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指到届的高、初中毕业生。

②“文革”时期对乡村卫生员的称呼。

“文革”开始后，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接着又搞“复课闹革命”、“斗批改”、“教育革命”，在一波接一波的不断折腾中，大学停止招生，中小学频繁安排学生下乡、下厂劳动，教育质量严重滑坡。而社会上则“读书无用论”泛滥，如果有人好读书往往被嘲笑为书呆子，甚至被批为“走白专道路”。对此，我和老钱忧心忡忡并思忖：青少年应该多读书、多增长知识，这是古今中外的普世真理呵，不读书没文化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还有希望吗？青少年经受劳动锻炼，参加社会实践，吃点苦头固然有益成长，学校搞一些学工、学农活动也有一定必要性，但过分强调体力劳动，看轻脑力劳动，鄙视知识分子，以至于偏废对青少年科学文化知识全面、系统的教育培养，这种所谓的“教育革命”不是走极端吗？

我俩从事教育工作已三十多年，根据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感到越是在社会风气不正的特殊年头，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往往越重大。我们商定：一定要让孩子们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道理，鼓励和督促他们好好读书，决不能随波逐流，不学无术。否则，待到若干年后形势好转必将后悔莫及。

在金湖家中，两个小的孩子都在县中上学。虽然当时学工、学农的时间较多，且学制只有四年（初、高中各两年），但相对大城市而言，金中抓教学还比较认真，师资水平也不错，学生毕竟可以学到点知识。承炬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尤以数理化见长，经常四、五门课考到满分，受到学校表扬；承军基础较差，但后来进步很快，特别爱好文学，作文写得好。小哥俩良好的学习状况给了我很大安慰，老钱在干校得知后也很高兴，但他强调应该注意德智体全面发展，并向他们提出一些新要求。在年底给二儿的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

最近我注意一下报上关于提高教学质量问题的文章，以及道听途说的学校里的教学情况，觉得是有转变了，抓教学了。这是好事，让你们能有机会多读点书，得到点知识。但我希望你们注意，要注意读书方法，除去应付课堂里的东西，还要自己看些书，把眼界扩大。现在做学生，真是可怜的很，实际是没有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权利的，靠自己争取。你们两兄弟在一起读书生活，一直都很好，尤其是岭儿（承炬的小名）对弟弟帮助很多。

就在这封信寄出不到半个月，他又再次来信叮嘱，并讲起自己读书的体会：

……我曾要求你们多看些有用的书，少把时间花费在那些得不到什么东西的读物上，我的意思主要是指要读些关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要掌握这两门科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当然，哲学之类的书，读起来比较困难和不习惯，但是逐步地看就逐步地习惯和理解了。开头读就要有点决心和毅力。你们去年就曾经想读通史和六本书①，现在应该下决心去读。一个人要靠学校的课本和教师传授，能得到多少呢？还不等于文盲？！我的知识都是自己看来的，我在高中读书时，说老实话，根本不看课本，精力都花在课外书上面（你们当然不能学我那个样，原因很清楚，不必多说）。那时没有谁给我买书，自己没得钱去买，总是每天吃过午饭和晚饭后到大行宫附近几个书店去看“揩油书”，那就是在书店里拿一本自己想看的书站在一旁读，到时间放下，过后再去站在那里读。当然，那时我自己也有相当多的书，主要是文艺小说，但不是花钱买的，是花脑子换来的，那时我写些说不上是什么的文艺作品投稿，书店不给现金稿费，而是发“书券”，一下子可换到十几二十本的，有一次简直是发了“书财”，用黄包车拉回来的。你们现在比我们那时是好了，有爸爸妈妈给你们买书，只要是好的，只要你们读，总是会买给你们的。不过这几年你们也真不幸，偏偏买不到什么书，把你们这段时间白白耽搁了，真是遗憾啊！还有呢，我们那时能够看到的东西也多，五花八门都有，只要自己能选择，能批判地吸收，获得的知识真是广得很，这倒可说是比你们“有幸”吧。写写就把话扯开去了，收住吧。关于读书的问题，你们有什么想法或疑问，可以写信告诉我。在家里，可以和妈妈多谈谈，从她那里得到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你们的阿哥也读了不少书，而且读得比较好，也可以叫他讲讲。

