经沟通好了，只不过就让我去把钱取回来而已。但是，每到那个时刻，我每次的心情都会像赴刑场一样的沉重，一旦到了人家时，我会难为情得门不敢迈进，头不敢抬起来。那种尴尬，我想，当时若是有地缝的话，我一定会迅速地让自己消失掉。也就是从那个年代，让我小小年纪就体味到生活的不易，甚至已经能够体验到父母操持这么一大家子有多难！因此，我就暗暗在心里立誓：假如哪一天等我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一定会主动前去帮忙，决不图回报。

母亲终于同意让我上学了。我估摸着应该是年或年间，该是上学的年龄了。所在的美仁宫居委会主任方美华几次到家里动员并提醒母亲：你家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居委会已经帮忙报名并安排在溪岸小学×年×班上课……可是，那个时候每天的我不但包揽了带妹妹的琐事，有时还能帮母亲“擦金”赚钱，所以，任凭好心的主任三番五次、不厌其烦地上门磨嘴皮子，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肯松口答应，我的上学之梦就这样被耽搁下来。本以为这辈子上学无望的我，又见“袂死心”（不死心）的居委会主任不停歇地到家来动员，母亲还是不表态。兴许是居委会主任的足够耐心与执着感动了上苍，或许是老天爷太眷顾我，居然让主任遇见了回家休假的父亲，父亲听说是专程来动员让我读书的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之后，母亲虽然表面不再阻拦我上学，但是提出的要求却十分苛刻：一是照顾妹妹们的事一样不能少；二是原来所承担的家务一样不能少；三是每天必须完成一捆“上花”的擦金任务；四是放学后必须得马上回家，除了值日扫地外，不得在学校逗留或与同学玩耍……等等等等。如果说当时的我不谙世事，然而企盼上学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为了争取能像同龄的孩子们那样幸福地走进校园上学读书，我不管答应母亲的要求能否做到，都一一应允了下来。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学习成绩的考量，证明那些年我真的是很努力地做到了！是我心甘情愿要承受的！每每回想起读小学那些年的情景，彷如昨日：每天放学回到家，第一件事赶紧提起水桶去排队买自来水，然后与二妹两个人一桶一桶地抬回来倒入水缸里，供母亲用于保障全家人的吃喝饮用之需；接着，要提个小吊桶再到隔壁“柑仔树内”去抬回几桶井水，是用来洗菜、刷锅、洗碗筷以及给弟弟妹妹们洗澡、洗衣服和洗地板等用途的。而我每天的作业，只能在夜间全家人入睡之后，才得以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独自完成。尽管我的学习时间要比别的同学少得可怜甚至紧张；尽管我非常羡慕同学们可以快乐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课外活动和兴趣小组学习各种才艺；尽管后来不幸遭遇“文革”不能再继续升学增长知识，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特别是在长大以后，我曾经无数次的反思与回想：母亲为什么在我年幼时期会给你那么多的限制？有时近乎是残酷无情的？其实，这是一种负责任的养育之恩！才不至于使你成长为一无是处、事事依赖别人的人；才能成长为坚强独立，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所以，我打心眼里感激那位好心的居委会主任对我的关爱，以致不管我是在上山下乡年代或是在上杭县工作期间回厦门探亲，我老远都会与这位老主任打招呼或汇报情况，只要是她想问的我都认真回答。再后来，也不知道这位老主任从哪里打探消息，得知我调回厦门工作，并且是在公园南路2号机关大院里上班，高兴地直夸我“GEAO囝！”（闽南语：长辈对晚辈的赞赏与夸奖的口吻，意为灵巧能干的好孩子）。当然，我还要十二万分地感激我父母双亲的通融与明智，才得以让我成了在美仁宫及“后保”社里一带为数不多的、稍有点学识、有点文化的女孩。

母亲的悉心教诲，六十多年来依然谨记并践行着。自从母亲在家照管我们的那一天起，母亲就非常注重家规与行为规范的教育。比如在待人接物方面，母亲说：查某囡仔对好“喙水”（闽南语：意为女孩子嘴巴要甜一点），才显得有教养懂礼貌；家里来“人客”（闽南语：意为客人）了，要主动打招呼，具体行动是：要热情问好赶快让坐，说话时要面带笑容，使人客觉得这孩子有“教赐”（闽南语：意为有教养）；倒茶水只能七分满（太满是对客人的不尊重，也显得主人很“土”），上茶须双手端至客人手中，还要说“请啉茶”；需要离开时必须面对客人说：您请坐，我袜去“办代志”；送客时要说：请慢行，有闲再来坐等之类的文明用语。如果是亲戚、长辈来了，还要热情留客并预备好菜好饭陪餐。在为客人装饭时也有讲究，碗里只能装八分满，必要时还得为客人夹菜，才显得热情。夹菜时要站在客人右侧，每夹一样菜，注意不能夹太多，更不能掉落饭桌上（若不慎掉落，会让客人觉得你做事情毛手毛脚之嫌）。

