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县资深收藏家季朗友先生深情回忆我_蓝布正鉴别

丰县资深收藏家季朗友先生深情回忆我

编者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丰县人网，为丰县小人物树碑立传。

我的父亲

文/季朗友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这是莎士比亚说过的一句话，用在我的父亲身上是最贴切不过。

年秋日的一个下午，隔壁的伯母告诉父亲：上午见大队部又糊了不少高帽子，听说明天批斗的人更多。

那天的夜晚静得可怕，只有星星眨着眼睛守望着乡村里的一举一动。

母亲早已把父亲的木匠挑子收拾好，父亲偷偷地在篱笆墙外的路边蹲了许久，确定这时候路上已没有了行人，他折身回到家中。

母亲说：“你把老二也带走吧，家中确实没有几天的粮食啦！”父亲不加思索，双手把我从腰间掐起续到墙外，并小声给我说，不要出声。我似懂非懂。因为在父亲身后害怕的缘故，我走在父亲的挑子前边。

一小一大两个身影走在去黄口的路上。夜深了，能清晰的听到远处一声连着一声地狗叫。

我不知这是父亲的第几次“逃亡”。村上的阶级斗争激烈了，他这个所谓的反革命分子，也成了重要的批斗对象。

开始的时候，父亲还能承受得了；随着阶级斗争逐渐白热化，村上对四类分子身体上的摧残越来越重，父亲只有选择“出逃”保命。

儿子左1、外甥与父亲的合影

父亲是木匠行的行家里手，大到老人的寿材、闺女的出门嫁妆，小到做一个刮红芋干子的刮子、换一根风箱杆子，样样精通。

这也成了他在异乡求生的本领。跟着父亲“逃亡”日子里，我记得比较清晰的有三件事情。

第一件，六岁的我第一次见到火车。记得在黄口站火车一停，一些人纷纷跑在车头一侧，用粪扒子去掏里面没有烧透的炭。

第二件，有一天在路上，看到脚下有一块黄皮皮。我感到好奇，弯腰拾起一闻，如此好闻，直钻我的鼻子里，我才知道世间还有比红芋更好的味道。父亲告诉我是桔子皮，桔子是南方的一种水果。

第三件事情，是从我记事起，到父亲他老人家七十六岁走，一生我只见他哭过一次。在长期“逃亡”的日子里，父亲用他干木工活挣来的钱，总能满足我没有要求的渴望。

时间长了，我自然想念母亲，一天上午趁父亲给人家干活时，我偷偷地沿着大路向北跑去，我知道往北去那是回家的路。父亲听乡亲说，我顺着黄坝村后的路向东北走了。

我不知自己走了多远，也不知父亲找了我多久，当父亲看到我正在花生地旁的一棵小树下坐着时，他远远地禁不住泪流满面，走近狠狠地抱住我失声痛哭。

用父亲的话说，他一个老百姓，国民党、共产党的监狱都蹲过了。

凡事都有因果关系，我顺着时光的隧道，努力去寻找父亲的“因果”。

年5月18日，苏北小城丰县被日寇攻占，只因大伯父的一次善举，我们家惨遭劫难，失去四位亲人。

那年父亲六岁，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他已经上了半年的私塾，只因家庭的变故，不得不弃学帮家干点农活。

年夏，刘邓大军与国民党王敬久部决战羊山，王敬久丰县人，羊山战役打响，丰县自然成了国民党的大后方。战争需要兵源补给，当时规定：兄弟三人者，必须有一人当兵。

因伯父出逃，国民党丰县地方政府为了惩罚我们的家庭，祖母被抓进县城大牢。由于在那里水土不服，再加上祖母年高、身体极度虚弱，需出狱治疗。那时十五岁的父亲，替他的母亲蹲监百日。

父亲虽然蹲监不长，正赶上八路军北撤后、国民党活埋人的日子。

国民党对没有撤走的八路军基层农村干部，抓到县城审查，开培训班，俗称训“八路皮”；对审查不过关的人，一律晚上活埋。

父亲与“八路皮”白天一起搬砖修城墙、做工事，晚上就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拉出去被活埋。那时，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过了今天，都在惆怅，不知还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