那几年，我每次带孩子们上县城都要到新华书店去看看，在空荡荡的书架上，一旦发现有新书就一定买下来，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沬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等。当《世界地图册》和《各国概况》刚出版时，老钱立即写信通知我，要我赶快去买。有一次，我买到一本《欧洲哲学史简编》，承炬如获至宝，当即就在书店认真捧读起来。性格活泼好动的承军，刚下放时年幼不知愁滋味，对农村的一切都新鲜好奇，与农村孩子接触多了，他很快学会了骑牛、骑驴、钓鱼、上树掏鸟窝、下河拐藕摸蚌等这些大城市里孩子玩不到的“游戏”。不过毕竟与两个哥哥同居一室，耳濡目染之下他也学着兄长们的样子捧起了书本。有一年寒假，小家伙居然啃完了范文澜的一套《中国通史简编》呢。另外，他们还读了不少文学经典名著，大有裨益。

“文革”前，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只要我有时间，总在他们睡觉前给他们讲故事，内容主要是包括《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在内的中外文学名著，很受他们欢迎，没想到下放后这个“讲故事”的老办法居然还能派上用场。年夏，我到南京办事时在亲戚家里看到一本上海翻译出版的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因该书属于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内部读物，不公开出售，说是供批判用，其实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它反映了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苏联社会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和矛盾，情节曲折生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心理细腻深刻，读来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于是回金湖后，只要有空，每天晚饭后孩子们都会搬几个櫈子到屋外的空地上围坐着我，身边点燃一盘蚊香，在星光月色下津津有味地听我“说书”。现已记不清花了多少个夜晚才将这部四百多页的长篇小说一章一章地复述完，但四十年前这幅带点儿浪漫趣味的乡村夏夜“说书”图景，我和孩子们至今都难以忘怀。

孩子们也喜爱体育活动。年3月下旬，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这是自“文革”以来中国第一次派队参加比赛。承炬和承军十分兴奋，每天都热衷于看报纸、听广播，老钱也来信鼓励他们把这一届世乒赛的资料收集剪贴起来。也许是受到这次世乒赛的影响，两个孩子都酷爱打乒乓球，承炬还作为金湖县少年队成员参加过淮阴专区的比赛。在体育运动方面，承军更胜过哥哥一筹，在年冬举行的校田径运动会上，小家伙参赛的几项运动成绩都相当突出，其中60米短跑成绩竟与当年省田径运动会少年组第三名的成绩持平，颇出风头，全家人也着实为他高兴了一阵子。

小哥俩喜爱的另一项运动是游泳。年的夏天是在任庄大队度过的，在漫长炎热的暑期中，承炬和承军几乎每天都要和吴岭岚的两个儿子结伴到任庄大水库里去游泳，从最初的“旱鸭子”到能较熟练地掌握几种泳姿，两个孩子只用了不到一个暑假的时间。后来，他们又跑到任庄以南的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小海”的湖里去游泳。小四子承军生性胆大顽皮，不过这一特点却有助于他更好地掌握水性，一个夏天下来，小家伙居然能一口气游上四、五千米不成问题。此后，每逢夏季他都要约上几个同学到金湖县的入江水道——三河去畅游。在干校的老钱闻讯这一情况后，立即来信对他们敢于到天然的河流湖泊中击水博浪表示极大的赞赏和支持。

对两个插队在泗洪的儿女，我们无论是在给他们写信或是与他们团聚时，都一再要求他们在劳动之余不忘读书，空闲之时抓紧读书，绝不能白白荒废大好时光，而孩子们也都听话自觉。乘旦在学校读书时成绩一直很好，他将从小就养成的刻苦认真读书的好习惯带到乡下。我到泗洪看他们时，乘旦正在研读《资本论》（简本），并坚持自学英语。他告诉我，那几年他已读了不少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籍，作者有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在他的小茅屋里有一盏小巧玲珑的黄铜煤油灯，那是他下乡插队后我母亲在南京鼓楼后街一家小店里买下送给他的，这盏小煤油灯陪伴着他度过了多少个苦读的夜晚呵！我至今仍保留着它作为纪念。岸立还告诉我：每当地里的农作物快要成熟的时候，生产队总要派人“看青”，以防有人偷盗。由于知青是外地人，不像本地人那样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包括乘旦在内的男知青常被队长派去“看青”。乘旦被派工时，肩上扛着一把大锹，裤脚管捲到齐膝高，上衣的两边口袋里一只装着一本英语字典，另一只装着一本书，在玉米地里来回巡逻，并利用“看青”的空隙时间看书。

