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湖南邵阳人，年1月出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优秀理论工作者，国防科技大学高科技知识培训班主任，少将、教授、博士生导师，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协作联席会主任委员、总装部队军事训练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技术史专业委员会委员、《自然辩证法通讯》编委、《国防科技》杂志主编、美国夏威夷大学孙子兵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湖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湖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湖南省自然科学优秀论文评审委员会管理学组组长、湖南省“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荣获国际科学与和平贡献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全军军事科研优秀成果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奖、全军军事经济研究优秀成果奖、军队科技进步奖、全军军事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29项。年被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授予第四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称号。

钱学森接见之谜

30多年了，每当想起钱学森，我就总感到有个谜团一直未能解开。

年7月，按照教学计划，我们国防科大政治师资班自然辨证法组五人在刘建统老师带领下，来到北京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住在海淀区小煤厂。

行前学校交给我们一项任务，有一份钱老在学校的讲话录音整理稿，让我们带给钱老。于是在7月29日傍晚，我和高嘉社吃过晚饭后，乘公交车到马神庙。此前我们就考虑过，要见钱老这样的大人物，门岗肯定不那么容易通过。因为知道钱老的儿子钱永刚也是七七级，在科大六系学习，尽管我们至今也没见过钱永刚，但只好打出钱永刚同学的幌子，果然一路绿灯，来到钱老住所前。

因为天已黑下来，模模糊糊只记得那是一幢三层楼房。我们看到一楼的门是虚掩的，于是推开门，发现竟然无人，看到楼上有灯光，便径直奔向二楼，敲敲门，一听没有反应，我们又走向三楼。就在走到三楼楼梯一半时，听到我们先前敲过的二楼那张门“吱呀”一声开了。接着传来威严而祥和的问话：“你们找谁呀？”

我们赶紧回头，发现一位老者光着上身，只穿一条很旧的蓝布裤衩，右手拿着一把老式蒲扇。尽管没穿军装，不像在科大作报告时那样神采奕奕，但我还是很快就认出了他那张似乎永远都在微笑的脸：“钱主任！”

听说我们是科大政治师资班自然辨证法组的学员，钱老立刻来了兴趣，就在他的书房门口，不断询问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日常生活等情况。一直聊了10多分钟，直到他的家属进来催促休息，末了他问我们何时回长沙，我们告诉他一周后，他便说：“好！过几天你们来我办公室。”

没想到第三天就收到正式通知。8月3号下午，我、高嘉社、白占迎、史国锋、赵阳辉在刘建统老师带领下，准时来到今天的总装南大楼钱老办公室。那天下午钱老和我们聊天似地谈了两个多小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个方面的话题：1.钱老询问我们外语的学习情况后指出，外语学习不能搞长流水，而是要采取短促突击的办法，一举过关。以后每当我感到外语口语听力吃力时，就想起了钱老这一教诲。2.历史的学习很重要，尤其要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中华文化。他还现场向我们提问，如满清入关是哪一年，火药何时用于军事等，对我们的回答颔首表示满意。3.在武器装备发展问题上，钱老认为，国防科技大学不能满足于追尾巴、照镜子，而是要独辟蹊径地开拓新领域和新方向。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方才结束。

长期以来，一个谜团经常在我心头萦绕：钱老当时已到古稀之年，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军队的大领导，可谓日理万机。我们只是几个青年学子，刘建统老师当时也只是个讲师，他为什么舍得花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和我们海侃？或许是钱老历来重视自然辩证法的缘故？或许是他重视自己亲手设计的国防科大学科专业体系的缘故？或许是他考虑到我们今后要为人师表，有必要先予指点的缘故？

答案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正是受钱老这次谈话的影响，我们留校任教后，始终坚持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的探索，不遗余力地宣传贯彻钱老的国防科技发展思想，不但在国内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技术哲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以一个二级学科为支撑，在全国哲学一级学科评估中，获得了排名19的佳绩。而且在国防科技发展的一系列战略理论攻关项目中，屡创新高，受到军委和总部首长的赞誉。或许，钱老接见之谜的答案，就在我们不断开拓创新的教学科研实践活动中。

