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不会写小说，这辈子只写过有数的几篇小说，此为其中之一。作品写于28年前，刊登在《当代》年第4期上。主人公的原型是我的大学同窗，一个充满理想而又怀才不遇的青年。尽管情节多为虚构，但是自己今日重读作品，眼前仍时时闪现那位老同学的身影，不禁感叹唏嘘。

----李昕年6月11日

（中篇小说）

望尽天涯路（上）

音乐门铃怪声怪调地鸣响，电池没电了，但在静谧的夜晚，仍响得格外惊心。差五分十一点。还能有谁来呢？我疾步走到门前，警惕地从门镜向外望，圆孔里现出一个中等身材、脸颊长满络腮胡的汉子，手提硕大的编织袋。是小商贩？可是哪有这么晚还走家串户的小商贩呢？

“干什么的？”我没好气儿地问。

“黎晓，快开门，是我么。我是大安。”

门外的人说话时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北边远山区的地方口音。

周大安？我在江夏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周大安！我怎么竟然没认出来，可这口音又确是他所特有的。我顾不得细想，急忙开门。

果然是他。我真高兴，热切地伸出双手，期待他用力一握。可他两手一缩，说：“对不起，我的手脏。”我顿觉尴尬，以为他又发了什么倔脾气。正在迟疑，只见他微微一笑：“不速之客，冒昧造访喽！欢迎么？”我连说“欢迎”，请他进屋。

他拎着袋站在屋子中间，环视四周，看看那两把破旧的沙发，雪花牌单门冰箱，目光最后落在牡丹牌十四吋彩电上。

“像我猜想的一样，你家里很阔气么！”他似乎有些羡慕地说。

“很普通嘛。”我胡乱支吾着，忙请他坐。

我开始细细地打量他。毕业三年不曾见面，他比过去还消瘦了些。“目”字形的长方睑变成了“甲”字形。两眼显得更大，但目光却不像过去那样咄咄逼人，而有些呆滞，缺少生气。可能是因为劳累吧。络腮胡肯定有一两个月没刮了。他上身穿一件藏蓝色涤卡中山服，还有八九成新，可下身那条黑布裤子已十分破旧了，半挽着裤腿，露出两截细细的小腿。腿上沾着些泥点和灰土。两只光脚穿在一双七十年代式样的塑料凉鞋里面。

现在是北京的五月天气，早晚寒意颇浓，他单裤单鞋，不冷吗？我正想着，无意中注意到他那两只并排放在膝盖上的手。怪不得他不与我握手，那手竟是灰黑色的！好像刚扒完煤堆。再看那件蓝色中山服，竟也附着一层名显可见的灰土。我心头不禁掠过一丝疑云，何以至此？仅仅是由于旅途艰难吗？

该请他洗一洗。我找出一条新毛巾递过去，顺便问：

“你吃过了吧？”

“有吃的么？”他一脸认真的神色。

我本想客气一下，就象所有的北京人见面时总要说这句话一样，何况现在已是深夜，谁能没吃呢？可他的答话实出我的意料，我赶忙说：“吃的还能没有？让我妈做一点，很快。”

大安对着化妆镜仔细地洗着脸。他先用毛巾蘸上水在脸上反复擦洗了十来次，然后就对镜欣赏自己的面容。

“我瘦了么？”他问。

我点点头。

“脸色也不好看么？”

我又点点头。

“告诉你喽，我这次来北京，为么事不能事前通知你？医院跑出来的。他们要我住院，可我哪里有么事病？他们害怕我，医院里去。我是撬开窗户偷偷溜掉的，就像越狱一样的哟。”说着眼睛一亮，嘴角上流露出一种自信而得意的微笑。

生病？住院？撬窗户？这一系列概念，几乎把我搞糊涂了。关于他生病的事，我倒也不是全无所知。武汉同学张怀江曾来信告我“大安近日染有小疾，状态不佳，恐怕根源还在精神方面”，我并未在意。怎么一下变成了需住院治疗的大病？再说，“害怕我”是怎么回事？我感到问题的复杂。

“他们说你得了什么病了？”我问。

“乙型肝炎。”

“你怎么知道自已没有病？你看到化验结果吗？”

“他们根本莫有给我抽过血，只是强迫我吃药。不准我出门，动不动就拿电棍捅我，简直是法西斯专政哟。”

电棍？这是精神病院管理病人的器具。莫非他……我心头一阵紧缩，立时慌恐起来，有些不敢往下想了。

大安将毛巾展平，在水龙头前淋满了水，准备挤干。他慢条斯理地摆弄着，似乎想使事情做得尽可能合乎规范。我注意到他并不像人们通常那样把毛巾折成四折，再用两手向相反方向用力一拧，而是将毛巾整整齐齐地叠成一个正方形，放在五指叉开的两手中间，用双臂的力量噗噗噗地一次次压挤，水顺着指缝向外溢出，仍然带着淡淡的灰色。尽管他已经要洗完了。

这动作似曾相识。我忽地想起某个外国影片中的精神病患者也是这样挤毛巾的。唉呀！他真是……！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眼儿。

妈妈端来了饭。那是一只特大号的海碗，里面盛了刚出锅的面条，约有半斤。面条上盖了一层红烧肉，那是今晚家里的剩菜，碗中间还并排放着两只刚做好的荷包蛋。大安站起身，下意识地将双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接过海碗，说了声“谢伯母”，随即坐下大嚼。他吃得很香，先将两个荷包蛋一口一个地吃掉，可能是觉得有些烫嘴，他一面嚼一面张嘴喘了几口气。然后就消灭红烧肉。先把肥的一块块放进嘴里，用力吸吮着，吃得咂巴咂巴响，接着将瘦肉呱唧呱唧地吃光，只剩一碗略带一点酱油汤的白面条。我以为他不想再吃了，没想到他竟把头伏在碗上，用筷子将面一缕一缕地直接扒进嘴里，一阵呼噜噜的声响过后，一碗面条见了底儿。

他吃得那样专心，始终没有抬过一次头，也没有和我说一句话。见他这样心满意足地享用晚餐，我感到似乎是一种享受。

他的生活大概仍然很艰难，我想。

“咣当”一声，我的衣箱从汽车上卸在了学生宿舍门前。这只大号木箱十年前插队时跟我去东北，现在又跟我来到武汉上学。大安用他那细细的胳膊帮我抬箱，一路撂下几次，直叫“好重”、“好重”。

“里面是金子么？”进了寝室，他好奇地问。

“多半是衣服，还有书。”我说着，把箱子推到床边。

它太大了，屋子顿时小了许多。真不好意思。

“可以把你的衣箱庄在它上面，”我说。

“我莫有衣箱么。”大安有些难堪。

“怎么，那你的衣服放农哪儿？”

大安伸手指了指上铺床上的枕头。原来他的全部家当都在枕套里了！我惊讶地看着他，他红了脸，转身出了屋。

我开始注意观察他。他总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出服，脏了就洗洗，干了又穿上，只是在换洗的空档，才临时性地穿上另一套几乎是全新的中山服。他最好的衣服，是那件大红色的毛背心，可也已有些显旧，毛线上粘着许多毛绒绒的小球儿。一次我忍不住问：男子汉怎么穿件大红衣？他很腼腆地解释，这是他订婚时给妻子的聘礼。妻子穿了几年，到他上大学时，妻子怕他冷，要他带上。我这时方知他已结过婚，家里还有老母、妻子和一个两岁的儿子。他的家乡是老区，也是极度贫困的山区。

大安撂下碗筷，用手抹嘴，抬起头来望着我。眼里似有一种询问的目光，却没开口。我以为懂得了他的意思，走过去拿起碗筷，说：“你别管了。我来刷。”

大安眉头一皱，却马上又微笑着问：

“还有么？”

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面条没有了，但点心还是有的。我连连抱歉说，没有估计到他饭量大，饭做少了，只能请他再吃点儿点心。

丁杰端着一碗红烧肉从食堂回到寝室。大安正伏在桌上吃一份青炒菜苔。丁杰抱怨着“太肥了”，“太肥了”，把碗往大安面前一放：“这肥的你吃吧，我没动过。”大安往碗里看看，喉节一动，嗓子里“咕噜”一声，他忙往嘴里扒了一口饭，似是想压住那声音。见我看着他，他表情有些不自然，转脸对丁杰道：“我也不吃肥肉么。”

“那就没法子了。”丁杰自言自语地说着，用勺把那红烧肉掐头去尾，红白分离，走到墙角的簸箕前，把那白的—一拣出扔了下去。大安低头吃着饭，不时偷眼看看那簸箕。

他真该吃点肉了。入学以来。他每顿都吃五分一份的最低档素菜，拿着每月二十三元五角的甲等助学金舍不得花。有时只买二分钱咸菜就打发一顿饭。我们劝他吃点好的，别亏了身体，他却只说爱吃素，习惯了。怀江家住在省委大院里，丁杰的父亲是武汉一所大学的副教授，都是本市人，家庭条件好，每周回家，总得带回点儿猪肉松、油豆腐的。我知他们是真心款待，便大模大样地吃。可大安从不凑热闹，一再让他，他也总是指着自己的碗：“我这里有的。”过中秋那天，怀江特地回家取来四块广东月饼，以为这回他准没有了，可他却推开怀江的手说。“我吃甜食胃酸的。”

