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店买书，偶得《先生》，那些远去了背影，却鲜活的一个个名字吸引了我，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这一个个民国的先生们，底气十足，他们曾经给中国百年教育肇始呐喊改革，树立一个个丰碑，为后人敬仰。

这样一本书，本只是带着一份对历史人物的回顾去读。却爱不释手，一气读完，每一个人物，他们的经历，修为，故事常常忍不住为他们感动或者悲哀而流泪。

先生，几千年的敬语，也被冬烘过，也被秋杀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破四旧里，先生落魄；三十年后的市场化中，先生贬值或被作价。教育大景，江河日下，蓝天白云走黄沙。“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后者，难道不是今天教育现状的写照吗？我身在教育庐山，却不识其面目，不想再往下走。悲哀！悲哀！

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但为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余音袅袅里是千年前范仲淹先生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掩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总想写点什么，来记录点滴思索，却怕文字拙劣，不能表情达意。几天过去，还是挥之不去的初衷，作为教育的后继者，虽然我在不断努力改变教育上一些成规陋习，但个人力量，体制的桎梏，只留得声声长叹，在扼杀个性，应试教育成风的时代，一介教书匠能够怎样呢？看着这些教育前辈们为中国教育所作的改革，那些先进的教育思想，究竟在什么地方失去了传承，谁把如今的教育搅和的不伦不类？

民国先生们培养的一代代精英走入社会是时代的栋梁，而我们的学生除了炫耀考中了什么名牌大学，走入社会差不多被社会再教育，变的世俗，没有改良社会的思想，大学的先生中学的先生们，谁真正教出了国家栋梁？

用了很多时间来编撰这篇图文，记下他们一鳞半爪的那些生平事迹，是纪念，也为鞭策自己，更重要的是对当今教育的呐喊。但在编撰的过程中，和读《先生》一样，始终有一种悲凉和失落的情绪萦绕在四周，这些远去背影的先生们，他们是骨子里的端正和儒雅，交给学生方法和方向，他们是真正的正能量。他们智如泉涌，行为表仪。他们之中很多人，在风云变换的年代走过坎坷人生，始终不改其赤子之心，他们的经历遭遇可歌可泣。

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读这本书，一直与远去的先生们对话，他们是中国教育的先驱者，夕阳里有人在远方忧伤，永不相逢的故人年代，似近犹远，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十位民国先生，呼喊十声，这些教育的魂魄。（原图文发于网易博客：-02-:53:32

分类：驿外随笔）

蔡元培：大学教育的长者

生平：(—)字鹤卿，又字孑民等，浙江绍兴山阴县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参照德国大学的理念，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师承：少年时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博览群书；在德国，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指导。

　　高徒：蒋梦麟、罗家伦……

　　核心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教育实绩：奠定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富有开创性的贡献；革新北大，使之成为以学术自由而著称的现代大学。

　　他毕生倡导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后人评价道：“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年1月4日，新校长蔡元培迈进国立北京大学校门那一刻，就震惊全校。与以往不可一世的校长不同，蔡元培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役们鞠躬。蔡元培的低调深得人心。再看看我们现在的校长们，不说大学校长，就是一些不入流的中学校长甚至一些小的芝麻都算不得的官，常常摆起官架子，还常常自封为大师，何德何能？还面目可憎！

年蔡元培回乡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在绍兴唯一的新式学堂，蔡元培提倡新学，增加日语、法语，还开设化学、物理、生物等科。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教育改革。

　　后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的蒋梦麟，就是学堂当时的小学生。蒋梦麟回忆，“这是我了解科学的开端”。他第一次在学堂里知道了地圆说，才知道大地不是平的；他也是第一次知道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而非电神镜子里发出的闪光；他更是第一次知道了雨的形成不是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这些在当时，该是具有怎样的变革教育精神的人才有的气魄。

　　蔡元培引进新派知识分子，守旧派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树兰让蔡元培抄录皇帝要求遵守旧礼教等上谕，挂于办公室。“蔡元培说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我还待在翰林院好了。”蔡元培纪念馆馆长章大国称这是蔡元培人生中第一次为了坚持原则辞职。

蔡元培北大十年，辞职十次，每当改革思想陷入政治纷争而无法力保高洁他都会愤而离开，这是以退为进的形式维护人格自尊，用无人匹敌的政治资历、人格魅力抗议和示范，数次保卫北大穿越乱局，坚守学术自由，如今谁能够做到？谁有胆量有资历做到？这是一种底气，无人匹敌。

年元月，蔡元培以开国元勋身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那时，民国刚成立，什么都没有，没有办公室，他一个人带了几个手下，在南京满街找地方办公。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下，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学令》，并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所以他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山鼻祖。看看我们今天的教育部门，多如牛毛，又做了多少可以福泽后世千秋万代的大事？

　　很短时间，他让民国教育有了好的开端，整个规划蓝图非常前沿。他提出的5个教育中，实利主义教育很重要，培养实际发挥作用的人才。军国民教育是让羸弱的国家，武力上强大起来。5个教育里，关键的是世界观教育。康德哲学‘判断力批判’中，认为人只有认识到看不到的本体世界，才能超越现象世界，到达美的世界。蔡元培希望通过世界观教育，让国人对生活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蔡元培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深知学生恶习。为铲除科举制留下的劣根性，蔡元培清楚首要改革的，是学生观念。上任后蔡元培就在北大就职演说中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如今我们的太学生们，价值观念盲目，依然在骨子里“学而优则仕途”。

　　“《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很坚定并以最快速度聘他为文科学长，4号蔡元培上任，十几号陈独秀也上任了。”

　　为请到陈独秀，蔡元培不仅到前门小旅馆“三顾茅庐”，坐在房门口等他起床，甚至为陈独秀编假履历，称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这是很大的事，放今天，一般人也不敢做，大违常规，但这招棋走得很对。马上就建校，然后陈独秀又介绍了胡适等人，任用人才唯才是举，不任人唯亲，不看学历只看本事，放今天，还真能没有多少领导做到，曾经一个朋友说：当下做官的，没有几个有品，怎么能够有那样的气魄？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但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拖着长辫的辜鸿铭不买胡适的账，坚持旧文学的黄侃在课堂上大骂倡导新文学的师弟钱玄同有辱师门，但校长蔡元培绝无门户之见。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名师阵容。既有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也有主张恢复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张竞生，也没被封建卫道士的唾沫淹死。陈独秀称赞：“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是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蔡元培年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他比谁都清楚教育部的规定，那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

　　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他称赞北大是教学生以自由思想的场所，“五四”时期的学生，不仅自己富有公共精神，而且还具有唤起全民公共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称女生在北大的地位比剑桥还要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并获得学位，女生中那种自由发问的精神，恐怕连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不禁愕然。　可是今天的北大，看看她在世界的排名，就知道其中原委。

蔡元培说，“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北大听了蔡元培演讲后，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这是多么高的赞誉！

　　 　　蔡元培主张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研究所，并主张学与术分校。他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北大除文理两科外，只保留了法科。蔡元培还帮学生建立社团。学生社团百家争鸣：傅斯年和罗家伦组织了新潮社，许德珩组织了国民社，而毛泽东在北大参加过新闻研究会。蔡元培希望培养的学者，不仅具学识，尤当有修为。年，蔡元培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同年6月，蔡元培发起成立“进德会”，规定：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在三戒之上另加不做官、不当议员二戒；丙种会员更在五戒之上加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三戒。

　　师生纷纷入会。甲种会员有李大钊、陈独秀、许德珩、沈尹默、章士钊、马寅初、罗家伦、胡适、王宠惠、张国焘、辜鸿铭等；乙种会员有蔡元培、范文澜、傅斯年、钱玄同、周作人等；丙种会员则有梁漱溟、李石曾、张崧年、傅汝霖等。

　　陈洪捷说蔡元培上任第一年，风气就大为改变，“当时所有的新闻报道，对北大完全是刮目相看。年的报纸对北大的评价就完全变了。五四运动后更不用说”。所以林语堂说，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蔡元培比任何人大。许德珩则说“五四运动”的主力是北大，而其精神上的指导者是蔡元培。

　　年蔡元培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为实行全国范围的教育救国，他在中国推行大学区。年他将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销”。蔡元培的教育救国、学术救国是成功的，那时期的北大，很多学子都成为国之栋梁。许智宏说“蔡先生倡导一所大学应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紧相连，这一思想至今仍具有深远意义”。　

，“蔡先生实不止属于北大的，他是属于整个学术界文化界的”。蔡元培任大学院院长时，筹建中央研究院，李四光、竺可桢、梁思成、陈寅恪、李济等群英集麾下。他架构起中国现代科技体制，但又强调“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

　　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的第一人，他的“以美育代宗教说”闻名于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说：“社会正在变革的时期，蔡元培推动了美育极大的发展，他是做这个事情，效果最大的一个个人。”

　年3月5日，蔡元培长眠于香港。弟子蒋梦麟送上旗帜，“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而毛泽东唁电中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至今和蔡元培的肖像一起，挂于北大教育学院的大厅

胡适：儒雅之河静水流深

　　生平：(—)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师承：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杜威教授。

　　高徒：牟宗三、罗尔纲、顾颉刚、俞平伯、傅斯年……

　　核心理念：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

　　教育实绩：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唐德刚)