在行为规范方面也有很多要求，诸如：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衣服要穿戴整齐才能走出房间，尤其对查某囡仔还有特别要求：袂驶如[乱]头“鬖”架（闽南语：意为头发不能乱七八糟的），必须在房间里将头发梳理好之后方能出大厅见人；见到大人要按辈分称呼；吃饭时不大声说话，夹菜时只能就近面前的夹，袂驶伸长筷子在菜盘里翻动挑捡或者把自己喜欢吃的占为己有；还严禁我们：袂驶坐在大厅的“户櫈头”；袂驶站着看别人家吃饭；袂驶随便呷别人“兜”（闽南语：意为别人家）的“面件”（闽南语：意为食物）；未经许可袂驶随便进别人家房间；以及借东西要及时送还；还有诸如：囡仔人对“有耳无喙”、袂驶“应喙应舌”（闽南语：意为小孩子必须养成用耳朵听话不能乱说话和不能随便与长辈争辩的习惯）；做囡仔人起头对“骨力”（闽南语：意为小孩子从小就要养成勤快和爱劳动的好习惯），做代志袂驶“琼分”（闽南语：意为做事情不得计较），还说“骨力才有通呷”（闽南语：意为要勤快才有得吃），这就是闽南语所讲的“骨力呷力”。

在勤俭节约方面，母亲经常告诫我们“一粒米四两力”（闽南语：意为种植一粒米需要付出四两的力气）来诠释农民种田的辛苦程度，并具体指导我们不能随便浪费粮食的做法。如：吃饭时碗底不能留有饭粒；掉在饭桌上的饭粒要拣起来吃；还告诉我们，即使是米饭里的谷粒，也要咬破谷皮把里面的米粒吃了，让我们明白那谷粒就是白米饭的由来；以及“剩饭随便倒掉，会遭雷公劈”的训示。虽然这样的说法，在当今说来仍保留一点迷信色彩，但却能充分说明不得糟蹋粮食的道理。母亲不仅教导我们从小就要懂得爱惜粮食与食物的重要性，同时也为我们普及了稻谷与米饭由来的知识。也缘于这个原故，至今我都始终秉承这个习惯，偶尔有点剩饭，我都会放置冰箱冷藏，第二天再把剩饭热了吃掉，从来不轻易会将白花花的剩饭倒掉。不是迷信怕遭“雷劈”，实在是舍不得和下不了手。母亲注意节俭的好传统简直到了极致。又比如：使用完的牙膏皮，普遍人家都是随手把它当垃圾扔了，而我的母亲却将用到底了的牙膏皮拿剪刀剪成两段，拨开一小口子，把牙刷伸进牙膏皮内侧，粘出的牙膏还可以继续使用至完全干净为止。这个习惯也让我秉承至今还在发扬光大。

母亲最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做人无本事袂要紧，但是一定对有本分”（闽南语：意为做人没有本事不要紧，但是一定要有本分）让我受用一生。从上山下乡到参加工作的近40年一路走来，我尊崇与坚守靠的就是“本分”二字立身做人做事，虽然比别人的付出要多得多，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免不了充满艰辛，但我心安踏实并充满自信。在我看来，母亲虽然没什么文化，但是，她通过言传身教，无形中就把这些看似平常、简单的“家庭式早教”等传统美德传承给我们。所有这些，对孩提时的我，其教育的意义是入心入骨的。真可谓是细雨润无声啊！现在想来依然是那么的亲切！也正是因为母亲孜孜不倦的教诲，没有半点说教，才让我懂得了珍惜：珍惜家人、亲友，珍惜老师、同学，珍惜帮助过的每一个人，也珍惜所经历过的每一份工作和每一个阶段所走过的艰辛历程。以致使我养成了不管需要做什么事情，不但勤快而且很用心，就是厦门话说的“袂惜力”（闽南语：意为不惜力或拼尽全力）。所以，不管我身处任何境地，不管与公与私，即便是退休后的这十年，我参与厦门知青文化活动组委会以及市红十字会的各项文化活动中所做的每一件事，从来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想必：原来听话与顺从，既能自我修养，也不失为是一种孝顺。

