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红楼中国美术馆往西不远，故宫东北角，在五四大街上一个叫沙滩的地方，有一处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建筑，那是一座看似普通的红砖小楼，却有着极不平凡的历史。它就是北大红楼，现为文物出版社和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红楼真的算不上什么，和动辄几十层的CBD建筑群相比，区区四层只能算是个小字辈儿。然而八十多年前，这个拥有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的“工”字形西洋式建筑，可堪称北京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了。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整个建筑主体都是用红砖砌成的，所以从建成起至今一直被叫做红楼。这种主体的颜色与中国革命的颜色是一致的，而它，也确实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批批仁人志士便是从这里走出去，投身于火红的革命征途。岁月流逝，这座见证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红色建筑也饱经了沧桑。由于受风雨侵蚀，建筑的不少处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用青砖修葺过的痕迹，但她仍屹然挺立着，红色的主调没有改变，红楼的名称仍然时常被响亮地叫起。在红楼大门右侧的墙壁上，镶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写着由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北京大学学生会题署的说明：红楼是北京大学旧址的一部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活动地点之一。李大钊、毛泽东同志都曾在这里工作过。红楼后面是华北学联于年命名的民主广场。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她既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也见证了诸多文化名流的流金岁月。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人，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北大红楼：从陈独秀、李大钊到毛泽东洪烛李阳泉著《北京ATOZ》洪烛“我说过自己无缘成为北京大学的门生，这并不排除我对它怀有初恋般的感情。”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于年维新运动时期设立又于年停废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续办。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标志着新教育体制在这古老的封建国度里的推行。这对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北京作为策略地，起着至关重要的铺垫。我查阅有关史料，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年2月25日，蔡元培等五人曾作为孙中山派遣的专使，代表南方革命势力规劝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去首都南京就任。袁世凯表面上以隆重的礼节欢迎，内心却根本不愿被调离北京这个封建老巢，秘密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兵变，乱兵们四处放火洗劫，甚至把蔡元培等专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抢掠一空，专使们被迫到使馆区避难。这导致了参议院只得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决议迁都北京……我不知道蔡元培那次来北京的心情，与他几年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心情，差距究竟有多大?同样是在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开始移师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大批吸收了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据史料记载：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人(内含研究生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座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处于北京城区的中心地带，多少年以后才改迁到西北角的海淀区。七十年以后，我作为一位外省文人投奔北京，居然奇妙地在这片旧校址寻找到栖身之处——今已改作文化部办公院及宿舍区。分给我的单身宿舍居然就是原北京大学的所谓西斋(据张中行老人说此乃牌号最老的男生宿舍，年所建)，斗室只容一床一桌一书橱，转身都困难。一出门就踏上了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不知这条街道的原名)。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今文物出版社院内)。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是诸多文化名流的见证。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即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它对历史的影响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所谓新青年，是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在帝制被推翻之后的春天，身穿灰布长裳、系白围脖的一代新青年，与长袍马褂、墨守陈规的遗老遗少相对立，俨然两大阵营。我的想像中，新青年有如下特征：首先，已从心理上剪掉了封建礼教的辫子；其次，高举着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还有——则是以知识分子（包括学生）为主体，乃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呀什么的……陈独秀新青年的源头，可追溯到谭嗣同、陈天华、邹容（“革命军中马前卒”）、徐锡麟、秋瑾等一系列以死相争的先驱。他们用血肉之躯为后继者开辟了道路。于是，追随烈士的血泊与足迹，走来一代新人。而这一代新人则以笔、以游行的标语、呐喊的口号为投枪与匕首，对残留的旧制度、旧事物施以致命一击。“五四”运动堪称是一次大决战。陈独秀无疑是其中的一员急先锋。甚至他创办的刊物，都最先命名了“新青年”这一概念。年9月，他在上海筹办《青年杂志》，并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等六项建议。