　　年，雕塑家阙明德想给晚年胡适塑个相，胡适说：“我的相很难画，因为我没有怪相。”

正如胡适自己所言，他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人。“胡适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继往开来的一位启蒙大师。”“正因为他既‘开来’又‘继往’，在思想流于偏激的国人看来，他的一言一行就不够刺激，有人甚至把他看成连折中派也不如的‘反动学者’。同时在思想倾于过度保守的人士的眼光里，胡适却又变成了背圣绝贤、为异端铺路的罪魁祸首。”(唐德刚语)

　　年，雕塑家阙明德想给晚年胡适塑个相，胡适说：“我的相很难画，因为我没有怪相。”由此可以看出这位先生的个性。

　　安徽绩溪人胡嗣穈生在上海。大约是年左右，也是在上海，胡嗣穈的二哥才帮他改名为胡适，取自严复《天演论》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个十分具有时代性的名字。而他最终也成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

　青年时期，胡适就说“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于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用来安慰人，也用于自我安慰。关于胡适夫人江冬秀，夏志清曾经十分不客气地说她“不立志求学上进”，只是个旧式乡下女子，“辜负了胡适在留学期间对她的期望”。可是先生却与没有文化，长相也委婉的夫人从一而终，就是今天看来，如此大儒即使今天，恐怕有人不只换过几位夫人呢。

年，胡适在上海入读澄衷学堂。为了不断“跳班”(类似于“跳级”)太过用功，睡眠不足，有一个学期，两只耳朵几乎全聋了。但是却因为管了“闲事”而负气退学，在《四十自述》中他写道：“有一次为了班上一个同学被开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澄衷学堂的教务长)抗议无效，又写了一封长信去抗议。白先生悬牌责备我，记我大过一次。我虽知道白先生很爱护我，但我当时心里颇感觉不平，不愿继续在澄衷。”年，胡适又入读中国公学，参加中国公学的风潮，跟校方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胡适在上海念的两个中学都没有毕业。这个“不毕业的传统”后来保留到了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时，学位还没拿到，就被陈独秀从美国拉到了北大。

年，胡适离开的那个中国贫弱、落后。而胡适去的美国，是一个有序排队的国家，是一个有投币机的自动化的国家。 　　胡适那一辈留美学生，拿了洋博士，照例是光宗耀祖，扬眉吐气，其实也有诸多尴尬。留在国外大学，“在这本行多如狗的学术环境里，哪里又缺你这外来的半瓶醋”(唐德刚语)。一旦学成归国——民国留学生多数选择回国，想要继续原来的研究，国内又无科研的条件与环境，军阀混战、抗日救亡，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只落得颠沛流离，不断跑路。

年，胡适再次奔赴美国，但已无驻华大使时的光环，在普林斯顿大学当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不过是个闲职，每周五上午从纽约去一次普林斯顿，下午返家，每年有美元的收入。但是两年合同期满之后，校方不想与胡适续签聘约，转聘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因为后者更为“便宜”，每年只需美元。于是，胡适以“终身荣誉馆长”之虚名让出馆长一职。

　　在美国留学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让胡适与陈独秀一起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了。曾经同在《新青年》共过事的鲁迅，对这两人有过极为生动的描写：“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驻美大使胡适还是发挥他在学生时代便已练就的从政本领——演讲。但归根到底，胡适从政只是一个票友。关于后来那个当总统的构想，也只不过让晚年的胡适动了一下心而已，期间的犹豫踌躇，又一次让人见识了那个“左右为难”的胡适之先生。

　　年3月30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第二天的日记，胡适有勇气接受这一大任了，“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但是到了第三天，也就是4月1日，又反悔了。“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最后，也因为“党内反对”，蒋介石的推举美意并未真的实现。

　　　胡适从来就不是一个纯学者，他得学问兼而议政。清末被送出去的学子，肩负着革故立新的重任，整个国家救亡图存的大问题摆在那里，容不得他们有片刻的停顿与踌躇。社会上启蒙的呼声强烈，学者要在公共领域发出声音，所以，胡适主张“讲演要深入浅出；教书要卑之无甚高论”。

　　但胡适本人的治学不可谓不严谨。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是同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相结合的实践中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也让他自己做学问吃尽苦头。年开始，“美国学会联合会”资助胡适撰述“中国思想史”，每年美元，胡适连续接受了两年之后，终于在年度报告中，不得不检讨“只要我继续使用中文的资料，我必须招认我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强烈的智性上的嗜欲：为了稽核一个事实或者厘清一个疑虑，我可以用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去作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工作。于是，这就妨碍了我写中国思想通史的正务”。

　　胡适用“勤谨和缓”四个字来讲论治学的态度与方法，写佛教史的一个神会和尚耗尽了他晚年的所有心力。所以，当过上海市长的吴国桢说胡适在美国活不了，他一度靠演讲为生，但是一篇讲稿要磨蹭好几个礼拜，投入产出比实在太低。

　　去世前两天，胡适嘱咐秘书王志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这里是台湾大学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不准在宿舍打牌。今天我找你来，是要你在我出国期间，在和平东路温州街的附近，帮我买一所房子，给我的太太住”(《记胡适先生去世前的谈话片段》)，无意中点出了一个克己复礼的人在这个俗世的最后一点麻烦。　

马相伯：为叫醒中国

　生平：(—)江苏丹阳人，11岁到上海求学，自此常居上海。原为天主教神父，后进入仕途，曾为李鸿章幕僚。60岁后毁家兴学，捐出全部家产办教育。

　　师承：毕业于徐汇公学。

　　高徒：于右任、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陈寅恪、胡敦复……

　　核心理念：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教育实绩：三所大学的创办人，其中震旦公学、复旦公学为一力创建，辅仁大学是倡议人。

　　他年富力壮的时期，全部贡献给清朝的洋务事业。整个壮年生涯，都浪费在一项失败的事业当中。他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年4月，第期《良友》杂志的封面人物，是适逢百岁大寿的教育家马相伯。这不是《良友》第一次用男性当封面人物，此前，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朱德、张发奎等军政要员都上过《良友》。但在抗战进入艰难期的当时，让马相伯出现在《良友》上，不仅是向这位“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中共中央从延安发来的贺电中称)致敬，更是一种象征，中华民族古老而不屈的象征。参与国际合作课题“马相伯研究”的复旦大学学者李天纲说，不仅仅是《良友》，那时候，马相伯的照片，一脸的“福相”，被挂在几乎每个照相馆里。可是这位大教育家，如今有多少人得知？

　　当时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沦陷区)为老人举行了祝寿活动。在重庆，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部长的于右任，为自己的老师写下贺寿长文《百岁青年马相伯》，并手书贺联：“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自新教育发明以来，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马相伯因逃难滞留在越南谅山，亲自撰文回复各界对他的盛情：“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救国重于祝寿，当团结御侮，愿拼老命和爱国人民一道抗日救亡。”

　　他去世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他年富力壮的时期，全部贡献给清朝的洋务事业。整个壮年生涯，都浪费在一项失败的事业当中。”

　　马相伯一生的传奇，始于年。11岁的他瞒着家人，带着悄悄积攒下来的铜钱离开家乡江苏丹徒(今江苏镇江)，一个人走了11天，走到了大上海，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开办的徐汇公学读书。

　　马相伯年4月7日出生于一个天主教世家。　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三十年，给了宗教；中间三十年，致力于政治；后四十年，为教育呕心沥血。按照同样参与“马相伯研究”课题的复旦学者陆永玲的说法，从事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既非马相伯的初衷，亦非他早年的兴趣。他先是接受了长达19年的耶稣会的西方教育，精通拉丁、希腊、英、法、意等多国语言，在30岁那年成为司铎神父；接着，一方面他和外来神父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兄长马建勋在官场上的发达，使他对献身教会产生了动摇。年，他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耶稣会，投身政治。“他年富力壮的时期，全部贡献给清朝的洋务事业。整个壮年生涯，都浪费在一项失败的事业当中”(李天纲)。在不断碰壁之后，他和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一样，意识到只有教育才能拯救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

　　马相伯在仕途上遭遇不顺，他去了欧洲，访问了欧洲几所著名学府。此次欧美之行，“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厚弱”，深深地刺激了他。由此，他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对政治心灰意冷之际，两件事情像最后那根稻草，终于压垮了他。年，马相伯的妻子(他是年在山东机械局总办任上结婚的)带着大儿子回山东老家探亲，死于海难；两年后，他母亲沈氏去世，临终时说“我的儿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年，他决定重返教会，尚未成年的一儿一女交给教会保育，自己则回到徐家汇隐修，并做了一生中最惊人的一件事：将继承自长兄的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耶稣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且立下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某种程度上，这是重返教会的交换条件，也是他自认命不久矣、亟需完成办学愿望的破釜沉舟之举——他没有料到的是，以后他还有四十年的时间为教育奉献一切。

　　年秋天，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的蔡元培找到了马相伯，希望马相伯教他拉丁文。马相伯说，你已人过中年，一个人学没用，不如找些年轻人一起学。于是，蔡元培找了24名学生，跟马相伯一起学拉丁文，日后这些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一样名声赫赫：黄炎培、李叔同、胡敦复(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邵力子……

