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佩戴

古人的配镜习俗

据考古资料及文献可知,铜镜用于佩戴的习俗从未停止过,古人不仅喜好佩镜,而且佩镜方式也十分多样化,女子和小孩儿多佩于胸前,男士多佩于腰间。年青海出土的七角纹镜,镜纽残损。安志敏先生在《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中说“镜缘上穿有两孔,置在死者胸前,当属配饰。”。《左传·定公六年》中“定之鞶鉴”之语,晋杜预注曰“鞶带而以镜为饰也。今西方羌胡犹然,古之遗服。葛洪《西京杂记》卷一“身毒国宝镜”载:“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帝崩,不知所在。”这说的是皇帝佩带神异的进口宝镜的事。皇后也常佩镜,如《左传·庄公二十一年》载:“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汉乐府诗《羽林郎》中所歌“贻我青铜镜,结我红罗据”,反映出汉代有些女子随身带着铜镜。

镜子在唐代也作为装饰品,社会生活中普遍形成了佩镜的习俗。在这种习俗中,不论男女,也没有地位的限制,人人都可以佩带铜镜。唐传奇《昆仑奴》中的歌姬就佩有小镜。清薛福成《庸盒笔记·幽怪一·汉宫老婶》中对此婢服饰的描绘是:“佩以琼琚,带以鞶镜。不仅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美丽的精魅与仙女也会佩镜,《玫瑰花女魅》中讲寺中花精来访宁行者,其“胸次挂小镜。宁廉观之,问何用。日:素爱此物,常以佩身。”现在的民俗文化中依然常见配镜的现象。为了能让小孩在出生后顺利成长,人们在其身边置镜,待长到稍大些,又常常为之佩带小镜。过去在绍兴就有小孩身佩小铜镜的做法,人们认为镜是避邪饰物让小孩佩带,可去魇难,保平安。马之骕《中国的婚俗》中所载吉林婿俗新娘在上轿之前,要带在脖子上两面铜镜子,一面护在前心,一面护在后心。据说镜子是避邪的,所以俗语叫‘照妖镜。”广东婚俗是,出阁时,良辰一到“此时新娘穿大红袄,绿裙子,头上戴的是金翠冠,脚上穿的是红木屐,怀抱宝瓶铜镜,由大妗从屋里抱出来,站在地下一个大筛子上向龙烛拜辞双亲祖先。”

二腰侧式、腰坑式、腰部两腿之间铜镜的作用

人们不仅生前有佩镜习俗,死后也往往佩镜入葬。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中岀一镜和一铜带钩,镜的正背面均有布帛残迹,是为镜囊,囊上有水晶环二枚,当为佩囊挂钩所用。墓葬中腰侧式铜镜是为了让死者佩戴才下葬的,如孙建墓中圆形四兽铭文镜和带钩同出。杨履庭墓、偃师杏园唐墓M02、太原金胜村唐墓M中的铜镜同属于腰侧式铜镜,虽未发现带钩,但这几枚铜镜直径均在11-13厘米之间,与孙建墓中铜镜大小相近,由此推测这几面镜子都是墓主生前的配饰,死后下葬供死者佩戴和装饰。腰坑式铜镜仅发现两例,都位于身躯之下,铜镜直径偏大。这种腰坑式葬镜与唐代道教丧葬遗存中放置安魂石盒的腰坑应该无太大联系,真正意图因材料有限无法得知。铜镜放于双腿之问仅在湖北安陆黄金山墓地盛唐墓bM、bM中发现,非常特殊,寓意不明。不管是腰坑式还是放于两腿之间的铜镜,埋葬位置都极为特殊,或许蕴含着辟邪的作用,待新的考古资料发现后的进一步研究

