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平凡而伟大的语言学家

怀念丁声树老师

丁声树

丁声树（-），号梧梓，河南邓州人，中国杰出的语言学家，词典编纂专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他以博古通今而著称，他在音韵、训诂、语法、方言、词典编纂等各个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并且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曾主持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昌黎方言志》，编录《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与他人合著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汉语音韵讲义》等。

年春，我有幸随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调查河北昌黎方言。在渤海边一个小村里，一个多月同丁声树先生睡在一个炕上。他的治学为人，言传身教给我的教育，终身难忘。

年，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成立，同时成立了一个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人员很少，几乎全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也正好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在这个研究所语言研究室工作。名为研究室，实则除兼职的副所长朱星先生外，并无其他同志。地方性的科研机构，名叫中国科学院河北分院，实际并不直属中国科学院管（当时还没有中科院和社科院之分）。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解决为地方服务的一些科研课题。当时我所在的语言文学研究所具体搞什么研究，大家都比较茫然。因为朱星先生正是那年随河北天津师院迁往北京（改名为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无暇顾及研究所的事。而我刚出校门，也不知怎么办才好。为此，朱星先生便征求吕叔湘、丁声树等先生的意见。吕先生在回信中说：“天津语言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鄙见最好结合地方需要，较易收效。”丁先生的意见，大意我还记得。他提示可否搞河北方言调查研究，在年普查基础上深入下去，并希望开展词汇调查。这同他后来在《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些意见》（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主张汉语方言进一步调查研究以词汇、语法为重点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当时研究所决定由我着手河北省方言词汇的全面调查工作。怎么下手搞，我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怎么进行，很想找丁声树、李荣先生讨教。但由于我不认识两位先生，不好冒昧去打扰，只好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其实，确切地说，不是我不认识他们，而是他们两位不认识我。我在大学时就读过他们的著作。在我心目中，他们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特别在方言调查研究方面。不久，语言研究所方言室熊正辉同志来信，说他们将去河北昌黎进行大规模方言调查，丁声树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这样难得的机会哪能放过呢！于是立即回信，很希望去。由于天津研究所搬家，我晚去了几天，没有参加上他们在县城的学习准备工作。临出发进村的头一天，我才赶到昌黎，很快见到了丁先生。当时正忙着第二天分组进村调查，丁先生只简单问了一下天津研究所的情况，问我明天同他去一个点调查好不好。

这是我第一次同丁先生直接谈话，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并且同我心目中的丁声树先生很不一样。在上大学时，就听过许多有关他的传闻，如他25岁时写的那篇《释否定词“弗”“不”》曾震惊语言学界；他后来到国外考察、做研究工作多年，会几门外语等等。总之，他是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具有洋派风度、潇洒气质的大学者。可一见面，却大相径庭。当时丁先生穿一身最流行的蓝布中山装棉衣，戴一顶旧棉帽，穿一双青布鞋。与其说像一位著名学者，不如说更像一个老农民。由于这身打扮，使我敬畏的心情减少了不少。但对最后说明天让我随他一起去渤海人民公社朱建坨村（当时叫生产队）调查，却又高兴又有点害怕。能随丁先生调查，直接受他的教诲，真是难得的机会，有点喜出望外。认识我的同志都为我高兴。可我对方言调查不太熟悉，在大学期间我上过袁家骅老师的“汉语方言学”课，有一些书面的知识，后来也只参加过张家口地区的方言普查工作。这次是同一位大学者去搞调查，能完成任务吗？出了错误，丁先生会怎么批评？一系列问题，老在脑子里丢不掉。第二天我们自带行李，先坐火车到留守营，然后再坐大车到我们的调查点朱建坨。一行4人，除丁先生外，还有高玉振（已故）和熊正辉。为了便于工作，行前规定不能暴露丁先生的身份，所以我们当群众的面都称丁先生为老丁。最初虽然很别扭，但这是纪律。私下我们仍称丁先生。有一次被房东张紫藤大嫂听见，于是他认为丁先生一定是“大官”。晚饭后把熊正辉和我拉到她家问话：你们当着我们叫老丁，怎么背后又叫丁先生？他肯定是化了装的“大官”。我们就打岔说，你看他那个样子像“官”吗？睡土炕，吃棒子饭，那样平易近人，有这样的“官”吗？就这样勉强把真相糊弄过去。熊正辉同志是我大学同学，高玉振同志南开大学毕业，是我所在的天津语文研究所副所长（兼职）李何林先生的学生，所以我们很快就熟悉了。

