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存成，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曾任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吉林大学“东北历史与疆域研究中心—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主任和荣誉主任。先后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吉林省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及“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馆长、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等。曾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师等。

学

术

经

历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吉林大学工作，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研究的重点是高句丽渤海考古与历史，先后被评为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和匡亚明特聘教授。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平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现仅凭记忆，对已往的学术经历作以简单回顾，并谈两点体会。

我的大学也是在吉林大学念的，学的是历史，年入学，属于“老五届”大学生，本应年毕业，但因文化大革命期间正常教育秩序被打乱，全国本届大学生都延期到年与65级一起毕业。毕业后留历史系任教。年下半年学校抽调中文系、历史系、经济系、法律系和哲学系的部分教师到伊通县办大文科短训班，我作为青年教师之一参加了此项工作。该班招收的学员是县属各单位和各公社的基层干部，主要学习内容是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哲学著作和马列的几部著作。我在大学虽然上过哲学课，但这些原著读得很少。这次在教学过程中，跟随老教师一边学一边教，先后经历两个班的完整教学过程，学了不少知识。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矛盾论》中对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所作的深入浅出的分析，而这些分析在我以后解决教学和研究中的各种问题时则时时提醒我、启发我，使我感到那一段时间过得别有生趣，而且终生受益。

考

古

入

门

年，我回到学校，当时历史系正在筹建考古专业，专业教师短缺，系里将我安排到考古教研室，并决定派我和另一名教师同去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进修。我所进修的方向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指导教师是宿白先生。我得知此消息后很高兴，因为大学六年仅读了两年书，现在又开始新的学习，而且是名校名师，机会难得。年初开学不久，我到了北京大学，同宿白先生见面后，他给我订了进修计划，一是跟随北大72级考古专业学生听课和参加田野发掘实习，二是按宿先生的安排读书和整理专题材料。从此开始，一直到年暑假，我在北京大学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国考古学的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参加了一次完整的田野考古实习。那次实习是发掘湖北盘龙城商代遗址，指导教师是俞伟超先生和湖北省考古队王劲队长。我是随测绘老师率先进驻工地的，如何使用小平板仪，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和学到。布方过程中，俞先生又给我讲有几种方法，如何编号。我所负责的探方在城墙位置上，但遗迹现象不清楚，而在发掘区旁边有一条水沟正好穿过城墙，一次雨后我无意中发现水沟壁上的城墙夯层痕迹，用手铲一刮，很清楚地显示出来。后来出版发掘报告，城墙剖面图用的就是这个水沟壁上的城墙夯层图。商代遗址发掘结束后，其他师生都撤点了，我留下继续发掘了一座小型六朝砖墓。我一边发掘，一边对照相关考古简报，当绘制墓室底部铺砖图时，本想全部绘，王劲队长告诉我，要是墓内不出遗物就不用全绘，绘一部分，线不封口即可。所有这些都像发生在昨天，至今仍历历在目。

年，魏存成考察郑韩故城

第一学期，宿先生安排我对照其他中国史教材，重新阅读学习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分不同问题作读书笔记。至今，先生检查过的那本读书笔记，我还不时拿出来翻看。第二学期，宿先生安排我读《资治通鉴》，并介绍了一些唐人笔记小说。所以当时我随考古学生到郑州等地参观考察和去湖北参加实习，是背着《资治通鉴》的两大合订本去的。实习时白天发掘，晚上整理完发掘记录就是读书。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体，读的过程中觉得比较零碎，读后回头看，就像重走一遍历史，印象深刻。之后几十年，我一直把该书放在书架的好取处，时时翻阅，就是看历史剧时也经常拿来对照。读完《资治通鉴》后，宿先生又给我讲了《隋书》《唐书》，但是当时没有时间多读，只是按不同内容翻看了一些。

关于专题整理，宿先生首先安排我整理的是隋唐两京长安城、洛阳城的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在北大考古资料室大都可以借到，文献材料是宿先生借给我的一本由日本学者编辑在一起的综合材料，其中将《两京新记》《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两京文献都收录在内，而且还有一本地图。与此同时，宿先生还指导我把每座城址的文献复原图和现今实测图合为一张图，以便学习对照和考察使用。记得当时用的现今实测图还保密，便通过北大一个理科系和城内有关部门联系，每天开车早晨借来，晚上送回去，第二天用再去借。因为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只得用硫酸纸透过原图手描，一连好几天，非常费事费时，有时宿先生还和我一起描。

