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鸣》文学期刊 　　题记:上世纪四十年代未，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刘家场老街一群年轻美丽的时尚女媛，摒弃封建传统的旧观念，打碎旧习俗所束缚的枷锁，抛弃家境优裕的旧式家庭，勇敢地投身崇高事业，奔向革命阵营。以自己的青春年华，演绎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谱写了一曲高亢激昂的壮美赞歌。

一

　　据《松滋县志》（年版）中记载：年1月中旬，湘鄂西共产党外围组织民主建国团在松滋县刘家场冯家窑正式成立。总部执行委员刘家瑞，周世远（即周健年近九十，现居宜昌。笔者注）田子模、杜文华组成。主席兼组织部长刘家瑞，宣传部长周世远，总部设冯家窑（即李家湾）。同月，湘鄂边地下党领导下的革命妇女群众组织“十姊妹”也在刘家场（刘华平家中）组成，负责人为刘琼芳（刘华平胞妹，刘家瑞堂妹）根据上级指示，由刘琼芳负责物色有声望之家，要求民主进步，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女青年，以女子联谊，切磋针红和读书习文为名，组成小团体，进行公开活动，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刘琼芳很快在刘家场地区结纳6名女青年组成十姊妹。传递党内信息，掩护同志，送信引路等。后来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十姊妹成员转移到五峰（壶瓶山）参加游击队。

　　另据《中国共产党松滋历史》（第一卷-）载：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刘家瑞偕毛云峰赴荆门北山，向襄西工委汇报，工委指示将江南不宜居留人员撤往江北。从江南输送一批知识青年到解放区。遵照这一指示湘鄂边五县据点先后组织两批知识青年到襄西解放区。

　　湘鄂边五县据点还在刘家场组织了一个革命妇女群众团体“十姊妹”。成员有刘琼芳、付振玲、胡孟群、易元珍、刘凤云、刘云（刘家琼）、杨秀国（杨屏）等。负责人为刘琼芳。

　　“十姊妹”没有成文的纲领和章程，却有十分明确的任务。这就是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包括武装斗争，人员转移，统战工作，侦察敌情，掩护同志服务生活。“十姊妹”的女青年们利用自己土生土长，通晓当地民俗社情的有利条件，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她们本身也在斗争中得到了磨练，有的以后转为民主建国团团员。

　　自“十姊妹”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顺利安全地撤离到五峰壶瓶山、江北解放区后，她们（其中几人是逃婚）本人及其家庭发生了哪些变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和共产党建政后的新社会中，她们的家人又受到了什么遭遇？她们在撤离家乡前后及解放后，在她们身上又发生了哪些惊险经历和传奇故事而被老街人们口口相传追根求源津津乐道？

　　当年年轻貌美，新潮时尚，活力四射的十姊妹们现居何处？其夫君和子女情况又如何？

　　笔者试图一一作些叙述与剖析。只是岁月久远，今是昨非。其当事的亲历者以及她们的家人散布全国各地，有的健在，有的罹患老年痴呆症，神志不清，甚而有的已过世。再则，其家属知情者也知之不多，百口相传，众说纷纭，语焉不详。各种资料亦有限，冀盼读者诸君见谅并不吝赐教指正。　

二

　　在刘家场这个偏僻闭塞的鄂西南山区小镇，历来素有反抗强暴统治，争取民主自由而勇敢斗争的光荣传统。

　　自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后，松滋大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革命斗争风起云涌，革命激情一浪高过一浪。沙道观、杨林市、刘家场等到地的农民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

　　年元月，在松滋县党部的领导下，松滋女青年邵远志（出生书香门弟。在武汉就读女子学校）出面创办了全县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她们积极倡导打破封建礼教束缚，谋求女性同胞的合法权益，宣扬男女平权，主张婚姻自主，打倒“三从四德”，尽力争取妇女的合法地位。当时以刘家场、街河市两地的妇女活动开展最盛。

　　九岭岗起义总指挥张波臣，张定国，杜登庸（刘家场老街人，其女儿付明惠，现居荆州东门外）等人在刘家场北街火官庙创办了贫民夜课学校，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队伍。

　　他向自己的爱人易静满、胞妹刘凤云、堂弟刘华平、堂妹刘琼芳及街坊其它男女青年等人宣传共产党的理论思想和革命宗旨。其家人及亲属受其影响和感染，逐步认识接受，靠近共产党，并加入其地下党组织，竭尽全力为党工作。

　　那时，庆贺寺简易师范附中成立了一个孩子剧团。每到周未，剧团都要开文娱晚会，演出活动就在庆贺寺内由大雄宝殿改成的饭堂兼礼堂。到了晚上，临时剧场的大屋梁上吊着的几盏桐油灯将大礼堂照得通亮。师生们围坐在台下，形成半月形，礼堂里外还挤满了从四乡八岭赶来看新文明戏的男女老幼群众。

　　因刘家瑞、刘华平两堂兄弟是地下党负责人，经常活动于庆贺寺学校内。他们时而邀约妹妹刘凤云、刘琼芳及她们要好的闺蜜到校内观看演出，她们也非常乐意结伴前往。通过看戏，使她们大开眼界，也经常被剧情所震撼和感染。她们也经常学剧中人物哼哼唱唱，不亦乐乎。不久，他们就学会了很多抗日救亡歌曲，如：《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等。她们还喜欢看反封建的剧目《打渔杀家》《花木兰从军》等等。

　　有时，简易师范的师生们还组织队伍，列队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贴标语。并在刘家场街上集合民众，向他们作抗日形势的演讲报告，宣传不作亡国奴，抗战图存的主张。并经常在柳林河坝、河街河堤边的私家凉亭（财管所对河岸）搭台表演节目。简易师范的各种社会活动，使刘家场成了松滋最活跃的地方小镇，在湘鄂边地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抗战激情和斗志。

　　刘琼芳和一帮小姐妹也时常跟在游行队伍后面走向街头巷尾，对于演出活动，也是从不掉号，场场必看。

　　所有这些，使她们拓宽了视野，认清了形势，在幼弱的心灵里烙下了极为深的印象。她们痛恨蹂躏我们家园的日寇，期盼我们的美丽祖国，大好河山成为一个无战争，无欺压、讲民主、讲自由，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国度。

　　她们心中埋下的革命种子必定会在这片热土中萌生发芽，开花结果。

　　个人的命运是与时代息息相连的，这些逐渐觉醒的女性，在人生的嬗变中终于向时代跨进了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机的成熟，水到渠成。这些大家闺秀，名媛淑女在若干年后，毅然决然地冲破旧世界的壁垒，撕裂旧礼教的樊篱，诀别旧式家庭的桎梏。走上了一条寻索真理，追求民主，渴望自由，实现理想的革命之路，她们由柔弱的娇美女子变成了一个个英姿飒爽的革命军人。

　　她们生命中的那份朴拙真诚，使她们看准了方向，把握了脉搏，选对了道路，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这些巾帼英雄用火热的青春，激情的年华谱写了自己的别样人生，传奇生涯。 　　

三

　　昔日故人今安在？多少旧事烟云中。

　　年夏日的一天上午，一位身材高高，皮肤白晳，步履稳健，戴着墨镜，满头银发的老太婆和一位身材高大壮硕的年轻男子（老太婆的侄儿子刘前，为武汉公安局某处处长）从武汉专程回到刘家场。他们从北街缓步向河街走来。

