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那是黑白片的年代，她的美依然能让亿万影迷赞叹；尽管她没有上过战场，但她曾指挥千军万马，披荆斩棘；在荣誉面前，她谨言慎行；在挫折面前，她坚强不屈。入伍65周年之际，中国电影界的女将军王晓棠走进《可凡倾听》，讲述自己的红色军旅生涯。

《可凡倾听》王晓棠专访（上）

《可凡倾听》王晓棠专访（下）

曹可凡：晓棠老师，您好！

王晓棠：您好！

曹可凡：我知道您虽然常年居住在北京，可是上海这座城市对您的人生、对您的艺术，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上海这个城市，您现在想起来对它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王晓棠：那当然还是因为我在上海参军的，今年是咱们建军90周年。

曹可凡：也是您从军65周年。

王晓棠：我参军是它的25周年，年，也是八一厂成立的那一年，但是我没有先到八一厂。那是年秋天9月，我当时并没想参军，只是想考上海剧专，就是现在的上海戏剧学院。

曹可凡：熊佛西校长？

王晓棠：熊佛西校长。

一，考剧专，感恩伯乐

年，王晓棠出生在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家庭，家里藏书丰富。王晓棠自幼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天资。父母都是京剧迷。当年重庆有位叫郎定一的京剧名伶，王晓棠成为她唯一的徒弟，从她那里学了《红鸾禧》、《铁弓缘》和昆曲《春香闹学》、《游园惊梦》等多出京昆戏，中学毕业后，王晓棠赶赴上海报考当年的艺术殿堂：上海剧专。

王晓棠：杭州中学毕业以后，我就要考上海剧专，人家不招生，一次两次都不招生，很着急。两道弯之后认识黄宗英老师。领我去，我当时认为黄宗英老师已经很大了，实际上当年她才27岁，可是我才18岁。

曹可凡：小孩的视角不一样。

王晓棠：宗英老师就跟我说了很长时间的话，简单说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考上海剧专？我就如实说我为什么要考。她说如果要是当兵，你敢吗？问了我这么一句，我毫无思想准备，可是这么一刹那，我说敢。她笑了，她说我哥哥就在军队里服务，用的“服务”，她说他很快要来上海，他们要招人，她说如果你敢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

曹可凡：没错。

王晓棠：谈话就是这么结束了，我就回去了。走在路上，我就想这么两年了都要考剧专，我怎么忽然答应我敢当兵呢？

曹可凡：有点后悔的意思？

王晓棠：就有点犹豫了。

王晓棠：我就回吴淞了，没想到没过很久，也就是十天左右，就通知我。我就下午去了。就见到黄宗英老师一个人，没见到别人，她说我留你吃饭，留我吃顿饭，你等我大哥晚上来，他特别忙。吃完饭了，我记得他们家有个长沙发，我就坐在沙发那儿，穿着小白裙子，是我自个儿做的，一个绿底白花的衬衣。9月份上海很热，从里屋走出一个人来，夹了一个席子，随便回头看了一下，我一惊，这不是赵丹吗？赵丹怎么会在这儿？我刚看完《武训传》，但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和黄宗英有什么关系。

曹可凡：你不知道他们是两口子？

王晓棠：不知道。我一惊，他也一愣，黄宗英老师很了解他，说这是我给大哥招的，意思是跟你没关系。我当时感觉赵丹是一个中年人，实际上他当时37岁，18岁看37岁已经很大了。