　　小学习班，使马相伯名声远扬，各地青年纷纷赶来求学；同时，南洋公学闹学潮，百余名学生集体退学，无学可上——这样一来，既然有需求，办学堂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年，震旦学院成立，马相伯自任监院(即院长)。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立即著文称善：“吾今乃始见我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院，吾喜欲狂。”这一年，马相伯63岁。他为学校规定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学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学，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请归我。”

　　马相伯有很多的创造，比如他主张文理并重，主张要打好语言的基础，主张必须训练严格的逻辑思维。现在中国最早的形式逻辑的教科书是马相伯编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黄书光著有《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他对马相伯同样有很高的评价：“我们大家今天在那里说，中国学生原创力不够，其实这个问题马相伯当时就已经发现了，他所设计的课程、教育方法，都是他认为要提高学生的原创力。还有一条，他认为教育要自立，希望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这样的思想光芒却被岁月消磨的黯然无光，今天我们不断批评我们的教育制度恶习，但谁追根溯源，先生早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着手改变教育教法。 　　 　　 　　 　　 　　　

马相伯是非常爱护学生的，他重建了孔子以来“有教无类”的传统，只要有才华的人、愿意学的人，他一律收入门下。于右任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年，于右任因作诗讽刺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逃到了上海。马相伯将他收入门下，免学杂费，以化名“刘学裕”(即“流亡学生于”谐音)入读震旦，并对他谆谆教诲：不以空言抒愤，救国必先科学。后来于右任曾有联：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使马相伯和作为主办方的耶稣会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年年初，冲突演变的结果，耶稣会出手驱逐马相伯，让他“无病而入病院”，欲夺回震旦的控制权。但神父们忘记了，震旦的首批学生，部分来自堪称学生运动策源地的南洋公学，岂是唯唯诺诺之辈。在校务行政上，震旦是实行学生自治制度的，遂推举沈步洲为会议主席，决议退学。沈步洲取出信笺两卷，放在讲台两端，一为签留，一为签去，结果全校名学生中有名签名退学。

　　退学学生推举邵力子、于右任等7名学生代表，去找马相伯，说：马院长，我们已经退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马相伯老泪纵横，终于决定离开震旦，另办新校。年9月，经过马相伯、严复和退学学生领袖叶仲裕、于右任等数月的奔波筹划，复旦公学在吴淞成立。“复旦”者，取自古诗“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既寓意新学校像朝阳一样，也有光复震旦的意思。马相伯为校长，留美的李登辉主持校务，由学生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等分管学校行政，仍和震旦一样实行学生自治制度。马相伯提倡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后来被写入复旦校歌之中，成为复旦人DNA的一部分。

抗战时期，和家人一直撤退到越南，他不愿离开祖国，后来家人只有骗他，此时先生年事已高，最后听到打败日本的一个胜利消息，兴奋悸动去世，直到死都不知道身是客。

　　今天的复旦大学，光耀中华，让我们记住这位了不起的先生。

张伯苓：津门一户南开

生平：（—）张寿春，字伯苓。天津人，现代职业教育家，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西方戏剧以及奥运会的最早倡导者，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师承：张伯苓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获得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曾受教于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桑代克等人。高徒：曹禺、老舍、梅贻琦、周恩来、吴大猷、范文澜、熊十力……核心理念：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教育实绩：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南渝中学（重庆南开中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私立学校的典范。西南联合大学创办人之一。年2月23日，因病在天津谢世。临终遗嘱敦嘱南开师生“拥护自由，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誓死抵制专制极权”。

　当年，刘邓大军势如破竹直指重庆。年11月27日，蒋介石第二次来到重庆南开中学催请校长张伯苓到美国。蒋说：“去台湾也可以，无论去哪儿，生活一切等，都由我给想办法！”张伯苓低头不语。张夫人敢言：“我们哪里也不去，他舍不得儿孙，更舍不得他的南开学校！”此前，张伯苓收到周恩来来信说“不让老校长动”。这个抉择最终导致张伯苓晚年的悲剧。张伯苓用一生创办私立南开学校，及至暮年，却连校庆都不能参加，郁郁而终。这是我看到为之流泪最多的先生，每每想其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晚年的遭遇，心里满怀不平。 　　光绪二十四年（年），只有22岁的张伯苓开始在清朝学部左侍郎严修家里教书，讲授数学、理化和英语。英语教材是ScientificReaders，数学有几何、代数、三角，物理有力学、光学和电磁学。一百多年前，开私塾教数理化是新闻，就像今天开培训班教三字经一样。但教三字经还不是最让人气愤的，让全体学生下跪拜孔子乃至老师才是。 　　当时的张伯苓也做类似的出格行为。他和学生一起踢足球，一起玩玩惠斯特（桥牌的前身），带学生到城外骑自行车。他教照相术——摄人魂魄。他把一根长鸡毛掸子架在两张木椅之上，让学生跳过去，还不断往椅子脚上垫书本，让鸡毛掸子越来越高。他让学生撑膝弓背，学生轮流从同学背上跨过去，有伤大雅。但这还不算，他还“反对学生早婚”，在体育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年7月6日，《纽约时报》有一篇来自北京的报道《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描述了孩子们扯大嗓门叫喊着背诵课文的情境，并批评“这种教育方式是填鸭式的”，“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而现在我们的教育不是还是如此吗？为何我们前进的步伐总是走在人后，为何我们的学生没有创造力，百年前的先生们都努力革除弊病，而今天却让这样的教学大行其道，只要能够应试，管什么其他呢？当今教育的悲哀啊。 　　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以及师生关系，胡适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这种师生间自由民主的共同教学和游戏，显露出年青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清末，西式教育东渐。年，张伯苓去日本考察西式教育回国以后，把塾馆改成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力倡洋务的直隶总督袁世凯视察后很满意，一高兴捐银两，这就是南开中学的前身，也是张伯苓的成名之作。 　　虽然融资不容易，但张伯苓从来不吝啬于购买教学仪器。民国初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Dr.Eliot）到南开参观，见中学有如此设施，深为赞叹，说：即使美国的中学，能有像南开这样的实验仪器者，也不多见。 　　南开中学之出名，除了西式教育之新颖，还因学校管理之严格。南开中学有不少富二代、官二代。富家弟子吸纸烟当时是时髦。每次假期回来的训育课，学校要检查手指的熏黄和口袋的烟味。一次一学生质问：“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吗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无语，把烟袋撅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回到校长室把吕宋烟扔到痰盂，校工连呼可惜。张伯苓从此一生再没有吸烟。 　　南开中学时期的张伯苓喜欢清晨去学生的洗脸室，教农村来的学生使用牙刷和牙粉。他还常请学生到家里吃饭，周恩来回忆道：“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周在南开求学时家境不富裕，常在校外小摊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饥。张伯苓得知后，免除了他的学费。后来周恩来领导五四运动被捕，出狱后张伯苓用“范孙奖学金”资助其赴欧留学。张伯苓的性教育也胜过今天很多中学。他在修身班讲手淫的坏处，查禁黄色小说，严禁学生进妓院，还在妓馆多的街道派人巡查。无故夜宿校外，须详报行迹，甚至要到校医室验证。于是很多人放心把子弟送到南开中学——梁启超、冯玉祥、段祺瑞、袁世凯、黄兴、胡适、叶圣陶、张自忠、邹韬奋、陶行知……连东南亚的华侨也慕名而来。 　　张伯苓用其一生回答了中国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如何回应西方教育的挑战，如何摆脱传统教育因袭，自觉适应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就是如何西为中用，用西式教育办中国事。旧中国没有统计局，经济信息来源在哪？就是南开的物价指数。外国人研究中国近代的经济，都要从南开拿资料。 　　化工是当时天津重要的工业支柱，30年代初南开大学就成立了应用化学系，研究成果无偿地提供给这些厂家。远到云南的厂家都来南开求助。张伯苓是最早探索大学教育本土化的人。 　　凭借这种实业兴学的路线，20年代后期，南开大学声名鹊起。抗战前，南开以管理严格和有出路著称，旧中国大学毕业就是失业，虽然那时大学生很少，但需求量也很少，南开从来没有失业一说，有些学生没有毕业就被人订货了。有趣的是，今天的南开大学却给人“不问窗外事，只读学院书”的书呆子气氛。这是教育在走下坡路，是历史的倒退。 　　 　　 　　　

　有一首“天津小调”这样奚落老夫子们：“最可悲是教书匠……不够吃饭只可吃糠，半饥半饱度时光。家有半斗粮，不做孩子王。”张伯苓说：“教书不能发财，办教育也就不能发财。”这样的话换新东方集团的俞敏洪大概不会同意，但当时的确如此。张伯苓为了维持南开学校，成为当时有名的“化缘和尚”。化缘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军政要员。有学生说：“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张伯苓对：“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贵，百年来倒是没有太大变化。但坚持招生的独立性，这点没有传承下来。有一次甘肃禁烟总局王某人的儿子要入读南开，以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苓只让他参加考试，并退回礼物：“既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有些无法拒绝的人情，张伯苓就顺水推舟，以双倍学费收为“试读生”，试读一学期或一学年，不及格就得走人。可是看看咱们现在的私立学校，只要钱多官大就可以畅通无阻。 　　