　　老人望着这既熟悉又陌生的老街景，老房屋，心潮涌动，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那充满沧桑的老街、那深幽的小巷、斑驳的老墙，似乎也在依稀地辨认着这位曾经在此居住并度过青涩年华的老居民。

　　那悠悠流淌的柳林河水，也在低吟浅唱中，欢迎这位飘泊多年的游子归来！

　　啊！老街，啊！柳林河，我终于又一次回到了你身边！

　　老人在心中默默沉思，大声呼唤……

　　老太婆和那位同行的年轻人凭着心中的记忆沿着河堤往上河街一路寻觅，打听询问，当她们来到临河的一栋老屋前，向屋内的一位古稀老者（烟草公司退休干部刘光月，为刘家瑞夫妇侄女婿）打听当年的同伴姐妹付振玲的娘家老屋居住的弟弟付振环时，她向刘光月问道：“这里是不是付恒兴大老板付玉川的二公子付振环的家啊”？

　　刘光月面对眼前的一老一少，并不认识。当他得知二人的来意后，便用手一指说道：“他们就住在我家后面”。

　　老少二人经指点后，便径直来到刘家后面的老屋（河街号）前，老人对大门前坐着的一位老者又问道：“这里是付振环的家吗”？

　　房中主人见门前来了一位不认识的银发老妇人，他心中虽有疑惑，但连忙回答“我就是的，住在这里，您是谁？”

　　“我是刘琼芳，您是振环弟吧？”听着对方熟悉亲切的乡音，老人欣喜异常地答道。

　　老者听着同样熟悉的语音且似曾面熟的老人，忙不迭地回答：“是的，是的，我就是振环，您是琼芳姐吧？快请坐，快请坐！”

　　付振环十分热情地将老人和其侄儿让进屋内落座。他已认出老妇人，真是乡音未改，鬓发衰啊！

　　原来，来客就是当年和自己的姐姐付振玲一道跑出去的刘琼芳回刘家场来了。

　　两位年过古稀老人，互相凝视着对方，都努力地从脑海的记忆深处，搜索着对方昔日的容貌。两位老人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感叹不已！遥想当年青春年少，转瞬一别，如今已是皱纹满布，苍苍老叟老妪矣！

　　真可谓，休看当年骑竹马，转眼已是白头翁！

　　他们互致问候，嘘寒问暖，回顾往事，畅叙别情。

　　老妇人向付振环打听了其姐姐付振玲及其它闺蜜姐妹的近况（解放初期，姐妹们还互有联系，只因各自成婚立家，劳燕分飞，随丈夫分到了全国各地，其联系便中断了）。

　　刘琼芳还告诉付振环此次返归故乡的主要目的。除了故地重游，拜访亲友外，还打算在老家找一位家庭保姆。因老伴刘瑶去世后，倍感孤寂，加上年事已高，腿脚不便，自理能力渐差，在家乡找一位可靠的保姆来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以安度晚年。

　　两位老人分别时，依依相惜，互道珍重！，

　　只是就此一别，再见何时？

四

　　刘琼芳的夫君刘瑶是个老革命，解放初期任宜昌市专员，后调任湖北省财政厅长，从武汉钢铁总公司党委书记（省级干部）任上离休，刘琼芳曾任宜昌市团委书记。

　　刘琼芳是老街“十姊妹”负责人，她是由担任湘鄂地下党负责人的堂哥刘家瑞、胞哥刘华平（刘家场第一任区长，后任过松滋县副县长、松宜铁路局党委书记）将她和其他姐妹们领上革命道路的。她受两位哥哥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逐渐认识了共产党，坚定了信念，向往自由，远走高飞。终于冲出了羁绊自己的牢笼，成了旧世界的掘墓人！

　　年10月，在刘家瑞、刘华平的策划组织下，在月峰山边的刘华平家中（官渡坪村四组）由刘琼芳、付振玲、胡孟群、易元珍、刘凤云、刘云（刘家琼）、杨秀国（杨屏）七人组成的团体，号称“十姊妹”。刘琼芳就是这个组织的领头人。在此之前，她们还串联过其它姐妹参加该组织。刘琼芳联系从她家“全泰钰”店铺转手开办“同发祥”老板的幺姑娘杜某；付振玲则动员自家的帮工付振英，要求她们也加入“十姊妹”组织，但都没成功。她们都以年龄小，没文化，不宜远行而作罢。

　　刘琼芳的父亲刘玉如在老街开设“全泰钰”杂货铺，娘家哥哥刘华平、弟弟刘西平和自己一样都参加了革命，是个革命家庭。

　　解放后，哥哥当上了松滋的副县长，弟弟在宜昌地质部门任负责人，几位兄妹也在其它战线工作，还有一位幺弟刘家勇在原刘家场汽车运输五车队任过经理。

　　“十姊妹”成员之一的付振玲（环珍），娘家开设“付恒昌”布铺。父亲付玉川（老街人都称他大老板），经公私合营后在松滋二医工作，是二医著名的中药炮制工。他勤勤恳恳，为二医的中药工作做出了较大贡献，直至退休。

　　大哥付明奇，毕业于国民党南京中央大学，为高材生。解放后，曾在刘家场一中及贺炳炎中学任语文教师多年，大弟付医院中医师，后任防疫站主要负责人，为中共党员。

　　付振玲年轻漂亮，知书识礼，有文化，既能说会道，又能歌善舞。

　　她在婴儿时，父母就给她开了娃娃亲，双方大人凭着祠堂和众乡邻互换了生庚，拿了八字，两家的父母都郑重其事，互相当亲家来走动。

　　付振玲的夫家住在庆贺寺，姓胡，名朝堂。此君幼时头上生疮，久治不愈，成了瘌痢头，相貌欠佳。

　　她从小生活在富足之家，人生得标致，又读了几年书，算得上是一个时尚的新潮女子，她怎么看得上眼这个乡下小夫君呢？

　　及至两人长大成人，双方家长聚首商议，为他们二人办理婚事。哪怕女方姑娘极不情愿嫁到胡家，但圄于千百年的传统习俗，早年缔结的婚约是不得随意反悔的。如果女方执意退婚，那将付出不菲的代价，女方则以钱款，粮食和田产赔给男方。

　　付振玲的父母及其家人亲戚都苦口婆心地规劝她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标标致致地嫁进夫家，以免多生事端。

　　但是付振玲不改初衷，坚执不从。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她在被家人逼婚，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自己便作了一首谣歌向家人宣示：“养女不嫁胡朝堂，上长癞子下长疮，一个瘌咣铛”。

　　后来她加入了“十姊妹”，大家相约一起出走。这可是天赐良机，自己想睡觉，便有人递枕头，她借此机遇，逃婚了。

五

　　付振玲出走的那天晚上，因是她祖父去世三周年的忌日，家中请道士在家中做法事，超度亡灵。因前来祭祀的亲戚及街坊客人很多，家里还请了几位厨艺不错的局长师付主厨，并请了一些帮工帮厨。其中，付振玲的姑妈付玉兰住在北街，因为离家近不是住家客，她要回家休息。自己的哥哥付玉川便吩咐姑娘付振玲提着一盏马灯送姑妈回家。

　　当她从姑妈家出来后，就没有返回家中，快速出北街口，朝松木坪方向奔去，因这天晚上是十姊妹相约出走的日子。

　　付振玲刚和姑妈出门一会，胡孟群（住在付家斜对门）便推开付家虚掩的店门，她人未进门，站在门口探头问道“振玲在家吗？我找她有点事。”