曹可凡：很老了。

王晓棠：他很奇怪，我一口的京片子，北京话说得很好，赵丹的语言并不是特别标准。

曹可凡：他的普通话就是南通口音。

王晓棠：有时候chi、ci还不怎么分。他很奇怪，他说你南京人怎么说得这么好一口北京话？就不走了，一直跟我聊，黄宗江忙得很，他终于来了，赵丹一看说你可来了，黄宗江脑子里听妹妹在电话里说要给他介绍个中学生，根本油盐不进，大学生都不要，部长指示要名角，中学生不是我的范围，不考虑。来的时候，他也没看我，来应付应付，也回趟家。赵丹把他拉到一边，就一间大的会客厅，这个女孩你一定要收。黄宗江一脑门官司，部长说了就要名角。赵丹说了一句话，她现在不是名角，她将来会超过很多名角。黄宗江看了我之后说我是来招越剧团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京剧团，来招京剧团的人，我给你写个条，我拿了这个条儿，第二天我就去了。一聊觉得这孩子还是真懂很多戏，说好，我们得汇报，你等消息，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等一天、等两天没消息了，回去汇报了，整个回北京，汇报完了也是最后一个提这个女孩。是好吗？是好。说很漂亮吗？有那谁谁谁漂亮吗？比她漂亮。赵丹、黄宗英、黄宗江都说好，都推荐她，那好吧，革命大熔炉。如果她真是个人才，我们可以培养她成才，就这一句话，收。所以都是名角，就特招了我一个小白丁，反过来了。

二，毅然入伍

曹可凡：那个时候你爸爸妈妈是一个什么想法，愿不愿意女儿考到部队？

王晓棠：不愿意，我根本不敢跟他们说，因为他们的思想，我特别清楚，何况我父亲还在国民党做过事，少将。他们就希望我在华东，当时叫华东。我哪敢说我要到北京参军，那是更不敢说。一直到他们汇报，从北京返回上海，通知了我，不用别的了，电话通知，说你9月22日一定要赶到上海，说着话已经18、19日了，说23日出发。我这才给我爸爸妈妈写了一封信，说我要参军了，到北京总政京剧团。信很快，头天写，第二天，我爸妈一听就急了，我妈妈连夜就坐了火车赶到吴淞。我就记得我们住二楼，她在一楼底下喊晓棠，谁？怎么是我妈的声音？果不然是她，来了，说什么都不让我走，我说我都答应人家了，就这么一直坚持到上火车站月台上。黄宗江没辙了：“伯母”，叫她伯母，“你把女儿交给这七个字，符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交给这七个字错不了！”就这样。我上车了。

曹可凡：你爸爸如果在天之灵肯定没想到自己一个国民党的少将生了一个共产党的少将？

王晓棠：真是。

三，从文化教员到主持人

年9月23日，是王晓棠命运的重要转折点，那一年，她年仅18岁，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参军意味着可能上前线，然而此时王晓棠的心中激荡着即将抵达艺术彼岸的梦想，列车带着她一路奔向充满未知的北方。

曹可凡：您到了北京之后，因为部队生活和平时我们的生活状态完全不同，比如说纪律严明，还有南方的女孩子跑到北方，生活肯定有很大的反差，所以那时候到部队以后，有多少磨合期？

王晓棠：我觉得北京满街都是灰，干燥，嗓子说什么都不行了。写信回家，北京都是石灰，哪儿是石灰，干燥。第二受不了的是生活上不行，有时候礼拜天就吃两顿饭，平常是一大脸盆，一个分队围一圈吃，我哪儿吃得了那么大的馒头？让我吃三个，我吃一个就够了。到了礼拜天，到大栅栏去转一转，看见饸烙，蛔虫似的，什么玩意儿？还有面条，我就吃碗面吧，跑那儿去，“掌柜的！”一口北京话，“来碗面”，“您吃几两？”吃面还论两？上海都一碗一碗的。“三两。”那时候是16两的秤，来了一大碗，一根面条比手指头还粗，黄瓜条，这是什么面，能吃吗？偷偷地把黄瓜吃了，吃点酱，走人了。演《鸿鸾禧》，一碗豆汁儿救活一个莫稽，豆汁儿好喝，上豆汁儿店。“掌柜的，来碗豆汁儿！”来了，俩焦圈，一点咸菜丝，放点辣椒油。豆汁儿怎么这个颜色？喝一口，泔水味，我到现在都不喝豆汁儿，他们老乐我，你都60多年了不喝豆汁儿，你算什么北京的？把两个焦圈吃了走。到了12月发了棉军装，我妈妈最怕的，“正抗美援朝，飞机可厉害了，炸死你。”我在重庆，日本飞机轰炸…