如果张伯苓以卖文凭来赚钱，那几年后的西南联大可能只有两家，而天津也只会多了一所野鸡大学。年，张伯苓致南京政府教育部《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申请补助书》中说：“高等教育，重质不重量。属校创立之始，即限定学生人数，15年来，无论经费困难若何，亦不肯以多招学生、多设大班为解决困难之方法。”南开虽为私立学校，但账目完全公开，放在图书馆里任人查看。张伯苓曾说，谁要是查当月账目，他可以五分钟之内告之。 　　作为学校，南开二字延续到今天，但作为张伯苓的学校，一所私立学校，南开毁于日本。坊间流传，日军摧毁南开，因为“南开”二字暗喻“面南而开”，是为帝王之业。正确答案是南边那片开洼之地。年，日军把南开大学夷为平地之前还开了记者招待会。那时张伯苓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国是谈话会”。时值暑假，负责留守学校的教务长拿着所有房间的钥匙，南下找到张伯苓说：所有的钥匙都在这，但是我们的学校没了。 　　这一炸，南开的校舍连同多年的教育精神毁于一旦。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再也无法筹款重建南开大学。年，南开大学被教育部收归国有，南开大学慢慢失去了生命力。年夏，张伯苓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有人评价他“官极一品却毫无宦场官气”，其实张伯苓之前就拒绝过两个一品官：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长和张学良的天津市长。后来，张伯苓还拒绝了跟蒋介石到台湾。 　　年以后，私立南开系列学校也都收归国有。张伯苓直到年9月才回津，第二天就去了南开中学。没有受到欢迎。教务处职员带他到会客室待了一会，“就来一个人员说要开会，把他轰了出去。他到南开女中去，没几分钟学生就起哄‘张伯苓！张伯苓！’”半个世纪后，研究张伯苓数十年的梁吉生在南开大学的教师公寓里讲述这段历史，情绪激动：“张伯苓说：‘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南开是他建的，几乎是他的私人产业。你可知道，年，他从国外回到天津时，整个城市夹道欢迎呀。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鸣响。” 　　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张伯苓早早起来准备前去南开中学。儿子说：外面正下着雨，路不好走，您别去中学了。张伯苓一愣，儿子只好直说：学校来人了，不欢迎你去。张伯苓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颓然坐在椅子上。四个月后，张伯苓与世长辞。家人从他衣兜里发现7元多钱和两张旧戏票。张伯苓遗愿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但有人以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加以拒绝。梁吉生叹息道：周总理要多说一句话也不至于这样。看到这里，不禁潸然泪下，一代大师身后如此落寞，以至于有些腹诽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了。连毛都一直尊敬自己各个时代的老师，周总理怎么这样？如果张伯苓当年去了台湾，又会是怎样的情形，面对这样的历史，我只有问苍天。

梅贻琦：清华一径新竹

生平：(—)字月涵，自年归国后，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年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

　　师承：张伯苓。

　　高徒：沈从文、黄昆、杨振宁、汪曾祺、邓稼先……

　　教育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教育实绩：他是清华大学(含北京、新竹)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有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代表作是《大学一解》。

清华在学术方面应该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另外，梅贻琦再三强调勤俭，一则希望学生保持俭朴学风，无纨绔习气。二则也是说学校使用经费应节约。

其实庚子赔款相当丰厚，可梅贻琦分文不取，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辞去厨师，让夫人韩咏华下厨，甚至连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也不要。西南联大时期去外地考察工作，当地政府款待，他在日记中写道：“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耳。”

学生因为抗日救国活动申请缓考，梅贻琦断然拒绝了这种要求，回应道：“今国势危迫，不能以躬执干以卫国家民族者，必须于可能范围内努力进行其应作之工作。若以赤手空拳如同鲁迅弃医从文，张伯苓从海军退役，在天津名绅严范孙所办的学堂里教课。这在当时看起来还很新奇的学塾，就是南开学堂。梅贻琦是南开学堂的第一班学生。巧的是，他后来的妻子韩咏华也穿袍戴帽，打扮成男孩的样子在这学塾读书。

　　男塾女塾各占院子的一边，轮流使用一个操场。女生上体育课时，要把通向男生院的门关上，因为她年纪最小，每次都派去关门，也就因此认识了梅贻琦。

　　这不是一个梁祝故事的开端，两人甚至没有交谈过。几年之后，韩咏华像大部分大户人家的女孩子一样，上了幼师。而梅贻琦则成了用“庚子赔款”赴美留学的首批中国学生。他们二十年后，才再次第一次相识，那次相识便是抱着相亲、相携、走完一生的默契。

　　年，梅贻琦抵美攻读电机系，当时的大学室友杨锡仁对他的印象是：成绩优良，性极温良、从无怨怒，永远轻声细语，笃信基督教。

　　梅贻琦的二弟回忆他留洋几年，时常把节省下来的五块十块寄回家，还把自己的长辫子剪了寄回家。他寄回来的美国风景明信片，使弟弟们都心向往之。

　　由于家庭贫困，梅贻琦在美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了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任清华学堂物理系主任，教授物理和数学。当时的他只有二十六岁，比很多学生都年轻。

　　任教半年后，他回天津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想换个工作，张伯苓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年轻人要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便老老实实回京继续教书。这一忍耐，便是几十年，一辈子。

　　年，蒋介石提出要实施“党化教育”。在“以党治国”、“以三民主义治国”的方针下，政治开始入侵教育，要把孩子变成“党的孩子”和“国家的孩子”。

　　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积极配合国民政府对学生的驯化，在清华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甚至成立政治训育部对学生言论严加监视。

　　清华很快自发形成大规模抵制和抗逆，学生冒着被开除的危险拒绝出席军训的早晚点名。“党义”课听课者寥寥，教师不愿意与“党义”课的老师同桌吃饭。当罗家伦提出辞职时，学生表示“本校无人挽留”。

　在罗家伦被驱逐出清华大学后，校长职位空置将近一年，学生会发表的“清华人选标准”有五条：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实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

　　再三物色，终于找到了当时在美国的梅贻琦。　

梅贻琦回国任职，就职演说非常朴素务实，无激昂号召，也不露山水，他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希望为尽先避难之口实，则平津数百万之市民孰非赤手空拳者，若皆闻风先避，则鱼烂土崩，人不亡我，我先自亡。

　这几乎是宽厚谨慎的梅贻琦对学生最强硬的一次，他并不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是不喜欢学生在大时代面前的自私和畏葸。

　　何兆武先生回忆说：“在西南联大时，梅先生不干涉学生活动，从来没有不许学生开什么会，或者组织什么活动。特别是联大后期，民主运动高潮时，有几次在学校的广场上集会，闻一多教授在台上什么都敢讲，但梅先生从来没有干涉过。”

　　学生曾做打油诗来模仿梅贻琦说话的语气：“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可事后很多很多年再回看，才发现他的每一个踟蹰与斟酌背后，是多么坚定。 　　 　　 　　 　　 　　 　　 　　年，炮火轰至北平。北大清华被占领，南开几乎被夷为平地。为了保存中国教育最后奄奄一息的希望，三所大学决定南迁，于是有了中国教育史上如幻境般的短暂奇迹——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位常委。张伯苓在日本人的轰炸中失去了长子，几乎崩溃，蒋梦麟深受财政的压力和日本人的恐吓，精力不济，于是实际领导工作几乎落到了梅贻琦一个人的身上。

　　许渊冲这样比较三位老师：“有一次，这三位常委到长沙临时大学看房子，当时条件差，房子很不好。蒋梦麟说，他的儿子如果上学就不希望住这样的房子。张伯苓却说，如果他儿子上学，就可以住这种宿舍，锻炼锻炼。梅贻琦说，如果条件允许，就住房子，如果条件不允许，那就不妨住差点。这样看来，蒋梦麟比较右，张伯苓比较左——他同时也是周恩来的老师，梅贻琦比较折中。”

　　清华严谨，北大自由，南开活泼，三所学校风格各异。其中清华大学的人数比另外两所大学的总和还要多，且拥有庚子赔款来支援联大的日常支出，因此在某种层面上占了上风。梅贻琦温文尔雅，公正无私的办事风格则获得了全联大的尊重和信服，因此三所高校虽有竞争，但却奇妙地融合，而不像同时期的西北联大，学生们总是打得头破血流。

　　年，国共矛盾激化。国民党和中共都意识到抢夺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重要性。

　　一面是维持尚可生存的现状，一面是不知明暗的“新世界”。此时知识分子心中如何决断，心思肯定各不相同。胡适是第一批被国民党“抢救”的学者，钱穆也走了。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留在了北平，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沈从文也没有走，他并不是对新时代抱有幻想，而而是认定旧时代是一艘沉船，迟早要淹没在时代大潮里，陪沉船殉葬是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要付出的代价。

梅贻琦也走了，是第二批被“抢救”的学者。年10月，清华大学召开了“回忆梅贻琦先生座谈会”。与会者谈到这个敏感话题时，张其钧教授回忆道：

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后，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了。”

由于出走，使梅贻琦在很长时间内的历史评价都被暧昧对待，对清华，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也常常被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

他为什么要出走?他并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由于什么利益权位的利诱承诺，更不是“缺乏历史觉悟”。最重要的一条原因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当时的清华庚赔全部在美国“华美协进社”保管，如果梅贻琦不走，这笔赔款也会流失。