　　此时，付振玲10余岁的弟弟付振环正坐在自家店内的长条椅上，不谙世事的他见有人找姐姐，便连忙告知了姐姐的去向。胡孟群得知后，便连忙退出店门，疾步追赶付振玲去了。

　　这天老街还办了一场红事，老街“吉泰祥”杂货店家的大公子魏家齐完婚。

　　魏家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家中贺客不断，喜气盈庭。其中宾客中就有很多是“十姊妹”的家人们。大家都争相到魏家送恭贺，道祝福。

　　刘家场老街的这两场红白喜事，在喜庆和追思的喧闹声中，老街人们都沉浸其中，无睱顾及其它。这在无意的巧合中，为这群青年女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出走机会，成全了她们脱离旧式家庭，义无反顾地走上改变人生命运的道路。

　　第二天一大早，当忙碌了几天的几家人发现自己的孩子彻夜未归，不知去向时，都乱了套，各家连忙派人四处打听寻找。付玉川大老板甚至还请人赶到洋溪等地也找了，但就是不见付振玲的身影。

　　老街的各商铺和居民也都发了炸，纷纷打探，交头接耳，互相转述，惊诧不已。

　　“哎呀，全泰钰家的大姑娘琼芳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全泰德家的细幺姑（刘凤云）也不见了踪影”。

　　“付恒兴付玉川大老板的环珍（付振玲）昨天一夜未归，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胡嗣元的大姑娘紫姑（胡孟群）也没见到人影了”。

　　“易泰昌药铺的易元珍和刘鼎山的姑娘家琼（刘云）也不见了。”

　　“那个嫁给官渡坪熊全美的西斋姑娘杨秀国（杨屏）老师不知道是不是也在她们此之前就跑了？”

　　这个惊天消息也迅速传到了刘家场区公所和国民党驻军15军的侦缉人员耳中，他们急忙派人四处打探、寻找，准备一举缉捕。

　　一时间，刘家场老街整条街都是谣言四起，人人都被闹得人心惶惶，心绪不宁。

　　老街一夜之间竟然跑了几位年纪轻轻的美貌女子（有的还是未出闺的黄花闺女呢），各种传言与猜测，甚或非议在人们中间不径而走。

　　逃婚？走亲戚？抑或是结伴游玩，出去看大世界？不得要领，尽皆不知。

　　不过，老街有些人心中是清楚明了的。种种迹象及蛛丝马迹表明，他们也可以断定，肯定是刘家瑞、刘华平、刘德如、刘松如这几个刘氏家族的搞架子们，成天在外面搞来搞去，祸进祸出，搞什么地下党，把自己刘家的妹妹、姨妹子们弄到共产党的队伍里去了不说，现在又拐跑了几家店铺的姑娘。

　　这些年轻姑娘们，似乎在人间蒸发了！

六

　　付振玲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在地下党交通员的接应下，她和胡孟群等人连夜跑到了松本坪大地主刘西伯家中。因刘是当地首富，很有威望和势力。平时，刘西伯也时常到刘家场老街购买各种物品及看病抓药等，和付玉川大老板也很相熟，经常走动，互有往来。再则，他家中来几个客人也很正常，无人怀疑，还有更重要的是他的几位公子中，就有参加共产党的（其中一位，解放后在新政府中任要职）。躲藏在他家既可靠又安全。

　　几天后的一天清晨，付振玲精心妆扮了一番，她换了一身长布衫，头上扎着青布包头，脚穿草鞋。因是秋冬时节，她还用一条大围巾将整个脸部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整个行头俨然是一副五峰深山土家男人的装束。’她紧紧跟着向导，低垂着头，疾步如飞，生怕碰到了熟人

　　说怕事，偏偏来事。当她们一行刚走到山溪口（现山鹰光学仪器厂边）时，碰到了老街人熊全刚（在老街开饼铺）。他无意中，抬头一见，目光所及，双方目光刚一对视，彼此心中大惊。因都是天天见面的老街坊邻居，两人都认出了对方。大家心照不宣，都不搭口说话，付振玲连忙侧身疾走，匆匆赶路。

　　熊全刚和付振玲乍一打照面。似觉面熟，凭其身段举止，马上认出了对面的青衣包头人就是街上“付恒兴”大老板付玉川的独姑娘环珍（小名）。他也清楚地知道，振玲背着家人，跑了几天未回家，她家中正急着到处找她呢。

　　熊全刚回到老街后，并没声张透露振玲的行踪，他也知道，街上这几天风声很紧，乡公所的乡丁和国民党15军的人也在到处寻她抓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只当没有这回事一样，一直将这个秘密隐于心中。

　　付振玲一行到五峰壶瓶山游击队根据地后不久，又接到上级通知，要迅速转移到江北根据地去，以迎接解放军渡江，解放全中国。她们几们姐妹在向导的引导下，又辗转来到沙市对河的埠河住下。第二天便乘小划子船过江，向导安排她们住进了一家小栈房。因几天来的辛苦奔波，闷在店里也无事，心中发慌，便相约到这大码头的街上去逛一逛，放松一下，散散心，顺便买点身边需要的东西。

　　万万不曾料想，她们又在沙市中山路上遇到了刘家场的几个熟人，异乡相见，大家格外亲热。付振玲几人忘乎所以，高兴之余，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处境，无意中告知了对方自己所住的旅店，并相约他们到其住店中去玩。

　　她们和老乡们客套地搭讪了几句，便匆匆回店了。当回到店中，她们心中一沉，猛然惊醒，万一那几个老乡回家说漏了嘴，讲出了我们的去向，岂不是坏了大事，前功尽弃了？

　　她们悔不该口无遮拦，自暴行踪。这几个黄毛丫头心中越想越后怕，睡意全无，大家都急商对策，待到夜深人静时，她们一个个跳窗而出，悄然离去。

　　她们在江北派来的向导带领下，一路上，穿山越岭，风餐露宿，跨沟涉河，艰难跋涉，穿过重重封锁，躲过层层盘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安全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后来，十姊妹的其它成员也分期分批的陆续来到了江北解放区。

七

　　老街上的头面人物胡嗣元的爱女胡孟群也悄然离去，不知去向。

　　胡孟群在娘家时，曾通过媒人讲过婆家，男家为紧邻刘家场的宜都松木坪首富刘西伯，刘家三公子刘凤娥将会成为她的夫君。

　　刘西伯家除了经商外，还开有煤矿，家中田产家财颇丰，可谓富甲一方。

　　胡家在刘家场也是显赫家族，胡孟群的爷爷胡汉生是清未秀才，原住刘家场李家湾，后迁居老街。父亲胡嗣元为县参议员，当地名医。他曾任国民党乡长，区长，他还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初期错杀，上世纪八十年代平反昭雪）。

　　胡、刘两家可谓门当户对的上佳联姻之家。

　　刘西伯和家人如有病痛时，常从松木坪坐滑竿到刘家场老街找胡家看病。一来二去，人熟了，关系越来越亲和融洽。当谈起儿女婚事时，两家大人都想促成婚事，做儿女亲家。

　　九娘生九子，九子九个样。富家子弟，多为纨绔。刘西伯大儿子刘家金患疾病死，二儿子刘家规娶老婆姓艾，小儿子刘家环从小被家里送到外地读书，是个进步学生，后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前，他因在共产党内做事，懂政策，会看形势，他极力主张将家中田产送给贫苦乡邻，以免划上高成份而不利刘家。

