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援引刘半农（实则来自陈衡哲）语，感慨“五四”人物被“一挤挤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对此，他试图重新清理新文学的发展脉络以确证其合法性，并喟叹道：“在那几年，当他们努力于文艺革新的时候，他们却显出那样的活跃与勇敢，使我们今日读了，还‘感觉到十二万分的喜悦与安慰’的！”

郑氏此言，口呼“他们”、“我们”，显然未将自身划归为“三代古人”之列，在新文化同人的共同立场之中又隐隐透露代际的分野。回到历史现场，和刘半农、陈衡哲以及胡适、陈独秀等人相比，郑振铎确实与之有别——更确切地说，前者属于“先生”一代，后者则是更年轻的“学生”，此种区分不仅指涉社会身份的差异、历史位置的变动，同样关联“新文学运动”不同时期的实践主体及其展开方式。毋庸置疑，“先生”一代对“五四”创生期的文学设计和思想启蒙居功甚伟，但“新文化”后续“运动”的可能性，仍不可避免地着落于“学生”一辈。以往对于“新文化运动”青年学生的讨论，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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