　　梅贻琦在台湾筹办了“清华原子研究所”，继续勤勉谨慎地组织和恢复着教学。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始终不同意把‘研究所’升格成‘大学’，他说‘真正的大学仍应该在北平清华园’。”

《梅贻琦传稿》中记录梅贻琦曾经对友人说：“我若留在大陆，只能有两个结局：一是做‘反革命’，一是做傀儡。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所以只能离开。”　他的离开是明智的，留下来等待他的我们都可以预料。再看看大陆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在世界的排名，让人汗颜。据说，《先生》摄制组拍摄梅先生在两清华的事迹影像，遇到不一样的待遇，新竹清华只是电话联系。校方很快安排好让摄制组采访，而北京清华到处审批，费很多周折，这也体现了一些不同的思想意识。

竺可桢：守拙浙大气象

　　生平：(—)字藕舫，又名绍荣、烈祖、兆熊，小名阿熊，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今该镇划属上虞县)，中国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

师承：哈佛大学地学系教授华尔德、麦克阿迪。

　　高徒：赵九章、叶笃正、胡焕庸……

　　核心理念：大学即“求是”之地，所谓“办大学不能不有哲学中心思想”，即正德厚生利用，还要有“真理的蕲求”与“但知是非不计利害”的做人原则，“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为我校求是精神之精义”。

　　教育实绩：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的校长整整13年，让它从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成了李约瑟称赞的“东方剑桥”。

绍兴人竺嘉祥在上虞关东镇开了一家米行，大概对于幼子兆熊寄予了很大希望，他用米行收入的三分之一聘请了闻名乡里的私塾先生章景臣来家授课。后来这个叫竺兆熊的小孩改名为竺可桢，考取了庚款留美官费生，成了气象学家，当了浙江大学的校长，整整13年；抗战烽火中，他让一所辗转流落到贵州湄潭的地方大学成了李约瑟称赞的“东方剑桥”。

　　民国的留日学生回国当中小学教师，欧美留学生占领大学讲台；留学美国的竺可桢与胡适一样，选了农学专业，这个当年叫胡洪骍的同学曾经打赌他活不过20岁。

　　竺可桢个头不高，浙大的老校友记得他公开演讲时习惯掂着脚尖。在上海澄衷中学念书的少年竺可桢更显得瘦小孱弱，同学胡洪骍(即后来的胡适)打赌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知道后心头一惊，开始默默锻炼身体，练体操、学游泳、练网球，他在少年时便显露了日后的个性：表面温和、静默，内在刚毅、执着。

　　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批庚款留美官费生，多人应考，录取70人，竺可桢考了第28名，他在澄衷学堂的同学胡适考了第55名。在赴美的轮船上，两人相遇，又打了一个赌，胡适说他活不过六十，如果活过六十，他就在竺可桢的寿宴上磕三个头。如果竺可桢活得比他长，就在他尸体的屁股上踢一脚。年，竺可桢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他的同学胡适12年前就在台北去世，享年71岁。两岸阻隔，双方都无法兑现当年的承诺。

　　近代留学生出国前主要抱定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但是，很多人后来都改了专业，不少人都从文了。比如，留日鲁迅、郭沫若一开始学医，后来都转行从了文。这可能与当时的风气有关，那一代人认为，救国图存，启发民智，在思想上救国可以更快一些。那时的学生都能把自己的学业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出去学习是为了回来建设报效国家，可是现在的留学生是想得这样留下不回来。

　　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张晓唯说：“留日学生对清末的中国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人数也比较多。但是留日的毕竟是转口的西方文化。日本也迎合了中国的需要，办了许多速成班、速成学校。很多人在日本速成学了几年法政，其实学术根底并不扎实。”留日学生回国后当中小学教师的比较多，主要活跃在基础教育领域。

　　民国时期有一幅漫画，留日的学生带着小学生过马路，一辆汽车奔驰而过，驾驶汽车的是留英美学生。张晓唯认为这能看出留日、留英美学生在教育界、学术界的地位和状况。

年，竺可桢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同年秋天回国，受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讲授地理和天文气象课，浓重的绍兴口音一度十分困扰竺可桢和他的学生。不久，便转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堂，也就是东南大学(为中央大学的前身，不同于现在的东南大学)的前身。年，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邀请竺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竺可桢主持的气象研究所于年元旦正式绘制出东亚天气图并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竺可桢在南京珞珈路22号盖了一座小楼，打算定居南京。但是，迅速有一个机会出现在他面前，而这次机会对他来说几乎可算是一个转折。

　　年，抗战爆发的前一年，竺可桢受蒋介石“钦点”担任浙大校长，历史学者散木说，“民国时期大学校长的遴选，一般是有清望，又有相应的背景(学者、留学、人脉)，而竺全数合格”，蒋选竺可桢“主要听取了陈布雷、翁文灏、张默君等以及杭州各界的意见”，“蒋介石重视教育，尤其重视浙江(其家乡)的教育，又听谏如流，而有以成之”。

竺可桢上任时提出三点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国民政府不仅同意了财政上支援，在“不受政党干涉”这一点上也尽量作了妥协。竺决定在浙大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实施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这就是‘教育独立’的实践了。对此，蒋介石勉为其难地作出了承诺(主要是陈布雷居间的调停)，显示了相当的诚意，而有以致之。这是‘教育独立’之浙江大学的个案。”至于半年为限的校长任期后来则不了了之，随着抗战的爆发，浙大西迁，校长的职责已不容推却。

　　在抗战的隆隆炮火中，竺可桢将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地方大学办成了拥有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学科最完备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浙江大学在竺可桢的率领下开始西迁，自浙西天目山、建德、到赣中吉安、泰和，又从赣中吉安到桂北宜山，最后从桂北宜山到黔北遵义，四次迁徙。路程超过里，最后一批人到达遵义时已经是年年底了。在这个漫长的迁徙中，妻子张侠魂、儿子竺衡在江西泰和因病去世，竺可桢几乎家破人亡。

　　 　　但是，浙大的新学科恰恰就在此时建立起来。东南旧人已凋谢了，新的留学生从欧洲回来，他们建立新学科，很快就出了成果。抗战时期，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中子的放射性》等六篇论文被李约瑟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

　　在贵州偏僻的山乡，竺可桢奇迹般地将只有3个学院、16个学系的地方大学办成了拥有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学科最完备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抗战后，浙大的生源开始增加。后来的中科院副院长叶笃正在西南联大读的本科，念研究生时弃西南联大转投浙大。他觉得西南联大有些浮夸，浙大学风比较踏实。

　　在政权更迭之际，国共两党对竺可桢都有争取，不堪烦扰的竺可桢于年4月底离开浙大，避走上海，暂住岳阳路号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院内。5月25日，解放军开始进入上海，“自岳阳路至永嘉路即见青年穿草绿色制服，上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在左胸……”

　　张晓唯说，除了政治上对国民政府失望之外，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留在大陆也有专业方面的考量。“他是搞气象的，工作的环境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大自然，相对于大陆，台湾的研究范围实在有限。”

　　 　　竺可桢当年聘下的历史系教授谭其骧因不愿改教公共政治课而离开浙大，他所说的一席话如今听来令人遗憾：“年浙大宣布停办历史系，我不得不离开浙大，转来复旦。我相信，浙大若能像竺老当校长时那样继续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浙江大学被拆分。

　　文革时，竺可桢是少数可以不参加“党的活动”的科学家，自动减低了三分之一的薪金，赋闲在家。但是，来自浙江、南京的外调人员经常上门寻找某些人的“罪证”，竺可桢在文革第一年就接待外调人员次。这时候日记便起作用了，问到某个人在某年干了什么，竺可桢就开始查日记，以科学家的严谨保护了很多人。与年之前相比，他的思想在日记中得流露少了，更多的是事务性的记录。

　　竺可桢的日记很全，从年夏进哈佛大学一直记到年2月6日，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天。当天的日记完成了一个气象学家的最后职责，只记录了天气：“雨起，阴转多云。东风1—2级，最高-1℃，最低-7℃。”

这就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教育家的伟大。

　　生平：(—)别名晏遇春，是中国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家，自上世纪20年代开始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

师承：年在四川阆中市天道学堂就读西学，校长姚明哲(英国传教士)。

　　核心理念：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教育实绩：长期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年在河北定县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年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

　　“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从年在一战法国战区为中国劳工进行识字扫盲教育起，到年1月在美国逝世，70多年，晏阳初几乎仅作了一件事：为中国和世界的劳苦大众服务，发展平民教育。晏阳初年生于四川巴中县。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四五岁时，便开始到塾馆上学。每日所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这些传统古书，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

在《九十自述》中，晏阳初谈及幼年启蒙：我读的古书，虽然有限，但它们都悄悄在我幼小心田中，埋下微妙火种，要经过一二十年，才发现它的存在和意义。那是什么呢?就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不论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

晏阳初少时熟读儒家经典，13时便入内地会传教士办的西学堂读书。两位牧师成为他智识开启的重要先生。

在晏阳初开始他的定县实验70多年后，一批新的知识分子在定县翟城村，重新办起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以及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总干事邱建生等人，成为新乡村建设学院的发起者。　

