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阿兰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弄堂。

宽窄巷子里，一眼望去，满目皆是拥挤。横七竖八的竹竿就这样横在窗户之间，其实堆叠地很有章法，上面飘扬着刚洗过的衣物，湿漉漉的，像过了一遍防水胶。

石门旁，阿兰坐在太阳下同一群妇女谈笑，一件蓝布衫很干净，连上边的褶皱都是一丝不苟的，她低头剥着青菜，时不时抬头微笑附和一下身边人的谈话。细细端详，就算抚平阿兰眼角的皱纹，把白发重新染黑，她也算不上是个美人。

“阿婆，侬是阿兰呀？”

阿兰闻声抬头，那双没有神色的眼睛赤裸裸地打量着我。

“侬行(找)阿婆做啥。”像是一种习俗，阿兰身边的人先出来替她问话，不知是出于本能的好奇，还是突然之间的同仇敌忾。

“想找阿婆买栀子花。”

那群妇女开始讪笑我，阿兰收回质疑的目光，继续投入到手头活里。

“侬搞错了，阿拉早就不卖啦。”依旧是身边人的回应，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在一堆蛀满虫眼的菜叶里摸寻，分拣到脚边的簸箕里，不曾再抬眼看我一下。

“是方正先生托我来买栀子花的。”

阿兰拣菜叶的手停顿一下，随即不顾手指上的泥土，蹭了一下脸，抬头望向我，欲言又止。在我怔怔地等她下一步动作的时候，她突然起身，将我拉进她身后的屋子里，咣的一声把木门关上了。

“李家阿婆真是疯特了......”门外是那群女人的小声嘀咕。

“方先生托你来的?他哪能了(怎么了)?”我这时才看清这张面孔的真实模样，一双杏眼，镶嵌在不大的脸盘上，那些纵深的纹路已经将眼睛包围，正中间的两只杏核般大的眼睛，像是沙漠里的最后两口清泉，还源源不断地向外输送生命的温柔。只剩那双薄嘴唇，还留有旧时的余韵，让我觉得她确实是个唱歌的好料子。只见她在粗布衣服上搓了几下，想让自己的手干净一些，在我看来更像是缓解紧张的固定仪式。

她死盯着我，那个坚毅的目光穿透了我，一直看到二三十年代的上海。

“阿婆，方先生去世了。”我努力将这件事讲得平静，希望我柔和的语气能给面前的老人少点伤害。

“说没就没了。”那双手紧紧捏着衣角，阿兰自顾自地嘀咕着，然后挪到到一个小方柜前，拉开一个抽屉，挠挠头，觉得有什么不对，又合上了。潮湿的屋子里，只有屋后的天井朝屋内引一些光亮。趁我打量这个狭窄民居的时候，她钻入那片光亮里，不见了。

等我回过神来，她提着一个花篮，用蓝衣花布严丝合缝地盖着，手里还捏着一朵带露的栀子花，庄重地站在我面前。

“阿婆，您这是?”

“带我去看看他吧，他讲过我卖的花最香。”

透过六月的微光，我看到了屋后天井的原貌。

满园的栀子花，在清风里荡漾，香气扑鼻，不免有些微醺。想必她篮子里放的就是那些栀子花了。

迎着门口揣度的目光，她把手里的那朵栀子花别在白发间，一往无前地跟在我身后，我回头看看她那佝偻的背，竟然挺直了不少。

在路上，我同她讲起此行的目的，方正先生临终前嘱托自己的儿子，一定要将骨灰从台湾带回大陆，并撒入黄浦江中。并格外关照要找到一位名叫阿兰的卖花姑娘，让她的栀子花伴他的骨灰安眠。

身后瘦小的老太太听到这里并没有停住脚步，而是抿着嘴唇，一声不吭地继续走。

我以为他们之间的故事会因为方正先生的死而摆上台面，尘封五十年的故事会以一方的死而昭示于天下。

可我想错了，把这段感情单纯归结于爱情也太过简单了。

站在黄浦江边，阿兰把一捧捧栀子花撒向江里的时候，嘴里哼唱着那首《四季歌》，语调清缓，柔软的声音在黯淡了几十年后又重新镀了金，在岁月的风尘里唱给那个再也不见的人。

春季到来绿满窗

大姑娘窗下绣鸳鸯

忽然一阵无情棒

打得鸳鸯各一方

........

（未完待续）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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