三篇本科毕业论文

年春季学期后，我们就开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了。

任课老师往往对学生的毕业论文具有决定性影响。在给我们班上课的老师中，除了数理化老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南矿冶学院的曾钊新和湖南师范学院的唐凯麟。曾老师主讲西方哲学，唐老师主讲中国哲学，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唐老师的讲课风格。于是，利用年暑假的时间，我写了《宋代早期哲学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一文，交给指导老师刘建统，准备用作毕业论文。

刘老师看过论文后，并没有直接提出异议，只是说，文章写得不错，但现实感不强。闻听此言，我觉得有必要另写一篇毕业论文。写什么呢？在物理课学习中，我对宇称守恒问题有点心得，便想借论文之机对此问题探究一二。于是天天泡图书馆，在查阅大量物理学论文后，写成了《对称与非对称：辩证的自然观》一文，此时已到11月初了。

刘老师认真看过论文，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又委婉地告诉我，他刚刚参加一个全军性的会议回来，深感军队毕业生的论文还是要有点军味。当然，他也估计到我的时间比较紧张了，特别提醒我，能再写一篇有关军事的论文更好，实在来不及的话，以对称性论文作毕业论文，也能评优。

老师有此期待，而我也觉得他言之有理，于是当场表态：我再写一篇论文。

从刘老师家回宿舍的路上，我一直苦思冥想，科技哲学往军事上延伸，必须联系装备发展。尽管大学期间，我们没有学习过军事理论，但我自学时，看过不少有关战争史和军事技术史的书。按照当时比较统一的说法，武器装备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冷兵器、火器和核武器。为什么要分这么三个阶段呢？或者说，将武器装备划分为三个阶段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所有的书上都语焉不详。

战争是要杀人的，而杀人总离不开能量。武器在这当中起的作用如何？我突然来了灵感：武器是传递或者转换能量的！冷兵器传递能量，火器和核武器则转换能量，正是依此，才有武器装备三阶段的划分。也就是说，如果将武器装备的本质理解为传递或转换能量的装置，那么三阶段的划分也就有了科学的依据。

想到此，我不禁兴奋起来，因为这第三篇论文已经有了创新点。接下来，我只用了20来天时间，即完成了题为《论科技进步与军事革命》的论文，上交刘老师后，受到充分赞赏。毕业论文答辩时，获评为优。

短短半年时间完成三篇论文的经历，也使我获益匪浅。在问题的思考与研究过程中，锻炼了我资料梳理、逻辑清晰、论证严密的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而且，这三篇论文也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年10月，我携关于宋代早期哲学的论文参加了在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研讨会，结识了范岱年、樊鸿业、丘亮辉、金观涛、刘青峰、何新等人，在学业上得到他们不少帮助。年，我携关于对称性的论文参加全国自然观研讨会，因此认识了孙小礼，论文发表于《自然信息》杂志。而军事革命的论文则奠定了我在军内科技哲学同行中的地位。

《军事技术论》出版

从本科毕业到报考硕士研究生，我在国防科大留校任教已整整5年，期间也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

年9月，我来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当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宿舍是47楼1，我们专业同年级属于统招的4人即我和邱衡、兰士斌、王骏住校内，委培的王璐、魏洪钟2人住校外。

此时我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以往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出版一部个人专著。大约花了10来天时间，我拟出一份提纲，题为《军事技术论》。

联系哪家出版社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有一家兵器工业出版社，离北京大学不远。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将著作提纲寄给了这家出版社。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很快收到了出版社的回信，表示愿意出版，并约我面谈。

对于一个30岁的年轻人来说，我别提有多高兴了。第二天我便骑上自行车前往出版社。接待我的是出版社总编，叫王世英。他跟我谈了一些出版注意事项后，便约定一年后交稿。

但在此后一年里，我其实并没有开始整理。一则因为学习任务重，二则因为我感到还需要深入思考，不断修改提纲。直到年9月中秋过后，我才决定动手写作。大约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到10月底，书稿全部完成。我将书稿带回长沙，让夫人、妹妹一起帮助动手誊抄。11月中旬，当我兴致冲冲赶到出版社时，才发现情况变化了。

接待我的依然是王世英。他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因为出版社改革，要讲求经济效益，我的《军事技术论》不是畅销书，除非自己能资助上万元，否则难以出版。上万元？我当时月工资才多元，从哪去找上万元？！无奈之下，我只好拿着自己的书稿，悻悻地回到北大。