年，一个耶鲁的中国毕业生，团结了一批留洋归来的博士，他们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地位和城市生活，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充满着“贫，病，私，盲”的农业文明最后一块阵地——农村。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创举，现在能够在中国找到多少这样胸怀的博士？

　　这个当年39岁的耶鲁博士，便是晏阳初。与他当时一起踏进农村的“战友”，有个粗略的名单：瞿菊农(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傅保琛(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陆燮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陈志潜(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这一个个学者专家，名字如雷贯耳。

　　这份名单，放在今日，也实属壮观、鲜见。“博士下乡”在后来成为熟知的口号，确是晏阳初一众知识分子八十年前亲身上演的。

　　年，晏阳初从耶鲁毕业的第二天，就应募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那里有20多万挖战壕、救伤员，被称作“苦力”的华工，晏阳初便当起了“苦力的翻译”。亲近接触，晏阳初第一次意识到这些“苦力”并非天生愚笨，目不识丁，是因为从未有过受教识丁之机会。“人人皆以为尧舜”，晏阳初决心教华工识字，他用白话文形式编写《华工周报》，每天授课。期间，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信中称他为——“晏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个法郎捐给你办报。 　　这封信几乎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潜伏力。苦力教育了我!”彼时中国人口三分之二是苦力，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苦力，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是苦力。若把他们都发扬成潜在力，成绩了得。一封年的信让晏阳初立下信条：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不发财，不为文人学士效力，要把终生献给劳苦大众。做好名副其实的“平民先生大人”。

　　年，晏阳初从法国战场回到中国。年，在晏阳初的倡导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简称“平教会”)在北京成立。晏阳初任总干事，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家陆续加入。平教会的成立，加之晏阳初的宣传鼓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引至投身平民教育。郑锦曾是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的创办人兼校长，晏阳初好友。彼时晏曾当面问他：你的画作何以只供豪贵赞扬，而不用生花妙笔表达平民的可怜困苦生活?不久，深受触动的郑锦辞去本职，担任平教会视听教育部主任。此般有过之无不及的理想煽动下，熊希龄、梁启超、胡适、蒋梦麟，都陆续加入，各司其职。胡适不仅自己参加，把儿子胡祖望也捎上，一起做起教员。 　　 　　 　　 　　 　　 　　

“到民间去”是民国初期知识分子间的一个流行话语，晏阳初当年把它发挥到极致。晏阳初认识到，平教重点应该转向农村。河北定县——当时离北京一天路程的偏僻贫困县——成为他选择的第一个平民教育实验基地。

　　晏阳初的儿子晏振东曾回忆，父亲那时看上去跟乡里人差不太多，整日身穿土褂头扣毡帽，骑着毛驴，走街串巷。田间地头，不抽烟的父亲，会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猛吸，还夸赞“味道不错”。母亲是中荷混血，在美国长大，父母交流惯为英语，可父亲仍能分得清定县东溜和西溜方言的差别，拽着乡音教乡亲们识字、聊天。家里往来的都是些大教育家，包括张伯苓在内，那时看上去都有了乡里人的“潜在力”。那么多留洋博士，都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与高官厚禄，深入到各种穷乡僻壤，义无反顾地大搞平教。这种运动，是空前的，也是革命的。

通过“定县实验”，晏阳初更加确信，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患有四大病症，愚、贫、弱、私。平民教育就是培养起人们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来战胜四大顽疾。他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基本含及四大类：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最主要的是文艺教育和公民教育。留洋博士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们识字遣词，学科学，农业技术改良，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开展农民戏剧，上演诗歌民谣演唱等——难以想象，80年前的一个闭塞乡村已经有如此丰富的文化生态。

当时，对晏阳初发起的“博士下乡”、“博士骑驴搞平教”运动，有专家称：它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彼时，在定县以外的很多地方，也兴起了形式多样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开始了乡村建设运动，陶行知在江苏南京开展教育实验，卢作孚在重庆亦开展平教活动……

　在美国纽约，晏阳初曾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访谈，面对乡村建设的疑问，他说：“我要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年到台湾时，晏阳初虽然“只待了短短一个礼拜”，当年在定县和四川的乡村建设经验却长久地留了下来。台湾的土地改革，直接借鉴了平教会在大陆的土改试验，日后台湾土改被认为是世界学习的典范。

　　从台湾到了纽约，他巧妙地直接把中国乡村改造计划上书至杜鲁门办公室。意外得到难以置信的答复：“这是一项悬在国会的议案，叫做‘年援助中国经济’，其总额为2.75亿美元。我准备建议所有这些钱都用于你的这个计划。”后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叫“晏阳初条款”的议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外籍人士促使国会通过一个拨款条款。

　　年之后，晏阳初开始把实验视线投向更多需要 　　 　　面对乡村，晏阳初一埋头便用尽70年，再抬头时已人近黄昏。

　　写下《九十自述》时，他还记得80年代重返定县的情形：那里已更名定州，乡建繁盛。即便如此，面对大多陌生的村民，他用高音喇叭说了句，兄弟姐妹们，我回来了。就此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年，纽约，晏阳初99岁生日，布什总统在给他的生日贺辞中写道：“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更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年，先生与爱因斯坦，杜威等被授予“现代世界最具有革命贡献的人”，对于俩外国人，我们耳熟能详，但我们这样伟大的先生同胞，还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先生千古！

陶行知：春风走过大地知道

　　　生平：(—)本名陶文濬，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改名为知行。年，因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为行知。陶为徽州歙县人，幼时进入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师承传教士唐进贤。后经唐介绍，入读金陵大学。年，陶行知留美，先后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陶行知结合中国国情，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相信，教育改造是中国社会改造最为有效之道。年至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师范践行这一理论，取得极大成功。

　　师承：唐进贤(崇一学堂)、包文(金陵大学)、杜威和孟禄(哥伦比亚大学)。

　　高徒：胡慕罗……

　　核心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教育实绩：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等一系列实验学校，被誉为“乡村教育的圣人”。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年，23岁的陶行知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金陵大学，并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共和精义》。

　　虽以政治为题，但《共和精义》处处指向教育。时任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正于台下观礼，对陶的论文印象十分深刻，以至32年之后陶去世，他题写挽诗，想起的仍是那次见面的场景，“秀绝金陵第一声，当时行知号知行”。

　　入读金陵大学，是陶行知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此前，他是徽州歙县的一个穷小子，在旧式学堂接受启蒙，在教会学校崇一学堂接受初等教育，人生轨迹近乎寻常。直到年进入汇文书院后(金陵大学前身)才得以改变——在金陵大学的5年时间，陶行知“如鱼得水，甚为欢洽”，崭露头角。金大也让他身上的基督教气息渐浓——金大为教会高校，陶行知浸染其中，逐渐被基督教精神影响。日后，司徒雷登说：“(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坚信博爱，后主张小先生制，均为基督教精神之最大发挥”，蒋梦麟则称他在推广平民教育时“很有传教的精神”。

　　在赴美留学之前，对陶行知思想影响最大的人物无疑是王阳明。当时思想学术界极为推崇“王学”，以其“知行合一”的思想改造中国人，原名陶文濬的陶行知亦被这一浪潮影响，年，改名为“知行”，寄托自己积极入世、改造社会的想法。

　　“致知”。

　　在美三年，陶行知对“知行合一”、“实验主义”乃至自由主义都有了新的理解。在日后的实践中，这些观念被陶行知以本土化的方式一一展现出来。年9月，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留学。他一方面定向研习市政学，一方面也修习教育课程，包括“教育行政学”、“教育研究法”、“教育心理学讨论”以及“中学课程”等。对于陶行知的课程选择，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余子侠分析：“在夏季加习的几门学位外的课程表明，他已决意转攻教育学，争取更高一级的学位。”

　　年9月，陶行知就转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就读。虽然伊利诺伊大学只是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跳板，但这里的学习给他奠定了“相当坚实的知识理论基础”——他在伊利诺伊大学师从杜威学派人物罗托斯·迪尔塔·考夫曼教授，获取了“教育哲学方面最基础的知识”。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最高学府。在这里的两年时间，陶行知师从孟禄、杜威等名教授，构建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从“美国公共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到“进步社会的教育”，陶行知一一研习，形成了他所谓的“以教育行政”为终身职业的基础。

　　 　　从实践的角度看，对陶行知影响更大的，无疑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中国学术缺乏一种科学的方法，必须通过“实验”才能达到真正的

　　年，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开展得轰轰烈烈，“新教育”也被提上日程。这一年，陶行知应郭秉文的邀请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助理。那些在美国习得的知识开始有了用武之地。

　　也是从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始，陶行知才介入到“平民教育事业”中去。年，陶行知在上海见到前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因后者立志“普及教育”，便将晏阳初在长沙试验平民教育的方法和成果一一告知，朱其慧极感兴趣。年春末，晏阳初在嘉兴进行试验，陶、朱一行人便赶往参观，当晚大风雨，不料晏阳初的子弟，包括“木匠、商店徒弟”一一前来，陶行知深受感动。他当即邀请晏阳初前往上海与胡适等人讨论，成立全国性平民教育总机关。