据父亲讲，一个单县人来丰县卖蓝布，被抓进监狱，说他私通八路，蓝布就是证据。

三天后的下午，卖蓝布的人对父亲讲，他明天就可以出去了，他们家的保长来保他。

可没有等到明天，当天傍晚，卖蓝布的就被拉出去活埋了。

那时训“八路皮”，一期三十天；父亲比他们还要难过，蹲了一百天大牢。我不知道父亲当时是否感到恐怖。

他晚年谈到这段往事，津津有味地讲，他见过刘召祥、蕫玉珏等，这些只有在老百姓口中传说的国民党丰县党部人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

父亲于年参加宝成铁路的建设，宝成铁路是新中国第一条工程艰巨的铁路，他所在的单位是铁道部第一工程局隧道队，主要负责隧道挖掘。

在秦岭遇到大蛇，又在施工极其艰险的基础上，宝成铁路的建设充满传奇的色彩。

父亲年铁路工作证

四年多时间，宝成铁路全线贯通，改变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局面。

父亲他们又转战兰新铁路，他参加了最艰难的乌鞘岭隧道工程建设。

艰难而又传奇的施工经历，磨砺了父亲坚强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

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第一年，父亲探亲回乡，他在千里铁路线上沿途看到饿殍无力挣扎、尸弃路旁荒野。

在郑州火车站广场，父亲遇一中年妇女哭诉，是同她婶母靠吃人肉走出灾区的。

回到单位后，父亲与湖南湘潭的同事李银喜互叙回乡见闻，都谈到饿死人的严重现象，他俩就这一严重现象及工程改进建议，一同上书总局。

正因如此，父亲被卷入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又被押进监狱。

在狱中，父亲遭受长达一年零二个月的审查及折磨，后判劳改三年。

出狱后的父亲失去了工作，回到家乡，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当即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季合园处于城乡结合部，是“文革”的重灾区，狂躁的人们失去了理性，在当时，弱者欺凌弱者是最让人痛苦的一件事。

因为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很多亲友自动与他划清界线，有的至亲为了向党表决心，在千人会场的主席台上，对父亲进行辱骂、声讨父亲的“罪行”。

那时，我们家还有唯一的一位亲戚：就是我的外婆。

老人家始终坚信父亲的真理和正义。

生产队惩罚“地富反坏右”五种人最经典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多干活，把最苦最累的活派给他们，而得到的工分最低。

在红芋干是主粮的年月，一个生产队栽二三百亩红芋属于正常，到刨红芋的时候，用大条筐和杆称，由父亲和地主两人抬着过称，每筐斤，一堆堆的倒在地上，然后按堆再分给社员。

二百亩红芋大约20多万斤，被他们用肩膀一筐筐都抬完，而得到红芋却比别人家少的多。

农村的冬季是漫长的，每年县里都组织各村到几十里外挖河，工期长、条件差，四类分子是挖河管理的重要对象。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改造”，最苦最累的活都是监督他们干。

河挖到后期，需要在河底疏浚一条排水小沟，早上趁冻好挖，太阳没出来，便派父亲下河捞河泥，零下三四度的气温，河面结一层薄薄的冰，像玻璃一样嵌在稀泥上面。

父亲赤着脚、扛着铁铣、踩着薄冰，走到河里，把冰下的稀泥用铣捞出，放在筐里，再和地主他们二人再抬到河堤上，破碎的薄冰刺破父亲小腿肚，鲜血直流，可两腿麻木的父亲全然不知。

有时犒劳民工，蒸上一笼白馍，每人三个，父亲总是自己吃一个，留下两个白馍，用衣服包好藏在窝铺下面。

待有人回家时，捎带给我们小孩子吃。

吃上一次白馍，我高兴两三天，却不知这白馍是父亲饿着肚子省给我们吃的。

这也意味着父亲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劳动。

在鸡屁股是银行的年月，当时农村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得靠卖鸡蛋换取，可我们家连小鸡也喂不起，父亲只好打老屋后面二分空地的主意。

