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札记》，漆永祥著。

我对漆永祥先生研究清学的深入度一向佩服。他的这本新书乃是以札记体的形式，讲到了许多不为人留意的细微之处，这样的书读起来，既能获得知识，又感觉轻松。5月9日，天津师大古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我受邀前往参加这个盛典，乘高铁前往天津的路上，我携带的就是这本书。

漆先生在为我写的题记中称：“札记一体，自古而今虽众体并包，亦错讹纷呈。”这句话代表了他对古代札记的看法，而后他又谦虚地写道：“以余之拙陋，舛谬益当倍之。”这当然是客气话，至少我读到书中的每一篇内容都感觉获得了新知识，比如他对经学的看法：“窃以为，经学流派，可大别之为汉、宋二派，一主训诂，一主义理。然窃以为，主训诂者，或偏于徵实；主义理者，又过求妙悟。二者乃一车之双轮，若取一舍一，或偏重一侧，皆不能周至大道也。”这样的论述方式颇具汉宋折中派之主体观。

因为人的共性，我当然也喜欢看一些古人的八卦，漆先生的这部书，其中有一篇专门考证近视眼与近视镜，此文中他把自己代入其类：“余自大四时，即患近视，此后目力愈亏，至今益甚，若摘除眼镜，则睹物模糊，几于男女不辨。”想来漆先生的所言是实情，从十余年前第一次与他见面，他就戴着厚厚的眼镜。对于近视的原因，漆先生将其归结为：“今人读书，多近视眼，而电视、电脑之害，已波及孩童。清人读书，亦多为目病所苦。”

而后他举出了《清史稿·戴东原传》中的例子：

敦元博闻强记，目近视，观书与面相磨，过辄不忘。每至一官，积牍览一过，他日吏偶误，辄摘正之，无敢欺者。奏对有所咨询，援引律例，诵故牍一字无舛误。宣宗深重之。至老，或问僻事，指某书某卷，百不爽一。

戴东原果真是一位奇士，他也是严重的近视眼，古代线装书不少都字大如钱，他却要将书贴到鼻尖才能看清楚，然而奇特地是，他看过的书，都能做到过目不忘，尤其一些法律文本，他随口念出，一字不差。戴东原的这种本领，令道光皇帝都为之看重。但戴东原本人怎么看待这样的特异功能呢？《清史稿》中记录了他说过的一段话：

书籍浩如烟海，人生岂能阅尽？天下惟此义理，古今人所谈，往往雷同。当世以为独得者，大抵昔人唾余。

这段话看似很谦虚，却讲出了一个真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天下典籍之多，浩如烟海，没有人能将其一网打尽，但东原能够过目不忘，更多者是他懂得选择，将精力只集中到最优秀的作品方面，才能获取最有价值的知识。虽然说，翻卷有益，但人生有涯，懂得择善而读之才是王道。而藏书之人，大多爱好广泛，如今读到戴东原的这段话，岂能不为之惊悚。

然而，漆先生的这篇札记所讲，乃是关于读书跟近视的关系问题，故文中又引用了王士禛在《分甘余话》中的所言：“余自幼小，凡博弈诸戏，一无所好，唯嗜读书，虽官户部侍郎、刑部尚书最繁剧之地，下直亦手不释书卷也。自甲申归田六年矣，目力益昏，始悔少壮之过用其力。”

大学问家中的近视眼不在少数，漆先生先在书中又举出了这样的例子：

顾炎武幼患痘症，右目为眇。乾嘉时学者，益刻苦励学，戴震入四库馆时，已戴西人近视镜。

戴震在四库馆中戴着眼镜，这需要脑补一下他的形像，接着，漆先生在文中又举出了余萧客的奇特本领：

余萧客读书于朱焕之滋兰堂，因得博览。手一编，终夜不寝，遂患目病，不见一物。有人传以坐暗室中，目蒙蓝布，存想北斗七宿，一年之后，目虽能视，然读书但能读大字而已。遂构一室，无窗户，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设修几，书册鳞次，潜心纂《古经解钩沉》。

此文中又讲到了王鸣盛、邵晋涵、凌廷堪、章学诚等人眼睛都不好，对此漆先生的结论是：“诸人虽目盲程度有所不同，然皆与读书太过大有关系也。”

读书跟近视眼真是一对冤家，读书越多，罹患近视眼的概率就越高。博雅的渔洋山人都后悔自己年轻时用力过猛，但问题是，如果没有他年轻时的努力，那他怎么可能成为文坛领袖呢？人都是选择性记忆，只想取优去弊，但老子曾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这是中国人奉为至理名言的说法，而西方的故事中，墨菲斯特也成就了浮士德。