　　年8月，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成立，陶行知开始大力推广。

　　为了更好地推进平民教育，陶行知决心从城市走向农村。 　　　

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

陶行知看到的中国现实是：“中国以农立国，一百个人当中有八十五个住在乡村里。”这样的状况让他下定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着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晓庄师范正是这场试验的开始。

　　年3月15日，晓庄师范正式开学，陶行知称之为“生活教育从理论到实践的第一天”。一开始，晓庄师范就和其他的学校不一样。章开沅教授总结晓庄有四个“奇异”：校舍奇异，开办之初没有校舍，所有的宿舍、厨房、厕所，均由学生自己建设；教员奇异，晓庄没有老师之称，只有指导员之称，陶行知称，“农夫、村妇、樵夫都可做本校的指导员”；学生奇异，晓庄的学生数量不多，却质量奇高；经费奇异，几乎全由陶行知私人筹集。

在教学理念上，晓庄也独树一帜——“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些后人熟知的口号，陶行知在晓庄师范践行最多，他的目标是让学生拥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社会改造的精神。所以，学生在这里拥有以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干农活、看戏剧、学烧饭……

年8月，晓庄师范改名为晓庄学校，此时的它已有8所中心小学、6所中心幼稚园、3所民众学校、2医院、1所木匠店等。随着晓庄气象日新，周边的乡村都以它为榜样，不断有其他村子里的人过来学习。年，江苏省民政厅还将江宁县北固乡“完全划作实验区，归该校指导进行”，以实现“民有、民治、民享之乡村”。

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赞齐曾说，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都有可能成为甘地式的人物，但他们最终都没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和权力的产生使得他们必须首先获得权力才能实现理想”。

陶行知是很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勿论权力，这使得他的教育试验屡屡遭遇挫折。

后来晓庄查封，陶行知被通缉，流亡日本一年后，才得以回国，隐藏在史量才的《申报》里度日。年，随着时局的变化，针对陶行知的通缉令被取消，他才敢浮出水面。

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设立“山海工学团”——取名“山海”，是“因山海关已成为国防第一线以示不忘国耻”；“团”，则是针对“中国社会之一盘散沙的大病”。工学团是一个极为朴素的组织，“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以强调“在劳力上劳心”和“手脑相长”。陶行知说：“四万万人若都能用脑来指挥手，手来变化脑，那么组织起来必能产生惊人的力量了。那时应付日本，一定不难。”为了应付工学团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陶行知又推出了“小先生制”——让十多岁的小孩，担当起先生的责任，从而“小孩教小孩”。“小先生制”首批培养出来的多名小孩，都能“教哥哥姐姐、教放牛娃、教砍柴伢，为普及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这之后，“民主”就变成了一种实践。他加入民盟、参加“上海人民呼吁和平入京请愿代表团”，都是为了表达“我们不要假装的民主”。直至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曾经预料李闻惨案之后的“第三颗子弹”会打在自己的身上，不料，却因脑溢血突发而逝世。

可能陶行知自己都没想到，终身立志教育的他，在人生最后一百天会如此强烈地介入政治，给后世留下“民主之魂”的称号。

但对后人而言，他最后的实践正是一种民主教育。

梁漱溟：诤言独高远

生平：(—)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师承：19岁中学毕业后因家境未能进入大学深造，梁老日后的学术成就都是自学而得。

　　高徒：冯友兰……

　　核心理念：通过乡村建设工作重新建立中国新秩序。

　　教育实绩：梁漱溟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邹平乡村研究所至今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成功的乡村教育实验。梁漱溟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读书与做人》、《中华文化的命运》等著作。

　　 　　年，62岁的梁培宽从《进展》杂志的编辑部退休，他终于能有充裕的时间整理父亲的著述和文稿。当时父亲梁漱溟还在世，94岁高龄的他对一些往事的记忆已经模糊，文稿的整理工作进展不快。

　　一年之后，梁漱溟因肾衰竭离世，梁培宽回忆说，父亲留给他的全部遗产就是数百万字的文稿，他不知道自己能否像父亲那样长寿，只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这些文稿全部整理完毕出版。幸运的是，父亲的生前挚友田慕周伸出了援手，在他的牵线下，一些年轻人义务加入到了文稿的整理工作中，《梁漱溟全集》和《这个世界会好吗?》等梁老的著作与访谈得以重新出版。读者读到这些书，都会感慨梁老生前的学术研究涉猎甚广，梁培宽说，无论父亲议及的是国学、医学或是教育，只用八个字就能概括梁老一生的所思所研，“国家兴亡、人民疾苦这八个字在我父亲心目中是很有分量的”。

梁漱溟一家原籍广西桂林，到祖父梁承光一代，被清政府调到山西做官，因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去世后没有留下家产给妻儿，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8岁时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广西生活。广西的日子也过得难以为继，不久后，梁济又跟随母亲去了北京，他天性聪慧，27岁考中举人，但因为洁身自好，不爱攀炎附势，到40岁才做官。梁培宽想起祖父的一生，也觉得梁家上两代人的家世坎坷，在电话中叹了口气。梁济在60岁生日的前夕投湖自尽，留下了一封《敬告世人书》，遗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父亲的死对梁漱溟打击极大，但他选择了活下来，进而开始自己传奇而高寿的一生。年，19岁的梁漱溟从顺天中学毕业，因为家境不佳，无力再入学深造，顺天中学成为他就读的最后一所学校，之后他的所有学问皆为自学。

　　梁漱溟做人不会变通、较真，从小就身体状况很差，20岁信佛以后不再吃肉，文革时又被批斗，健康受到很大伤害，肾衰竭的问题困扰了他很久。他真正痛苦不在于身体，而在于反复的出世和入世。在梁漱溟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艾恺的谈话中，他曾提及自己青年时对生活充满困惑，觉得人生是苦难之旅，他试图从佛经中寻找答案，虽然就此踏上了研究佛学之路，但始终觉得困惑未解。在他担任《民国报》记者后，因为在采访中看到太多政治伎俩，渐渐知道了世事不尽如理想，悲观之际两次想到自杀。年，梁漱溟写了一篇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文章，《究元决疑论》在上海的《东方杂志》上连载，文章批评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独推崇佛法。刚接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看到文章后，觉得立意有偏颇却大胆，决意邀请梁漱溟到北大任教。在北大任教期间，梁漱溟经历了由“佛”到“儒”的思想转变。他后来回忆，读《论语》时，发现开篇便是“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这引起他的思考。《论语》中与“乐”相对的是“忧”，然而又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而忘忧”，其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梁漱溟对儒家的看法。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一开始就磨难重重。年，梁漱溟离开北大，南下广州准备开始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这次实验甚至没有开始就胎死腹中，由于政局变化，支持梁漱溟的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有心报国的梁漱溟只能黯然离开广东。令人欣喜的是，中国还有其他人在做和他类似的事情，梁漱溟离开广州后去了上海，考察由黄炎培等人发起的乡村改进实验基地。游历和考察让梁漱溟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中国乡村的本来面目，所见所闻让他开始思考更为深远的事情。

在先后参观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的乡村教育工作后，梁漱溟找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却无解决之法。由于时局乱，通信不畅，各地所进行的乡村工作都面临或大或小的问题，梁漱溟将它们归纳为“只重视一地一事，二无全局观念和整体方案”，他原本以为心中的难题通过考察可以得到解决，却发现问题之深，远超乎他预料。“中国人办乡村教育一直缺乏经验，我父亲认为中国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梁培宽说，教育家的努力可以为某一个地区带来短时间的繁荣和进步，但不足以从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和农村问题。在考察期间，对教育问题的思考让梁漱溟坚定了政治信念和政治主张，即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从而完成民族自救运动的转变。

　　梁漱溟的理想在年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在北平办报期间，他得以接触到了冯玉祥和韩复榘等相对开明的军阀，得到允许在河南筹办村治学院，培养农村人才，用局部的实验来验证自己的理念。村治学院设在今天河南辉县苏门山的百泉镇，很多教育大家在学院担任要职，彭禹庭任院长，梁耀祖任副院长，梁漱溟则被聘为主任教授和教务长。村治学院很快投入运作，于年冬天开始招生,年年初开学。这个来之不易的办学机会很快由于时局的混乱而陷入停顿，随着中原大战的爆发，河南省成为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等军阀的交战区，梁漱溟不得不把学院搬往北平。战后，学院迁回河南，却已人事全非，学院的政治靠山韩复韩榘投效蒋介石，被调往山东任政府主席，河南的新任政府主席对村治学院极度反感，在重压之下，学院停办。梁漱溟寄望用教育改变国人政治理念的实验因为政治压力而中途夭折。

　　梁培宽回忆父亲在河南的办学经历时仍然记忆犹新：“他过年也没有回家探亲，后来收到父亲的来信，他说‘并非不想念家人，只因见老百姓之苦而心恻恻焉’。”在信中，梁漱溟还描绘了军阀混战的惨象，他经常要和衣而睡，以防不测，但这份恒心和代价没有让村治学院免于夭折，从筹办到关闭，它仅存在了一年时间。