第四节足部置镜

历代发现的足部置镜现象并不多,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之后的春秋战国墓和汉墓中也发现数例,但各时期足部置镜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或男性头部足部都置镜且竖放对立,或男足后女头前置镜。东北地区先秦墓是将2面铜镜紧贴墓主头足竖放对置。朝阳十二台营子M是座男女双人合葬墓,男性墓主人头顶和脚下各置一面较大的镜形饰。郑家洼子M内仅埋葬一位男性死者,除头顶和脚下各立置一面较大的镜形饰外,身上还按等距离放置四面较小的镜形饰°。汉墓中也发现将铜镜放在墓主足部的现象。河南、陕西部分地区砖室合葬墓中铜镜放在男足后或女头前。例如:河南禹县白沙发掘的第号汉墓,男女棺位置相错,男棺略前,女棺略后。男足后和女头前分别放置1面铜镜。陕西临潼骊山床单厂基建工地发掘的第5号西汉墓中的随葬品放置方式与这个类似,男足后和女头前棺外各1面铜镜。铜镜的放置方式和墓主人棺木的摆放位置密切相关。《大汉原陵密葬经·辨掩闭骨殖篇》中有关于合葬时的尸骨应按辈分尊卑排列的记载,“依其第次,如或有四妻五妻者,头妻在左肩下,次妻在右肩下,次三在左腋下,次四在右腋下……如有幼孙,孙男女安左右。”所以,将合葬于同一墓室中的男棺放置略前,女棺放置略后,棺内墓主也相应向前、向后略错,这样男主后女主前各空出空间以放置随葬品,汉代以后这种现象少见。唐代夫妇合葬墓中夫妇二人都有棺且两棺位置一前一后的有窦承家夫妇合葬墓、郑洵夫妇合葬墓、郑琇夫妇合葬薹和崔防夫妇合蕐墓。其中,郑洵夫妇合葬墓东棺男性棺木略靠前,西棺女性棺木略霏后,铜镜放置在男性足部附近;窦承家夫妇合葬墓西棺人骨足部有镜,东棺头部有镜,但性别不明;郑琇夫妇墓中铜镱都在头部附近。虽然这种男头前、足后都置镜或者男足后、女头前置镜的现象并不常见,但能从先秦一直发展到唐代,可见其影响之深远。究其原因,可能与东北地区的“镜形饰”有关,又或许是由某种原始宗教意识所形成的葬俗

第五节半镜下葬

铜镜本身象征爱情,作为爱情信物在民间流传。唐代镜铭中爱情相思铭文有凤凰双镜南金装,阴阳各为配,日月恒相会,白玉芙蓉匣,翠羽琼瑶帶,同心人心相亲,照心照胆保千春”、“月样团圆冰样清,好将香阁伴闲身。青鸾不用羞孤影,开匣当如见故人”等。诗文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用铜镜表达男女爱情,徐陵《为羊兖州家人笞饷镜》诗曰:“信来赠宝镜,亭亭似团月。镜久自逾明,人久情愈歇。取镜挂空台,于今莫复形。不见孤鸾鸟,香魂何处来。写的是男子赠予女子镜以表白爱情。李白《代美人愁镜二首》其二之“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反映的是女子赠镜给男子表明爱情的习俗。

文学作品中也常见到用半镜寓指夫妻分离或感情破裂的故事。东方朔著《神异经》曰:“昔有夫妇相别,破镜,各执其半。后妻与人通,镜化鹊飞至夫前,夫乃知之。后人铸镜,背为鹊形,自此始也。”这是有关以半镜象征夫妻分离的最早文献记述。隋唐时期流传最广的是乐昌分镜的故事。李冗的《独异志》卷下,云:“隋朝徐德言妻陈氏,叔宝妹。因惧乱不能相保,德言乃破一镜分之,以为他年不知存亡,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镜,于市内卖之,以图相合。至期适市,果有一破镜德言乃题其背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于七月辉。’这个故事《太平广记·气义》、《本事诗·情感第一》中都有记载。历代破镜诗也非常多见,以表达情人别离之苦。唐元稹《古诀绝词》其二:“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馀血。”这里用“破镜”暗喻主人公与其情人处于别离之苦中。杜牧《破镜》:“佳人失手镜初分,何日团圆再会君。今朝万里秋风起,山北山南一片云。”小李杜的同题诗都以破镜写情人离别。