但是我实在不能心甘，怎么办？直到年初，事情终于有了转机。不是要畅销书吗，我到北京图书馆找了一本讲中苏关系的英文书。当时戈尔巴乔夫预计5月访华，于是我将书名改为《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将它翻译出来不就是畅销书吗。我将译稿交给一位书商，再陪他到兵器工业出版社买书号，书号费元就算是我的资助。没想到这个主意被王世英接受了。

这样一来，不但由我翻译的《龙与熊》于年5月正式出版，我的《军事技术论》也于年出版了。可谓一举两得了。

龚育之的爱与严

先说爱。大约是在年10月左右，三位师弟邱衡、兰士斌、王骏去毛家湾面见龚先生。回北大宿舍时，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一部龚先生亲笔签名的新著《科学·哲学·社会》，同时也给我带回一本。但是，当我们翻看龚先生这部新著时，他们三人便表现出了妒忌的神情。原来先生给他们的签名一律都是诸如“邱衡同学惠存”的字样，唯独给我的签名是“刘戟锋同学存正”。一个“正”字，足以说明先生对我的器重和厚爱。

先生如此待我，常使我产生无以为报之感。于是每次从湖南老家返回北京，我总要给先生带点茶叶、水果之类的土特产。但我明显感到，先生对我带的东西并不感兴趣。一次我在翻看一部毛泽东的传记时，书中提到老人家特别喜欢吃腊肉。我想，先生也是湖南人，可能喜欢吃腊肉。当时北京市场上基本上看不到腊肉，我便在回湖南时，给先生买了几块腊肉。记得那天我送到先生家时，对他说，我带了点腊肉，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先生竟然满脸是笑，高兴地对我说，湖南人怎么会不喜欢腊肉呢？接着他还主动提出，要我下次再带点浏阳豆豉，腊肉要和浏阳豆豉合蒸才好吃。后来带腊肉、带豆豉便成了我的习惯。加之我会做湖南菜，每次我到先生家时，就主动做菜，然后和龚先生、孙老师一起用餐，在餐桌上谈笑风生。龚先生甚至谈到年他得了肾病，苏联专家断言他只能活八年。然后他说，你看，按苏联专家的说法，只能活到年，但现在由于医疗技术发达了，我已经多活了好几个八年。餐桌上的这些谈论，使我感到与先生、与孙老师的关系甚为亲近，感觉特别放松与温馨。

再说严。给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年春。当时我已完成硕士论文初稿，让先生过目。论文写的是建国初期共产党的科技政策。先生在翻看论文时，突然很不高兴，指着一段文字说，这是你的话？我一看，先生指的是这样一段文字：年的《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科技政策的第一个奠基性文件。我马上说，不是我的话，是来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先生神情严肃地说道，我就知道不是你的话。既然不是你的判断，为什么不加注释？我辩解说，就这么短短一句话……听我这么说，先生更不高兴了，非常严厉地说，话不长，但分量很重，这根本就不是你说得出来的。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抄的。我一看先生真生气了，连连应诺加上注释。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可以说，先生对待学生的这种严格要求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文风、学风以及我对学生的态度。

当然，先生对我既有爱，也有严，严其实也是爱。记得另一件事发生在年年底。当时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经先生审阅已经定稿。一次在先生家和他聊天时，他问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打算继续深造，还是回国防科技大学工作。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继续跟您，攻读博士学位。没想到先生连连摇头：不行。我立刻感到愕然，心想：不是器重我么？为什么不愿意带我？看到我一脸茫然的样子，先生笑着说：你已经跟了我三年，我做学问的套路你已基本掌握，你再跟着我，不会有明显的长进。下一步攻读博士学位，应该另外选择导师，比方说，去中国人民大学师从黄顺基教授。他是学数学出身，擅长逻辑，在他那儿，你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对你有好处。说完，看我表示赞同，先生马上就在家里的书桌上为我写推荐信。当时先生是中宣部副部长，每天工作很忙，看他如此为我操劳，真使我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后来我考上了人民大学且师从黄教授，果然如先生所言，又有新的心得。但我和龚先生的师生感情一直很深厚，他亲自为我敲定了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欣然出任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正是这段经历和体会，促成我后来写了一篇理念色彩很浓的论文《知识传授已不是高等教育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我在文中谈到：“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重要的问题已不是如何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教会学生掌握如何猎取知识、运用知识和生产知识的方法。既然知识传授已不是高等教育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那么，大学课堂教学的主要内容应该是教师治学做人的经验、技能、体会的传授。经验、技能和体会，因人而异，惟其有异，才有大学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才能使学生于百家争鸣中博采众家之所长，形成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之势。”