曹可凡：心有余悸。

王晓棠：12月我们到了丹东，当时叫安东，我根本不敢写信，那信上有邮戳，知道我到了安东还得了。我妈在家里接不到我的信，走路都摔了两次跟头，怎么没信？我不敢写，知道我到了鸭绿江边，怕的就是我到鸭绿江边，怕我过江。我们准备过江，但是那个时候情况比较紧张，一直在那儿待命， 撤过来，在丹东给他们演出。还见到空军英雄，给我们做报告。一直等撤回来，回到北京，我才敢告诉我妈妈，我们外出了，不敢说。

曹可凡：回来了还不敢说？

王晓棠：不敢说，你去第一回还有第二回吗？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到了京剧团之后，很快就下部队，谁来了？李丽芳，上海的，童葆苓，李鸣盛、谭元寿。

曹可凡：都是名角荟萃。

王晓棠：元寿那会儿很年轻，才24岁。还有很多别的，都是一套丑角、老生，包括好的里头老生也都来，一套人马。

曹可凡：行当很齐全。

王晓棠：来了就是当兵，但是他们的待遇是陈部长答应给他们特殊待遇，当时叫折实工分，小米多少，物价涨，它就涨，相当于一级的工资，很高，当时是多元钱，你想多高。

曹可凡：听说您那会儿还下部队的时候当过报幕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主持人。

王晓棠：那就因为我到了京剧团，除了去安东之外，正赶上全军扫盲。有一个专职的我们叫文教，文化教员，发卷子全团考试，甭管你是谁，考试，考了之后，王晓棠第一。那是当然了，我在那个环境里，我的文化就算好的。说这孩子文化挺高，好了，兼职文化教员。

曹可凡：是吗？

王晓棠：对。这些名角全是我的学生，我一个人管三个班，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因为觉得我比较耐心，所以学员们对我挺好。我的武功老师樊富顺，富字辈，喜连富盛世，都是我扫盲班的。还有的是我初小班的，还有的名角是我高小班的。我特别认真，晚上做作文改到夜里两点，五点起来练私功，所以到最后评的时候，全团给我请功，要立功，我也不懂立功有多么难，不懂！最后报了立三等功，当时把奖状寄回我们家，我爸爸妈妈才感觉还有这份待遇？

曹可凡：自豪感油然而生？

王晓棠：后来到西北演的都是折子戏，什么《三岔口》、《武松打店》、《樊江关》折子戏，当时部队的水平，折子戏不知道啊！得要一个报幕的。谁呢？李舒田（团长）说当然是晓棠啊，让她报幕，你也不用管她，她就自个儿把词弄好了。

曹可凡：撰稿兼主持？

王晓棠：我到大西北，人家都说了，我们当时看王晓棠是报幕的。当时我们的礼服都是苏式的，先是棉军装，有一张照片，后来换成礼服，礼服更好，虽然很冷，冬天油彩都冻了，蓝裙子、长靴子，苏式的翻领，扎皮带，无檐帽，挺漂亮，都是广场演出，到室内就很了不得了。都是我自个儿弄的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慰问演出现在开始，掌声，我来报，一出出地报，要很简短、要很精彩。还没演出，只要报完幕，部队非常热烈。