进村第二天就开始工作，从挑选发音合作人到按调查字表归纳音系，丁先生都要求十分严格，并手把手地指导。主要由玉振和正辉记音，丁先生让我多听多看他们记音。自然，他也在一边听一边看他们二位记音。待归纳出音系后，丁先生才让他们分开按不同的发音人记录同音字表、词汇和语法条目，让我也跟着正辉和玉振调查。每天调查中遇到的问题，或需要注意的地方，丁先生都在吃饭时或晚上给我们讲一讲。所以这次调查时间虽不长，但总算经历了一个全过程，并且一直在丁先生指导下进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接触到的东西，如怎么识别记音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假象，哪些字词可能有特殊的读音或音变，如何调查一些带有忌讳隐私性的词语等等，使我获益匪浅。至于古今字音的演变、某字中古或上古的声母韵部如何折合成今音等学问，丁先生更是如数家珍。有一次在村外散步的路上，我大胆地问丁先生怎样才能学好音韵学，希望能得到他的“秘诀”。先生的回答是，把常用字的音韵位置像背外语生字一样背下来；背多了，自然就融会贯通了。虽未得什么“秘诀”，但我认为丁先生告诉我的是一种最朴实、最可靠的学习途径。这些事情，无不表明丁先生的治学态度和对后辈的严格要求。后来我体会到，如果说音韵学有什么秘诀，除了按先生的教导学习外，就是读先生年写的《汉语音韵讲义》。那本书真可谓言简意赅，条理非常清楚，结合方言情况反复阅读，收获很大。总之，使我领悟到丁先生为什么常用“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来劝人为学的道理和良苦的用心了。

年春，正是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朱建坨全村人在一个大食堂吃真正的大锅饭。一家人围成一堆一堆的吃饭，我们4人另外一桌。主食每天主要是玉米子稠粥。菜就是腌的酸菜或其他咸菜，社员偶尔也有一些土豆大白菜。为了照顾丁先生和我们，有时专门给我们弄一点同社员不同的菜，如腌咸菜拌豆腐之类。丁先生那时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但吃起来同我们一样香，并且一再嘱咐有关同志，千万不要特殊，脱离群众。当时天气还较冷，我们4人睡在一个炕上。丁先生在靠门口一头，坚决不睡中间。我睡在他旁边。后来才明白，他要睡门边，是因为每晚他要出门在后院露天厕所小解一两次，怕惊动我们睡觉。现在想起来，这是老年性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因此，晚上他总是穿着毛衣睡觉，披上棉衣就可以出屋去厕所。本来屋里可以放一个便盆，他也怕扰人而坚决不同意。在我们看来，这是很不方便的事，可从未看到丁先生有一点不习惯的表示。他心里想的是怎么让别人方便，休息好，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困难。名为让我们照顾他，实际是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我记得从昌黎出发的头一天，县里优待大家，让供销社卖给每人半块香皂半块肥皂，这些本来是凭票供应的商品。丁先生也掏钱买了，但后来全给了我们，他说自己有，不需要。既然有，又何必花钱买；既然买了，这种紧缺东西，又何不留下？这就是丁声树风格。他帮助了人，却想方设法不要让人感到接受了他的帮助。据说在“文革”后，他见食堂一位炊事员生活困难，衣服单薄，专门为这位身高体胖的炊事员买了一身绒衣，却向炊事员说，他自己买得不合体，放着占地方，请他帮忙穿了。好像不是他帮助人家，而是人家帮助他解决困难似的。据说这位天真的炊事员直到病逝，也不知道那身绒衣是丁先生专门为他买的。用现在通行的话说，这就是一种真正的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吧！

昌黎朱建坨调查工作完成后，我就回单位着手搞河北方言词汇调查，很少有机会去看望丁先生。一位慈祥而严格的老师形象，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后来听人称他为“丁圣人”，我想，从他满腹经纶、学贯中西古今，以及为人处事总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等等方面看，作为当代学术界的“圣人”是当之无愧的。

在河北方言词汇调查中，我写信向丁先生汇报过一次情况，问过一次词汇归类中的疑难问题。我从侧面听说，丁先生还谬奖过我，说我一个人终于把全省个点的词汇调查搞了起来。年底，编了10几本油印的河北方言词汇，寄给他一份，也不知道他看到了没有。因为我很快就调动了工作，先后去党校学习和参加“四清”运动，直到“文革”前夕才回到单位。“文革”中我也很惦记丁先生的情况，打听到他进“牛棚”，受“批判”的消息。当时全国如此，也就没有感到特别，反倒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劫难逃，命就如此。无法看望，也不便写信，只能默默地祝他身体健康，上天保佑。这也是当时不惹麻烦，能聊表心意的最好办法了。

