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党中央要求各县派一名同志赴中央党校学习。新宁县委派我前往。当时，新宁县政府驻地新搬到九龙川的下齐村。我从这里出发，来到关中特委驻地旬邑县马家堡，同特委组织部的杨安仁同志起前往延安。

一路步行，我们经过了东店、富县、甘泉、崂山，七天后到达延安，住在西北局组织部招待所。西北局组织部长王大成、副部长张邦英，给各县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集体谈话。当时，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同志刚刚调走，由李维汉同志接任校长。中央党校在距延安城几公里路外的东川桥儿沟，是过去的一个天主大教堂，有大礼堂、石窑洞。

当时，中央党校一班快结业了，二班是长征过来的工农干部，三班是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地下党组织同志，我们编为第四班，大多都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同志，吴遴同志和白栋才同志先后担任班主任。开课前有一次全校学员参加的形势报告会，随后进行学员入学资格考试，题目是“向什么人争取领导权”“争取对什么人的领导”，答案是：向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争取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书面答卷考试，考了78分，有的学员只得了几分，没有被录取。

中央党校主要开设四门课程：《苏共党史》由成仿吾同志主讲，《中国近代史》由李维汉同志亲自主讲，《政治经济学》由王学文同志主讲，《中共党史》教员不固定。当时，学校和主讲教员认为这些学员都是领导干部，水平一定较高，可实际上大部分学员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课程，教与学统一不起来。特别是我，什么是苏联党史，什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第一次听到，感到既陌生又抽象，学起来十分吃力。为了学好这些抽象的理论，每天须抄讲课提纲，写学习笔记，然后再反复学习领会。这样一来，中午和晚上都不能很好休息，结果闹出了病，头痛得厉害，不能继续学习，医院治疗。医院在王家坪，由一个姓周的大夫主治，诊断为用脑过度，要求注意休息。卫生部部长傅连障同志来看过几次，我病好后回到党校继续学习。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有很多事情对我印象很深。尤有三件事对我教育很大，终生难忘。

一是黄克功事件。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太原友仁中学16岁的女青年刘茜来到延安，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与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谈恋爱。期间，刘茜因为无法忍受黄克功的骄横和霸道，便写信给对方，婉转表示终止关系。黄克功接到信后，怀揣勃朗宁手枪，约刘茜到延河边，当刘茜明确表示终止恋爱关系时，黄克功掏出手枪便把刘茜打死。此血案令人震惊，影响恶劣。当时延安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部分人认为黄克功是长征过来的干部，对革命有贡献，立过功劳，可以不杀，让他戴罪立功；部分人坚决要求杀掉，特别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要求更为强烈。毛主席亲笔给边区政府高级法院院长、负责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雷经天同志写信，要求从严处理。毛主席信中说，“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在法庭上，黄克功还提出说：“我们正处困难时期，留下一粒子弹打日本，请允许我到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去拼。”最终黄克功还是被依法判处死刑。公判大会在延安飞机场举行，中央党校派学员代表参加了大会。

这件事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有铁的纪律，人民政府有严格的法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也不管是任何人，不管地位有多高，功劳有多大，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严格遵法守纪。

二是陈云、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回国。当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延安的各个部门、学校团体都在进行防空准备，打防空洞，修筑掩护体。突然一天中午，延安上空发现一架飞机，人们连忙向防空洞跑去，结果一场虚惊。后来知道是苏联飞机，大家又都跑向飞机场，原来是苏联派飞机护送陈云、王明和康生回国。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停在机场。当时召开了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党校、抗大、中央机关和机场附近的群众。首先由毛主席致欢迎词。主席红光满面，头戴大皮帽，身着灰色制服，非常兴奋地说，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王明、康生和陈云同志从苏联回来了。过去唐僧从西天取经，现在我们从苏联取回了马列主义。接着王明讲话，他说，我过去对中国革命患了近视眼，犯了错误，到苏联学习配了一副近视镜，不知是否合适，还要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检验。苏联机长也讲了话，因为事先没有配备翻译，我只听懂了机长讲的一句“同志们”，后面的话再也听不懂了，毛主席请博古做了翻译。

后来，王明和他的爱人孟庆树经常骑着马到处作报告。他说斯大林临行前同他谈话，共产党要忠实于统一战线，真心实意地服从蒋委员长领导，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问题。这就是后来他推行的所谓“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毛主席对这个错误提法，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说，国民党、蒋介石“你有你的一党专政，我有我的独立自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之一。我们党正是依靠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战胜了敌人。