曹可凡：报幕变成演出的一个部分？

王晓棠：变成一个部分。

《神秘的旅伴》

在部队的大熔炉里，王晓棠先是从一名报考剧专的学生，成长为一名文化教员；又从一名出色的报幕员、群众演员幸运地成为银幕中的女主角。这和她的勤奋努力不无关系。

曹可凡：你的电影处女作《神秘的旅伴》，当时林农导演是怎么发现你的？

王晓棠：因为我参军已经18岁了，作为京剧演员已经很大了，但我就舍不得扔，腰和腿的功夫后来就很好，到话剧团每天早晨练功，腰腿。话剧团什么都不练，看见这是干嘛？不管走到哪儿演出，就在那儿练，腰弯下去的时候已经抓到脚了，一天不练、两天不练就不行，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进“牛棚”，一直练，长春的林农、朱文顺要拍一部他们第一个合作的片子，打炮戏，来找一个女主角。他们已经有很多人了，一打照片都不理想，元旦雪地里，操场挂在双杠上，我就开始练功，一身红的衣裤，单的，因为练功很出汗。就看见两个毛蓝布衣裳的人走进来，怎么来了两个地方上的人？当时已经有军队这种观念了，也没管。过一会儿说“王晓棠，你来一下！”我进去一看就那两人坐那儿，进去也没人理我，我也挺尴尬的，扯过一张报纸假装看，不知道他们什么样。“你练功呢？行了，你去吧！”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人跟我说一句话，我就出来了。

曹可凡：当得知自己要去拍电影，那时候拍一部电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所以你到了剧组之后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跟舞台的表演是完全不同的。

王晓棠：我就抱着一条，我虚心，不管是见了谁，那时候很多演员，于洋那会儿已经演过，我看过他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还有比他更资格老一点，我不管见到谁，我就说“我没演过电影，请你告诉我演电影应该注意什么？”特别虚心，就一条不能卷铺盖回去。所以我们排了戏，很困难，传遍了，说是林农昏了头，找了我们一打照片都说不好，却找了一个从来没演过电影的生胚子，长得还特别难看。我穿着棉大衣，他老远一晃，他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反正传遍了，林农找错人了。我们排练完了选了几场戏拍，送到北京，制片人送来，定谁行谁不行。如果电影局说不行，重选，很紧张。结果看了就定了刘增庆，说他个子矮一点，但是他的面貌很像彝族；刘伯个子高，但是软了点，淘汰了；小黎英还行就通过了。蔡楚生（电影局副局长）说这名字太难听了，什么叫《两个巡逻兵》？两个巡逻兵就巡逻去了，有什么可看的？最后改叫《神秘的旅伴》，是蔡楚生定的。拍完了之后，林农就表扬过我一次，还不叫表扬，每次说假、太假。他不是演员出身吗？要求特别严。一场戏，朱林生大哥追特务去了，那是一个反特片子，我去推他们。

王晓棠：林农说“戏要都这么演还差不多。”就这么表扬我。

曹可凡：这是最高褒扬。

王晓棠：最高表扬就是这么一句话。演完就回来了，忽然传达室说：“晓棠给你寄款来了！”一个汇款条，我一看多元钱，可了不得了。

曹可凡：发财了？

王晓棠：发财了，整个文工团轰动了，王晓棠多元钱，不得了。你想那会儿工资多低，补助很低的，三百多，全团说这个家伙不定怎么样翘尾巴。没有，洗纱布、跑群众、读书，照样，一点都没有变！还行啊！这就是小时候书和家里的教育，不能够忘乎所以，这个观念非常深，这点是帮助我一生。

王晓棠因出演电影《神秘的旅伴》，从此一炮走红；之后又出演4个风格迥异的银幕形象，成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然而“文革时期”，她被发配林场，遭遇中年丧子之痛。从一个文艺新兵，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她又经历了怎样颠沛起伏的人生？

王晓棠的人生跌宕起伏，而在传奇人生的背后，隐含着她坚强的个性、追求进步的精神和对事业的热忱。年，王晓棠在长春电影制片厂主演了自己的处女作《神秘的旅伴》，在片中扮演一个黎族姑娘，她传神的眼睛、奔放的热情感染了观众，成为观众喜爱的电影演员。年王晓棠因在《边寨烽火》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玛诺荣获第11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青年演员奖。