看他现在这副神态，可能还是想吃的吧。我想着，拿起一个松花蛋在他桌前一磕：

“这个不肥，你吃吧！我今天买了两个。”

大安脸上现出慌乱：“不，不，”他嘴里喃喃地说，“我有的，我有的。”他站起身，急急忙忙把松花蛋连皮扔进我的莱盆里。就端起自己的饭盒出门了。甚至都没注意到菜汤溅了我一身。

以后，他索性很少回寝室吃饭了。有时去教室，有时就蹲在大操场上吃。丁杰悄声对我说：“你发现了吗？大安叫咱们给吓跑了。”

“不至于吧？”我轻飘飘地回答，但心里却止不住产生了一种做了亏心事的感觉。

一天，怀江从外面归来，神秘地对我们说：“你们猜我在邮局看见谁在汇款？是大安！”我和丁杰大吃一惊。原来如此，我们全明白了。

他继续集中精力吃着点心。不说不笑，又一连吃了四五块桃酥。我坐在一旁，对他的饭量暗暗吃惊。以这种吃相和胃口来看，他绝不是肝炎患者。那么他真是因为精神病住院了？我不禁埋怨起张怀江来。这个鬼小子，没有一点儿正经的！

他终于吃完了。拍拍衣服上的点心渣儿，他笑着说：

“老实告诉你哟，我已经两天未吃饭喽。”

“为什么？”

“我身上莫有钱，也莫有证件。”

“出门在外，怎么能没钱没证件呢？”

“要那些东西有么事用。你这个人哟，脑筋怎么跟不上形势。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的观念早已更新喽。男子汉大丈夫么，就是两句话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走南闯北打天下。”

“那你总要吃饭呀？”

“这好办么。”他随手从中山服口袋里摸出十几张破旧的扑克牌，“就靠它喽。”

“嗯？”我疑惑不解。

“我现在会看手相、面相，也会用扑克牌算命的喽。走一路，算一路，算得准，收费五角，算得不准，分文不取。运气好，赚上五块八块，随赚随用，还可周济他人；运气不好不过饿一两顿。大丈夫么，能屈能伸，凭自己的本事吃饭，还有么事不好意思的。”

“那你总还是有工作、学有专长的呀！”我真担心他这样一槁，把铁饭碗都扔了。我记得他原在县教育局当干事，后来到县农校当教员。

“当然喽，”他浅浅一笑，两侧脸颊通向下巴的那条曲线在茂密的胡须中随之一动。“我现在已是改革家喽。”他神来飞扬地说，继而又收敛笑容，嘴角一撇：“哼，他们不允许我搞改革，我还是要搞的！我这次来京，就是为教育改革而来的么！我来找你，也是请你帮忙哟！你想想看喽，咱们江大中文系同学中，现在中央教育部门工作的，不是只有你么？”

“帮什么忙？”我满腹狐疑，不知这神经病搞什么鬼。

他起身把自己的编织袋抱到我面前，这时我才发现，那根本不是什么旅行用品，而是水泥或者尿素等农肥的包装袋，用灰白的尼龙丝织成。没有拉锁，只以一条细麻绳扎住上口。他解开麻绳，伸手进去，双眼却一直盯着我，嘴角显出几分神秘的得意。

他想干什么？这破口袋实在束缚了我的想象力。

一只纯白色的塑料袋出现在他手上。从袋里，他取出一个方方正正的牛皮纸包裹。麻利地剥开，里面又露出一只牛皮纸大信封。

什么东西这样珍贵，纸包纸裹的？我正琢磨着，他已掏出厚厚一叠整齐的方格稿纸放在我手上：“看么，够不够改辈家？”

那是一份《全县教育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署名周大安、余春阳。

“这是谁？”我指着那个陌生的名字。

“县局的小伙子，帮我搞资料的。”

翻开稿纸，我被那一丝不苟的工整楷书字体震慑住了。是大安的字，但他平时从不这样一笔一划地写。约五万宇，粗粗一翻没有连笔，更没有涂改。我心头一热，简直不能把这样精致的文稿和那编织袋、那双沾满黑灰的手、那十几张破扑克牌联系在一起。

“不瞒你喽，”他说，“我原本不想打搅你哟。我今天去了国家教委，想经他们确认我的方案，盖个公章，压一压县教育局那帮乌龟王人蛋。可那大衙门居然不让我进门，说我莫有证件。官僚主义好厉害么！后来我去了教育科学院，一个满脸堆笑的女人说：‘谢谢你，小同志，放在这里吧！’混帐！老子不是给她送材料的。这时我才想，我好糊涂，居然莫有想起你！”

我明白了。原来他想在我担任编辑的《城乡教育》上发表这稿件。

“可是……”我有些难于启齿。只凭这公文形式，这篇幅，它不可能发表。更何况，大安那个县也不是教委抓的典型，全国性刊物怎能刊登这种县级的改革方案？

“你看看么，都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有的是老大难喽，比如师资质量低、山区教育普及率低、失学率高等等。我提出一系列措施。你知道的喽，我当年读书艰难，体会很深的哟。”他眼圈有些湿润了，用手揉了揉，热切地望着我：“我要改革。你能支持我么？”

如果不知他是精神病，我肯定会被他感动。但此时我只能敷衍说：

“我看看吧，尽量帮忙。”

他走过来捉住我的手，一双充满期待的大眼睛眨了两下，但脸色转而又阴沉了。

“不过，我是不能忍受管僚主义压制的喽，”他说，“我绝不罢手，还要继续找教委，直到他们给我盖章为止。我今天不得已，在你这里度一宿，行么？明天我就搬出去，住进他们的宾馆。”

唉！事已至此，他还是那样自信和好强。我正思索应当怎样劝慰他，妈妈突然打开里间的房门，做个手势，招呼我过去。

我一进屋，妈妈赶紧把门关好，悄声说：

“这个人有精神病，你知道吗？”

我默默地点头。

“您听见我们谈话了？”我问。

“没听见，也不用听。他那眼睛发直，我一看就知道了。你要留他在这儿住吗？你不怕我可害怕。疯人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我觉得好笑，连忙说：“妈，您放心，这个人我了解，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不会有问题。”妈妈怔了一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我回到大安身边。他已拿出一本《英汉小词典》翻看着，嘴里念念有词。我请他早点休息，为他支起一张行军床，让他躺在上面，说这样舒服些，随便些。他仍旧拿着字典，说：“我的任务还未完成哟。每天必须背三十个单词。”我坐在沙发上，心想这—夜也睡不了多少觉了，看样子他也不困，不如多谈谈。我摸出一支烟，准备熬夜。谁想就在我点燃香烟的工夫，他已然呼呼大睡，鼾声隆隆了。那本《英汉小词典》，敞开着盖在他的半个脸颊上。

怀江说是要“提醒”一下大安，拿走了我的录音机，趁大安不注意时，录下了他的英语朗读。大安出门后再次回到寝室，怀江不动声色地按下了放音键，并把音量开到最大。

大安在桌前站住。可能有些烦躁，问：

“这是么哟。”

怀江不答。

大安侧耳细听片刻，脸上现出鄙夷的神态：

“这英语好难听哟！”

怀江在一旁掩面窃笑，终于咯咯地笑出声。

大安呆住了。眼睁得老大，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两腮的肌肉抖个不停，他气哼哼地双手把书包往桌上一摔，迅即又背在肩上，转身疾步出门，到门口时回头嚷道：

“莫要总以为自己高明，欺负乡下人！有本事，专业上比一比么！”

怀江脸色尴尬。

我说：“你开玩笑是不是注意点儿分寸，别伤了人家自尊心。”

怀江想想，点点头，却又说；“其实这很正常，人的自尊心不能太脆弱。”

怀江在英语上与大安摩擦，已有多次，这—回算是总爆发。

大安入学前从未学过英语，故而格外重视。但由于乡音的影响，他发音很糟，怀江在私下戏谑地讥之为“山区标准英语”。大安并不自知，每每高声朗读，怪里怪气，引人发笑。由于发音不准，他很难记住单词，只得在单词下注明汉字，但这样一来，发音更加蹩脚。

那天，我们在寝室里静静地自习，大安又读起英语，音量虽不大，但也满屋子咿哩喔噜地响。怀江忍不住了：

“大安你读的什么，这么难听？”

大安仿佛很陌生地望者怀江，开始据理力争：

“你怕吵么？我的声音大么？我看你这人不公平哟。黎大哥拿录音机放音乐，小丁拉小提琴你都不怕吵，为么事我读英语你就怕吵？莫要忘记喽，现在是自习时间。”

他太敏感了。怀江一愣，马上笑着说：

“我不怕你吵，我是说你的发音不太准确。”

大安的脸色也平和了些：

“那是另一回事喽。但我有这样的观点，咱们中国人学英语，发音很难十分标准哟。”他把“十分”两字说得很重。

他显然还不懂怀江的意思，但谁还能说什么？

一天晚上我们都上了床，正准备熄灯，怀江突然从对面的上铺探出半个身于，对大安一本正经地问：

“‘爱摸狗’，为什么就‘应吐白的’，怎么不‘应吐黑的’？”