第二批整理的材料是渤海的考古材料。宿先生对我说，全国各大区都有大学设考古专业，也都教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但各有自己的侧重点，吉林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的侧重点是高句丽渤海考古，高句丽渤海考古搞不好，是吉林大学的责任。当时有一批—年中朝联合发掘队发掘的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和宁安渤海上京的考古材料，在国内还没有发表，而朝鲜出版的《渤海文化》著作中收录了，该书已翻译成日文。宿先生安排我去查，我到了王府井中国进出口图书总公司一查，全国共进口三本，其中两本被北海舰队买去了，另一本在北京图书馆。于是我连续几天从北大跑到市内，在北京图书馆看完了（当时北京图书馆在市内）。之后宿先生又亲自联系，安排我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当年参加发掘的孙秉根先生那里查阅中方的发掘文稿，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些材料，《渤海文化》没有收进去。之后几十年，我一直把高句丽、渤海考古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从查阅这批材料开始的（该批材料后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成《六顶山与渤海镇》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出版）。

当时研究生制度取消，宿先生指导的只有本校的一位青年教师和我两个人，而我是专职进修，在北大没有别的任务，因此宿先生去湖北、四川、西安等地考察、讲学和指导学生参观，都带上我同行。沿途宿先生边看边讲，在西安我们几乎走遍了当年唐代的街道、宫殿、市场和寺院。在唐西市捡到了唐半身女陶俑。考察寺院建筑，我们不仅登上了保存完好的大雁塔，而且还登上了小雁塔之狭小残破的露天塔顶，两腿都不敢直立。为了加深古代建筑课的知识，宿先生还指导我们同去的师生登上西安鼓楼，对照鼓楼画了半天斗栱的正视图、侧视图和仰视图，至今记忆犹新。

我回吉大就要上课，宿先生没有特意安排我备课，而上述所有听课、实习、专题材料整理和参观考察，实际上就是最好的备课。带北大学生考察时，宿先生也曾有意安排我试讲过部分课题，并告诉我写文章可以先分析材料，后得出结论，讲课一般是先告诉学生结论，然后再论证。宿先生还对我说，上课不能没有讲稿，但不能念稿，备课要把材料看够，事先写好讲稿，课前还要认真看一遍。几十年来我上课一直是这样做的。“老五届”毕业生留校工作的，后来有不少又离开了大学，我之所以能继续留下来，并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所进步，主要得益于当时的进修和宿先生的指导。

课堂教学

科

研

起

步

年暑假我回到吉大后，马上投入教学和实习。当时我讲的课是“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用的是当时北大为考古训练班编印的教材，内容比较简单，所以前三次讲课我有计划地将以前发表的重要的考古报告和论文查阅了一遍，逐步充实到讲稿中去。年吉林大学考古教研室编写《工农考古基础知识》，我执笔“魏晋南北朝考古”和“隋唐考古”两章，是在我的讲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实习方面，年我带领部分73级学生参加集安高句丽墓葬的调查和发掘，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高句丽墓葬。年又协助其他老师指导75、76级学生发掘黑龙江省东宁团结遗址。该遗址下层是汉代沃沮遗存，上层是渤海平民居住址，都属于该类遗存的国内首次发现。发掘后期，我又带领几名学生发掘了东宁大城子渤海墓葬，这也是我对渤海墓葬的第一次实际接触。年，我又带领77级部分学生参加了黑龙江省宁安渤海上京及其周围古代遗迹的考古调查，之后发掘了渤海砖厂遗址。

魏存成教授在实习工地

在上述工作中，有一件事我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有点冒失。年参加东宁实习，我是背着金毓黻先生的一部线装的《渤海国志长编》去的。话从头说起，我从北大回来之前，宿白先生对我说，你回去进行高句丽渤海考古及东北考古工作，应对高句丽渤海和东北的历史有了解。我请教宿先生先读什么书好，宿先生说那还是从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和《渤海国志长编》看起吧。回到吉大，我到学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没有借到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后来在罗继祖老师那儿借到了该书，是年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铅印再版本。由于借阅时间不能过长，同样是因为没有复印机，只好将有关部分一字一字地手抄下来。在此前后，我从匡俞老师那里还借到《三国史记》，同样是抄了一大本。而《渤海国志长编》，我倒是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了，线装的，计十多本，厚厚的一大摞，外包蓝布函套。此属善本书，现在只能在馆内阅读，根本借不出。当时图书馆是照顾我们实习，但若是往返路上和在工地丢失或损坏了可是无法补救的。至于《渤海国志长编》对于研究渤海历史与考古的重要作用，凡是读过的都十分清楚，就不多说了。