《边寨烽火》

曹可凡：后来您拍《边寨烽火》的时候，是不是到镜头前就觉得自如很多？

王晓棠：《边寨烽火》也很意外，我有两部戏都是中途换的我。

曹可凡：对，这算是救场的是吗？

王晓棠：这部戏也是救场，因为林农(导演)有了第一次合作，觉得这个人很用功，也很挺灵。第二次是长影第一部要到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去参赛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爱克发胶片很贵，拍了快一半了，发现女主角不行，要换。到北京找我们团，救场如救火，去吧，何况是给我们培养人。我就这么去了，组里是什么概念？演砸了就完了，那么多钱都浪费了。林农下了这么大决心，说明他很信任我。到那儿去，一个人看剧本，看完之后关起来，宣布换人，全厂哗然。林农就过来跟我说，你表演一下玛诺看见多隆跑过界河国民党那边去了之后。我一愣，因为我看过剧本，这是最重的一场戏，可是毫没有气氛，我说行，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什么意图，我说行，好，就几秒钟，开始。泪如雨下，全场静得不得了，停，过了很久才喊停。一直到回到宿舍，林农跟我住隔壁，他的夫人在里面演李医生，他儿子演我儿子。很热，衣裳洗了去晒，拉了一根绳子，一个空房子。都叫我小黎英，不叫我马诺，还是头一年，“小黎英，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起什么了？”我说“我没想什么，我就想玛诺，想丈夫过河了，不知道怎么样了。”“那你还真不容易。”就从这儿，就一下觉得忽然长了一大块，一下子在组里就奠定了，就觉得换得好。包括长影每次看样片，大家都说这孩子好，把一个很难演的角色演出了光彩。而且由于我去得晚，深入现场，没有我的戏，我也去，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各族，那里女孩不是羞答答，不是，她很开放。看见我们军分区派的卡车，给我们装器材的，十几个特别老实的军队士兵坐在驾驶室里，小姑娘一看长得好，把头发打散了，拿梳子梳头，唱歌玩起来，插朵花。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不是汉族那个样。我就跟林农说，我说导演，我说马诺有一场回忆，多隆追她，我觉得现在没意思。他说怎么？歌里唱的，“没有我，你就说个不，为什么你对我吹口弦？我只好来唱情歌。”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怎么想？我说要增加一个什么什么镜头，林农一听说行，好，你试试。

王晓棠：属于这种情况，就已经创作了。

曹可凡：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显出导演的才能了，其实你是演员身份，但是愿意投入参与创作。

《英雄虎胆》

在电影《英雄虎胆》中，王晓棠饰演的国民党特务阿兰，跳了一段当年闻所未闻的伦巴，苗条的身躯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这个段舞蹈至今仍震撼着几代观众。

曹可凡：您刚才说到《英雄虎胆》，这部电影虽然是黑白片，我们看的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那个时候你想刚刚把原来禁锢打散，那个年代能拍那么浪漫的电j影，那段伦巴跳得真的是，我到今天还是记忆犹新。而且直到今天电影频道播这个电影的时候，依然观众还是很喜欢。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因为你前面这几个片子，你的形象基本上就是清纯少女，比较单纯，突然变成一个妩媚妖惑的女特务阿兰，你自己接受不接受这样的挑战？

王晓棠：当时是已经确定年要调我到八一厂，而且我们女的演出队长告诉我，晓棠，要调你到八一厂了，角色都给你派好了，是个女特务，你千万别演，你的角色都那么善良、那么美丽，演这么一个人，完了，观众不喜欢你了。我不知道，跟我谈话，我就来了。来了当天就进组，严寄洲导演找我，给我一个剧本。当时他还很年轻，他说已经给你定了，你看看剧本，这个角色很多人争取要演，你觉得怎么样？是个反派。我说还没来，我们的演出队长告诉我让我别演。

曹可凡：你把人给卖了。

王晓棠：把人给卖了，特别老实，我这人，在我当导演和领导之前，我是特别，怎么说？有什么是什么，而且不掩盖自己的感情的这么一种类型。他说那你看看剧本，我拿剧本，于洋已经借过来了，孙道临和他都是八一厂年借来，拍的片子都是他们终身的代表作。