母亲对我的教育与要求特别严格。原来在母亲认知里，大概她认为我是家中长女，正处在“初长成”阶段，必须按照她的旨意（有时甚至是高压），总想将我“雕琢”成“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耳无喙”，做代志“犁头戴鼎”的听话女孩。因此，从五六岁起，我就老担心生怕做错什么事会惹母亲生气，即使受委屈也经常是“打掉门牙连血吞”，所以特别胆小。比如在对待弟弟妹妹的问题上，母亲始终奉行“大汉对让小汉”的律法，而在具体的履行中，不仅事事要“让”，而且还要“护”，有时是一味的苛求与无原则的“让”。要是弟弟妹妹们犯的错，母亲总是“骂大汉给小汉看”，并把它混淆于“杀鸡儆猴”的警示教育理念，还自圆其说是因为“小汉的”不懂事，打了也还会屡犯。其实不然。我那小弟弟在刚会说话会表达的年纪里，就懂得仗着母亲的溺爱，且不说在犯错或不听话时不接受“大汉”的管教不打紧，还会很藐视你的说出“会方打的人是你”和“弄阮袂方打”（闽南语：意为即使我犯错了，会被挨打的人是你，母亲是不会打我的）。当然，母亲对于这档子事是全然不会知晓的。不过，我觉得：母亲效仿这种教育理念，大前提应该说是没有错。问题出在于采用这种教育方式的后果是“是非不分”、“赏罚不明”，甚至还是一种“放纵”。因此说，对“小汉囝仔”过早采用“警示”教育有点牵强附会，很难达到“自我领悟”的收效，有可能还会是一种误导。也许，对不谙世事的小孩子们的成长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母亲关爱老人、乐于助人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母亲经常去关心和帮助与我家对面“沈府内”一位“绑骹”（闽南语：裹脚）的孤寡阿婆，平时帮她洗涤衣裳，换季了帮她洗涤被褥、蚊帐；每到“年节”时，如：“霜降”、“补冬”和过年，母亲总要端一碗鸡汤面线或鸭肉面线去孝敬老人。那时候，我们对森严壁垒的高墙内感觉很神秘，然而时常传出老太太呼天抢地的诅咒与谩骂声，估计全“后保”社里人都能听得到。我无法知道那老太太心中藏有多么深的悲苦与厌恨？可是，老人每次到我们家，总对母亲说：“对乎你出好囝好孙”（闽南语：意为要让你们家出好子孙）这样充满感激的话语。后来随着我们家庭人口逐渐增多，原来每次杀一只鸡或鸭就够全家人补霜降和补冬了，发展到后来每次要杀两只鸡或两只鸭。再后来有一次，母亲轻声地对我说：“今阿日鸭腿无你的份啊”（闽南语：意为今天的鸭腿没你的份）。我即刻明白母亲的为难：有六个孩子嗷嗷待哺、阿嬷是第一位要孝敬的、父亲是我们家的顶梁柱需要特别照顾，那沈府内的老人要关照。两只鸡或两只鸭总共就八个腿不够分呀！不舍我舍谁呀？！以致从那以后，母亲每次给我的份里就是鸡或鸭的翅膀、脖子，有时会给我加个鸡内金或鸭内金什么的，我内心十分满足，也因为理解母亲的这份爱心而被深深感动！因为，对我来说，只要母亲觉得她做的事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吃“腿”不吃“腿”已经不重要了。进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资的逐渐丰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人们开始不吃鸡腿鸭腿而对鸡翅膀鸭翅膀情有独钟时，我的妹妹们才突然“妒忌”起来：“原来母亲偏心眼，早年就把最好吃的都让你享受了！”嘿，这不正好说明“傻人有傻福呗！”也由于母亲的善良与艰难维持生计的经历让我明白：一颗善良的心，就是一种宽阔的胸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它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也可以丰富你的阅历！

母亲的乐于助人还表现在她做事勤快又样样精通，所以，家族里的大情小事都少不了她。记忆最深刻的是，若是谁家娶媳妇或嫁女儿，母亲都会带上我去办喜事的人家里“缝被头”。我不明事理，母亲告诉我：你属龙，是“好生相”，可以帮人家做好事，吉利！