　　刘家三公子从小娇生惯养，游手好闲，且宿花眠柳，尤为好色，在当地是一恶少。他仗势欺人，鱼肉乡邻，作恶多端，百姓们非常“麻恨”他。刚解放，农会的贫雇农们就一绳子把他捆到农会吊打审问。这些刚刚翻身作主人的乡亲们历数他的种种罪状，激愤之下，三公子就被几个苦大仇深，受过他欺凌的群众用钉耙将他活活打死了。

　　胡孟群曾多次去过刘家，她硬是看不上刘家三公子的富家公子哥的派头，心中极不满意家中一厢情愿，为她讲的这门亲事。

　　最终，胡刘二家未能结为秦晋之好，以至两家父母、亲朋好友、四岭八乡都看好的婚姻无疾而终。

　　自己的掌上明珠突然失踪了，胡嗣元其实也是心知肚明的（因他本人就是地下党员）,他明里任职于国民党县乡政权，是个炙手可热的台面人物。如果上峰得知自己的女儿竟然也跑到共产党的队伍里去了，追查下来，给他安个知情不举，资匪通匪之罪的话，他是吃不消的，就是不掉脑壳，也有几年牢狱之灾。

　　当自己的爱女和其它出逃者在分散出走几天后又集合在月峰山边刘华平家中时，胡嗣元还叫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胡文颖给胡孟群悄悄送去了盘缠，以供路上开销。

　　后来，地方当局及国民党15军的侦缉人员通过多方明查暗访，侦知其女儿确实跑到“共匪”那边去了。

　　他们派人到胡家搜查抓人未果，后不知何人点水告密，将胡嗣元从胡家对门商户刘汉嗣家中的阁楼上擒获。

　　随后，国民党15军的军警将胡嗣元作为松滋县三大共匪案之一（另两案为雷次勋（即雷鸣泽）案和高子谦案）将其全家老少（有两个儿子因故未去成，）押解到洋溪（一说麻水）国民党监狱，关押了几个月，直至解放。

八

　　易元珍娘家是老街极负盛名的“易泰昌”药铺老板易开卷的幺姑娘，哥哥易远祥（易林初）医术高明，远近闻名。解放后，公私合营，医院，担任坐堂中医。原家中店铺药柜药坛全献给了公家，一直使用了几十年，那个易泰昌使用了几辈人的黄铜冲药罐至今还在二医中药房为患者服务。

　　易元珍的姐姐易静满嫁给了湘鄂边界地下党负责人刘家瑞。刘家瑞对自己的这个姨妹妹影响很大，如果不是他的引导，易元珍的人生道路将是另一番景象。

　　当易元珍还是婴儿时，就被指腹为婚，摇窝开亲放了婆家，夫家是柳林河对岸冯家窑的向志绪。

　　出嫁时，娘家为了讲名望，图热闹，为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请手艺高超的木工在家中打制雕刻家业，一打就是几个月才完工。准备了时尚高档的宁波床，红漆堂堂的双衣双柜，崭新的被褥蚊帐。并派专人从外地采购了江西瓷描金边的细瓷碗及其它生活用品。什么金戒子、金手镯、金耳环等金货也样样俱全。伴随她风风光光地抬到了夫家。

　　在佳宾云集，良辰吉日的大喜之日，易家大整酒席，高朋满座，共贺“易泰昌”的幺姑娘出嫁。

　　当男方接亲的花轿上门后，易家便按传统的旧式礼节，按时发亲，将幺姑娘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嫁出了大门。

　　易元珍嫁到夫家一个月左右，就发生了不辞而别，逃婚远去的大变故。

　　她在娘家做姑娘时，就受胞姐易静满、姐夫刘家瑞的影响，倾向进步，渴望自由。加上老街一帮姐妹们的串连游说，她也秘密地加入了“十姊妹”组织。只是女大当婚，身不由已。当婚期逼近，只得遵循父母之命，告别少女时光，嫁人为妻。

　　她虽有不甘，但也难违父母之命的千年家规和古训。

　　嫁进夫家后，她虽也准备打下身子，和男人一心一意地过日子，但心中始终存有一份美好的信念，向往着外面的精彩世界。

　　当姐妹们悄悄地向她传达信息，并告之出走的日期时，心中还是有些恋恋不舍，犹豫不决，对于待她不错的夫君还是心存好感的。

　　向志绪从小生在山乡，加上文化不高，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不想到外面去闯世界，只想和妻子守着老房子和几亩薄田，生儿育女，苦讨生活，安心安意地经营着自己不愁温饱的小日子。

　　到了约定时间的那天晚上，易元珍借故赶茅室，悄悄地揣上自己喜爱的一件嫁妆，一对自己精心锈制的鸳鸯枕套，还带了金银首饰银元等，以作路上的盘缠。摸黑淌过了门前的柳林河水，偷偷溜了。

　　当她穿着湿衣裤，跑到对河杨家台，敲开了刘英伯家的门（地下党员刘松如的父亲，解放初期，曾和易元珍的二哥易远和开过“协和”布店），主人连忙为她开门，让进屋内，并为她烤干了衣服，她也叮嘱主人不要声张，自己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后来，地下党派人将她接走了。

　　这下可苦了夫君向志绪，妻子明明说好去解手的，怎么去了老半天还不见回转？他猛然惊醒自己的老婆肯定是“放团鱼喝水，一去永不来了”。因他曾风闻自己的新婚妻子要和街上的一些姐妹们要跑到外面去。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老街岳丈家找人。易家父母也不知女儿的下落，哪里能交人呢？但他们心中也清楚，自家姑娘肯定是在她姐姐和姐夫的鼓励下，远走他乡了。

　　后来，向志绪又多次到老街要人，但空手而归。岳父也对女婿说“元珍在家里，我可以用家法教训她，生是我家人，死了归我埋。可她已是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再说她人早已进了你向家门，又是从你家跑出去的，你再找我的“歪”要人，就没有道理了”。

　　向家的人想，煮熟的鸭子飞了，进了门的媳妇眼睁睁地从自己眼皮底下不辞而别，也怪不得女方大人，只恨自己没招呼好，只得自认倒霉，吃个大闷亏。

　　其实呢，易家人也是一巴掌塌倒嘴——说不出口。确实是自己的姑娘背了理，怪不得男家，娘家给姑娘的满堂嫁妆更是不好讨要，全部留在了向家。

　　不过这件婚事满街皆知，成了刘家场老街及周边乡邻茶余饭后的大笑话。

　　毕竟，这是件男女双方都大失脸面的事。

　　一夜夫妻百夜恩，何况厮守一个多月，耳鬓相磨、明谋正娶的夫妻？易向二人还是蛮有感情的，他们还想重温旧梦，恢复那段婚姻生活。

　　解放初期，已参加工作的易元珍回到刘家场后，曾专门到向家和夫君见了一面，还带其到宜昌玩了几天。她是打算和向志绪再续前缘、双栖双飞的。当年，曾经住在易家和姐夫刘家瑞的上级，任湘鄂边区特委书记的李东波任宜昌市专员，请他帮忙给向志绪安排工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于妻子的劝说，向志绪始终不为所动。他认为自己没文化，水平低，到大地方去工作，恐怕搞不好，闹笑话。元珍见这个夫君硬是脑子不开窍，游说无望，只得和他好说好散，平平和和地解除了婚约。之后，易向二人亦梅开二度，另择佳偶，各自成家立业了。

　　再后来，易向两家还是互当亲戚，走得蛮亲，年头时节，互有来往。

　　上世纪未，易元珍的哥嫂先后故去，其埋葬地就在李家湾水库边二姑娘易洁彬家不远处的一块山坡地上。两老生前，向志绪。这个曾经的女婿，就一再向他们许诺，你们百年之后，就埋在我家屋后面，我有一块自留地，送给你们做坟山。只是二老没有葬到前姑爷的自留地里。