曹可凡：没错。

王晓棠：《英雄虎胆》于洋、《永不消逝的电波》孙道临。我看完了剧本，比我以前演的戏镜头都少，他说怎么样？我笑了笑，我说挺有特点的，他说我可告诉你，我去年年刚拍了一部《五更寒》，里面有个小寡妇巧凤，批判我了，人家说你现在又写了一个剧本里面有阿兰，巧凤和阿兰都是一个类型的，你有没有什么顾虑？我说演员总是要创作不同的角色，我说演吧，就这样。我们两个谁也没多说，不过我觉得她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可能还不完全是个什么反派。（片段：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骚货！）特别紧张，上来就是重场戏，而且严寄洲导演特别计划性强的人，没拍几天就要拍伦巴舞，什么叫伦巴？没见过，我们家教特别严，根本不会跳舞，交际舞都是到京剧团才学的。伦巴是什么东西？全厂招标，部队厂谁会跳伦巴？找了仨人，仨都是上海的。

曹可凡：洋范儿的？

王晓棠：都是洋范儿，上海人洋气，当时我们把剧团的人都找来，剧组全在，三个人跳了，就是他，是好。我一看，舞怎么是这样？那两人落选，他来教，拿粉笔地上画脚印、弧线、箭头，好像教过很长时间舞似的。全团学，外面站岗。这是资产阶级的舞，不能看。白天拍戏，晚上学，一个晚上，大家都跳，第二个晚上…

曹可凡：你和于洋老师一块儿学吗？

王晓棠：第一天我们俩，加上全团男女演员，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大家学学技术。第二个晚上，就突出我们俩，到第三个晚上就单独跳，三个晚上学会的。实际上第一个晚上，我就找它的范儿，因为学过京剧，是一种什么感觉？它其实音乐也很好听，是一个并不是很黄，不是，就是那样一个舞曲。第二天我已经知道了，第三天已经跳得很像样了，于洋还不行，第四天就开拍。

曹可凡：才学了三天就拍这场戏？

王晓棠：对。而且第三天学完之后，这场戏是晚上八一厂搭的另外景，白天干嘛？打麻雀，当时除四害，把我们都弄上房顶，房顶都这样，站都站不稳，还下小雨。我在房顶上都想着我的舞步，要拍，差点掉下来，别在上面跳了。

曹可凡：正式拍的时候顺利吗？

王晓棠：顺利，很顺利。那个时候的作风很好，很多跑群众的都是很要紧的演员，都来给我们跑群众。放音乐，后来严寄洲说是阿兰像条蛇一样游过来，放下手里的扇子，一直跳到镜头前，从一个大中景一直跳到近景。整个拍的时候，舞姿比现在胶片上的还多。

《野火春风斗古城》

曹可凡：是不是因为那次成功的合作，后来严寄洲导演又找你去演《野火春风斗古城》？

王晓棠：他找我演《野火春风斗古城》是第四部片子，他比较信任你，觉得你可以给他提出很好的创作性意见的。但是我很感谢他，第一他计划性强，第二他是一个很放手的导演，你只要有才能，你改，你分镜头，所以我编导才能就这么锻炼出来的。

曹可凡：那个戏，因为你要同时演两个角色，在那个年代，这种情况还不是很多，听说你做了很细致的分析，对两个人物，说一个是写意泼墨型，一个是工笔型，甚至你在运用眼神、声音的高度上都做了细致的区分。