文学作品中对破镜故事的记载,来源于当时合葬分镜的习俗。考古中破镜的发现,使得“破镜重圆”一说得以验证。“破镜重圆”的葬俗最迟在东汉已经有之◇。《洛阳烧沟汉墓》报告中,38号墓A,B两棺内各出土半面铜镜,合起来刚好为一枚完整的四神规距镜,径14.8厘米。《陕西安塞县王家湾发现汉墓》中就出土一件昭明铜镜。“铜镜出土时分为两半,一半置男主人头边,一半置女主人头边。””可见汉代就出现了夫妻以镜为信物,死后合葬分镜的习俗,表明生生死死以镜为信,永不分离。沈从文先生在《唐宋铜镜》中也有写道:“西汉初年的社会,已起始用镜子作为男女间爱情的标记,生前互相赠送,作为纪念,死后埋入墓内,还有生死不忘之意。“破镜重圆”的传说,就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产生,比后来的乐昌公主故事早七八百年。”

唐代半镜随葬在南北方都有发现,较明确的以南方地区居多,主要集中在中晩唐时期。目前考古资料显示,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半镜有四种情况:1、夫妇合葬墓中发现两半面镜,且可拼对为一完整镜,有5例;2、单人葬中发现铜镜从中问破为两半,可拼对为一完整镜,有4例;3、墓葬中只发现单半面镜,有4例。

一夫妇合葬墓中分镜合葬

广西钦州初唐墓M、M是夫妇合葬墓双室砖墓,两室间有隔墙,前部设有券顶过道相通。一面圆瑞兽十二生肖镜被破为两半分置于两室,其中左室的镜面朝上,右室的镜面朝下,直径23.4厘米,可复原。

安徽怀宁两座膏墓均座南朝北,各出土一枚半镜,铜镜断面形状相同,将其合并后竟能完全吻合,合并后铜镜呈圆形,直径22.5厘米,重g。这座墓葬的具体情况不明,但这种镜子在外形和布局上与真子飞霜“凤凰”铭镜十分相近。结合外形、书体,时代应为中晚唐时期。

不太明确的河南平顶山天宝十三载(年)刘府君夫妇墓,简报未明确交代该墓的保存状况,应未被盗。岀土物较少,除墓志和铜镜外,只有铜釜、瓷三足器、陶砚、陶罐、石龟等6件,另有开元通宝20余枚。数量不多的出土器物似乎与墓志中“以约馑之岁,克成三墓”的说辞相合,也与墓主的身份相符。墓主于天宝四载(年)由劳州县丞升任朔方县令,但未及之官即卒。镜为葵花形折枝花境,出土位置不祥,已经裂为两半,但裂口甚为整齐。墓志载,夫人后卒于天宝十一载(年,于十三载(年)“合衬先府君之茔”。该镜可能是夫妇合葬后得以“重圆”的°。

李荣初夫妇合葬墓(太宗贞观十年年)中的四方委角万字镜,出土时发现镜子从中间破为两块,圆纽,纽周双勾万字图形为主纹,镜边制作规整,镜面抛光尚好,最大径15厘米(图3-1:1

新乡市凤泉区王门唐合葬墓,墓主人头向西,面向上,木棺已朽,墓主人头部随葬1枚铜镜、1枚铜钗和3枚开元通宝钱。标本M54:1,团花镜,圆形,圆钮,莲花形钮座,莲花直径6厘米,莲花瓣内为八个内向连弧纹组成的圈带,周围六朵小莲花均匀地围绕着中间的大团花,整个镜面给人以素雅端庄之感。直径19.2厘米,厚0.3厘米(图3-1:2

单人葬中分开的两半镜随葬

西安灞桥第号唐墓出土一面葵花形团花镜,中间裂开,裂口基本整齐,可以对合,直径20厘米

郑韩故城内唐墓中标本04zHHM:11,出土时从中间断裂的特别整齐,半球形钮,为圆形宝相花镜。直径24.7厘米。同出的随葬器物有蚌壳、银簪、银镯等(图31:3

河北邢台市中晚唐墓95αM2棺内墓主头部西侧有1件铜镜,直径24.5厘米,厚0.6厘米,银灰色,八出葵花形。桥形钮,圆钮座周围饰六朵花蕾,间·周联珠纹,外区饰六朵折枝花纹。该镜“中间被锯开,有破镜重圆之意”“,镜周围有瓷水盂、瓷粉盒、蚌片(图3-1:4)