乘旦从泗洪迁金湖时正赶上农忙季节，每天在生产队干农活不管有多苦多累，他都雷打不动地要挤出一点时间读书。到任庄当民办教师后，他每日早出晚归，晚上批改完学生作业后，还要读书至深夜才熄灯。为了让孩子们学好外语，我托人从上海买回两台三波段半导体收音机，乘旦每天都要按时收听中央台的对外广播节目和美国之音的“英语句”教学节目。有时，他还会带着问题跑到县中向英语老师虚心求教，以尽快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在与父亲的通信交流中，乘旦常将自己的读书心得体会及所创作的诗歌、散文、剧本和小说稿寄过去，而老钱每次认真阅后都会及时回复，并附上自己的意见。在一次回信中，他勉励乘旦道：“你应该有信心，我觉得你是块好料，以后总会有用的，只是时间没到。”

岸立迁到金湖后，客观条件有所改善，健康状况好转，学习上也比较自觉刻苦，她不仅读一些理论书籍，更啃下了多本医学理论及临床方面的大部头专业书，而且还结合平时做赤脚医生的实际情况，注意随时总结和积累经验，记录下大量医疗案例笔记，藉以提高自身专业技术水平。　

在“文革”期间那种鄙视知识分子，甚至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社会氛围中，一个人要坚持读书学习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一家人都能坚持读书学习就更不容易了，它更多体现的是一个家庭的精神风貌和理想追求。现在回过头想，为什么我和老钱当时会反复强调和严格要求孩子们读书学习？那就是我们始终抱定一个信念：历史的规律和人民的意愿不可违背，不正常的乱象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形势总会慢慢地好起来。我们也清楚，孩子们虽明白读书意义，但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他们会有困惑，展望前途命运他们不无担忧，但我们从不放弃做父母的教育与引导作用，哪怕他们有时会有抵触情绪，甚至会和我们激烈争论。老钱于年在给子女们的两封信中这样写道：

我想起我参加革命的时候，那个年代是一个黑暗残酷的时代，一个年轻人受到的痛苦和压迫是你们想象不出的，他所遇到的不是一般的挫折，是监狱与刑场。那时候，我决定从黑暗中走向光明，一步跨出去，就是准备着把生命献出去了。除去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和事业，的确没有一点个人的打算。后来也是在艰苦的岁月中磨过来的，是如人家常说的那样“拎着自己的脑袋”过日子的。虽然我对革命没有多大贡献，从个人来说，也没有取得什么“富贵荣华”，但是我感到“心安理得”，我觉得我的灵魂深处始终是明亮的，那里点着一盏灯，没有熄灭过，这盏灯永不会熄灭，即使我的生命停止了，它也不会熄灭，它将照着我去见马克思。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把自己看得很满意，自以为可作后代的典范。我的意思是说，从一个人的历程来说，总是要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的，你们现在和我那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我认为你们也还要走艰苦曲折的路，才能得到幸福。也许你们会设想，你们如果和我一样，能够走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路，就会更感到幸福和伟大，而且会比我作出更大的贡献，显出光辉。我想，这种设想是好的，是“更上一层楼”啊。但是，这是立足于假设的，不是立足于现实的，重要的是要立足于现实，要用这种一代胜一代的豪情壮志面对现实。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和不幸，不气馁，不腿软、不退却，不置身在无望之中，不变成一个为怯懦、狭隘、“自顾不暇”这类东西所困惑的人。如果不能这样，那将逐渐地丧失生命的热量，是十分可怕的！（6月5日）

……你们好好努力吧，我始终相信，一代胜一代，代代江山代代新，未来总是属于你们的，我对你们兄弟姊妹四个充满了希望，你们自己也应如此。（12月8日）

的确，这些在今天看起来像是预言般的告诫和鼓励，当年对孩子们的成长确实起了不小的鞭策作用。多年后，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他们都十分感慨和庆幸，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正是由于自己不气馁，不退却，不甘于碌碌无为，并在父母的严加教育和督促下，经过艰苦奋斗与不懈努力，才有了今天事业上的成功。欣慰之余，当年我和老钱营造那一片属于自家的润人心田、催人奋进的沙漠绿洲的情景依然犹如昨日、历历在目，读书学习已成为我下放经历中最有意义和最值得追忆的一个篇章。