九

　　刘凤云是老街商铺“全泰德”老板刘德成的女儿。该店主营绸锻布匹，兼营其它货物，是个生意兴隆，信誉良好的老字号。

　　由于自己的哥哥刘家瑞和家嫂易静满在外搞地下党活动，当经费不足时，他们经常从家中提取现洋，不几年，竟然被哥嫂毁家纾难，把一个好端端的老店铺给整垮了。

　　对于这个满门革命，从事地下党活动，危害党国，蛊惑民众，扰乱社会之家，地方当局和上峰颇感头疼，必欲除之而后快。刘家场的乡丁和国民党驻军15军的侦缉人员三天两头跑到刘家要人，硬是要刘凤云交待哥嫂的行踪。

　　对于军警和乡丁们天天上门的无理纠缠，刘凤云被逼无奈，干脆一问三不知，不发一言，索性毫不理睬，甚而装疯卖傻，不吃不喝。军警见她软硬不吃，从她身上榨不出半点油水，人也被逼“疯”了，才不得不放过了她。

　　自加入“十姊妹”后，她积极支持哥嫂的革命活动，经常为地下党做些通风报信，传递情报的工作。

　　后来在哥嫂和堂哥刘华平的秘密策划领导下，她也和姐妹们一样投向了五峰壶瓶山江南游击队，后到江北，转至襄阳北山解放区。

　　刘凤云和全国著名摄影家、记者权超（我镇三堰淌村人）为同班同学并同桌，其就学的校名为松滋县中心小学，校址在刘家场老街北街的火官庙内。校长为本街人刘以华（解放后被错杀，年轻有为，有学识、有文化，死时年仅25岁）教导主任为刘建华，班主任为刘宝珊（胡家台人）。

　　两人学习努力，成绩上佳，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学校按其成绩分数高低编学号。权为1号，刘为2号，他们私交甚好。

　　解放初期，在宜都一中就读的权超和刘凤云不期而遇，见过一面。当时，刘凤云作为解放军某部代表，从宜昌来到宜都陆城，由校长陪同，登台给全体师生作报告。

　　当权刚刚和刘凤云见面时，眼前不由一亮，欣喜不已。不曾想他们这对同桌同学竟在宜都见了面。分别数年的老同学畅叙别情，相谈甚欢。除了同学关系外，他们还有另一层关系。由于关系好，他们经常到各家玩，刘凤云还曾拜权超的一位姐姐为干姐姐，她和权超也以姐弟相称。

　　刘凤云还积极鼓励和支持权超赴朝鲜参加志愿军，为保家卫国贡献青春。

　　两人宜都一别，再也未曾谋面，如今都已成了耄耋老人。

　　刘家琼（参加革命后改为刘云）是老街商人刘鼎山的姑娘，家中比较富足，父亲在刘家场算得上是个有名望，有头有脸的人物，

　　她也受其本地共产党人的影响，参加了“十姊妹”，后也奔向了江北解放区。

十

　　十姊妹之一的杨屏（杨秀国）不是刘家场本地人，她家住西斋，有文化，也是个大美人。她后来嫁给刘家场官渡坪村（现2组）的熊全美为妻，丈夫为国民党空军飞行教官。婚后，生有一女，因丈夫长期在外忙于军务，很少回家，对家中妻儿照顾欠佳，因而杨屏有了第二次短暂的婚姻，嫁给了街河市雷家祠堂某人为妻，但未生育。

　　杨的第一任丈夫熊全美在家排行老二，因长期在外，久无音讯，担任教师的妻子也忙于教务，不能抽身照应孩子，他们的女儿只能交给哥哥全财全力照应。

　　因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业和政治前途，杨屏和丈夫唯一的女儿便由熊姓改为杨姓。随母姓的杨超现在广东工作。她没有忘记熊家及伯父熊全财的养育之恩，时常回老家看望老人，并赠钱赠物。

　　解放初期，杨超的亲生父亲熊全美曾潜回一次官渡坪家中。一天傍晚，有人看见他从向家畈撮箕口（现为生猪屠宰处）沿着河沟一路低头急行，生怕被熟人发现后告密于当地农会和民兵中队，那将会有生命之虞。

　　熊全美身着将校呢服，脚蹬长统马靴，还蛮威哨的。据说，他还随身带了几支短枪，他在家中没有久留，免得夜长梦多。他向哥哥简单地交待了几句，给女儿留下了一笔生活费后，就匆匆作别家人，从此再也没有回刘家场。

　　杨屏的‘伯老哥哥’熊全财在改革开放，两岸民众互通往来后，每到逢年过节时，刘家场镇镇政府就通知熊全财作为台属代表参加座谈团拜之类的会议，并发给纪念品等物。

　　只是他的兄弟熊全美一直没有回家探过亲，是否健在，究竟身居何地？不得而知。有人说他在美国，有人说在菲律宾，还有人说在台湾，传言纷纷，不知端详。

　　至于，他哥哥每年都参加当地政府召集的有关会议，那肯定不是随意而为的。对于这位国民党空军军官，有关部门必定心中有数，册上有名。

　　因而杨屏也是作为逃婚出走的，她的出逃经历也颇具传奇色彩。

　　杨屏在担任教师之职时，就倾向进步，支持革命，当上级安排十姊妹到江北时，她便积极响应，踊跃前往。

　　根据组织安排，杨屏和一位叫杜文华（民主建国团执行委员、江南游击队政委）的青年扮作一对假夫妻，一路同行。

　　杨和自己的“丈夫”，素不相识，但为了服从组织安排，也只得勉为其难，和杜文华一块启程。

　　他们二人穿深山密林，走崎岖小路，来到了长江边的小镇洋溪。在这个商贸兴旺的货物集散地码头边，只见岗哨林立，盘查极严。特别是对过江至北岸的行人客商更是细致严苛。杨屏和杜文华拿着事先开好的假路条，慢慢走到渡船前，他们表情自然，沉着应对。他们对那些挎枪的兵丁们谎称是到当阳去奔丧，说着说着，杨屏还假装哀痛地滴下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因而骗过了哨兵，顺利登船。

　　他们过江后，紧赶慢走，一路潜行，当走到江陵地界时，天便黑了，他们只得找了一家小栈房，安顿下来。

　　因两人是以夫妻名义住进旅店的，理所当然地要同居一室，共眠一床。为了不引起怀疑，避免尴尬，杨屏向老板娘另借了一床被絮，推说自己的“好事”来了。由于旅途劳累，便和衣而眠，倒头就睡了

　　这对“夫妻”晓行夜宿，经过几天长途跋涉，有惊无险，终于经荆门安全抵达目的地－襄阳北山解放区。

十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拋。

　　十姊妹在地下党组织的精心策划下，为了不暴露目标，她们都听从安排，事先商议好，化整为零，分开行动，然后到指定的地点集中后再出发，以免被家人或地方当局发现其不轨而前功尽弃。

　　她们有的躲到月峰庙，有的躲到杨家台、松木坪或者水岩屋何家湾何玉生（地下党员）家。她们一行，之后又在五峰和王亚兰等人汇合。王生于大地主之家，也是个思想进步，追求新生活的女青年。她也是湘鄂边地下党所安排赴解放区的五峰女青年之一。这也真难为了这些如花似玉的柔弱女子们，当时的交通通讯根本没有现在这样方便。但是她们硬是凭着自己的机智勇敢，胆略和毅力，通过艰难跋涉和层层关卡的封锁，相继到达目的地。