福建武夷山市发现厝代晚期墓葬,该墓为竖穴土坑式,93M:13为方形镜,四角内委素面镜,边长为15.5厘米,厚0.2厘米。

三、

单半面镜下葬

江西省玉山县的一座竖穴土坑墓中出土了半枚葵花形对鸟镜,而另一半却未能发现。铜镜直径应为17内区壁厚0.3、外区壁厚0.45、缘厚0.55,纽高0.7厘米,但考古工作者认为,“半面铜镜系入葬前打破,由后代在死者夫妻双方墓穴中各置半枚。”同出的还有铜熨斗、铜洗、银钗和开元通宝钱。该墓应为8世纪中期左右的墓葬(图3-1:5

陕西西安热电厂M63出土一面葵花形仙山水波花鸟纹半镜,断面整齐。该墓两具木棺,应是夫妇合葬墓,时代大致为玄宗时期。

宁夏吴忠西郊唐墓M06、M48、M71、M07均出土了半镜或者是不足一半的铜镜残片°,其中M07出一面葵花形对鸟镜,直径16.6厘米,残半,残破面近镜缘处有一直径0.2的穿孔,镜面残留菱形垫片痕迹,破裂后似乎曾拼修使用过,该镜钮下方为衔花鸟,钮两侧原为对立的双鸟,镜刚好从钮附近残去,只留下对鸟中的一只,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镜分鸾别”了。这种现象还见于半面葵花形宝相花镜,破裂处有三个半圆形的弧圈,可能为钻孔痕迹,直径25厘米不知所出。

铜镜图录中也发现有半镜,以中晚唐镜居多。陕西西安郭家滩第号唐墓出土半面葵花形折枝花镜,裂口基本整齐,复原后直径24.5厘米。

1.李荣初夫妇合葬墓M11:3

2新乡市凤泉区王门唐合葬M54:1

3.郑韩故城内唐基04ZHHM:11

4.河北邢台市桥西区中晚唐墓95QMA2:7

5.江西省玉山县唐墓

图3-1半镜示意图

夫妇合葬墓中分开的铜镜,生前应为夫妻共同拥有。当一方逝去时,将此镜破成两半,其中半面随死者下葬;另一方逝去时,再将剩下的半面与之随葬,从而使夫妻“破镜重圆”。这种情况的铜镜形制、纹饰种类较多,有唐代早期的十二生肖镜,中晚唐常见的花枝镜和万字镜。单人墓中用半镜随葬象征夫妻分离和无法割舍的愛情。这种情况的铜镜基本上全部是中晩唐时期常见的葵花形对鸟镜,对鸟镜的流行应与唐人偏爰用此类镜表达对爱情的寄托有关。单人墓中放置的两半面可拼对的铜镜,周边均有蚌壳、银簪、瓷粉盒等女性特征浓厚的器类,推测可能都为女性墓。总之,考古材料证实了诗词中的“半镜”象征夫要分离,“破镜重圆”喻夫妇失散后重聚或离而复合的说法。

第六节小铜镜的功能

“小铜镜”指的是直径小于7厘米(多数直径3-5厘米),缘厚0.2厘米左右,纹饰较统一(多锯齿纹、草叶纹镜)时代属于北周至唐代早期的铜镜。通过观察和分析发现,小铜镜始见于北周和南朝墓,隋唐时期见于南北各地,但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且以北周故地最为多见。它有几个主要特征:1、一墓多出,主要见于纪年墓葬,墓主人均有一定的身份地位。如温绰夫妇墓出土10面;湖北安陆唐贞观年间吴王妃杨氏墓出士5件;李爽墓岀土3枚;隋代史射勿墓出±4枚;史索岩夫妇合葬墓岀土5枚;史铁棒墓岀土4枚;史诃耽墓岀4枚;史道德墓出土1枚,但多数墓葬仅岀土1面。岀土小镜的数量应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有关,等级、官品越高,小铜镜需求越大,数呈相对越多。2、发现有较明确的使用方式的痕迹。比如:镜钮插木楔、正面朝外镶嵌于木板上、镜背与圆形铁皮套连等,或与有机质器物—一木俑置于一处等。3、出士小铜镜的墓葬,一般不见实用镜。未被盗掘且出土小铜镜的摹葬共5座,其中1墓出有实用大镜;遺盗掘的墓葬共12座,共出实用镜的有3座;不详墓葬15座,共岀实用镜的只有隋唐小铜镜发现情况如表3-1所示,根据以上特征认为小铜镜应该是作为棺木附属物或者镜明器来使用。