能从古人的小问题中得出大道理，想来这正是札记之学的妙处所在，而我拜读漆先生这部书后，果真体味到这句话说得是何等有道理。

《文人谈》，薛原著。

我觉得薛原先生的这部新作也属于札记体，书中提到的人物均为当代耳熟能详的大名头，对于这些人的研究俯仰可见，但薛原依然能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上探究出新的思路。薛原的这些文章只摘引一些有出处之文，然后解释这段文字的前后关系，貌似不评价，然而他的观点却自然带了出来。每当我读出他的用意时，似乎都能看到他躲在灯影之后坏坏地笑。

以我的偏好，更关心跟藏书有关的人和事，此书的第一篇谈的是施蛰存，文中果真提到了施蛰存散书的情况：

最后几年，施蛰存对自己的藏书开始处理，送来访的年轻朋友或让书店代售，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打算送给文学馆，对于朋友的赠书，也去信谢绝，但对有兴趣或“有用”的书则仍不能释怀。

十几年前，施蛰存所藏的碑帖整批出现在上海某拍卖行，我费半日之功，全部翻阅一过。如果从收藏角度来说，这些碑帖中几乎没有善本级，然而他所藏的拓片有不少都不见经传，这足以看出，施蛰存收藏碑帖与古人的目的不同。古人对此物的收藏一是学书法，二是搞考据，而施氏的藏品，以我的看法，更多者是对于某类学问的探究，他仅将这些拓片视为资料，而并非珍贵之物。虽然我在以前也看到他随手送书给人的记载，但那些书基本属于普通读物，因为他的珍藏之品，尤其是清代的词集，却整份出售给了台湾的某人，这件事让黄裳谈起来也为之引恨。

因此说，任何书写历史的人，都会有选择性记忆。其实我反对将任何一位文人纯粹化和脸谱化，人性的复杂若能尽量的体现在传记文字中，这才能给后世留下更为客观的史料。但书写之人不可能没有好恶，而后世读到这些文章时，就难免以偏概全的给某人贴上标签。恰恰是非客观的记录，而能让薛原这类有着锐利眼光之人，看到破绽，然后将此拎出，摆在那里。这种作法，可以套用焦点访谈的那句口号――“用事实说话”。但问题是，这个事实真是事物本身的客观吗？至少我觉得，可以存疑一下。

薛原的这部大作中，还有一件事跟我的了解有些关系，那就是周作人晚年跟其新加坡弟子鲍耀明的交往。鲍藏有大量周作人的手稿以及墨迹，晚年曾拿些手稿来作赠人之物，止庵先生就曾得到其中的一页。鲍耀明藏的这些周作人手稿曾经分几次大批量的出现在嘉德拍场之中，晚年散尽所藏，这也是达观之举，但鲍耀明的所为，却令我对他的偏见彻底改观。因为他卖出这些手稿之后，得到的钱全部捐给了香港一家聋哑学校，而在此前，我听闻坊间传说，当年鲍收集手稿就是想卖钱。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未见过鲍的辩解，而他用自己的行动回应了那些小人之心。

薛原此书中也谈到了鲍耀明跟周作人的通信，而周作人所写之信主要是让鲍给他寄食品，其文中举出了如下的例子：

例如年3月27日在写给鲍耀明的信里说：“蒲烧已经收到，谢谢。又承赐寄瑞典制鱼，更深感荷。唯此外尚有请求，祈勿笑其‘俗’也。香港有一种罐头‘猪油’，虽无味而有实用，且税不高，一罐只课税一元四角余，敢请赐寄一罐……”接到这样的信，鲍耀明总是快速给周作人办妥，如年4月27日周作人致鲍耀明的信：“前日往邮局取得小包，内中乃是猪油，此物最为实惠，因为经久实用，故寄者似颇多，我往邮局时辄遇有领取此物者，故得知之，关税不知何故似亦减低，只收一元三角矣。”类似于这样的内容的通信，在那几年里可以说是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的常态。

但是，薛原留意到，周作人所需食品主要是一些日本风味。虽然说周作人有旅日经历，或许因此而有这样的口味习惯，然而薛原并不止步于此，他继续于周作人的通信中寻找内因，并他从日记中了解到，晚年的周作人家庭生活很不开心，他不断地跟日籍太太吵架，原因是羽太信子晚年精神上出了问题，而周作人通过鲍耀明不断地买食品，更多者是照顾他的太太。这都是我以往未曾留意到的细节，通过薛原的这些摘引，使我对鲍周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这也是我得到薛原赠书的收获之一吧。

《诗经草木魂·采采卷耳》，韩湛宁主编，韩育生著，南穀小莲绘。

此书乃是韩湛宁所赠，这是他主持的“亚洲铜”品牌项下产品之一，从后扉页得知，仅《诗经》系列就达六本之多，这册赠书为该系列的第一部。该书在设计上颇为特别，封面拆下来打开，乃是一幅完整的中国水墨画。将封面拆下来，才能看到内封，乃是压痕文字，这些都体现出本书在设计上的用心。

关于《诗经》所谈到的草木，古人早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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