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被电话铃声惊醒,没有接上。拿起电话一看,是宁陕万大伯的来电。想是不妙,赶紧回过去。电话那头传来哭泣声,万大伯的外孙女海哲说,我外爷去世了!一下惊醒,睡意全无。不由慨叹生死,忆起与大伯的相交相往。

年的秋天,我在公务员报到的路上,搭乘从秦岭深处的江口镇到宁陕县城的班车,机缘巧合,与带着白色帽子的万大伯相邻而坐。一老一少随意聊起,相谈甚欢,两人竟成忘年之交。大伯名叫万富致,是虔诚的穆斯林,为宁陕县江口镇当地有名望的阿訇,主持和组织当地几个清真寺的日常工作。我们相识的机缘,正是他为了重修江口镇的清真寺而前往县城寻求政府部门支持所生发的。

无论是在秦岭深处做基层公务员,还是从事社工和公益工作,我时常会带着同事或者朋友,经过大伯的门前时,便停留片刻,讨水叙谈。一晃十几年,相处如同亲戚家人。渐渐地,也对大伯及其当地回族渊源做些了解。

大伯年前后生人,出生在毗邻宁陕的镇安县,那里有很多回族穆斯林。镇安县的回族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更东边的与陕西相邻的湖北那里迁徙过来的。湖北的回族又是从哪里来的?据查,“在明清两代,由于转乱等原因,明末征战频繁,自然灾害严重,陕西、甘肃、河南等地回族大量流入湖北。大约在明天启、崇祯年间,西安附近之魏姓、马姓、杨姓回族先后迁到陕、鄂两省交界的湖北境内,在陨西县的老水泉、西川、湖北口等地定居下来。……顺治四年(公元年),西安清真寺掌教马岱山之子马仲所“贩毛蓝布贸易湖广。夫长驱至楚,……至沔邑凤凰台栖息。因七里城有清真寺,遂移兹土,买置房屋以落籍”《马氏宗谱》(铜柱堂)谱序。雍正年间,陕西渭河两岸王、哈、万诸姓回族,因逃荒迁入湖北陨西县,所属之子砍子山、西川、红岩一带定居。……(见寒风的博客《湖北回族历史》)”那为什么湖北的回族回迁陕西镇安呢?“约从明万历年间起,由于经商、出仕、随军调遣、宦游、游学、逃荒、承嗣等原因,一些回族先后调往湖南、四川、云南、广西、陕甘、江西、河南、广东,又散居中国各地。……(见寒风的博客《湖北回族历史》)”

对穆斯林回迁陕西一事,大伯说,可能是清朝的时候逃难过去的。因何而逃难呢?我想,很可能与一百多年前的“陕甘回民大起义”有关;当年左宗棠率清军平定所谓的“回乱”,彼时居住在陕西的回族,四散逃离长安之地,星散于全国许多地方。最远的逃到前苏联的吉尔吉斯坦、在那里建造了陕西村,而有一部分回族可能就逃难到陕鄂两省交界的深山老林里。这支逃难的队伍,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暂时生存下来,他们的子孙若干年后又逐渐往回迁移,回到陕西境内,商洛地区的山里,散居了一些回族。隶属商洛的镇安和柞水,便成了回族回迁的重要栖息地。

大伯一家,属万姓。追根溯源,其祖上应是清朝雍正年间陕西渭河两岸的万姓回族,因逃荒迁入湖北陨西县。若干年后,又从郧西县回迁至隶属陕西的商洛镇安一带。

在到年代末解放前的这十几年,战争频仍,国家动荡,深处秦岭的老百姓也深受其害。当时外有抗日御辱,内有国共之争。秦岭腹地为国民党统治区,统治者为了打仗,抓壮丁的事情普遍而频繁。

那个时候的大伯只有七八岁,大伯的父亲正值壮年,时刻成为国民党抓壮丁的主要对象。大伯的父亲为了免于与亲人生离死别,便常常带着自己的妻儿家小逃离家园,躲藏战祸。当抓壮丁风声太紧,他们便外出逃难;风声不紧,他们便回到镇安老家生存劳作。而毗邻他们故居的宁陕江口,由于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反而成了很好的避险之所。常年的躲藏生活,让他们发现,避难的宁陕反倒是很好的栖息之地。于是,万大伯一家,在其老父亲的带领下,成为较早落户江口的回族穆斯林之一(由于年代久远,万大伯已记不清第一家落户江口的穆斯林的名姓了)。

自此开始,几年间,借助家族纽带和联姻的关系,从镇安、商洛其他地方、甚至是从湖北举家迁往宁陕江口的回族逾数百人。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年间,宁陕江口的回族不断繁衍壮大,到年代中后期,在江口的回族人口超过两千人。于是,陕西省政府批准宁陕江口为“江口回族镇”,与镇安县的西口回族镇、茅坪回族镇一起,并称陕西省三大回族镇,成为秦岭深处三个最重要的回族聚居点之一。

这是万大伯出身、成长、生活的一个基本历史背景,是我与大伯多年、多次的聊天中,从他口述的片段信息里,凭借我自己的记忆,结合我自己有限的历史知识,整理出来的一点信息。

自家族定居江口之后,大伯的少年生活才算安定下来。旧社会的生活是艰苦异常的,仅从我自己家族的祖辈和父辈的家族史叙说当中,已让我唏嘘不已。万大伯一家在秦岭深山里的生活,更是不易。但人总算能够活下来,也是万幸!