棺木壁饰

这种使用方式最迟在西汉晚期就已经出现。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察夫妇合葬墓木椁内南北向放置两具木棺,西棺外壁“有铜饰形棺饰,另有三面铜镜似粘附在棺壁上”。报告称“两具木棺外原应有柿蒂形鎏金铜饰,发现时铜饰已经散落。西棺的西壁外还发现有三面铜镜,十分考究”。3面铜镜纹饰相同,为四乳四虺纹镜,直径6.5厘米,厚0.2厘米。M15所在墓地共发现汉墓座,只发现一例作棺外壁饰的现象。这种“镜”与“木″的相连的组合也有可能为棺内饰。连云港锦屏乡纱帽寺西汉木椁墓,椁内置木棺,棺内墓主头部左右及下方有近长方形的木板三块,上面各镶嵌三面日光镜,镜直径7.5厘米。

隋史射勿墓(隋大业六年公元年)出土小铜镜4枚。形制相同,镜面光洁如新。镜背边缘有一周弦纹,中心为桥形钮,钮外围饰卷草纹,其外有一周锯齿纹。在镜钮上还插一楔形木条。直径48厘米(图3-2:1罗丰根据史射勿墓镜钮上插一楔形木祭和史诃耽墓一枚铜镜是镶嵌在一方木块残段上,推测这些小铜镜可能为棺木上的附着物,也不无道理(图3-2:2)隋唐墓出土的与“棺木”有关的小铜镜可能作为棺外壁饰,除了装饰也可能是在丧葬过程中发挥作用。木俑等器物饰

温绰夫妇合葬墓岀土10枚小镜远离棺木,与鍌金铜饰、玻璃饰片共出于木俑和漆木器之间,而且铜镜上粘有木片或红漆的痕迹。简报推测这些小铜镜是漆木器或木俑身上的饰件(图3-2:3),并指出“隋唐时,铜镜除了照人衣冠,还用于驱邪,小铜镜也许正是辟邪降魇之物”。山西太原金胜村第六号壁画墓保存较好,发现小铜镜一面,直径6厘米,出土于棺床上,靠近墓室东壁有残木俑头一个,残马身一块,墙角有铜马饰5个。陕西西安(高宗总章元年年)李爽夫妇墓、陕西富平(高宗上元二年年)李凤夫妇墓中小铜镜附近均有木俑等,推测都为木质器物的饰品。

三墓主配饰

陕西西安(隋开皇十二年年)吕思礼墓保存完好,但有进水导致的淤土,出土小铜镜一面,径4.2厘米,与玉环、玉璜等玉配饰置一处。从器物分布看,这组器物所在的墓室北部应该是置棺或置尸骨的位置,简报未见有葬具和尸骨信息,推测这里的小铜镜与玉璜等都是墓主人的配饰。

四、明器

大多数小铜镜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一般只出士一面,且多数都不伴出实用镜。最明显的是(隋大业元年年)陕西西安南郊李裕墓,出土一面连弧纹小铜镜放置在棺内墓主头骨一侧,径4.5厘米。棺内头部附近是唐镜在墓葬中最常见的放置位置,且多做照面使用,墓中单岀的小铜镜应该以替代实用镜作为明器镜的可能性为大。这种明器类的小铜镜在唐代初期出现较多,而后期少见或基本不见,是与铜镜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的。中国铜镜铸造业在经历了魏晋时期的衰落后,唐代初期渐渐兴起,这时期出现仿生活器的明器类镜是与铜镜发展阶段性相适应的

功能不明确的有唐吴王妃杨氏墓镜状物5件。均岀自主室,圆形,分上、两层。上层为黑色铁皮,烙印花,中有孔,葚在钮上,径12,厚0.1厘米。下层厚小,素面,中有小桥形钮。径5.5厘米(图3-2:4)简报中只是谨慎的指岀为镜状物,对其用途未言明。另外,李寿墓出土小铜镜两面,位于墓室北边的两角,另有“十二生肖镜”和“重列神兽镜”各一面,位置不清楚。报道者认为“墓室北边的两角各有小铜镜一枚,当系压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