①　当年中央指定领导干部必读的六本书：《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自年开展干部下放农村运动以来，一句“下放无好人，好人不下放”的话便从城市到农村广为流传着，这句话对所有下放干部来说都是个不小的精神压力。记得有一次黎城公社开“一打三反”宣传队员会议，因参会者基本上都是下放干部，也不知是哪位同志偶然提起这句话，使得在场的人一时像炸了锅般地异常气愤，情绪十分激动，大家不约而同地发问：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坏人吗？我当时虽未参与议论，内心却深有同感。我在工农大队搞宣传队那段时间，与大队书记渐渐熟悉后，有一天，他突然直率地问我：“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孩子的爸爸为什么不下来？他有什么问题呵？”我听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却也坦然回答：“没有问题，他已经解放了。”他看看我，不再说什么。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年6月，我因筹办农技校事去南京出差，临走前一天，我去看公社书记王元龙，他要我写一份简历留下。当时听说县里即将召开党代会，我猜想可能是为此事。出完差回金湖后，有熟人碰到我问：“你是回来参加党代会的吧？”甚至有人告诉我已看到名单。但几天后县党代会召开了，我却没有接到参会通知。事后，公社党委向我解释，说是因代表名额有所调整，并无其他原因，要我不必多想。但我心里自然明白：下放以来公社党委一班人对我是关心和信任的，为什么调整名额就一定要调整到我？肯定是受到了钱闻“问题”的牵连！我的估猜一点不错，后来我得知事情真相，原来是工农五队的一位下放干部打我小报告，反映我丈夫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党代表。其实，我与这位“好事者”平时关系相处得还不错，她这种行为实出我意料之外，同为下放干部，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此外，承炬和承军在金中上学期间，也曾发生过有同学以此寻衅的事。

事情明摆着，从省城下放到金湖农村，生活环境改变了，但我有“问题”这一点却没有变，好似我头上顶了一个大问号，平时少有人当面提起，但一到关键时刻便会有人跳将出来发难。

年6月，淮阴卫校到金湖招生，这是“文革”以来该校第一次招生，名额分配到县，再分配到公社。本来黎城公社没有名额，后因选送人多不符合条件，县里决定由黎城公社补送两名，这对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做卫生员已有大半年的岸立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8月的一天中午，岸立匆匆忙忙赶回家来，兴奋地告诉我她已由大队提名，公社也已决定选送了，晚上她回来又说公社已发表格给她，并准备政审外调。公社和大队对岸立如此关心，我心里自是十分感激，第二天岸立填好表送公社后，我遇见公社卫生院院长时，他很关心地告诉我岸立条件不错，县里选送没问题。然而到了下午情况却急转直下，岸立忽然接到通知说这次选送不要知青了。不过短短两天，变化如此之快之大，让我感到事态发展绝非正常，其中必有蹊跷。难道又是出于和我一年前未能参加党代会同样的原因吗？心里这样想着，却不便对女儿说，只是劝她不必沮丧，另待机会。也算事有凑巧，次日上午，我因学校事去公社，文教助理老罗见到我，突然问起老钱到底是什么问题，有没有结论？我问老罗此话怎讲，他犹豫片刻后对我说，岸立的事其实并非不要知青，而是县里听到有人反映孩子父亲有问题。他又说：这话本不该告诉你的，只是觉得总不该因为父亲有问题而影响孩子呵！老罗真是个好心人，我万分感激他。

我的估猜又一次得到证实！回到家里，气愤难当之下的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想起“文革”狂潮袭来不久，钱闻便成为江苏教育社的“黑掌柜”和“三反分子”被“革命群众”揪出狠批，又因其地下党经历被诬为历史上有“严重问题”而罪上加罪，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经过一连串的批斗、抄家、蹲牛棚，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交待，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被折磨得哪里还像个人啊？！眼睁睁地看着亲人受苦受难，我心如刀绞，而我和孩子们也同样被侮辱被伤害，在单位里，我因为丈夫有“问题”，要时时刻刻忍受着别人异样的目光，那种精神上所要承受的压力真是难以用言语描述，而孩子们在外受欺辱、遭歧视的事也时常发生。

记得有一次春节前夕，我正在单位开会，突然，会场大门被猛然撞开，当我和大家一起扭头望去时顿时吃了一惊，原来站在门外的竟是岸立。她怒气冲冲地大声嚷着：“你们领导在哪里？我要问问清楚，我爸爸究竟有什么问题？”我连忙站起身来走出会议室，拉着她走到无人处问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岸立哭着告诉我，粮站通知春节期间每户可以多供应一点油，今天早上她去买油，排队快到她时，一个邻居从后面抢到她前面对粮站工作人员说：“不要卖给她，她爸爸是坏人！”，粮站的人听了此人的话便不再卖给她。说到这儿，她又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听后强捺住怒气，边劝女儿不要哭，边对她说：“爸爸没有问题，他不是坏人，以后终有一天一切都会弄清楚。相信妈妈决不会骗你，别人的闲言碎语随他们说去，我们不理他们。至于油，我们不要了，你先回去吧。”她点点头，擦着眼泪回家了。还有一天晚上，九岁的承军临睡前突然问我：“妈妈，同学骂我是叛徒的儿子①，他们不愿意跟我玩，老师也不让我参加红小兵②，你说爸爸真的是坏人吗？”我忙坚定的对他说：“不，爸爸不是坏人，是好人，现在人家说他这样那样，随他们说去，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些就会懂了，相信妈妈，你要做个好孩子！”他听了我的话，两眼睁得大大地说：“好，将来看我的，我要比他们都强！”说罢，他放心地很快睡着了。