“文革”后，大约年，我到语言研究所去看望师友。在《中国语文》编辑部，我问侯精一同志，丁先生身体怎样。他马上说，今天丁先生在办公室，不过他一般不喜欢见外人，你来了，可能丁先生会见你的。他去告诉丁先生我想看看他，丁先生立即请精一领我去。当时我见先生身体和精神都好，心里也很高兴。丁先生问了我一些工作和生活情况外，没有深谈别的。因为一别多年，劫难后见面，一时真不知从哪里说起好。后来我到北京出差，到三里河他的家里去看过他两次。一次是精一陪我去的（他们住的很近），后来我自己又去过一次。这两次见面的情况差不多都淡忘了，只有两件事至今还记得。

一件事是问丁先生在研究什么课题，写什么论文。因为大家都希望他把满腹的学问写出来，嘉惠后学。丁先生回答却说，他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好写的。这种回答真使我大吃一惊。举世公认的大学者没有学问，让人怎么理解。若不是他说话时那种心平气和的真诚态度，还真以为他是用“文革”中批判知识分子的话来自嘲呢！“文革”中“四人帮”一伙曾散布过专家最无知识，大学生不如小学生一类谬论。后来同别的同志说到这件事，才知道丁先生的回答既是他一贯的表述，也是他真诚地对自己一种过谦的认识，乃至他在一份正式表格的“专长”一栏，才会填上“粗知汉语音韵训诂，略有方言调查经验”了。正是由于这种自我过谦的认识，所以他一生写的东西，虽然篇篇都有丰富过硬的资料和发人所未发的见解，但毕竟数量同他勤学的态度和广博精深的知识太不相称了。谦逊是一种可贵的美德，但过分的谦逊却留给我们一个无法补救的遗憾。正如吕叔湘先生在丁先生的追思会发言中说的那样：“他这样过分的谨慎，就使我们不能得到很多我们希望得到的东西。这是非常可以惋惜的。”（《中国语文》年第4期）

另一件事，就是他病前每天早出晚归地上下班。本来他可以不坐班，去上班也可以用车接送，但他既要每天坚持上班，又拒绝用车接送，一直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我劝他别这样，年龄不饶人，坐专车上下班，嫌特殊，总可以每天晚去早归，或者不天天坐班吧！如果挤车摔了或出了什么事，不是反而给别人增加麻烦吗！丁先生很有信心，轻松地说，我自有安全可靠的办法。他就把众所周知的他乘车的规矩告诉我：“车上的人多不上，上车的人多不上。”我说那不太浪费时间了吗？他回答说，早出晚归，既能多干事，又不同人挤车。我知道大家并不赞同他这种做法，但谁也无法说服他。这也是丁声树先生严于律己近于苛刻的风格吧！后来读李荣先生追思丁先生的文章，才知道丁先生坐公共汽车的口诀还有别的学问，因为“上车的‘上’古音上声，车上的‘上’古音去声”，是丁先生善于运用语言，调度文字的一种“创作”。

年冬，听说丁先生因病住院，不久又听说他患脑溢血，实行特护，不让人去探视。我请一位同志在可以探望时，代我买一束鲜花献给丁先生。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大约年，吕叔湘先生住院，我去看吕先生，才有机会到丁先生病房门口，从门缝中看见先生躺在床上，插着管子，过着植物人的生活，不由一阵心酸。先生虽然早已失去知觉，但我总觉得先生一定很难受，但也苦于无法为他分担一点苦痛。

年秋天我去日本国立一桥大学讲学，我接到国内信才知丁先生于年3月1日辞世，虽说这是早已预料的事，但总是控制不住悲从中来。丁先生对我的教导和关怀，一幕幕再现眼前，常想写一点追思的文字，总未能如愿。聊可告慰先生的是，《河北方言词汇编》原稿虽在“文革”时出版社武斗中丢失，但后来又千方百计在残稿上补充完善，已经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些年我在学术和事业上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愧对先生的教诲，但先生治学和为人的崇高形象，却永远是鼓励我前进的力量。

作者：李行健

（原载《语文建设》年7月号，收入此文集时略有增删）

本文摘自《语文的故事》

定价：38.00

ISBN:5

内容简介：

本书为著名语言学家李行健先生怀念追忆王力、吕叔湘、魏建功、高名凯等语言学大师们的文章结集。写作时间自上世纪80年代至年，历时30余年，文章涉及众多终身以研究汉语言文字学为己任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感人事迹。作者缅怀了他们在教书育人和语言学上的重要贡献，也记述了作者亲身所闻所见的大师们日常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个性风采、轶闻趣事。文字朴实亲切，读后令人对这些前辈们由衷敬佩。

全书除王力、吕叔湘、周有光、丁声树这样的大师外，还有像杨晦、游国恩、李何林、康殷、刘绍棠等著名学者、教育家、作家以及叶籁士、王金鼎等党的优秀工作者的事迹，他们的鲜明个性和高尚品行也给我们很深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