现在我自己也成了硕导、博导，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先生这种研究生教育不能在硕士、博士阶段始终跟定一人的做法，被我严格地遵循着，并且确实给学生带来了益处；使我常常深感不安的是，先生于我，始终是高山仰止，无法实现先生“新人胜旧人”的夙愿。

翻译《不幸的观念》

年9月，我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就在年10月，我们接受了人民出版社委托的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将哈耶克的名著《不幸的观念》（TheFatalConceit）译成中译本。

首次接触《不幸的观念》一书，是在年6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袁南生（现任中国外交学院党委书记）以及澳大利亚驻中国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鲍勃同桌吃饭。闲谈中，鲍勃提到哈耶克最近出版了《不幸的观念》一书，并认为该书是哈耶克一生学术观点的汇总。哈耶克生于年，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一辈子坚持反对计划经济，其名作《通向奴役的道路》中译本我早就读过。听说又有《不幸的观念》一书，于是我到人民大学图书馆查阅，真找到了这本英文原版书。7月，人民出版社综合编辑室主任吴学金请我和人民大学89级博士张来举吃饭，就在吴主任家里，我们又聊起了《不幸的观念》。吴主任有强烈的敏锐感，立即让我赶写了一个内容提要留给他。没想到，10月份就接到了将该书翻译成中文本的通知。

翻译《不幸的观念》一书，我开始是有顾虑的。因为该书有一个可怕的副标题——社会主义的谬误，对社会主义那种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体制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批判，而年又正是左倾思想有所回潮、有人提出“姓社姓资”大诘问的年份。于是我和张来举又专门赶到出版社询问。直到吴主任给我们看了出版社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出版该书的专门批复后，我们才下定决心，将它尽快翻译出来。张来举是89级博士，由于和我共学科技哲学的原因，与90级打得特别火热。尽管此前我们都翻译出版过几本学术著作，而且张来举在读研究生以前是名牌大学的英语教师，但是，面对《不幸的观念》这一浩繁巨制，我们还是有点力不从心。该书篇幅不大，只有20多万字，但因为是哈耶克学术思想的总结，并且利用了当时经济学、哲学、语义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生物学的最新成果，语言精辟，意境深奥，概括性强，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那段时间，我们往往是白天上课，晚上就伏案翻译。好在90级共有40来人，各个学科的都有，又都住在一起，每当遇到不懂的句子、词汇或段落，我们就把它拿出来，到各个房间讨教，有时甚至在走廊里就争论起来。《不幸的观念》的翻译过程，其实就是各学科交流、讨论、研究的过程。但就书名而言，当时就有过较大的争论，有的主张译为《不幸的观念》，也有的主张译为《致命的自负》，出版社出于通俗的考虑，最后采用的是《不幸的观念》。可见该书的中译本其实是一项集体成果。至于有些经济学家如张五常批评说该书中译本删掉了一些内容，我想在年那样一个时期，是可以理解的。

《不幸的观念》中译本正式出版，是在年春节期间。出版者写的是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的副牌），印数，内部发行。考虑到当时正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前夜，其影响和意义是可想而知的。记得3月的一天，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龚育之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他从中宣部办公室拿到了3本该书的中译本。到了这年9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全国书展时，一位发行的同志不经意间将这本书也带去了，被几位外国读者发现，非要购买这本书，因为是内部发行，管发行的同志坚决不卖，结果双方还发生了争执。

但就在《不幸的观念》中译本出版的当年，也发生了一连串不幸的事件。首先是该书中译本的责任编辑金作善主任（他的责任心、使命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春节刚过的大年初六，因为看到《不幸的观念》中译本正式出版，兴奋之余，金主任邀了编辑室的几位同志一块到餐馆喝酒，结果倒在餐桌旁，再也没有醒来。接着是6月份，那位澳大利亚驻中国文化交流中心主任鲍勃，因车祸在澳大利亚逝世。7月，哈耶克又因年老辞世。同学们开玩笑说，该书的作者、信息传播者、责任编辑都去了，往下是不是该轮到译者了。有幸的是，此话并未成谶；不幸的是，为本书在中国传播的几位当事人过早去世，没能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终于在中国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