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周积明，年在华中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年担任湖北大学副校长；现为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特聘教授，兼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纪昀评传》《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与社会》《中华文化史》（合撰），主编有《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文化史》等。

一位文史大家的内心世界

——《邓之诚文史札记》中的逸与“逸”

周积明

摘要

“逸民”是中国古代士人中追求精神洁净的一个群体。“逸民”与“遗民”的共通之处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两者又有区别。遗民的核心文化特征是,身处鼎革之际，深怀亡国悲愤和故国之思，念兹在兹。而“逸民”之“不事王侯”，与江山易代并无直接关系，更多的是系于一种生存哲学与士人理想，即不受外物所役，不以自身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追求一种“逸其心”的道德精神自主和士人人格尊严。因此，逸民包含遗民，但遗民包含不了逸民。虽然逸民产生的时代早已消失，但其文化理念却深深根植于文化人的心灵，成为中华文化的血肉。作为文史大家，邓之诚以《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等著作而闻名学坛，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有执着逸民情结的学者。他在日记中以“逸老”自许，自称“生平淡于荣利，少无宦情”。他称颂历史上坚守节操和忠贞的文化行为，鄙夷“奔走声气”“因人而热”。他明确揭示自己的人格理想：“文人宜穷，不宜达，穷而传，乃至可贵，此则正论也。”从民国、日本侵华时期，到新中国建立后，他始终实践他的远离政治、远离荣利原则，逃避政治统治与思想统治。但是，邓之诚虽然努力逃逸现实世界，却又无法泯灭对这个世界的关怀。从已出版的《邓之诚文史札记》来看，尽管他在日记中一再告诫自己少管闲事，却又情不自禁对现实发表评论。他认为，集体领导制的弊端“难免不流为互相推诿”；批评在宣传中动辄冠以“闹”“搞”“干”等粗俗字样，乃至“丰收而曰大丰收、特大丰收。鼓劲而曰鼓足干劲、鼓更足干劲”，“唯恐辞之不费”；揶揄曾经与他同路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年后追求荣利，有失节操。在文化精神层面上，他与陈寅恪若合符节、相互默契；但在诸多问题上，他又对陈寅恪不以为然。在邓之诚日记中，展示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又一种人格精神和心灵世界。

关键词

邓之诚逸民隐逸荣利功名

作为20世纪的文史大家，邓之诚(字文如，—)以大著《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全编》而扬名。虽然邓之诚以学术名世，但学术并非他生命的全部。邓之诚素有记日记的习惯，在日记中既记载了他买书、读书、卖书以及师友往还、家居生活等日常琐事，也记载了他读书的心得感受以及对时政的感想。年，邓之诚之子邓瑞将年5月至年冬的邓之诚日记加以整理，以《邓之诚文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之书名出版。这部文史札记，为人们打开了通往邓之诚内心世界的一条通道。读他的日记可以发现，在学术大家邓之诚的思想深处，隐藏着深深的逸民情结，也同时充满了“逸”与关怀现实的矛盾和冲突。

一

逸民是中国古代士人中追求精神洁净的一个群体。何晏（？—）《论语集解》说：“逸民者，节行超逸也。”颜师古（—）《汉书注》说：“逸民，谓有德而隐处者。”程颐（—）对“逸民”的超逸行为方式有具体的描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于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虽然在古代士人中，不乏以“逸”为文化资本，进而攫取社会资本、经济资本者，但是，这些伪逸民，自盘算利益始，就已经不在逸民之列了。

在汉语词汇中，有一个词与“逸民”相关，这就是“遗民”。“逸民”与“遗民”的共通之处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两者又有区别。清人归庄（—）辨析说：“凡怀道抱德不用于世者，皆谓之逸民；而遗民则惟在兴废之际。”又说：“故遗民之称，视其一时之去就，而不系乎终生之显晦。”清初，恽格（—）以山水、花卉之画以及“善褚书”为“三绝”。邓之诚评价说：“实则三绝中一点一滴，皆故国之思。非真识者不能辨也。若仅目为高逸，未免泯没烈士苦心。”据归庄、邓之诚之言，遗民的核心文化特征是,身处鼎革之际，深怀亡国悲愤和故国之思，念兹在兹。而“逸民”之“不事王侯”，与江山易代并无直接关系，更多的是系于一种生存哲学与士人理想，即不受外物所役，不以自身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追求一种“逸其心”的道德精神自主和士人人格的尊严。因此，逸民包含遗民，但遗民包含不了逸民。

逸民的存在，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利欲世界里保留了几许道德与精神的亮色。清人王夫之（—）说：“陶令之风，不能以感当时，而可以兴后世，则又不可以世论者也。”“逸民不乐在朝廷而轻爵禄，所以风示天下，使知富贵利达之外，有廉耻为重。”这就是逸民的文化价值。如果从古代士人与帝国政治统治的关系考虑，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强权之下，“逸民”生活方式的选择，又是一种逃避政治统治与思想统治，“孤行而无所待”的保持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方式，正所谓“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C.Scott)的一句话，逸民生活方式是一种“逃避统治的艺术”。

二

在邓之诚内心世界发现逸民情结，首先源于夫子自道。

年4月4日（农历三月十二日），邓之诚因日本朋友松崎鹤熊(—)坚请不已，“略叙生平不慕荣利及为学之方以答之”。在自叙中，邓之诚谈及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与生活原则：

生平淡于荣利，少无宦情。辛亥以还，默察宇内将乱，苟全性命，不求闻达，未尝沾一命之荣，食半钟之禄。中间丁巳受聘国史编纂处纂辑，以为载笔之事，无异授徒。三十年来，丧乱之间，亦尝为之排难解纷，然慕鲁仲连之为人，终无所取，仍为大学教授也。志在山林，所以不即遁迹者，以无山可隐，兼寒家食指众多，无所得食，又诸生相从甚殷，义不忍舍去故也。使不尔者，不为皋桥赁庑，亦当因树为屋久矣。

这是一篇很“逸民”的自述。

大致说来，“逸民文化”有两大要素：一是不仕。邓之诚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不得不担任教职，但在他看来，教职和出仕绝不是一回事。自己虽于丁巳（）“受聘国史编纂处纂辑”，亦属于载笔之事，“无异授徒”，与出仕无关。他自述“未尝沾一命之荣，食半钟之禄”，绝意仕进，对于体制与政治高度疏离，“如天山之两相望而不相亲”。二是轻爵禄、远声利。清人孙奇逢（—）说：“士必先遗声利而后能逸。”邓之诚自称“淡于荣利”，“不求闻达”，“志在山林”，正是“遗”富贵利达而“逸其心”。

在上述自述中，邓之诚引用了两个逸民文化的典故：“皋桥赁庑”、“因树为屋”。“皋桥赁庑”典出《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携妻孟光隐居避患，“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后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因树为屋”典出《后汉书·申屠蟠传》，申屠蟠“安贫乐潜，味道守真，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节”，朝廷屡征不就。后避党锢之祸，“乃绝迹于梁砀之间，因树为屋，自同佣人”。以这样两则典故表述自己的情怀，以及无意仕进的原因，呈现出来的是邓之诚对逸民文化的身份认同。

“避世”、“隐逸”的情结，使邓之诚对明清鼎革留给清初的重要文化遗产——明遗民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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