我被他说蒙了。丁杰反应快，旋即发出一阵爆破式的大笑。怀江见我莫名其妙，以手指大安摊开在桌上的英语课本，我恍然大悟，也笑了。原来怀江是用大安注在英语书上的汉字连缀起来读的，所说的是个简单的英语句子：

Iamgoingtobed.（我要睡觉了）

大安没有笑，他的脸憋红了。但最终还是温和地说：

“我这是笨办法，但还是行之有效的哟。”

他或许没有说对，真正“行之有效”的不是他，倒是怀江。

自从“录音机事件”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大安读英语的声音。有次我在老斋舍前的樱花大道散步，偶然遇到大安，见他仍在背英语单词。

“你的发音不太好，没有关系。以后我和怀江可以帮你校正。”我诚恳地说。

“不必喽，”他挥了挥手，“这就像我的乡音一样，改也难哟。”他望着我，我看到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里分明挂着一丝忧伤。

这一夜，我几乎彻夜不眠，躺在床上冥思苦想。

怎么办？他来了，疯疯癫癫然而又是雄心勃勃地来了，并扬言明天就要搬进国家教委的宾馆，可我能就这样放地走吗？以这副模样，他非被人捉进盲流收容所不可！但他需要的是住院治病，这就要先回湖北。怎么送他回去呢？我工作这么忙，领导上不会同意我请假送一个精神病人。找谁陪他呢？再说他刚来北京，一门心思来取尚方宝剑，现在就劝他回去，恐怕得费点口舌。我忽地想起了他那篇“改革方案”，内心更加烦躁不宁。

我拧开台灯，把那类似钢笔字帖一般的手稿捧在胸前，扫描式地飞速翻阅。十五分钟后，我得出结论：不需要看了。

显然是个理想主义的东西。不着边际，夸夸其谈。精神可嘉，结果可悲可叹。要在县城里为边远山区小学生集资盖寄宿楼？要与江大签订协议轮训中小学教员？要高薪招聘外地中小学教师来县任教？疯人的想象力真是丰富。我编了三年《城乡教育》，很少遇到这种妄言改革的来稿。

我闭上眼。大安在行军床上熟睡，不时地打出响亮的鼾声。更睡不着了，我故意“吭吭”咳了两响，想唤醒他的潜意识止住那鼾声。谁想他翻了个身，又咿哩喔噜地说起梦话来。说的是家乡方言，我一句也不懂，只能勉强猜出是“我要……”“我要……”这种句式。

过了好一阵，我头脑有些昏昏然了。好像是要睡着了，可眼前又浮现出一些画面，都与大安有关。一个闪出，旋即又消失，接着再来一个。也不知是不是做梦，就这样一直捱到天亮。约七点钟，急促清脆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朦胧中惊醒。

“喂，黎晓吗？这么早打搅你，真对不起。我怕晚了找不到你。你听出我是谁了吗？我是江萍啊！”

江萍是我和大安的大学同学，两年前和张怀江结了婚。她现在武汉一家报社当记者，业余搞创作，已是国内知名的女作家了。她也来京了，太巧了，我顿觉大安的问题似乎有了解决的希望。

“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问。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一直在开会，今天下午就要回去。怀江给你带来点东西，你有时间来取吗？我住在曙光招待所号。”

太好了，这回大安有救了，我想。看了一眼还在熟睡的大安，我轻声对“你放心，我中午以前一定去，我也有急事要找你呢！”她问我是什么事，我只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可是，江萍愿帮这个忙吗？我没有把握。

怀江送给我一本《大江文学》，忿忿不平地说：“你看，这篇文章好厉害，把江萍的小说一棍子打死了！”

“是吗？”我有些诧异。

那是江萍的处女作，题目是《你好，朋友》，描写“文革”中一个年仅七八岁的女孩，在“走资派”父母被关押后，孤苦无依，饱受欺凌，却得到几位善良而有正义感的男女大学生救助的故事。其中可能有作者本人的影子，由于感情真挚深沉，一炮打响，报刊上发表专访、评介，连篇累牍，有的还配发作者照片呢！我们原以为江萍像大多数漂亮女孩一样徒有其表，这回可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我翻看杂志，在末尾找到那篇评论。《一篇艺术质量低劣的作品——也评〈你好，朋友〉》，署名安达。文章列三个标题，分别批评作品的思想格调、人物塑造和艺术结构，把作品写得一钱不值。还没看完，大安回来了。

他凑过身看看我手里的杂志，突然扭过脸去捂着嘴窃笑。

“怎么啦？”我莫名其妙。

“你们知道‘安达’是谁么？这就是我哟！”大安眼睛亮亮的，得意地说。

啊？！这文章的炮制者是他！我和怀江对视着愣住了。

怀江沉下脸，语气有些激动。“对自己的同学何必这样？‘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大安和善地笑笑：“这能怪我么？我不是莫有写过捧江萍的文章，但他们不发哟，我又寄去这篇‘打’的，他们就给登出来喽，可能是杂志社想要改改口味喽。”

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你对这作品到底是什么评价，怎么‘捧’的也写，‘打’的也写？”

“嗨！哪篇发表喽，哪篇就代表我的评价，我的目的是发表么。”他满不在乎地说，说完嘴角一撇，又补充道：“丁杰不是说我写不出么？”

丁杰在一旁看书，忽听大安提到自己，忙挂免战牌：“我从来没说过你写不出评论嘛。”但他把重音放在“评论”两字上了。

大安的眼光凌厉地一闪：“其实么，小说我也是能写的，你信么？”

我们都知道，自那次丁杰激他以后。他每日早出晚归地躲在教室写小说。但后来不断收到的，是寄自《湘江文艺》、《大江文学》、《奔流》等杂志的信件，清一色大号牛皮纸信封，每封都鼓鼓囊囊，上盖“邮资总付”图章。

丁杰狡黠地一笑。未及开口，怀江又发话了。

“写评论也得讲点儿职业道德嘛，总得有个基本原则呀！”他一脸不以为然的神情。

大安哈哈笑起来。“讲那样多原则做么事！原则是服从于目的的么！是哪位名人说的喽，‘人生就是目的的连接’，在目的面前，一切都黯然失色的。你读过《牛虻》么？为达到目的，牛虻还在报纸上自己和自己打笔仗的么！我这算么事？！”他似乎不想再讨论下去了，伸手从上衣兜里掏出三张十元的钞票，晃晃说：“喏，这是实际的，我刚才取回的，今晚我请客喽。”

他乐颠颠地走了。我们三人都有点儿发蒙，没想到他来这一手。写文章骂同学，然后请我们吃饭，真让我们难堪。

“去不去呢？”我问他俩。

怀江面色阴沉，没作声。

丁杰诡秘地说：“该给他个自我实现的机会了。”

我点点头。

主意已定，我摇醒大安。他欠欠身子，睡眼惺松地看看我，口里咕噜咕噜地连说“别闹么”，“别闹么”，又躺平身子还要睡去。我忙说：

“哎！稿子我读过了。”

这一着真灵。他一骨碌爬起来坐在床边上，用手搓脸，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我。

我看到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真不忍心给他泼冷水了，何况他已经是疯子。

“你写得相当好。”我说。

“能发吗？”他眼里射出异样的光芒。

“当然，”我说，“不过发以前你还得改成调查报告形式，字数控制在三万以内。”

他似乎仍有些扫兴，低头沉吟一会儿，“嗯……，”终于扬起脸：“能发就行，一言为定。”

我本想捧他一下，再出个难题，让他断了念头，他这样满口答应，反使我不踏实了。

想不了那么多。该实施我的计划了。我告诉他今天我公务在身必须上班，如果他愿与我在一起，可以陪我去。“可是我要去教委么。”他两眼一瞪。我忙晓之以“理”：“你既然是我的客人，就得听我的。你记得有句古话叫‘客随主便’吗？”他皱起眉头眨了两下眼睛。像是懂了，嘴里“嗯”了一声。

我是怕妈妈害怕，又不敢放他一人出走，才决定带他上班的。一面走。一面还在想着说服他的办法。我读过几本精神分析学著作，知道他们这种精神病人都爱认死理，决不能容忍别人与自己争论。对他们只能引导。于是我试探地问他打算何时回去，他说还没有想过。我立即郑重地说：

“我建议你今天下午就走。”

“为么事？我是来办事的么！”他有些不解，更多的是不满。

我发动了早已准备好的攻势，试图牵制他的思路：

“我看你一定是记混了。可能你本来想到教委办公事，但最后又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专程给我送稿。我知道你是个细心人，办公事绝不会忘记带证件和介绍信。你是觉得到我这里用不着，所以才存心没带上。现在稿子的事定了，目的已达到了。你不是说过“人生就是目的的连接’吗？达到一个目的，就该改变目的了。”

“嗯，”他皱紧眉头沉思片刻，若有所悟地点点头，“我想起来喽。对，我是来找你的。嗯，目的是达到了的。”可是他忽然眼珠儿一转，“我可以多玩两天么！”