联想到孩子们所受到的无辜伤害，一直以来积郁在我内心的悲愤、屈辱和酸楚之感真是达到了顶点，如今，我拖家带口地来到此地接受“再教育”，艰难地生活辛苦地工作，我要挺起胸膛无所畏惧地向前走，以证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同时要为孩子们的前途创造一个良好环境，我的表现得到当地干群的好评，甚至还数次受到公社党委的表彰，可我头顶上的大问号仍旧像一柄高悬在上空的达摩克利斯剑！更何况，老钱当时已恢复了组织关系，并作为干校正式工作人员使用，怎么还认为他有“问题”呢？难道我们还要没完没了地一直受株连下去吗？不！这次我不打算再做沉默的羔羊，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我决定为孩子的前途争一争！

那天晚上，我和乘旦、岸立商量了很久，考虑用何种办法争取到最好的结果，最后决定干脆直接向金湖县委领导反映情况。

第二天一早，医院医院宣传队的下放干部杨希琴，请她陪我一起去县委。我和老杨过去虽不相识，但下放以后彼此相处很好，她一直以来很同情我。我们直接找到了县委第一把手侍书记，我向他说明来意，详细陈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最后提出外调的请求。侍书记待我很客气，态度也很明朗，他要我找县里主管文教的王主任，说卫校招生工作归王管，并说他过一会儿也会去和王主任商量。于是，老杨又陪我找到了这位王主任。王主任听说此事后，当即表示要立即处理。果然，这天上午约十一时左右，岸立赶回来家来告诉我，公社已接到县政工组的电话，通知她赶写一份入学申请书，并说已通知大队给她写鉴定。于是，岸立上卫校的事便一路顺风，由县里报专区批准入学。后来听说，在我找过县领导后，政工组挂长途电话到干校了解老钱的情况，很快澄清了事实。

我这一争的意义绝不限于岸立上卫校，也是我对“下放无好人，好人不下放”这句流言的一种反抗与回击。此后，随着形势有所好转，我们家不再受那种精神折磨，情况也一步步趋向好转，但多年后每当我忆及这些往事，仍是不堪回首，一把心酸泪！

年3月，在上一年大学招收首届工农兵学员实行所谓“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招生办法基础上，江苏省教育局与淮阴专区先在泗阳县搞“推荐、选拔”加适度的文化考查的试点，然后在全省推开。金湖县和黎城公社都很重视这一工作，县里为满足知青报考的愿望，同时也是想摸一摸报考者的文化知识状况，决定举行一次全县预考。公社则在报考前组织温课，凡自愿报考的都可参加，从4月开始，每周以一天半时间在金湖中学办班温课。消息传来，我和老钱都鼓励乘旦抓住机会，好好准备功课。而乘旦也不负众望，预考时以语文90分，数理化分的好成绩获全县第一名，预考后再由公社推荐参加正式考试，成绩同样很好。在县里对考生进行政治、文化和健康的全面审查后，乘旦经县里报专区批准，被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录取，迈出了他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步。

年11月，老钱接到重新分配工作的通知，前往扬州师范学院报到，同时，省委组织部也发函调我去扬州工作。年1月，我在办完农技校的移交后，即去扬州地委报到。我报到后，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向地委提出要我也去扬师工作。这样，我结束了下放干部的身份，重新走上正式工作岗位。

离开金湖的日期定在1月31日，屈指一算，我在这里接受“再教育”共四年一个月带四天。那天清晨，伴随着冬日稀薄的朝阳，我和家人登上开往扬州的长途汽车，公社书记王元龙特地赶来送行，我对他在此期间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表示了由衷谢意，并互道珍重。离别之际，我不禁又想起自己带领全家老小刚到达金湖第一天的那个寒冷、孤寂、无助的夜晚，想起了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日日夜夜，桩桩往事，历历在目，心中不由感慨万端。

生活终于翻过了艰辛沉重而又非同寻常的一页。

年12月初稿，年12月定稿

①　“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中共地下党员都被打成“叛徒”或“特务”。

②“文革”中取代少先队的少儿组织。

版

权

声

明

来源：金陵小岵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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