　　为了争取自由，求索真理，十姊妹们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传统观念，要从三从四德的家庭妇女的旧模式中跳出来，以自己的叛逆行动撕裂禁锢妇女的樊篱，砸碎围城的桎梏，决不做一个闭塞街巷的小脚女人。

　　接着这些入伍的新兵被分配到了各个部队。她们大多都进了文工团（在家时就有一定的歌舞基础）。在部队的各场文艺演出中她们和部队其他文艺工作者一道热情地为解放大西南及进军华南进而解放全中国的四野等各路大军表演各种精彩的文娱节目。他们还学会了打腰鼓扭秧歌陕北新歌舞。特别是刘凤云娴熟的指挥技艺都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和追捧。

　　十姊妹们个个漂亮，能歌善舞，知书识礼，丰采照人。

十二

　　当这些姑娘们在江北参加革命，庆贺新生时，她们家中的亲属可遭了大罪。

　　这可是件轰动松滋及周边县乡的大通匪之事，案件层层上报至荆州专署和省城，惊动了上层人物。上面迅疾下令，一定要将其抓获归案,严惩不贷！对于这些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竟然成了扰乱社会，动摇军心的恐怖份子，他们非常头痛，一定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刘家场的国民党15军驻军和地方当局闻风而动，大举开展了追缉捕杀行动，除了四处追捕逃犯，设置关卡外，还上门到各涉案者家中，追查行踪。

　　军警和侦缉乡丁们将老街任职于区长的头面人物胡嗣元及家人抓走了，关进了国民党的大牢，胡的大姑娘胡孟群就是通共匪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们要杀鸡吓猴，首先要从她的父亲开刀！

　　他们还将刘琼芳的父亲刘玉如（刘治成）母亲艾刚秀捆绑至火官庙，日夜吊打审问。

　　接着，又将“共匪”头子刘家瑞的家中搜了一遍又一遍，并到他岳父家去骚扰打探。

　　付振玲的父亲付玉川在老街上开布匹店和药店，做点小生意，赚点本份钱过日子，安于平淡生活。但社会黑暗，官匪如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那些乡丁保甲和地痞流氓也经常上门找歪敲钱。付老板是个厚道的老实人，虽说对这些红黑两道的这帮人心怀不满，看不惯这世道，但也得罪不起，只好忍气吞声，留恨心头。

　　看来这不公平的野蛮世道是要变一变了。因而付老板非常同情和支持那些搞地下党的人，通过接触打交道，他对于他们讲话和气，买卖公平，诚信交易深有好感，是可以与之交往的生意人。他也清楚，他们是更大的生意人。再说，自己的独女振玲也是共产党内的人，他们是“办大事”的好人，因此，付老板时常为到他家做“买卖”的“生意人”提供食宿和其它方便，使其能完成搜集情报，传递文件的工作，是个对刘家场地下党活动有帮助的家庭。

　　付老板就为一位游击队的武工队员曾向国民党乡长任耀堂借过一回枪，并救过他一次命。

　　这位经常来他家的珍贵客人是一名武工人员，他是五峰人。付老板只知道他姓黄，不知其名，也不问他的名字，在交往中，只称黄老板或黄先生。

　　此君虎背熊腰，身板魁梧，既但大心细，又机智灵活。他身怀功夫，枪法极准，在地下党中担任联络、侦察、惩奸、收集情报之职，经常往来于石门五峰长阳宜都等地，为地下党作了大量的工作，是湘鄂游击队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武装干才，其威名声震湘鄂边界一带。

　　解放初期，他参加抗美援朝，血洒疆场，战死在朝鲜战场上了。

十三

　　国民党地方当局对于共产党人是极端仇视的，他们对家属，也是一人犯罪，连坐全家。对于这些外逃者的家属也没放过，因而累及了家人，使其遭罪不少。

　　除了前面所述及的刘琼芳、胡孟群、刘凤云等人的父母亲属遭到抄家捆绑关押外，付振玲的父亲付玉川也曾外逃躲藏数月不敢回家。

　　付振玲出走后，军警们天天到付家上门要人。诚然，付家姑娘和其它家庭的姐妹们一样，儿大不由娘。如今，她们的翅膀都硬了，谁知道她们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大家都确实交不出人，有些家庭甚至私下悄悄说：“这些狗腿子们都长了脚，身上也背着家伙，又不是吹火筒，你们有“狠气”的话，怎么不到江北去捉她们呢”。

　　付老板成天忙于生意，还要应对那些兵丁们无休止的盘问呵斥，真是不堪其扰，甚为烦心。他哪怕有个当乡长的弟兄也不能庇护他。兵丁们放出狠话，扬言要是交不出人来就让大人来顶替。当有人告之，上面要抓你了，他便在一天深夜出逃了。

　　付老板究竟躲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家有个帮工叫刘玉清（解放后为供销社职工）险桥人。付老板和他商议后，便让他带路经山溪口、三望坡、向磺矿方向跑去。

　　后来，不知何人走漏风声告了密，一队荷枪实弹的枪兵竟连夜寻迹追来，一直忙到鸡叫天亮后，才停止了追击，无功而返。

　　付老板生怕落屋被抓，在险桥大山脚边的卸甲坪青林坡大财主邱伯川家中躲了几个月，一直到刘家场解放，他才敢回到刘家场老街的家中。如果推迟解放几年的话，付玉川肯定是捱不过牢狱之灾的！

十四

　　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从国民党手中夺下了江山，成了新中国的主人。

　　胜利了，天亮了，刘家场于年7月解放了。

　　刘家场百姓家庭的成分划分工作也如期展开。

　　因刘家场历来是个山货特产丰富的商贸集散地。老街店铺林立，商业发达，是个兴旺的商贸小集镇。老街居民多以小本经商为生活来源，其家庭成分都基本划小商小贩的城市贫民成份，有一部分大商户便划为地主、资本家之类。

　　十姊妹的家庭除了在老街上开门面经商外，有的还在乡下有田产，成了有地之主，这些家庭就被划为了地主。

　　刘琼芳娘屋开设的“全泰玉”商号，刘凤云娘家开设的“全泰德”商号，均于解放前被自己的哥嫂刘家瑞、易静满夫妇，刘华平搞地下党活动时，不断从家中提取活动经费而把生意整垮，败光了家产。坏事变成了好事，两家都成了一贫如洗的一介平民。划分的成份是最低的贫民，但含金量是最高的。

　　胡孟群、付振玲、易元珍等家庭都因家中生意大又有田产，都划为了地主成份，从此入了另册，成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敌对剥削阶级家庭。不曾想，一生勤劳致富的劳动成果，终究成了泡影而随风散去。

　　尤其是胡孟群的父亲胡嗣元竟也被共产党镇压了，付振玲当乡长的二爹付政华也被共产党敲了脑壳。付家更是入了十八层地狱，永远翻不了身。

　　可以说，她们个个家庭中都有被“关管杀”之人，均是有污点的家庭。

十五

　　十姊妹们在解放后，通过多方打听、写信等方式和各自的家庭取得了联系，刘琼芳还从宜昌骑着高头大马，在警卫员的护送下大大方方，光明正大地回家看望了父母乡亲。从而知道了自从大家不辞而别出走后，家庭的变化和种种变故。