王晓棠：对，是这样。因为年在青岛拍《海鹰》外景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个大型的杂志上连载这个小说，白天拍戏，夜里到走廊就着路灯看。严寄洲说看什么呢？两个人在夜里，我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这小说真好，就应该拍电影。说完也就过去了。哪知道过了三四年，真的拍了。严寄洲导演、李英儒编剧，严寄洲也参加编剧，和主演下到保定，保定是古城，半年了，不是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忽然我从内蒙回来，他说晓棠，让你演这个角色，你们不是生活半年了，你别管，党委定的，其实是李英儒提的。换了我之后，全厂议论纷纷，排队打饭都是这个主题，王晓棠,银环可以演好，金环不行。只有两个人认为金环能演好，一个严寄洲，一个王晓棠，只有这两票。所以要加倍地用功，当时我学语音学，还不叫语言，语音学的老师是周殿福，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后来等我把声音，两个角色分别用功完了之后，买了一个小提琴定音器，我管它叫音笛，试了之后，金环、银环差五度。我把周殿福老师请来听，我们排的戏请他看，提出我有什么问题，所以一直是他给我们把声音的关。

像金环银环姐妹相见的两场主要的戏都是我重新写的。

曹可凡：是你自己写的？

王晓棠：对，为什么呢？一开始我一看剧本，30多万字的小说要改成3万多字的剧本，要舍很多东西，确定一条线，银环的成长为主线，争取让伪军团长关敬陶起义为线索。这么下来以后，第一场金环银环见面，我一看剧本，两人一边走，金环说什么、银环说什么，好几篇。这戏谁看？好在我了解严寄洲导演，他很信任，想了半天，划到最后就剩了仨字。严导演，这词都让我给划了，你要这么写，没人看，再说台词是最占胶片，什么都可以剪，台词剪不了，这些都是小说里面的过程，没有必要让她们俩说，姐妹一出来，观众就烦了。你说怎么办？不能在这儿见面，得换个地儿，那你写，那就写了，就是现在的见面，什么都没有了。就是金环领着杨晓冬进门，把杨晓冬安排好，坐在一个小元宵店里，到哪。

这场戏，谁都说好，假如是原来，真的是完了。所以说我很感谢严导演，他很信任演员。

文革磨难

和文艺界的许多人士一样，晓棠在十年动乱中经受了很多磨难，她被八一厂扫地出门，到北京远郊怀柔一个林场劳动改造6年之久。面对厄运，她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回八一厂！

曹可凡：在十年动乱中，你刚才说也去了牛棚，在过程当中其实从个人的遭际来说，你也是遭受了很大的苦难，唯一的儿子也去世了，所以作为一个妈妈、作为一个演员，在那个时候亲人的离世，又没有机会再拍片，当时这个落差那么大，你是怎么想？

王晓棠：我是那么想，“文革”当然就是大家的灾难，十年动乱。可是我经常是由衷地说，对我来说是一笔财富，因为如果没有“文革”，当然是很苦，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在挨打、挨武斗之后，我可以坚持说真话，我不可能，没有机会表现我的这一面，是不是？

入伍感言

文革结束返回八一厂后，她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到电影事业中去。50岁那年，王晓棠还走上了导演岗位，在她担任八一厂厂长不久，中央军委领导就提出了具体任务，要把整个解放战争史拍成故事片。这样就有了《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系列大片的产生。指挥这样一系列战争片的拍摄，在某种意义上也不亚于指挥一场场战斗。三大战役也是王晓棠为八一厂留下的鸿篇巨制。

曹可凡：刚才我们说了，今年是建军90年，也是你参军65年，是一个部队的老兵，所以回顾自己的军旅生涯，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建军90年的时候，如果您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军旅生涯，概括一下你对部队的情感，你会怎么说？

王晓棠：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对部队的情感和我要向观众们说的话，我希望适龄的男女青年都能当一次兵，为什么？我就是部队培养起来的，当然有我的家教、有我的学校教育，但是整个的人是从18岁以后一直在部队，我现在如果穿军装，我的军龄是64年，这也是很少了。是部队把我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培养到现在，能管理一个制片厂，不当厂长之后重新再回到天地里拍了《芬芳誓言》，又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最佳编剧、百花奖最佳影片等等。人应该有灵魂、应该有本事、应该有血性、应该有品德。

曹可凡：谢谢晓棠老师！祝您身体健康，永葆艺术青春，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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