“当然，”我接口说，“可是当代改革家都讲效率，时间就是金钱呀！你这样重要的改革方案，如果早一天改好发表，就会早一天轰动，你想过吗？”

他低下头，像是自有自语地说：“是的，是的。是该回去的哟。”可又猛然把脸一转，望着我说：“我总是该看看在北京的其他同学的喽！”

我早知他会这么说，当即接上话茬：“北京的同学也想见见你呢！都听说你是大改革家了，想必兜里有票子，都憋着劲儿等你来请客呢！可是你这次把钱放在家里忘记带来，靠算命挣也来不及，你如果见了他们，可要让他们失望了。”

大安的脸刷地红了，急忙摆手道：“不见喽，不见喽，下次我再来时找个大饭店，给他们搞一个‘会见并宴请’喽！我要一面吃山珍海味，一面和他们‘亲切友好地交谈’。”

这样容易就把他说服了，我松了一口气。

在汽车站旁，有个炸油条的小摊。我走过去刚要掏钱，大安一把按住我的手：“看我的！我一时不能请他们，请你还是可以的么。”另一只手已将那十几张皱巴巴，黑乎乎的扑克牌掏了出来。面对汽车站排队的人群，他把扑克牌捏成扇形住头上一举：

“算命，算命，神机妙算，机不可失哟。前世因缘，后世结果，人间福祸，无所不知。帮你预卜前程，助你消灾解难。哪位愿来试试哟！”

人群骚动了。有人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几个摩登女郎在远处对着这边指指划划，掩面而笑。我猛地拉下他的手：“别这样，不好看。”与此同时，一个臂带红箍的瘦老头走过来。

“你是干什么的？”他伸手指大安的鼻子。

大安慌了神，一个劲儿往我身后缩。

我脸上堆起笑容。“哎，他是闹着玩儿呢，您别当真。”

“瞎捣乱。”那老头儿嘟囔着，反剪着双手走了。我忙对大安解释，北京人不象他家乡人，不热衷这种东西。我自己过去不是也算命么？现在都洗手不干了，请他也别搞了。他困惑地看着我，想了老半天，才说：

“还是首都哟，这里的人竟这样莫有文化！”

我知他爱吃油条，食量又大，特地买了五只放在他手，他又像昨晚那样狼吞虎咽地嚼起来。不一会儿吃完了，他双手在裤子上一抹，却扬起脸不以为然地说：“这东西好吃么？我看不及蟹黄汤包么！”我简直哭笑不得。

大安说话算活。开晚饭时，他从校门口的小馆买回一大堆油条，足有二十多根。还在宿舍楼道里就喊上了；“新出锅的油条，好香哟！”进屋时一脸的得意。

就吃这个？我暗觉有些失望。

丁杰“噗哧”一笑。

大安迫不及待地用两手同时拿起两根油条，一边一口地咬着。吃了几口，见我们还未伸手，说：“看么事，吃么。”

我和丁杰从命了。怀江还在自己的座位上面无表情地呆坐。大安连忙招呼：“怀江，怀江，来吃哟！”

怀江冷冷地瞪了他一眼，端起自己的空碗，用勺在里面“当当”地敲击两下：“我这儿有。”说罢，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是大安在四年中唯一一次请客，用的是他唯—一笔稿费。

下了车走几步，来到杂志社门前。这回可要万事大吉了，我正想着，忽然他喉咙里“吭吭”两声，继而“咔——呸”一响，转头一看，一口浓痰正落在“城乡教育杂志社”的大牌子上。传达室的老师傅从窗口伸头张望，大喊；“哎，往哪儿吐！”我赶快从书包里摸出两张白纸，躬身去擦。大安在一旁斜眼静观，并不帮忙。我心想他这毛病不是早被怀江“治”好了吗？怎么又故技重演？忙告诉他要注意，北京不让随地吐痰。谁知他把脖子一梗说；“有痰就要吐么，痰都不敢吐，还是男子汉么？”那脸上竟是一种自负的神情。

我真想不通，这也算被压抑的欲望？

入学没几天，我们就发现大安的气管有点儿毛病。每隔几分钟，总要“吭”地一下，也听不出是清嗓子还是咳嗽。若是他用力地一“吭”，那就坏了，谁会冒出一口浓痰。有几天他患感冒，一天到晚“咔咔”个不停。搞得怀江丁杰他俩，都如条件反射一般，一听那声响，便皱眉扭头，不敢往他那脚下看。好在我下乡多年，这种镜头已见惯不惊了。

一天午休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啪”地一声，一大团类似稀浆糊般的又白又粘的东西，从上铺飞落，恰巧落在我放在床边的鞋旁。哎哟！真恶心人！这回连我也受不了了，心里骂着，可嘴上又不便发作，只朝上面喊道：“嘿，还是重磅炸弹呢！”

大安闻声，或许是自觉亏心，连忙下床。一过继续“吭吭”着，一边慢吞吞地穿上那双圆口布鞋，用鞋底在地上蹭了几下，把那粘乎乎的一团涂抹成湿乎乎的一片。我的鞋也被他踢出老远。

我不吭声地看着他，肚子里窝着火又撒不出。他大功告成后脱鞋上床，有些心安理得了：

“我搞的我来收拾喽，这不就行了么？”

我啼笑皆非，一时语塞。

忽然怀江来了机灵劲儿。他从对面上铺坐起身来，冷不防唧咕出一句话，听来像是

上海方言：

“土呆亦四撒土地！”

谁都知道这家伙有点儿语言天赋，模仿各地同学的口音维妙维肖。那回大安洗脚时，他用大安的山区话问：“你的体（腿）四不四（是不是）很赛（细）？”惹得大安红脸傻笑。

今天他这话可真怪。分明是说什么“吐痰也是杀头的！”危言耸听，开什么玩笑？

“你说么事？”大安正爬在床梯上，他敏感地回头望着怀江，语气有几分严厉。

怀江双眉一挑，诡秘地一笑，用手指指墙上挂着的日历牌：

“你没听出来？我说英语呢！今天是星期六：TodayisSatueday。”

我和丁杰哈哈一笑。大安却僵硬地立在床梯上，盯着怀江愣神儿，不断眨动双眼。过了好一会儿，他缓缓爬回上铺，颓然睡下。

事后，大安的毛病有所收敛。这时辅导员要每个寝室补选一名寝室长，负责室内卫生。

怀江悄悄找到丁杰和我，一努嘴说。

“咱们最好办，别无选择，就选他。”

我们当即赞同。

回屋后，我征求大安的意见，说：

“我们一致推选你当我们的顶头上司。”我担心他推辞，肚里已备下了甜言蜜语的理由。

没想到，他脸上竟绽开笑容：“是么？”转而就像自言自语地说：“我以为也该是我喽！”

从这时起，大安可变了个人。不仅痰迹没有了，而且还不断督促我们做值日。

怀江见状，私下对我说：“怎么样？最好的办法是自己管理自己。”

我算服了他！

我把大安安置在单身汉宿舍的一张空床上，请他继续睡觉，叮嘱房间的主人小王照看他，就去见江萍。

她住的房间不大，只有床、写字台和两只沙发。沙发间的茶几上堆满了瓜子皮，花生壳，几个杯子里都残留着茶水，显然是刚来过客人。江萍还是老样子，只不过留了披肩发，上下一身牛仔服，打扮更新潮了。

“人怕出名猪怕壮，一当作家就门庭若市。”见面时我笑着说。

“哟！真累死人！不是约稿的就是催稿的，我都快成机器了。”江萍抱怨道。

“那怕什么？如果是我，一定乐此不疲，可惜人家不进我的门。”我调侃道。

“你这张嘴，和怀江一样损，”她白了我一眼，送过两盒孝感麻糖，“给，湖北特产，好久没吃了吧？”

我想起怀江那封信，接过糖埋怨说：“你那个怀江呀，怎么还那样不正经？大安的病那么重，他还轻飘飘地说‘染有小疾’，明明就是精神病，他还神神秘秘地说‘恐怕原因还在精神方面’。简直乱开玩笑。”

江萍嘿嘿一笑：“怎么，你知道真相了？”脸色又阴沉下来；“不过老实说，这回怀江可不是开玩笑。他知道大安的自尊心强，存心为他保密，不对北京的同学讲。”

原来如此。“可是，这样就能保住密吗？”我说，“大安现在就在北京，就在我们杂志社！”

“啊？”江萍张大了嘴，目光中含着惊慌，半晌才说：“他怎么又跑这里来了？他在武汉都快把我们吓死了！”

我忙问怎么问事，江萍定了定神，开始细致讲述大安来京前在武汉干的那些疯疯傻傻的事。什么到省教育局上访被挡驾，就冒充国家教委的大员趾高气扬地往里闯，结果被看门人揪住痛斥呀，什么回到江大去找校长，说自已没参加毕业典礼，没吃毕业会餐，所以不算毕业，应该回校，与应届毕业生一起毕业重新分配，后来被校卫队赶出来来呀，讲了一堆。