　　她们的家庭既遭受了国民党军警的抓捕和迫害又受到了新生政权的不解和歧视。

　　姐妹们都各自成家立业，丈夫都是革命军人，高级干部，她们自己也是通过努力工作，担任了各条战线的负责人，和丈夫一样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她们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过着平静、安宁、美满的幸福生活。

　　只是美中不足的是，大家心头都有一块挥之不去的心病——家庭地主成份。一边是革命军人、干部家庭，一边是资本家、地主家庭，这一对“综合矛盾体”成了大家心中郁闷的大阴影——也成了她们不能触碰的切肤之痛。

　　这个高成份，让各自家庭的政治地位处于一落千丈的最底层，家中店铺和田产全部充了公，往昔的财富、名望、尊贵也成了昨日黄花。从此，繁华远去，荣耀不再。

　　这也是当年这些姐妹们毅然决裂旧式家庭，投身革命事业，为穷人打天下所始料未及的结局。但大家都彼此和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划清了界线，和家中少来往甚至不来往。

　　但家中父老兄妹的态度是，都庆幸自己家中走出的孩子走对了路，个个有了出息，都有好前程，如今已是共产党的一员。她们再也不会偷偷摸摸、躲躲藏藏、提心吊担胆地搞什么地下活动了。

　　她们已是光明正大之人，夫婿也都当了大官，是共产党的大干部，且在新生政权里担当要职，家家都是扬眉吐气，风风光光的革命家庭。

　　易元珍的娘家老父亲易开卷自女儿逃婚后，就心烦意乱，呕了不少气。女儿跑到外面后，又不知生死，为她担惊受怕不少。

　　大哥易远祥及家人生活也过得不愉快，哥哥和侄子易绍楠虽医院上班，也从没舒心过。文革中，侄儿子还被送到新江口青峰山（俗称石头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以接受改造。

　　易家虽曾对共产党作过贡献，家中走出过大女儿易静满，女婿刘家瑞和小女儿易元珍等地下党员，但也是枉然而无济于事。

　　刚解放不久，易元珍也将大侄女易洁玉带到秭归县，培养她读了三年书。在县里任职的姑爹安排她到秭归县香溪矿务局担任会计工作。几年后，因身处深山老林，倍感孤寂，水土不服，易洁玉只得告别姑爹姑妈回了家。

　　文革时，易家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斗争，家中被抄，街道贴满了大字报，除了批斗易元珍的大嫂外，其侄女洁玉也被冠以“地主小姐”、“军官太太”之名，而加以指责。

　　再说，那个所谓的“军官太太”可不是国民党的“军官太太”，而是共产党军官的家眷啊！

　　易的夫君刘光月为老街银匠刘官禄的大公子。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响应党的号召，十六岁就报名参加志愿军，走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前线。为了打击侵略者，坚守坑道，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用热血和青春抵御严寒，为中朝人民并肩作战献出了青春年华。刘光月从部队转业后，曾在刘家场镇副食品公司及刘家场烟草站工作。他还被评为烟草系统的全国劳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表彰大会。

　　几十年后，已年逾古稀的易洁玉深有感触地说：“那时有人说我是地主小姐，其实，我还是个十多岁的女伢子，根本就没有享受到半点小姐的优越。平时，穿的是粗蓝布衣服，逢年过节才能穿上细白布衣服，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少见鱼肉。我只不过是背了一个地主小姐的虚名。”

　　胡孟群家人的日子更不好过，自己的老子被错杀后，她的母亲和弟兄们从此也遭了大罪。哥哥胡建民参加青年远征军，远赴滇缅参加抗战，打击日寇，死里逃生回到刘家场后，又差点被共产党杀了头。在得知要枪毙自己的头一天晚上,悄悄跑到湖南，躲进姐夫所任职的军营中，才捡了一条命。现已九十多岁，作为抗战老兵，居住在本镇园丁路安度晚年。胡的母亲经常在街道上挨批斗，弟弟也被部队开除军籍遣送回家。

　　多年来，十姊妹们的娘家成了双重身份的家庭，家中有当兵的军人，家中大门上理应和其他普通家庭一样，挂一块光荣军属的匾牌，逢年过节时也要得到诸如门画、对联等慰问品和参加团拜之类的活动。礼物虽小，但这是政治荣誉，让人风光，脸上光彩。十姊妹的家属也算得上是军属吧，但在地主们的大门上挂一块红色军属匾牌，好像就不太协调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十姊妹的亲属们也都受到了自己的接济，他们寄送些衣服肉食全国粮票之类的紧缺物资回家，使家人们度过了难关，而不至于饿死。

　　骨肉情深，思亲心切。娘家老人及兄弟侄儿们时常到她们所工作的外省党政机关和军区大院里去看望她们，并小住一段时间后，就匆匆离去，从不张扬。再说机关大，院子深，谁也不认识谁，更不会想到会有地主之家的家属在大院里往返进出。

　　反之，十姊妹中就很少甚至从没回过娘家。她们不可能大大方方地带着自己的高干或军官丈夫正大光明地跨进娘家大门。只因街小人杂，清水淘白米，你知我见的街坊邻居们会用怎样的眼光看待这些钻进地主家门的人呢？在那些窄小简陋的小门小户人家里是藏不住他们的身影的。那该是多么难堪的尴尬一幕啊？在特殊的年代里，家乡那些积极份子们的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绷得很紧啊！

　　那些形同陌路的娇客和孙辈们也大多不识家门，不得其入。为数甚少的几位姑爷，也是在毛主席逝世后，才携着老妻和孙儿们，顶着满头白发到岳父母家过“头门”，去见自己的老丈人老岳母及其他亲人们。

　　但大多数亲人已是逝去之人，他们只能无奈的面朝黄土堆，阴阳两隔，相对无言，心中留下的只是满腹的惆怅和遗憾。

　　毕竟，那不堪回首的一页永远翻过去了。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大家都如释重负，倍觉轻松。心中都感受到了久违的一丝融融的暖意！　

十六

　　但是，贫民成份，革命家庭刘琼芳的娘家和其它姊妹们的娘家就截然不同了。她的父亲刘治成，母亲艾刚秀在街上开设的“全泰钰”店铺在解放前夕倒闭后，在乡下的房子也已毁弃。当过区县长的哥哥刘华平和刘家场区镇领导便将其安排在北街口对面的门道院前的二层小楼（现邮政储蓄所）、老街及上街现交管站后面的民房居住。两位老人于年和年先后故去。

　　刘琼芳经常在春节、清明节时回家为父母双亲扫墓。

　　在老家旧址对面的墓地上方，刘琼芳有一位儿时伙伴，闺中蜜友周青珍在此居住。每到春节、清明时节，周只要一听到刘家坟山方向传来鞭炮声时，她就在家中念叨：“肯定是琼芳回家给她爹妈磕头上坟来了，我要去会会她”。

　　当两位白发老太相见之时，不禁感慨万千。遥想当年，青春年少，几多欢乐几多忧，多少美好记忆留存家乡的山间地头……。

　　琼芳有时还到周青珍家去坐一坐，喝口茶，叙叙旧。分别时，她会塞给老友一点钱物，当周推托不收时，琼芳便对她说，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你就收下吧。再说，我们见一面也不容易，见一次就算一次吧。如今年岁大了，路途又遥远，再见面就更难了。

　　刘琼芳既没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也没有忘记家乡父老。有时还有备而来，从小轿车上搬下一箱箱床单之类的物品，每户一份，分发给老家和坟山周边居住的众乡邻。以感谢大家平时对坟山的照看，如割草培土之类。