　　河南村治学院的夭折让梁漱溟的理想遭受挫败，却远没有到终结之时。年，韩复榘邀请梁漱溟一行到山东乡村继续办学，未竞的事业出现了转机。

　　年6月15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正式开学，学员来自邹平等27个县，为了保证公平，梁漱溟特地每个县招收10人，共人。梁漱溟前所未有地开创了下乡实习的教学方法，学员必须深入偏远山村，编纂实习报告，实习结束后才能回校学习，并讨论在实习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梁漱溟本人负责的研究部学员毕业后大多留院和他并肩战斗。年，梁漱溟把家人接到了邹平。

　　山东乡村建设所在年成立了乡村服务人员指导处，梁漱溟兼任主任，他安排学院的先生们到各县巡回讲学，并为各县的乡村学校编著教材。《农民识字读本》、《识字明理》、《文武合一》和《中华民族的故事》等教材都被认为是近代中国首批成熟的乡村教材。

　　按照梁漱溟的设想，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应该是单纯的学院，他在院内开办了农场，教导农民如何提高产量。这所学院仍然没有逃过夭折的命运，但从成立到年关闭的短短几年时间内，它培育出了上千名学生，他们为山东农村带去了近代科学的火种。 　　

　不管是自觉的还是无意识的，乡村办学的经验为梁漱溟累积了政治资本，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推选为最高国防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为了促进国共团结一致抗日，他于年赴延安访问了毛泽东主席，后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年日本投降，但蒋介石破坏“政治协定”致使国家濒临全面内战，梁漱溟再度走上政治前台，参与国共和谈。年年末，眼见内战扩大和谈无望，他即毅然辞去民盟秘书长之职，转而从事讲学与著述。但这个想要离开政治专心学问的人最终没能躲过政治风波。

　　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梁漱溟的发言掀起了一场巨大的风波。他认为：“过去中国将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这番话在今天看来仍然如当头棒喝，它指出了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矛盾，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户籍矛盾，但在当时的特殊国情下，它被视为异端语录。

　　30年后，90岁高龄的梁漱溟谈及此事，淡然地说，自己当时态度不好，从那一刻起，他的思考方向从国家问题回归到了人生问题，他在文革期间失去很多东西，唯独没有失去傲骨：“很多朋友都和他不再往来了。不过他仍然专心写书，但年的时候，连书的手稿都被抢走了。”不过年l0月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又将梁漱溟卷入了政治旋涡。他在政协会议上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那“批孔”的狂潮下，他仍然捍卫孔子，替儒家思想辩护，无疑是件触犯众怒之事。年9月，历时近一年的批判才告一段落，因为对儒家思想的保护和坚守，美国人艾恺将梁漱溟称为“最后的儒家”。

陈寅恪：学问是命的另一面

　　生平：(—)近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古典文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

　　师承：年，陈寅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年回国就读上海复旦公学；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等。

　　高徒：刘节、蒋天枢、季羡林、胡守为、刘适……

　　核心理念：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教育实绩：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历史、中文、佛教研究等课程，发展了历史考据学，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名家。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香港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陈寅恪上课前总是郑重地换上长衫。为人79年，为师33年，即使在战乱中流离、失明，他依然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垂范后世。

　　 　　年1月19日，陈寅恪一家乘坐的海轮“秋瑾”号停靠在广州黄埔港，既没有随胡适逃往台湾，也没有听郭沫若调遣进京，怕冷的陈寅恪停在了草木葱茏的南国，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20年。

　　在温暖湿润的康乐园，因战乱而颠沛的陈寅恪本可休养生息，安静著述，但他却选择教书，直到年被迫停止授课。同时，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口述出了85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

　　说起陈寅恪，大概没有人不仰慕他，这倒是个奇怪的现象。易中天撰文劝人莫谈陈寅恪，因为陈寅恪从来不是，也不想是公众人物，更没写过大众能读的“通俗圣经”。他的为人，虽然被交往过的朋友门徒夸赞，但也总有人说他脾气古怪，难以接近。

　　佛经、禅宗的书一定是用黄包袱皮包着，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陈寅恪对教书这件事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

　　年在哈佛读书时，未婚的陈寅恪曾对吴宓和梅光迪谈起他的“爱情五等论”：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陈寅恪自称所享的是第四等爱情，37岁才娶媳妇的他对吴宓说：“我辈讨老婆不如别人，没什么丢人，学问不如人，这个才丢人。”当然，这是玩笑话。陈寅恪与妻子唐篔一生感情甚笃，在他一生中所有颠沛艰难的时日里，妻子一直守护着他。

　　年，清华成立了国学研究院，请来四大导师坐镇：第一位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者梁启超；第三位是语言学家赵元任；第四位就是既无学位也无著作的陈寅恪。

　　研究院主任吴宓力荐陈寅恪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身上体现了那个时代学贯中西的精髓——既有极好的国学功底，又在西方顶尖大学吸收了最先进的方法论。

　　受聘于清华大学，同时在北京大学兼课的陈寅恪教授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44岁那年，不修边幅的他已经被清华大学的学生戏称为“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也难怪，那时他总是这样出现在教室前的过道上：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年《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之《教师印象记》)

　　调侃归调侃，学生也好，老师也好，都知道陈寅恪的学问之高，时人无出其右者。他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教授之间有不同见解，也常常要求教于他。

　　胡适在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那时还是专修德文的学生，也选修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回忆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别不同类别的书籍。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

　　佛经、禅宗的书一定是用黄包袱皮包着，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陈寅恪对教书这件事有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他在课堂上博古通今，各国语言、各种史料信手拈来，凭一个小小的细节，便可以讲出大千世界，而且“创见极多，全非复本”(梁嘉彬《陈寅恪师二三事》)。

　　慕名而来的学生常常听不懂，听课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少。但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后来都是大家。 　　 　　 　　 　　 　　

年寒假一过，陈寅恪为燕京大学历史系授课，他身着长衫，脚登布鞋，腋下依旧夹着双层布包袱皮裹着的线装书前去教室。

　　此时，他的右眼已经视网膜剥落而失明，左眼也仅剩一点点微弱视力。成都电力供应不足，灯光昏暗，又时不时停电，陈寅恪备课与写作都十分吃力，就连学生的考试分数，也只能让大女儿流求帮忙誊到成绩单的表格中。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目光朦胧之中，他竟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

　　每天上课，他都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课。他在课上也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陈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金岳霖回忆陈寅恪的博闻强识曾写道：“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他的学生陈哲三回忆说：“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

　　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突然眼前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候好，等助手黄萱摇铃，穿着长衫，戴着好帽子的陈寅恪就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开始讲课。

　　这些内容本是30年来再滚瓜烂熟的，但他仍旧重新备课“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过去讲过的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是典型的说到做到的人，这使他累，也使他了不起。

　　跟以往在清华、北大和燕大一样，陈寅恪的课难度太高，总是课越上学生就越少。但不管是站满了人，还是只有一个人，他总是一视同仁。 　　

　　 　　年10月7日，79岁的陈寅恪躺在床上，已经水米不能进，心脏的每一下跳动都在他身上留下创伤。他说不出话，只有眼角不断流出眼泪。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流求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

　　 　　年，陈寅恪手术失败，遭遇人生最大的打击，双目失明了。抗战胜利后，年4月，重返清华园新林院53号，陈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11月开始授课，学校为了方便他，干脆把课堂设在他家中最西边狭长的大房间内，陈寅恪就坐在教室正面的一张椅子上讲授《元白诗笺证》，每次讲两个小时，中间休息10分钟。

　　这个教室只能容纳20多位学生，听课的有历史系和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研究生、讲师、副教授等。此时的陈寅恪体弱不能板书，只能由助手王永兴帮忙把引文、关键词和学生听不清的字句等写在黑板上。

　　 　　过去，课堂上讲到激动处陈寅恪便会闭目良久，但眼睛瞎了之后，他总是睁大双眼望着前方。

　　年，东北、华北炮声隆隆，时任岭南大学校长陈旭序邀陈寅恪南下广州任教，这才有了后面20年的故事。 　　 　　 　　 　　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故居，可能是校园里最安静的地方了。草地和树木将来往行人远远隔开，要想走进来，必须要经过那条狭长灰白的“陈寅恪小道”。

　　年，时任中南局书记陶铸命人为他修这条小路的时候，陈寅恪的眼睛还能分辨晴天与阴天。

　　当时他每周上两次课，为历史系高年级讲授《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安排在上午，因此设在西面的阳台，避荫又凉快。学生早早来坐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年)陈寅恪写给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刻在了他自己的墓碑上。

　　陈寅恪一生中唯一一次主动请辞不愿再授课，是因为年4月的大字报洪峰，有人将他批为假权威、朽骨和毒瘤。

　　年，他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

　　年，他经历了“文革”劫难，家被抄，助手和护士被赶走，高音喇叭每日在床头吼叫，大字报贴满屋里屋外，妻子唐篔饱受拳脚之苦，就连瘫在床上的先生本人，也差点被用箩筐抬到会场批斗。

　　生命的最后三年，陈寅恪吃尽苦头，既来自病痛伤残的折磨，也来自政治运动的煎熬。这些伤害了他的肉体，加速了他的死亡，却于灵魂无损。他总是通过在心中默诵诗词句子来抵抗疯狂和无知的打扰。书看完了，全在心里。

　　陈寅恪身后，所有著作依他的意愿一字不改，并保持以繁体竖排出版。

　　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垂范后世，先生当如是　

向各位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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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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