“最糟糕的是他老来缠住武汉的同学，”江萍愁眉不展地说，“他倒是没找过我，可是到单位去找怀江几趟，还找过不少人，说他是来讨债的。他说当初他代替武汉的同学们到地狱里受难，那是上帝误选了他。现在上帝意识到自己也不是完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就把他这个地狱冤魂拉出来，让他向那些本不该进入天堂的幸运儿们讨债！大家听了都不寒而栗！有的给他钱，有的给他衣服，请他快点儿回去，他却说还要在武汉找工作。后来怀江给他买好票，送他走了，谁想他又来了北京！”

我也觉毛骨悚然。但我别无选择，只有拜托江萍陪大安回武汉，到武汉再请怀江送他回县。我刚一露出这个想法，江萍顿时瞪大了眼睛，漂亮的脸蛋上神情惊恐。

“我？我可不敢！”她几乎是叫喊起来。“闹了半天，你说找我有急事就是这个。你别

要我的命了！”

我解释说，据我观察，大安还没有疯到随意打骂熟人的程度，不用怕他。“再说，你这个作家还可以借机体验一下生活嘛！”我又补充道。

江萍低着头，手指不住在穿着牛仔裤的腿上划着圈。沉思了好一会见，叹了口气说：“倒不是为了体验生活，我这辈子恐怕不会去写他这种精神病人。只是四年同窗，不帮他一次于心不忍。再说，怀江毕竟还是把他当朋友看的。就这样办吧。”

其实，我早想过，江萍大概是送大安回汉的最佳人选了。不仅同为她和怀江的关系，而且因为她在京汉列车上进行过长时间的采访，为车组写过一篇歌颂性的报告文学，故而从车长到乘务员都认识她。有她作伴，大安会舒服些的。

江萍取出一把香蕉，掰下两个递给我：“不说这事了，谈点儿别的吧！”

“怀江和江萍谈恋爱了。”丁杰把双手在嘴前做成喇叭状，发布了新闻。

“真的吗？”我出乎意料。大安也一脸惊奇。

丁杰神秘地一笑。他告诉我们，他刚才到湖边拉提琴，看见望湖亭旁那块青石板上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两人面对湖水，中间放着一把香蕉。他起初没理会，走近了发现是怀江和江萍，便躲到一旁看。只见怀江用手比比画画，兴奋地讲什么，江萍则笑嘻嘻地吃香蕉。刚吃完一根，怀江就赶快拿起另一根，一瓣一瓣地剥好皮，笑眯眯地双手送过去。

我忍不住想笑。怀江还真会讨女孩子喜欢！这小子也够鬼，竟然对我们保密！等他回来，非得逗逗他！

我暗暗想着，抬眼望着大安。他双手捧着一本书，眼睛却看着墙壁若有所思。

临近晚饭时，怀江进屋了。口里哼着歌儿，人没到声音先到。用右手三个指头捏了个响，朝我一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拉开抽屉，迅即又合上。拿起一本书，随即又撂下。他似乎意识到我一直在望着他。

“你看我干什么呀？”他笑问。

“看看你的面相，算算你的命呗！”我故意引他上钩。

“你哪会算命？”他怀疑地看着我。

“我插队十年，除了生孩子，别的什么不会？看面相没把握，看手相我一看一准。”

怀江眼珠儿转转，将信将疑。他走过来坐下，伸出左手：“好！就让你试试。”

他的手细皮嫩内的。我一手捏住他的指尖，另一手指着他掌心说：“你看，这里纹路清晰，不杂不乱，想必此生道路平坦，福星高照。”

“是吗？”他眼里闪动着疑惑。

“看你这生命线，不枝不蔓，表明你自幼衣食无缺，环境优越。”

“得了吧，这些你都知道，不是算出来的。”他把嘴一撇。

“这学业线不弯不曲，预示你不会走弯路。你将留在武汉市工作，前程远大。”

“啊，你知道我是本市人，才这么说嘛！”他愈加不相信了。

“那好，算算你的爱情，这我总不知道了吧？”我说，说完忍不住想笑，忙把脸扭向一旁，见大安此时也把双手放在书上，皱眉细看掌心的纹路。

“你算吧。”怀江满不在乎。

我拉近他的手，佯装费神琢磨，故作吃惊地说：“哎呀！你近来有桃花运！”

“嗯？”他瞪大了眼睛，似有警觉。

“你将有一个理想伴侣，既门当户对，本人又有才华，还漂亮。其实，你们俩有先天的缘分，你的名字中已包含了……”

语音未落，怀江猛然把手抽回，一脸惊慌。丁杰哈哈大笑。

“怎么样？在一起有美感吗？”我笑问。

他仍未彻底醒悟。“什么美感？”

丁杰笑着插言：“黎晓问你剥香蕉皮有没有美感？”他做了个拱手相送的动作。

怀江的脸涨红得像猪肝：“你、你们都看见了？”他竟口吃起来，却还在设法辩解：“其实，我、我只剥了一个。”

“真恨不得多剥几个，是吧？”我捂着肚子笑说。

“你要小心，不要弄出生理快感来啦！”丁杰又调侃上了。

怀江哭笑不得，打了丁杰肩膀一拳：“别乱扯了，人家还没同意呢！你们可得给我保密！”我们笑着点头，准备去买饭了，忽听桌子上“啪”的一声，好响！我转头一看，原来是大安把他刚看的书摔在桌上。他立起身，以凌厉的目光盯视怀江片刻，抄起饭盒匆匆出门，“咣”的一声把门摔上。我感到整个房间都随着那声响颤动起来。

“神经病！”怀江望着门说。

丁杰淡淡一笑：“大安是不是有点儿心理变态？”

“别瞎扯，”我连忙制止道，“他可能是想到了自己。”

我进门时，大安在床上熟睡。小王说：“你这客人可真行，一上午都不起床。中午吃了四个二两的馒头，就又睡了。”我说，“他能睡是好事，别叫醒他。”

我轻轻坐在他床前。他枕边放着一个浅绿色塑料皮小本，显然是刚从包里取出的。

这种本子，我太熟悉了。

大安把一个天蓝色塑料皮笔记本往兜里一揣，出门去了。

脚步声远去以后，怀江说：“他准是到湖边去背了。”

背笔记？为考试吗？现在离期末还有将近一个月！何况考试科目仅一门《文学概论》，余下都是考查。

“何必那么急呢？”我说。

“想拿高分呗，”丁杰口气轻蔑。

“就靠死记硬背，”怀江满脸的不屑，“那有什么意思？拿了高分也不说明问题！”

丁杰嘿嘿一笑：“怀江你别忘了，他要在专业上和你较量呢！”

“较量吧，我可没当真。”怀江满不在乎地捧着一本杂志说。

我们都知道，大安那个六十四开的笔记本总不离身。他好记，字也写得快，上课时老师的话不论题内题外有用无用都一股脑儿记下。课下想复习，随时可掏出。他的字极小，在本上不分天头地脚，记得密密层层，真亏他有双好眼睛。那天他读笔记，丁杰绕到他身后，半天未看清一个字：索性抢过本子，横竖数数，瞪大眼睛向我们报告了一个“世界之最”：那一面竟有九百来字！我们惊叹说，“大安可以搞微雕了。”他解释说这是为了“携带方便”。不管还有无其他理由，反正这一条不错。

一考完试，丁杰和怀江就傻眼了。先生专考笔记上有教材中无的东西。两人凑到一起压低了声音嘀嘀咕咕。正这时，大安回来了。

他向我神秘地一笑，悄声在我耳边说：

“这次有好戏看喽。借我录音机。”

他从未用过我的录音机，现在何用？真让人犯疑。

大安从我抽屉里找出一盒录音磁带放进带卡，随即开机。交响乐《梁祝》的曲调在房间里回荡。

这是丁杰演奏得最熟练的乐曲。曲调悠扬甜美。每每丁杰用提琴奏起它，我都为之陶醉。但大安则坐立不安，满脸掩饰不住的烦躁，甚至一次自习时，他使劲儿拍巴掌，咳嗽、跺脚，迫使丁杰把小提琴放入琴匣。

大安今天真是一反常态。他边听边哼哼，脚上打着拍子，头也一晃一晃，斜眼瞄着怀江他俩，嘴角露出难以捉摸的微笑。

丁杰和怀江都呆愣了。过了好一会儿，怀江耷拉着脑袋出了门，丁杰呼地站起来，冷眼与大安对视片刻，麻利地取出提琴，跟着录音机的旋律拉了起来。

他没加弱音器，拉得很响，好像存心要把录音机的声音压住。

这是第一学期的考试。结果怀江和丁杰都得六十分。老师显然给了面子。大安的成绩居全班第二。

这日记本已用了四分之三，记的都是三年来的事。我打开第一页。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

拖也无其他希望，我到县教育局报到了。既来之，则安之，行行出状元么！

那姓朱的局长水平够差，架子却很不小的！莫要自以为得意，老子将来领导你！你不过是初中生么！竟然说我是“出类拔卒”的人才！你还会造词。我定要露一手给你看。先在教育上搞改革出成果，若干年后争取成为“县太爷”。