精心种上青菜，收获后还要偷偷地背到集上卖掉，换取生活必需品。

当年家中的贫困生活不可想象，据我母亲讲，年9月81岁祖母突然去世，家族大共同商议，刚开始倒头的一两天里，各家的孝布先暂时由自已做，别人都带着孝，父亲还黑着头。

因为我们家没有钱，不能及时的买块孝布，后父亲派人到蔡楼去赊土布。从我一岁到七岁，家中没有吃过一顿肉。

每年的麦季过后，是出知了猴的时候，这里的人们把知了猴看作是美味，因而傍晚摸知了猴的人特多。

夜里一点钟以后，是第二遍出知了猴的高峰，那时劳累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父亲自己用椿木做了一只大提灯罩，四面嵌玻璃，里面放油灯，提在手里沉甸甸地，常到村外较远的柳树行去逮知了猴。

每捉到一个知了猴，在父亲眼中，这是孩子口中的一片肉。吃不了的知了猴，母亲放到咸菜缸里腌几天，再用针线把知了猴穿成串，搭在晒衣服的绳条晾晒风干，这样可长期保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的冤案平反，他和先前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第一年过春节的年初一凌晨，父亲夜里两点就起床放鞭炮、下饺子。虽然我们有“年饭吃得早，日子过的好”的风俗，但这也许是对他压抑后精神上的一种释放。

平反后铁路部门来的信件

年生产队第一次扩村，安排年轻的后生结婚建房用地。会上队长提出一个要求，生产队有二十余头牲口，每天都要到土井里挑好多桶水，供牲口饮用及淘草使用。

这是一个很累的活，没有人乐意干，必须从这十几家待分宅基的人家中选择。父亲主动站出来，自己愿意干这个活。队长为了奖励他，这十五块宅基供我们家随便挑选，不必抓阄，父亲毫不犹豫地挑了一号不太理想的地块。他当时的心情，应是历经沧桑以后的一种慈悲、一种怜悯。

父亲一生不信鬼神，他常说：“何处是风水，墓田即心田。做人要有良知，做事要有良心。”在他人生最低谷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受着管制，他仍然是敢说、敢当，当然敢做被“剥夺”了。

即使周围的不少人把他看作瘟神，纷纷远离他，但父亲心胸似海。那时的农村，有一手好木匠活的人少，父亲从不吝啬，对十里八村的百姓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总是用手中的锛、刨、斧默默地提供无偿帮助。

父亲自己做的工具，用于门框花边起槽的刨子

“人到七十古来稀”。年过古稀的父亲突然有一天向小辈宣布，他要学习文化，并且找来侄女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

他从汉语拼音学起，自己不会的就问孙辈。因为年龄大的原因，父亲今天学会，明天就忘了。他好问侄女，侄女总是说：“爷爷你真笨，这个字给你说几次了。”他经常告诉孙辈，爷爷都七十多了，还要学习，你们更要努力。

父亲通过几年的学习，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语文课本全都学会。

当好友崔振把六年级语文送到他手上没几天，父亲却走了。

他走的很突然，从生病到去世，也就短短三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年轻时历尽坎坷，晚年的父亲身体不是多好。

可以他总是自信的说自己能活岁，这也是他乐观精神的表现。

父亲走时虽然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就是平时对我们的要求：强不惧，弱不欺，做一个有良知的人。

十年了，我时常想，父亲这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他去世三天后，我在他穿的衣服里翻出五元六角钱，更没有存款。他留给我们子女，就是做人的道理，这也是我一生的财富。

这些年，我常常想念父亲，想他的人生灾难有好多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一天我翻阅《季氏族谱》，终于找到了答案。

他第一次入狱是尽孝，第二次入狱是尽忠。

忠孝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只是被父亲以入狱的方式传承了下来。

今天，我写我的父亲一文，因为我父亲的一生经历正是我们国家那个新旧时代的缩影。

正如奥地利著名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说：“我所讲述的根本不是我的遭遇，而是我们当时整整一代人的遭遇一一在以往的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代人有像我们这样的命运多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