　　值得一提的是，付振玲的父母死后埋在自己的“准女婿”胡朝堂的自留地（庆贺寺村）。老人生前，胡朝堂就对“准岳父母”承诺，我有一块自留地留给您们做茔山。他没有食言，兑现了他当初许下的承诺，并对茔山时时照看。付家后人都非常感激这个重情重义、未曾进付家门的“姑爷”。 　　

十七

　　十姊妹的爱情归宿，美满家庭令人称羡。她们各自的命运结局也是她们自己及家人未能预料的。

　　刘琼芳这个领头人，刚解放，就担任了宜昌市团委书记。丈夫刘瑶，为宜昌市专员，后调任湖北省财政厅长，离任前任武汉钢铁总公司党委书记（年逝世）。刘琼芳现在武汉安度晚年。

　　付振玲的丈夫李文山是湖北随县人。刚解放时为解放军驻宜昌某部团长。年调任广州军区空军部队政委，驻长沙某军用机场。

　　胡孟群的丈夫邹毕兆，原名邹实基，湖南新邵县严塘镇夏家村人。年参加红军时，年仅15岁。毛泽东、朱德亲切地叫他红小鬼，后任中央军委二局报务员科员，科长等职，专门从事技侦工作。年7月入红军总部无线电学校学习，在江西瑞金的四次反围勦战斗中，多次截获破译敌方的军事密码，立下了汗马功劳。周恩来亲手授予他红色勋章。年10月随王震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参加长征。长征中，他又多次成功地破译敌方的无数密码，被中央军委誉为破译工作三杰之一。

　　邹于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进延安总部红军学校、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参加过南泥湾生产大运动。卢沟桥事变后，邹毕兆开始学习日语，筹建对日技侦工作。他还任过八路军总部新闻台台长。年随王震率领的旅南下支队南下，任副参谋长。年10月任鄂北军区第三团团长。

　　解放战争时期，邹历任旅特务团团长，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邹历任邵阳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他的战友姚喆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军事教官、湖北省水利厅厅长、安徽省工交部副部长、邵阳地委副书记、湖南电子工业局副局长、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在任邵阳军分区司令员期间，兼任剿匪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坐镇武冈、龙山八个月，亲临前线，具体指挥剿匪部队和民兵万余人，共剿灭土匪50余股三万余人，一举铲除了湘西的千年匪患（著名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涉及了这一地区的剿匪战斗）。邹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剿匪司令。

　　年，他被授予“二级独立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

　　文革期间，邹也受到了迫害，后来得到了王震和国家计委、外贸部的保护和支持，才保住了生命。

　　其妻子胡孟群也因父亲被镇压，被诬为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而被揪斗游街，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在他任职湖南省国防工办办公室副主任期间，刘家场镇的一些镇办企业和付振环所在的蔬菜试验站，急需一些机械设备和其它紧俏的物质。镇干部文元贵（后调工商所）和付振玲的胞弟一道同赴长沙求购于邹毕兆。

　　在邹家，文和付受到了邹毕兆和家人的热情接待，并叫妻子胡孟群陪老家客人吃饭。一天中午，他还亲手切好西瓜，招呼客人品尝解暑。下午二点，他便推出自行车，铃铛一响就上班去了。

　　邹毫无官架子，既朴实又平易近人，是典型的工农干部。不愧为从瑞金、延安走出的艰苦朴素的革命者。

　　邹原则性很强，不讲私情，最后，他只批给求购者几只旧飞机轮胎带回家。

　　从这些退役飞机上拆下的旧飞机轮胎安装在蔬菜试验站的拖拉机上，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便报废了。

　　易元珍的丈夫肖忠堂是北方人。这个北方大汉也同样有剿匪的经历，曾有几次从刘家场去探访的侄儿侄女们都被姑妈告知，姑爹到深山剿匪去了。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见到自己的姑爹。

　　肖忠堂后任秭归县商业局长，易元珍本人则在本县商业部门工作。

　　刘凤云的丈夫王茂德,解放初期即为解放军炮兵团长。她现健在，居住在北京。其小儿子王丰任职于邮电部，大儿子王军为解放军高级将领。

　　年抗洪时，时任副军长的王军（历任济南军区副参谋长，装备部部长，陆军弟20集团军参谋长）曾带领一支部队，赶赴荆州抗洪。其部队被安排在松滋口，涴市一带防守大堤。

　　王军现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年11月28日，总书记、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视察青岛爆炸事故后，又到济南部队视察了新兵战士的训练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作了重要指示。刘凤云的大儿子王军也和济南军区其它首长陪同习主席参加了会议。

　　刘云（刘家琼）的丈夫曾任解放军某部军长，离休后，现居住北京。

　　杨屏（杨秀国）的丈夫是松滋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潘哲夫，他是日寇和国民党都要剿杀的死对头。

　　十姊妹之一的杨屏是潘哲夫的第四位夫人。她是西斋人，也是个大美人，当过小学教员，是新潮的进步女性。解放初期和抗战的传奇英雄潘哲夫组成了新的家庭。从此，琴瑟合谐，夫唱妇随。

　　婚后，潘哲夫随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13兵团南下。解放后，潘哲夫先后被任命为湖北省人民政府湖业局副局长、参事室副主任﹑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等职。于年1月22日病逝。晚年，杨屏住宜昌高级干部休养所，安享晚年。

　　潘哲夫育有二子一女，女儿杨超（原名熊开华，杨屏和前夫熊全美所生，随母姓）从中南艺术学院毕业，曾从事音乐教育工作，现在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

　　十姊妹们的子女们有的在国家安全部，有的在邮电部，有的在国家科研部门，还有的在部队等单位工作。他（她）们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个个事业有成，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和当年的父辈们一样，为国家和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干，再续华章。

十八

　　一个人乃至一个群体的命运，往往是和民族兴衰，社会改革，时代变迁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

　　遥想当年，如果没有“十姊妹”的这一惊世之举的人生抉择，她们的生命轨迹必当是另一番结局。

　　如果，付振玲和那个“癞咣铛”胡朝堂勉强凑合过一生的话……

　　如果易元珍和老实巴交的夫君向志绪终老田园的话……

　　刘家场老街十姊妹的传奇经历、跌宕人生，犹如时代大潮中溅起的一朵朵浪花，曾经沧海沉浮，迅即消失。又恍若历史长空中的一颗颗流星，划过星空，稍纵即逝。

　　她们历尽艰辛，洗尽铅华，曾经辉煌。虽是历史一瞥，但她们在松滋、刘家场老街给人们留下的传奇故事和深刻记忆，将长存心间，永不忘怀！

作

家

简

介

作者：张先进

张先进：笔名艾左。男，生于年。高中文化。《读者》书店经理。镇人大代表。擅长纪实文学创作，曾参与《洈水流域志》、《洈水流域地名志志》编纂。发表纪实文学《覃氏庄园兴衰史》等。其代表作《老街轶事》曾获得首届“洈水生态旅游杯”《洈水》文艺期刊优秀作品年度奖（）。系荆州市作协会员。《山鸣》杂志责任编辑、校对。

主编：黎星

黎星，本名艾立新，男，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湖北松滋市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荆州市作协会员。《山鸣》杂志执行主编。著有长篇小说《在那遥远的山寨》、中篇小说《湾湾的洈河弯弯的船》、《门前是非》、《野猪岭》、《天空那片灰色的云》《烟火》等，作品散见国内多种报刊，并数次获得国家级赛事大奖。有诗词、散文、小说作品入选年度选本。(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