我的事业刚刚开始。

江大王先生引用过王国维那段话，很精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比第三境也。”我目前正处第一境中，该进入第二境了。需要的是韧性！韧性！韧性！拼搏！拼搏！拼搏！

口气不小，感情偏激。但不论为公为己，他毕竟想干事情。

他对江大王先生还是念念不忘。

一堂生动的美学课后，大安在路上遇见一伙女生。江萍抱怨说：“大安呀，你那王先生可真够呛！他讲的是什么呀！”说罢连连摇头。

“是么事？是美学么。”大安不服气地说。

二年级时开美学课，大安是课代表。这对他如鱼得水，他崇拜王先生，早在去年就研读了先生的专著，记了一本札记。这回直接认识了先生，便把札记送上过目，先生奖掖后进，称他“难能可贵，大有前途”。他乐不可支，四处炫耀，直至无人不晓。怀江调侃道：“干脆我写篇文章你来研究，我也会说你‘难能可贵的’的。”大安并不生气，只笑说：“你若研究我，还不够资格哟！”他从不掩饰自己对王先生的敬意，一谈美学，就把“王先生说”放在前面。姓王的先生多，不宜区分，于是大家把教美学的王先生，戏称为“大安的王先生”。大安每闻此语，脸上都乐滋滋的。怀江又揶揄道：“我看你的脸相都越长越像王先生了。”我们都笑了，大安也腼腆地跟着笑。

回到寝室，大安刚要发议论，怀江进来了，一见大安，就笑脸捂着肚子说：“我刚憋了一泡尿，去厕所释放了，我体验了一下，你的王先生说得对，那是生理快感，不是美感。”

大安不满地看看他：“你莫要总是注意这些问题哟！”

可怀江更来劲儿了。他凑近一步挤挤眼说。“唉，大安，你是过来人。你说，性交是‘很舒服的’，‘很有生理快感的’吗？”他模仿王先生的语气，把“很”字拖得老长，同时还像王先生那样用右手五指叉开做了一个有力的前推动作。

他说得无所顾忌，因为他尚未开始谈恋爱。

我和丁杰禁不住大笑。但大安板起面孔，不以为然：“现在是八十年代喽，你们还这样封建！那江萍还想当作家哟，鬼！”

怀江不服，争辩道：“王先生的观点可能有道理，但表达太不文雅，你没看见女生都红脸了吗？那样讲，连我都觉得有点‘那个’。”

“哪个么？”大安袒护着王先生：“他只是讲了几句大实话么！王先生对我讲，时间有限，这问题本来是可以大作文章的喽，但他不打算放开讲。”

“好家伙！再放开讲，就该具体描述性交过程了吧？”丁杰狡黠地问。

“去去去，你莫要不正经，我说的是真的么！”大安一脸认真相，“我读过王先生一篇论文，专谈美感与生理快感，内容很丰富的，还谈到了夫妻在么事时有美感，在么事时有快感。”

“唔？”我一直坐在旁边，忽觉问题有趣。“你介绍一下好吗？”我说。

“具体论述我记不很清楚楚。大意是说，只有爱情才能产生美感。所以丈夫是可以从‘爱人’那里得到审美享受的，但从‘妻子’身上就不一定喽，美感可能时有时无。至于‘老婆’么，那是层次最低的。几乎是只能给人生理快感喽！”

真是惊人之语！我玩味着这几句话，却听丁杰没头没脑地问：

“那咱们的周大嫂是属于哪个层次的？”

大安脸上泛起红潮，但还是坦诚地说：

“我那位么，恐怕只能讲是老婆喽！”

我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日记本，忽见一页上有我的名字。

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

黎晓来信，通报在京同学情况，令我汗颜。俗语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已成了该死的和该扔掉的……但现在我还不能服输。

“猪”局长狗屁不通，枪毙我的“改革方案”。他除了喝酒、搓麻、向上级陪笑、对下级绷脸以外，么事也不会。说我纸上谈兵？纸上谈也比你们不谈要好些。老区教育状况那样落后，他为么事不心痛？还是共产党的干部！说我不谦虚，不懂领导上的事，你谦虚，你懂，你干么？你想改革么？我辛辛苦苦搞了五万字，几十条建议，竟没有一条合理？混帐！

那局长是够官僚的，但大安是不是有点儿狂？我未及细想，就又往后翻去。

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二日

这里不是干事情的地方。县农业学校！！！“猪”局长真狠，存心整我。这里不需要学中文的！何况是本县唯一一个江大中文系正牌毕业生。开个体养殖专业户培训班，我来做么事！排课程表？见鬼！

我扪心自问，改革无罪。不就是顶撞了你几句么？说你“难”字当头，安于现状，错了么？说你麻木不仁，对山区人民冷漠无情，不对么？再说是你向我征求意见的么！

事已至此，应思退路。此地不可久留。万不得已，三十六计走为上，最好调进武汉市。总而言之不做平庸之辈！

原来他是被排挤到农校的！他太不会掩饰自己了。但至此他仍未精神失常。到底是怎样发的病？我急于了解，便直接翻到最后一则日记。

一九八五年二月七日

今天来了一男一女两个穿白大褂的，自称是医生，为我体检。骗得过我？我一眼就认出他们是公安局派来的警察。那男的四十多岁，驴脸，两手总插在衣兜里，肯定是握着双抢！那年轻女人拿着一根一尺左右的木棒敲击我的膝盖，我知她是检验我筋骨是否结实，看我能否再经住一顿殴打。他还叫我两手平伸，面壁而立，可能想找机会绑住我。我早有提防，那男的刚要掏抢，我就拼尽全力猛扑上去将他按倒，直至他求饶。临走时他们说我患了肝炎，要我住院。鬼！诱我上钩不那么容易。我把他们赶走了。

但是，我要提高警惕，他们不会甘心失败的……

这是患病以后的事了，记述的分明是精神病医生例行检查的过程，表明大安发病仅在三个月以前。但病因是什么？还有，“能否再经住一顿殴打”是什么意思？莫非他已经……，再说，他为什么对警察那样恐惧，我想不通，打算翻回去再看几则前面的，可这时大安醒了。

“你回来喽？”他睁眼问。

我难为情地合上本子：“我在偷看你的日记，你写得蛮好的。”

“我拿出就是给你看的么！这几年我的心里话莫有地方讲哟，只能对自己讲讲喽！”他接过本，拿起晃晃，“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我，你信么？”

我点点头，一面掏出刚买的车票：“看，下午六点零三分的。”

出乎我意料，大安锁紧了眉头，不耐烦地用手臂一档。“买票做么事，退掉么！”那口气类似命令。

他又撒了什么疯？我大惑不解。

大安脸上露出轻蔑，“你们这些城里人真莫有出息！我走南闯北，从来不把钱扔在铁路上的！”

我忙陪笑解释说，入境先问俗，北京的规矩多。在这里不买票是进不了站的，连站台票也弄不到，只有干瞪眼。他把嘴一撇，一脸的不屑：

“北京有么事好？当年你们都抢着进京。磕头作揖请我，我都不来的么！”

“对，对，我来了，都后悔了。”我赶紧哄他。他得意起来，眉毛向上一扬：

“我早料定你要说这话么！”

我啼笑皆非。

没有别的事了，可以和他拉拉家常。“家里好吗？”我问。

他还在兴奋中，半天才回过神儿。望着我眨眨那对大眼：“哦，别提喽，我准备离婚。”

离婚？我心里一惊，脑海中闪现出他妻子的形象。

午休时，有人敲响了寝室的门。我打开门，见外面站着一个矮个子的瘦小女人，像农村姑娘。

“你找谁？”我拦住问。

她笑而不答，只伸头往屋里望。

大安从上铺探头，顿时一怔：“你来干么事？”

原来他们认识。

她进屋刚坐下，大安下地介绍说：“这是王淑琴，我的老婆。”我们恍然大悟：暑假大安没回家，她看他来了。

“嫂子来了，欢迎欢迎。”丁杰诚恳地说。

我用大安的茶杯倒了开水递过去，嘴里不住地寒暄。

她依然对我们点头微笑，不言不语。见我为她倒水，忙将随身带来的小篮子放到桌上，揭开上面盖着的粗白布，取出几只煮熟的老玉米，往我手里塞。我拿起一个大的，掰成三截，递给丁杰、怀江每人一截，自己也吃起来。只见她又从筐里取出五六个煮鸡蛋，拉开大安的抽屉放进去，很羞涩地又对我们笑笑，黑黑的脸上泛起红晕。

她为什么不说话？我真纳闷儿。正这时，大安解释说，她不会讲普通话，而且也听不懂。

太让我惊讶了！我细细地观察他。她身穿一件无袖对襟短上衣，蓝布的，上面有些白色的碎花。下身着一条半旧的黑布裤。皮肤黝黑，是一种深深的棕色，两条细胳膊显得很长。尖脸，模样还周正，两只眼晴不大，似脉脉含情。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和大安相比，她似乎有些憔悴。眼角已挂满细密的皱纹，可能是烈日下劳作留下的痕迹。