若是谁家办丧事，母亲也必定前去帮忙。但母亲去做些什么事我不得而知。直到年4月18日，我的阿嬷在家里终老，其丧事的办理是在我们家里进行的，我才亲眼目睹母亲所做的一切，也才明白母亲在这方面的大用场。当父亲和叔叔们在大厅中央为阿嬷搭好“水床”、布置灵堂的功夫，母亲已从布店里买来所需的布匹：有本色的“青头布”和蓝色、红色、粉色的“西洋布”，以及粗布麻、红丝线等物件，只见母亲取来一个大夹篓放置剪刀和针线，拿个小矮竹凳子坐在大厅前的岑墘为孝男孝女以及贤孙辈们剪裁“三角巾”。母亲先是按大人小孩的尺寸剪好一大摞三角巾，再根据不同的辈分缝制戴孝的标配：是为子女的添加一块小布麻；内孙添加一块小蓝布；外孙则添加一块小红布；曾孙添加的是粉色布。在穿衣方面也有统一要求：儿子、女儿清一色是穿黑衣黑裤黑布鞋，媳妇穿白色上衣、黑色裤子黑色布鞋，鞋面上都缝制一块小布麻；内孙一律都穿黑色衣裤黑色布鞋，外孙穿白色上衣、黑色裤子黑色布鞋，女婿则穿白衬衫、黑色裤子黑色布鞋，身上斜挎一绶带样的大红色布块。因为有老祖宗近乎严苛与特定的讲究，所以，只要稍有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一般“外人”很容易地就可以从“三角巾”里标配的颜色以及穿戴的衣裤里清楚地知道：所有戴孝的人与逝者的关系。也是从那次的经历中使我懂得了“三角巾”里蕴藏着大智慧，流传在民间的这些老祖宗的章法，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可谓博大精深啊！

母亲的厨艺了得，让我思念到如今。在那个年代里，大部分人家的生活都过得及其简单，一日三餐也只能图个温饱而已。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把贫乏的日子安排得十分妥帖，从来不曾让我们饿着。我们的一日三餐母亲经常这么安排：早餐吃鲜地瓜汤或者干地瓜丝汤等粗粮，有时会加上点红糖就觉得美味十足了；中午一般都有干饭吃，若遇上没有蔬菜可下锅，母亲随便炒个“西红柿酱”给我们“浇饭”，不仅让我们味蕾大开，还吵着嚷着央求母亲“明天还要吃西红柿酱浇饭”；晚上这一餐是吃稀饭，没有“菜咸”配饭时，母亲就会煮一碗“豆油水”（闽南语：意为酱油水），加点糖、盐和水，再放点葱头油，照样让我们感觉美味得不得了。还有，母亲经常做的金瓜（即南瓜）煮“水面”（闽南语：加入食用碱制作而成的湿面）汤，包菜、胡萝卜煮咸饭（闽南语：意为菜饭）以及包菜、胡萝卜素炒米粉等，享用时再给加点“葱头油”，保准让我们“呷不知饱”（闽南语：吃得不知道饱）。母亲做的各式糖醋鱼，有煎黄花鱼、煎白带鱼或马鲛鱼，再佐予大白菜或天津白菜、胡萝卜、西红柿，再放点些许葱段等“菜脚”，立马让我们又成了一群“馋猫”，那种味道实在太好了……年10月，我刚调回厦门工作时，听说二老为图简单，经常是早晨煮一锅稀饭吃两顿，晚餐依然还是稀饭。我担心父母亲过于节俭身体搞坏了怎么办？便想一计：提出每天中午要回娘家蹭饭吃的事由来，没想到母亲非常乐意。屈指一数，我离家16年后，仿佛又回到童年时代，每天享用母亲做着不同口味的饭菜，一个星期不重复，真的好享受啊！期间，我也不忍母亲的辛苦，好生商量过：“咱们请个钟点工或保姆帮忙”？母亲执意说：“你的工作是为市长、为厦门特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我的工作就是研究吃，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一点也不辛苦！”并每天乐此不疲。说实在话，在往后日子，因接待工作需要也曾享用过五星级酒店、宾馆的各式特色美食，然而，最想念的依然还是母亲的味道……

母亲手把手地教会我学做过年前的那些事，让我细细地体验了浓浓的年味，是我童年的最大收获。上小学期间，每到期末考试，母亲从来不操心我功课复习得怎么样？考试成绩如何？而仅让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