三是聆听毛主席抗战动员讲话。一天下午，接到中央党校通知，要我晚_上到凤凰山去开会。我赶到时天已经黑了，会议在凤凰山前的一座旧式礼堂举行。只见一个身着蓝布长衫的汉子站在讲台上，通亮的马灯辉映着他激愤的脸，义愤填膺地正在向大家讲述着卢沟桥事变的经过。旁边有人说，他是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师长，由宛平县刚到延安来的。

这位师长讲完后，坐在台上的毛泽东同志挺起魁梧的身躯，沉稳而舒缓地说，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延安军民极为愤慨！机关干部、抗大学生、驻军战士和指挥员们，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为的是中华民族面临着国破家亡的严重危机，大家激动、气愤，一致要求上抗日前线，抗战杀敌！同志们爆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我们在5月苏区代表会上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日的“三位一体”的口号，就是要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大举进攻中国的开始；中国军队在卢沟桥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事变后第二天，我党就向全国发表号召抗战宣言：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毛泽东同志缓缓收回随着话音推出的手，浓密的黑发下闪着炯炯的目光。他接着说：有人说日本帝国主义很可怕，实际上，是你还没有认识它、掌握它。任何事物你还没有认识它、掌握它的时候，都会感到可怕。老虎可怕不可怕？山中老虎称王，凶猛得很。可是，就有人能够驯服它！水泊梁山，不是有个武松打虎吗？毒蛇可怕不可怕，树木草丛，毒蛇猛窜，吓人得很，可怕得很。可是，也有人捉蛇、耍蛇！这是什么原因？关键是规律。只要掌握了规律，摸清了脾性，就能驯服它、驾驭它，任何毒蛇猛兽都不足可怕！

接着，毛泽东同志有力地挥起右手，提高声调说，日本帝国主义可怕不可怕？我们说，不可怕！它表面上是强大的，但只要我们敢于碰撞，敢于抵抗，摸清情况，研究对策，抓住它的弱点，发挥我们的特长，就一定能够战胜它。任何强大的敌人，我们都可以战胜！要取得抗战的胜利，还要不怕挫折，坚持到底，勇往直前！小孩子出门，不小心跌了跤子，牙也被磕掉了。但是，他会站起来，哭着跑回去。

这时，毛泽东同志望着在场的董必武同志，风趣地说：“我们董老的牙是不是小时候这样跌掉的呀？”

顿时，引得大家欢笑起来，会场上严肃而沉重的气氛立时变得轻松了。毛泽东同志又接着说：大人就不同了，不怕跌跤子。跌了跤子，就是牙磕掉了，也要爬起来，挺起胸膛，一往无前！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就要有不怕困难，不怕挫折，不怕牺牲，坚持到底，前赴后继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话音刚落，震耳欲聋的掌声充满了会场，同志们一张张激动的脸在灯光下发着光亮，显示出了坚定、自信和力量，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记得那天晚上，皓月当空，延安的宝塔在色迷离中，恰似一把利剑，寒光闪闪，直插夜空。我即兴赋诗一首：

卢沟晓月炮尘霾，

延水怒涛宝塔皑。

凤凰岭下挥巨手，

太行山前阻倭排。

猛虎毒蛇又何惧，

抛头沥血真雄才。

更见红旗翻江浪，

金鸡一唱九州白。

由于抗日战争形势愈来愈严峻，我们的培训班提前结业分配工作，我因病住院，便推迟了毕业，出院后又到十一班继续学习。为了便于防空，中央党校分为三部分迁到延安周边农村。我分到第三部，住在桥儿沟南山的群众家中。后来身体逐渐好转，便提出要求离校分配工作。中央党校把我介绍到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同志当时是中央组织部长，他签字批准我回到关中分委（年10月改称关中分委）报到。

办好了分配和离校手续，我回到中组部招待所，正好八路军办事处有一辆大车去西安，把我捎到耀县住了一晚。第二天，雇了一头毛驴捎脚，把我送到关中分委。时值年春节期间，分委组织部杨成森副部长给我谈话，让我先回新宁县工作，由于身体不好，先任县委巡视员。当时县委书记是李科，组织部长是韩湘奇，宣传部长是赵富强。时间不长，我又接任了县委组织部长。

本文选自：《王秉祥回忆录》

本期编辑：李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