她和大去谈起家乡话。唧哩咕噜的，我一句也不懂。怀江、丁杰面面相觑。

“大安你们在说英语吧？”怀江又逗上了。

大安瞪他一眼，愣了愣神，才发现我们都在围观。他对妻子唧咕了几句什么，妻子立时起身，一面对我们微笑点头，一面缓缓向门口退步走去。一不小心，将大安放在地下的脸盆踢得“咣当”一响，她连忙躬下腰把盆放回原处，再起身时，又绯红了脸。

大安和她一起出门了。

晚上，大安悄悄问我，能否给妻子找个地方住？我说这好办，让怀江找江萍就行。他面有难色。我说没关系，我来试试。对怀江一说，他果然拍胸脯，两分钟之内就把江萍领来了。

江萍身穿雪白的连农裙，显得身材格外修长苗条。她笑盈盈的，白皙的脸颊上现出两个小小的酒窝，一见大安就埋怨道：

“你看你，有困难就直接对我开口嘛，干吗还要托黎晓来说？”

“是的，是的，”大安表情尴尬地眨了眨眼，歉意地笑笑，对妻子咕噜了一声。他妻子忙转身对江萍深深地点了两次头，那样子简直有点儿像鞠躬。

“走吧。”江萍亲热地拉起她的手，她用另一只胳膊挎起篮子。

一高一矮。一白一黑。一洋一土。我望着两人的背影，忽地想起左拉笔下的“陪衬人”……

第二天课后，我正在打篮球，远远见大安两口子从楼里出来，可能是想逛街去。才走几步，大安见妻子落在后面，就站住等。妻子跟上，并排走了两三步，又落在后面。大安又站住等，如此反复三次。妻子偏不与他并排。大安只得先行，妻子则总在他背后三五步远，不即不离。她低着头，忸忸怩怩的样子，两眼老是看着脚下，一只手里，拎着大安的黄帆布书包。从篮球场外的路上经过时，我们停止打球，好奇地观望。“那就是大安的老婆！”“真是村儿里人呀！”同学们七嘴八行地议论。忽然怀江掩口一笑，轻声说。“这回大安真当上领导了，还带了个拎包的。”大家轰地笑起来。大安可能听不见怀江的话，但他转脸望见大家在笑，便把头一低，加快了脚步，一会儿就把妻子甩开十几米远。

四天后大安妻子走了，又过一日，江萍到寝室来找怀江，说她的椅子要散架了，请怀江去钉钉。怀江急忙在屋里乱翻，想找能当锤子用的东西。江萍站在一旁，不住地用手在胳膊上抓挠，留了一道道暗红色的印痕。丁杰见状问。“你那里怎么了？”“哎，虱子咬的。”江萍一脸苦笑。

“啊？你们女生宿舍还会有虱子？”我万分诧异。

江萍的嘴动了动，欲言又止。

怀江向我一个劲儿挤眼睛。

大安正神情专注地望着我们。他静静地等候了一会，见谁也不作声，缓缓地站起身，垂着头走出门了。

“她真带虱子来了？”我好奇心不减。

“没错儿，”江萍说，“那天早上我亲眼见她梳头时把两个大虱子掉在桌上，可把我折腾苦了，”她伸出两只泡得发白的手，“你看，这不是刚干完吗？我的被子、褥子、衣服都洗了，洗完还得用开水烫。”

我同情地点点头，忽然想到该听听她对大安妻子人品的评价，便问：“除了这个以外，你觉得她怎么样？”

江萍笑笑，仍似难于启齿。“怎么说呢？其实她人还挺好的。老实，也勤快。每天早上天一亮就起床，为我们擦桌子、擦地、打热水。我们醒来时，她都快弄完了。可是，”江萍眉头较皱，“她好像没什么文化。大安上课去，她就呆坐着，也不看书。我怕她听不懂收音机，给她录音机和音乐磁带，教她怎么用，她也没听过，好像是没有兴趣”。说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唉！”几乎同时，我们三人都叹了口气。

“为什么要离？”我问大安。

“我想调进武汉市，必须离哟！”他显然早已深思熟虑。

“她会同意吗？”

“已经和我达成协议喽。”他平静地说。

“哦？”这可真难为他了，我想。

寝室里没有人，桌上放着几封信。我拿起看看信皮儿，没有找到我自己的。忽然，一张明信片跳入眼帘。那是写给大安的，署名“王淑琴”，但那上面的字写得很有力量，伸胳膊蹬腿的，不像以往大安妻子信封上的笔迹。签名旁还有一个红红的手印，那是一个“斗”，非常纤细小巧。

这是怎么回事？她并不是不会写字，为何请人代笔？我被诱惑了，忍不住偷看两眼。它并不长，全文只几句话。

大安：

你莫要做梦了。自古女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哪怕是条癞皮狗，我也要跟你一辈子。你莫要忘记，结婚时你都未给我准备嫁妆，唯一的红毛背心现在还在你身上！你欠我的太多了！

我有么事对不起你的？你要当心，我家里人不会饶过你！

王淑琴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日

原来他在闹离婚！可是他妻子的口气也太凶狠了些，而且是用明信片来写！这不是存心要出大安的丑吗？我实在不能把大安那羞红脸点头微笑的妻子和这写信的王淑琴联系到一起。正百思不得其解，大安回来了。

他一眼就看见桌上的明信片，一把抓在手里，警惕地看看我，匆匆扫视那几行字，顿时脸色煞自。愣了一下，他盯着我问：

“有哪些人看到？”

“我看了，”我老实地说，“信大概是怀江拿回的，中午桌上还没有。他下午才去取信，可能别的先去取信的同学在系办公室也会看到。”

大安“扑”地颓然坐在椅子上，两手捶打着自己的头，嘴里“唉”、“唉”个不停。

“事情怎么这样糟？”我问。

他叹了口气，愁眉不展：“这不是她写的么！我已和她通了几次信，原本事情是好商量的么！可是，唉！”

“那么究竟是谁写的？”我穷追不舍。

“唔——，”他好像没有心思和我说话，把脸一捂，不作声了。

一天之内，大安闹离婚的消息成为年级里的头号新闻。传话人肯定不是怀江，当然也不是我。第二天辅导员就找大安谈话，他回来时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同学们议论纷纷，甚至还有争议，有的说大安是“现代陈世美”，有的则认为他是为了摆脱没有爱情的婚姻束缚，可以理解。那天趁大安不在，我问怀仁和丁杰对这事怎么看。

“我对他是复杂感情，说不清的。”怀江若有所思地说。

丁杰嘿嘿一笑：“我看离婚并不是他的目的吧？”说罢又去拉琴了。

他还有什么目的？我一时没想出。

大安将日记本放回编织袋，顺手又摸出两本小书，那是《法汉小词典》和《日汉小词典》。

“我在同时学习三种外语。”他炫耀道。

“你真棒！”我假意奉承，拿起《法汉小词典》翻开扉页，竟见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

天涯兄留念

弟大安敬赠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七日

“这是你赠给别人的书，怎么还留在你自己手里？”我好奇了。

他嘿嘿笑着，表情神秘地说：“这就是你的不对喽！这本书是我自己送给自己的么。自从这次赠书以后，在我自己的心目中，我就不再是大安，而是另一个人喽！”

我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才问：“那你为什么取名‘天涯’呢？”

“男子汉要做大事情，志在天涯么！”他的语气很豪爽，很干脆。

我沉默了，被这莫名其妙的事情搞糊涂了。但他要做大事情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听这话可不止一次了。

在江萍和怀江坐过的青石板上，我和大安并肩坐下。

“你也认为我是陈世美么？”他两眼逼视着我。

我笑而不答。

他缓缓摇头：“莫有人理解我哟！”

我同情地望着他。

“你以为，我仅仅因为莫有爱情就要离婚么？在这一点上我已然认命喽！”他看看我，见我不吱声，又继续说：“可是，我是想做大事情的喽。我担心毕业分配时她会牵累我哟！”

“你不想回家乡工作了吗？”我有些不解。

“黎大哥哟！你莫能了解我，当然我也不责备你喽！你是城里人，莫能体验我们这些乡下人的心境哟。”他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动情地望着我，“你是知道的，我家乡是老区，黄麻起义时代的老红军很有几个喽，可在省里，在京城做事的，我那个乡至今莫有。为么事？因为教育落后，人们莫有机会参与竞争哟。我自小就是在县城里读书，才考上大学的！我为乡里人悲哀哟。我若做成大事，不是也为他们争口气么？”

我盯视他的眼睛。那眼里一片真挚，我看不出一丝说谎的痕迹。

他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长叹一声：“唉！如果你不信任我，坚持认为我的动机是自私的，那你想想么，我有么事错！我不过是想和怀江他们一样么！可生活对我太不公平喽！他与生俱来和唾手可得的东西，对我简直是奢望哟！我若是去力争，就成了‘忘本’！就成了于连！”他频繁地眨着眼睛，眼里闪烁着泪光，眼圈红红的，嗓子也有些沙哑了。