野外考察

经过几年的积累，进入年代，我开始撰写报告和论文。其中《东宁大城子渤海墓葬发掘简报》在《考古》年第3期发表，简报中介绍的第一号墓，结构、葬俗复杂，发现人骨多达16具，一直到今天仍被学术界作为一种典型的渤海墓葬来引用，现在看简报中的文字和插图还有再加工之处。年中国考古学会召开第三次年会，我提交了一篇《渤海王室贵族墓葬》论文，会后被收入年会论文集（年出版），记得当时刚刚分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吉大77级学生王巍同志（现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还特意提前写信告诉我。因为当时国内学术刊物恢复不久，数量也很少，我还是一位考古新兵，全国学会论文集上收入年轻人的文章是很少的。年我在《文物》第5期发表《高句丽四耳展沿壶的演变及有关的几个问题》论文，四耳展沿壶是高句丽的典型陶器，文章发表之后，该器物又不断发现，其具体研究也在不断细化，但是当时的型式分析至今仍是重要的参照。年我在《考古学报》第3期发表《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与演变》。积石墓是高句丽墓葬的两大类型之一，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本文提出划分积石墓的具体类型要从墓葬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方面去考虑，特别是提出内部结构从石圹到石室的转变，所表示的是时间的早晚，此观点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和采用。

年，历史系主任参加国家教委会议，为我领回拍摄《高句丽遗迹》和《渤海遗迹》两部电视专题片的任务，前者我编稿并参加导演，完成后于年由中央音像出版社向国内外发行。记得当时为了到外地遗迹现场拍摄，校领导将学校仅有的一辆野外吉普车批给我们用。拍摄任务完成返回途中因下雨路滑而翻车，现在想来都后怕。

年魏存成在拍摄“高句丽遗迹”电视专题片外景

承

做

项

目

年代后期，我开始正式申请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国家教委“七五”青年基金项目“高句丽考古”。申报之前，国家教委社科司领导曾来吉林大学考察指导，我当面汇报了个人的研究内容，但是可能由于名额的原因，我的项目没有报上去。论证会前，我突然收到国家教委电话，让我马上去北京参加项目论证。校社科处为我准备路费，并告诉我论证中应注意事项。到京后我才知道是社科司领导指示给我打的电话。这是国家教委第一次评审青年基金项目，全国高校一共评出十几项，东北高校三项，吉林大学两项，东北师大一项。项目经费分三千元、五千元、八千元三个等级，就我的项目因为是考古项目，特例一万元。我去向宿先生汇报，宿先生说领个项目，那就栓个绳儿，多干活吧。该项目成果，就是年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句丽考古》，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本关于高句丽考古的专门著作。该书出版后不久，即被韩国的一个学术部门翻译过去。

从此以后，我连续申请承担了教育部重大委托、博士点基金和吉林省社科规划等几个项目，大都与高句丽、渤海考古有关，发表了多篇专题论文，参加了数次国际学术会议，并开始《渤海考古》的编写准备。年，我突然接到文物出版社朱启新先生来信，说文物局正在筹备编写“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希望我承担《高句丽遗迹》的编写任务，并说这是宿白先生的推荐意见。我于是把《渤海考古》的编写准备暂时放下，又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高句丽。之前我编写《高句丽考古》时，由于当时材料发表少，再加上个人整理不够，所以关于高句丽山城的内容只写了一节。这一次我集中了大段时间将山城的材料详细地整理了一遍，专门写了一章。《高句丽遗迹》于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因销路很好，年又再版。遗憾的是该丛书的制版有统一规定，所以原准备的插图被删去了很多，文字也缩减了一些。本世纪初，为准备高句丽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吉林、辽宁两省对集安、桓仁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出版了几本大型报告。前几年我又把这几本大型报告的材料和其他新发表的材料进行了详细整理，已充实到原书稿中，准备再补充一部分插图，争取出版《高句丽考古》增订本。文物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在编辑《高句丽遗迹》的过程中，知道我在准备编写《渤海考古》，就主动约我还在文物出版社出版。经几年编写，年上半年交稿。年《渤海考古》出版，我从出版社领到8本样书。该书是我国渤海考古方向的第一部综合著作，也是我30年来从事渤海考古教学和研究的总结，全书分绪论、都城、交通和墓葬几章，将年以前国内发表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整理，国外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也尽可能地作了收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观点和看法。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