一年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在读者中，有个叫蔡元培的人（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三顾茅庐，都因陈在睡觉而未见成，最后索性搬一只小板凳坐守于门口，此求贤若渴之举，终于使陈独秀应诺列席北大。《新青年》也就随之迁至北京。年2月号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即主张文学变革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随即又打造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檄文。尤其是他年1月为《新青年》撰写《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拥护那德莫克拉（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公开张扬起民主、科学两面真理的旗帜。那一代新青年，几乎都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学生，臣服于民主与科学的光辉。而摇旗呐喊的陈独秀，怎么也相当于这一支新的“学生军”的班长，率领大家苦读、操练、实践。那一时期的陈独秀，真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新青年》立足北大，左右着思想界的风云变幻，也为年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提供了精神燃料。天安门前的三千人集会、示威游行，以及火烧赵家楼，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一张张稚嫩而愤怒的脸，被标语与火炬所掩映着，仿佛一夜间就长大了……同年6月，和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第二年5月，被释放的陈独秀赶赴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一本杂志，与一个时代共命运。一个人（譬如陈独秀）身上，同样倒映着一个时代的影子。陈独秀曾经选择北京为战场，而北京也确实为之提供了可发挥其能量、烘托其形象的绝妙舞台。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是年春天加盟《新青年》的。“五四”运动前夕，他还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当迁回上海的《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李大钊留在北京也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组织。与其是北大同事、《新青年》同仁的周作人，在北大红楼授课之余，经常去图书馆主任室与李大钊聊天（因《新青年》同仁中别人不容易碰见）：“在第一院的只有图书馆主任，而且他又勤快，在办公时间必定在那里，所以找他最适宜，还有一层，他顶没有架子，觉得很可亲近……”李大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时，尚不满30岁，是个很谦和的年轻知识分子。然而年，这位昔日的“新青年”倒在了军阀张作霖的屠刀之下。周作人掩护李大钊的儿子在自己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与沈尹默一起送烈士遗孤去日本学习。新青年的革命意识，与遗老遗少们的守旧观念针锋相对。作为主战场的北大，弥漫着这两军对垒的硝烟。校长蔡元培兼容并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有点像是“和稀泥”的，既吸纳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新鲜血液，又舍不得放弃辜鸿铭、粱漱溟、林纾等保守派。胡适是个特例。胡适，属于“改良派”的新青年，他参予《新青年》甚早。年10月，尚是留美哲学博士生的胡适（时25岁），即在《新青年》第2卷第2期发表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书》，提出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数月后又发表几首白话诗（后收入《尝试集》中）。年底，“镀金”归来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教授。不久即与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等加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共同策划，轮流值班。胡适在担任主要编委期间，还发表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钮岱峰先生曾说：胡适“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强调思想启蒙和学术研究的意义，希望杂志暂时和政治保持远距离，为此他主张把《新青年》交由他一个人主办。”当然，这遭到鲁迅等人的拒绝。总体上而言，胡适“虽然也有一些激烈攻击旧传统的言论，而且也不无偏激，但认为这种做法有失儒雅，不主张挑起文学革命论战。”这造成了他与陈独秀在思想观念乃至办刊方针方面的分歧，也导致他最终与《新青年》分道扬镳。若按年龄来说，胡适比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都要年轻。可惜，其思想的锋芒反而有所减弱。后来，他甚至希望把《新青年》定位为远离政治、莫谈国事的学术刊物，简直与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背道而弛。胡适，就这样由开阔的广场退缩回狭隘的书房。从此时起，胡适的身份已非新青年，而是新青年的一种“蜕变”。可以说，《新青年》促成了鲁迅的“诞生”。周树人是在参予这本杂志的编务之后，才开始写小说的。我印象中周树人改名鲁迅，从绍兴变卖了了古宅举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学执教，讲授过哪些课程，我无法查考了。我只知道，年4月至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体刚健的小楷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代表这位文学大师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样震撼了那个时代。《狂人日记》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首次署笔名鲁迅。年4月、5月，《新青年》又先后刊登了鲁迅的小说《孔乙己》、《药》，等等。当时的读者，是通过《新青年》而认识小说家鲁迅的。鲁迅后来写的杂文，同样带有“新青年”的影子：热血沸腾、锋芒毕露、摧枯拉朽……鲁迅一直以青年为民族的希望，倍加爱惜。鲁迅到老、到死，都是爱憎分明的热血青年，保持着“新青年”的激情与锐气。难怪他会成为青年的导师。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二十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我举这个例子仅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北大的师生，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我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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