我若有所悟，心头滚过一股热流。

以后，他再也没谈起过离婚的事。那件大红色的毛线背心，我也再没见他穿过。

来不及吃晚饭了。五点整，我和大安匆匆赶到北京火车站。在站前的食品店里，我买了五个椰丝面包，四个红香蕉苹果，分装进两个塑料袋。“给，路上吃。”我说。他接过去，打开苹果的一袋，凑近鼻子闻了闻，当即拿出一个狠咬一口，“咔”的一响，那苹果几乎缺了半个。他把剩下的放回袋里，又掏第二个。我连忙拍拍他的手说：“急什么，路上吃。”他两眼一瞪：“那一个不甜么。”我忽地想起江萍带来的麻糖还在包里，干脆掏出给他：“这个甜，你尝尝。”他注视糖盒，看了一会儿，斜眼对我一笑。我又拿出二十元钱放进他手里，说：“留着用吧。”他把两张十元票子一张一张拿到眼前，对着阳光细看，就像要辨别真伪似的。忽然他眉毛一扬说：“这回我有钱喽，请你吃一顿好么？”说着用手一指马路对面的小饭馆。我忙解释说时间不够用，随手拎起他的编织袋，催他快走。

北京站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广播喇叭声，旅客的谈笑声，喧哗声以及不时传来的火车进出站的轰鸣声响成一片。我怕大安走失，一手拎包，一手扶住他的胳膊，像搀扶老人那样把他领上电梯，一直引到二楼检票口。四下看看，江萍还没有来。我们约好是在这里见面的。头顶的横梁上挂着大钟，时针和分针正好重叠。才五点二十七分，还有半个多小时才开车呢！我松了口气，暗想“等着吧”。

开往武昌的列车开始检票了。工作人员从候车室领来了排成长蛇阵的人群。一个个手持皮箱、旅行包和行李卷，还有挑扁担的，样子像是农民。大安眼望人流，问：“我们为么事不进站？”我这才告诉他要等江萍。我早就想好，绝不可刺激他的自尊心，不能直说要江萍送他回汉之事，便转个弯子说，江萍是个弱不禁风的女子，独自乘车不安全，所以想请他护送一下。可大安却突然大喊一声：“江萍！护送！”吓我一跳。不知为何，他连连重复江萍的名字，双眉紧锁，继而以怀疑的目光斜眼打量起我来。我忙问：“你忘了吗，她是……”话未说完，他把手一摆，不耐烦地打断我：“我知道，哪里会忘么！”说罢又低头沉思。我以为他不愿与江萍作伴，刚要开口劝慰，他突然哈哈大笑，用手拍我的肩膀说：“你真行哟！”把我搞得莫名其妙。

过了几分钟，大安问我：“厕所在哪里？”脸上挂着一种神秘莫测的微笑。我看那表情觉得蹊跷，但还是伸手指着二楼大厅的东西两侧，告诉他两边都有，随便去哪个。他点头走了，我内心为江萍迟迟不到而焦虑，并未留心他往哪边走。他刚一离开，我就后悔了。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去呢？车站这么大，他第一次来，又有精神病，万一迷了路怎么办？如果他根本不想回汉，借此机会甩掉我怎么办？我记起他刚才那神情，越想越紧张，心口怦怦直跳，血往脑门儿上涌。想去找他，又不知他选择的方向，唯恐失之交臂，不敢移动一步，只得踮脚翘首向大厅里张望，急切地在人群中搜寻他的身影。

二十分钟之后，我几乎绝望了，心已凉了大半。去厕所绝对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扩音器喇叭里不断传出催人进站的声音，更搅得我心烦意乱。我不断地自责：怎么搞的，护送人还没等来，先把被护送人丢了！太疏忽大意了。可就在这时，大安从人群里一闪，钻了出来，手里还提着一个网兜，里面放着些成盒成罐的食品。原来如此！他买东西去了！可我买的面包还不够吃吗？我想着，嘴里却顾不得说这些。见他回来，我已乐得眉开眼笑，仿佛遇见了救命恩人。他跑到我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是给你的，聊表寸心喽！”我顿时一愣。他竟然会拿我给他的钱买东西向我送礼！那网兜里尽是些北京果脯、茯苓夹饼，还有两罐水果罐头，少说也要花十五大元！

我有些不知所措，慌乱地推开网兜，连说“不用，不用”，告诉他这些我都有，要他带回去给孩子吃。他脸色顿变，两眼逼视着我问：“黎大哥看不起我么？”“哪里，哪里，你还不了解我吗？”我忙作解释。

“那你必须收下，”他以不容反驳的语气说，“这钱我莫有用，要花钱，我能挣的喽！”边说边拍自己的衣袋。“这一次我求助于你，你待我不薄么，特别是对我的改革方案，你支持了，够朋友喽！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将来有人报道我的改革事迹，我定要记者为你大书一笔喽！你等着，我会用最快速度把稿子寄来的！”

“好的，好的。”我勉强敷衍着。听他再次提起那改革方案，我心中忽地冒出一股苦溜溜的滋味。糟糕，这回我要坑了他！我觉得脸颊发热。

来不及多想，我接过网兜，提醒他现在离开车时间仅七八分钟，该进站了。“唉，江萍也没来，别等她了。”我嘟嚷了一句，半是自言自语。可大安却朝我诡秘地一笑，慢条斯理地说：“我早知道会是这样的么！”

我们急速跑过进站通道，一列客车正停在月台里，上车的人已寥寥无几。大安上去了，我站在月台上，左看右看，没有江萍的影子。大安的座位是靠窗的，他打开了车窗，向我挥手示意。我猛然意识到万一江萍不来，还可以托别人照看他。女乘务员正站在车厢门口，我走过去说，车上有位病人需要特殊照顾。她只把手向车尾方向一指，吐出三个字：“找车长。”我顺着她的手看去，见一个头戴大檐帽，臂佩绿色菱形章的中年男人，手握两面卷成卷儿的小旗子，迎着我们走来。我恭敬地前跨两步，躬身点头说：“车长同志，我有位朋友患了精神病，现在您的车上，请……”话还未说完，车长把手里的小旗子一挥说：“快叫他下来！铁路上有规定，精神病人不准乘车！”那女乘务员接到命令，疾步跑进车厢，伸手就拽大安的衣服。可能是由于我们俩迟来的缘故，她对大安印象颇深，一眼就认得出。大安见有人叫他下车，竟乐颠颠地一把抄起编织袋，连蹦带跳地来到车厢门口。我心急如焚，正不知如何是好，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江萍。我悄声对车长说：“您认识江萍吗？”说罢用手指指大安：“这个人是江萍的同学，江萍答应在车上照看他的。”列车长先是惊奇地看了看我，“哦”了一声，随即转脸对乘务员喊道：“算啦，带着他吧！”乘务员便改而挡住大安，以手轻推。大安惶惑不解地楞愣神，悻悻地回车厢去了。

原来他还是不愿意回家！我望着他的背影，浮想联翩。

辅导员刚在我床上坐下，大安就从上铺将自己的志愿表递下来。辅导员扫了一眼，仰起脸说：

“你这样填志愿，可真让我为难死哟！除了武汉，哪儿也不能去吗？”

我凑过险去看。那表上端端正正地写着：“武汉·理论研究，武汉·高等教育，武汉·党政部门”。

大安慌忙下地，坐到辅导员身边，扶着他的肩膀，笑笑说：“六十人中三十八个留武汉，总不会少我这一个么。”

“我这本帐算起来，比你算得可复杂多哩。”辅导员皱着眉说，“每个人都说‘不会少了我这一个’，合起来算名额就不一定够哩！”

“这我知道，”大安眼睛亮亮的，“可是每个人的具体条件还有不同的么！”

“那好吧，你说说，你有什么‘条件’？”辅导员把身子靠在床柱上，准备洗耳恭听。

大安侃侃而谈。他历数了目已的三条硬梆梆的条件，很少有人能比：第一，四年来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第二，在美学方面的研究受到王先生高度评价；第三，在刊物上发表过评论文章。他希望辅导员能格外引起重视。他讲得很自然、轻松，也很理直气壮，面无惭色还略带笑意。

他早已背好台词了！这家伙到了关键时刻还真当仁不让！我默默地想。

丁杰冷冷地看着大安。

怀江站在大安身后，他用右手翘起大拇指，对着大安的后脑勺比画，几乎碰到头发，大安并未觉察，辅导员噗哧一笑。

“您笑么事？我讲的不实事求是么？”大安有点发慌。

“以这些条件就一定要留在武汉吗？”辅导员对我使个眼色，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回了家乡，你的才华不是更显得出众吗？”

“我知道，您是讲笑话。再说我们县也没有名额么！您总不会要我到外县去工作喽？”

辅导员仍用半开玩笑的口吻道：“做别人的思想工作，恐怕比做你的还难哩！”

大安有些当真了，直冲冲地说：“不是还有那些写请战书的党员么！对他们还用做么事思想工作？”

辅导员哈哈大笑，用手指着大安：“瞧你这认真劲儿，连句玩笑都不能开了。”

大安也笑了，眼里竟涌出泪水。他拿出手绢来擦。

辅导员站起身，拍了拍大安的肩膀，诚恳地说：“你放心吧。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我会想办法照顾你的。”

大安拉着辅导员的手，感激地点点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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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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