时间不知不觉就推移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年代,朝鲜战争爆发,我们发起了“抗美援朝”的全国总动员的运动。年,二十来岁的万大伯,也响应号召,成为志愿军的一份子,准备入朝,保家卫国。大伯跟他的战友们一起,艰苦集训训三个月。当一切就绪,整装待发,大伯想象跨过鸭绿江的景象时,前线传来消息,中美签订停战协定,朝鲜战争结束。于是,大伯的部队就地调整,他们成了工程兵,参与新中国的基础建设。

十年后的年,万大伯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宁陕,先是任职宁陕县武装部的副部长、然后依次任乡镇一级的武装部长、书记等职,成为县乡两级最基层的国家干部,参与到秦岭深处的家乡建设工作。期间,与老伴儿一起,孝顺父母,养儿育女。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晃就是四十年,直到退休。万大伯之所以在当地有些名望,我想,是跟他自己的认真工作、与人为善、热心公事,以及与他虔诚的穆斯林信仰,是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宗教信仰(汉族干部强迫大伯吃大肉引起矛盾),大伯被发落回家。自此以后,便归农耕作,直到去世。也许是因为这一劫数,反倒免遭很多政治危机。大伯自嘲,因祸得福。这些事情,大伯从未讲与我听,是大伯的老伴儿、同样是80多岁高龄的大妈,在我询问大伯的工作经历时候,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些。

而我与大伯相遇之时,大伯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期间,我们爷俩儿十几年的忘年交往,应了那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美言,我们爷俩儿都很珍惜与看重。彼此从未因个人的私事相求于对方,所有的事情都是为着别人而相互求助。这也是我人生财富之一种,因此而感恩、感谢万大伯及其这样的缘分!

这十几年间,经历公务员辞职、从事公益、外出求学、到四川参与地震灾后重建等等事情,与大伯有过几年的疏离,但彼此都没有忘记对方。当我重新回到陕西,结婚生女。大伯多方打听我的消息,通过他的小女儿(我称作芸姐),联系到我,询问我近况,并为我高兴。于是,我携妻挈女,到秦岭里拜访过大伯一家。

去年的时候,我重新开启在宁陕的农村社会工作。我所公益服务的其中一个村子叫做新铺村,这里有将近一半的村民也是回族。夏天的时候,新铺村的阿訇的一岁多的女儿意外烫伤。当我无意间知道情况的时候,距离孩子烫伤已经一月有余。医院的西医治疗,但孩子的烫伤仍然很严重,西医的方法只是保命而已。我立即联系西安的中医朋友们,寻求公益援助。很快,便找到了愿意提供中医爱心援助的西安灸圣堂的郭煜老师。但是,到西安接受治疗,孩子及其家人的食宿很成问题。由于新铺村的回族有些与万大伯有亲戚关系,加上他有阿訇的身份,于是,我将情况电话告知了万大伯。万大伯立即联系西安的穆斯林同道,很快便在西安灸圣堂的对面,确定好了西安东城清真寺作为孩子及其家人寻医问药的落脚之地。反过来,万大伯还不断感谢我为回族的热心帮助,而不提自己的辛苦付出。

其实,当地的很多事情,比如婚丧嫁娶,比如意外突发事件,比如穆斯林的重大活动,都有大伯的身影在里面,其精神风骨、其做人品质,让人尊敬!也许就是因为他的热心,大伯身体一直硬朗,很少病痛与不适。七八十高龄的老人,身体好过许多年轻人。

直到去年下半年,万大伯已是85岁高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病痛和症状。于是,我利用中医秦岭之行的便利,专门请民间中医孟老师和王笑老师为大伯和大妈诊断和治疗,效果奇好。大伯很高兴,也感叹彼此之间多年的缘分和情分。我高兴地对大伯说,大伯身体好,加上中医的缘分,可以活到一百岁!

这是年春节前,我们与大伯的相聚。过完春节,孟老师和王笑老师还牵挂着大伯。我们计划2月份专门再去一趟宁陕,在做中医公益的同时,再为大伯看看。不料,大伯因为在宁陕县城的亲戚有事和为清真寺的事情奔波,无法回到江口与我们相会。谁知这竟是我和大伯此生最后的相遇。当年,他为清真寺的事情去县城而与我相识;如今,也因为清真寺的事情去县城而与我别过。

今早凌晨两点多,大伯走了。外孙女海哲告诉我,大伯去世前在西安住院半个多月;芸姐也说,临走前出现各种脏腑功能出血和衰竭症状。但,我却一无所知。我想还是应了那句“君子之交”的老话,大伯不会因为自己的事情麻烦我,因此,他和家人都没有打过电话告诉我。

……

从凌晨四点开始,决定坐等天亮,开车去宁陕祭拜大伯。但从听到大伯去世开始,心胸不舒、头脑发胀,状况欠佳,再三斟酌,被迫决定,暂停进山。于是,发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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