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本是寻常事，繁华静处遇知音』

《無問西東》最近熱映，關于西南聯大的話題又再次獲得了熱度，毋庸置疑，這是一件好事，作為一個時代的傳奇，僅僅存在了八年多的西南聯大，已經讓我們懷念了八十年，我們紀念那些艱難歲月裏的苦難，更懷念苦難中依然砥砺前行的那些人。

而西南聯大中最讓我們念念不忘的，恐怕還是那一位位可敬可愛的教授們，他們遭逢亂世，卻未曾被苦難摧折了腰，憑著一派風骨，在硝煙中談笑風生。

今天就讓我們通過重溫當年的故事，來重新回憶起這些堪當“大師”之名的聯大教授們吧。

首先是發生在課堂之上的妙事：

金岳霖先生為人風趣，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呢帽的前檐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戴的眼鏡一只鏡片是白的，一只是墨的，他給新生上課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

可見，其待人是多麽的坦誠、謙恭。

曆史系的教授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需準備；下課了，講到哪裏算哪裏，他自己也不記得。

每回上課，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裏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

班上有個女同學，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話不落，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麽?”這位女同學打開筆記來，看了看，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雷海宗默然，心中應是五味雜陳。

聞一多先生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

有人問汪曾祺，“是不是這樣？”是這樣。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

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先生當為第一人。

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那真是“滿坑滿谷”，昆中北院大教室裏裏外外都是人。

聞先生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娲圖釘在黑板上，把相當繁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非常吸引人。

沈從文先生上課更有特點，那就是毫無系統，天馬行空。加上口語表達不暢，聽起來很費勁。這一“特色”在北大時就已名聲在外。

學生因為上課聽不懂，漸漸就對課程興趣全無。于是沈先生想到了一個辦法彌補，那就是任由學生去寫，愛寫什麽就寫什麽。

之後，他逐一認真閱讀同學們的作文，並在後面附上大段的讀後感。很多讀後感，甚至比學生的原作還要長。歪打正著的是，沈先生的這一教學法，倒使學生們受益匪淺，汪曾祺便是這受益群中的一員。

從這些往事中，足以看出大師們對學生的愛護，舐犢情深，師生間亦師亦友，以誠相待，大師和學子，毫無隔閡，彼此尊重。

一方面是教學工作的一片祥和，另一方面，教員們當時的生活卻是異常拮據，不說生活，因為沒錢治病，就連有些人的生存都成了問題。

在這戰亂年代，聯大教授的月薪只夠半個月吃飯，剩下的半個月只好另想辦法，且多靠夫人們操勞。

教授夫人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吃飯，在昆明這塊地盤上開始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的繡圍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賣。

清華大學校長梅贻琦一家的生活也十分艱苦。當時，梅校長家有五個子女都在求學讀書。梅校長的夫人韓詠華沒有工作，全家僅靠梅贻琦微薄的薪金來勉強糊口。

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不讓丈夫分心憂慮，韓詠華與其他教授夫人合作，做出一種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

她們別出心裁，把這種米糕取名為“定勝糕”，取抗戰一定勝利之意，並用紅糖漿在米糕表面寫上“定勝糕”的標簽。夫人們分頭行動，背著背簍，手提籃子直接在街上叫賣。

據韓詠華自己回憶：“賣糕時我穿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盡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由于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

盡管如此，還是要風雨無阻地來往奔波，而換來的錢大都給孩子們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學習用品，至于自己的生活，“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

潘光旦先生喜歡吃肉，但在當時又無錢購買。于是因地制宜，根據昆明當地耗子又肥又大且無處不在的特點，支起鐵質夾子抓耗子。

每抓到耗子便“剝皮去內髒，收拾得很幹淨，切塊紅燒”，全家人分而食之。這一話題若幹年後得到了馮友蘭證實，馮氏說：“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傳一時。他的兄弟是個銀行家，在重慶，聽說他吃耗子肉，趕緊彙了一點錢來，叫他買豬肉吃。”

清高如聞一多，為了全家生計，也不得不挂牌治印，用給人刻章的零錢來補貼家用，而給他發傳單，賣力吆喝生意的人，則是梅贻琦、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常培、沈從文等等學界名流。

朱自清有次外出時被一個乞丐跟上了，為了甩掉乞丐，他就說：“老弟，我是教授！”話音剛落，只見乞丐轉身就走了。可見聯大教授的清貧在當時的昆明城有多出名。

貧窮，從精神和肉體兩個層面，折磨著身處西南邊陲的師生們，由于通貨膨脹等原因，物價之吊詭，也著實令人哭笑不得。

年，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應《中央周刊》之約寫過一篇《戰時物價》的小品文，說：

“這兩三年來，因為物價高漲的緣故，朋友一見面就互相報告物價，親戚通信也互相報告物價。

不過這種報告也得有報告的哲學，當你對你的朋友說你在某商店買了一雙新皮鞋價值四百元的時候，你應該同時聲明這是昨天下午七時三十五分的售價，以免今天他也去買一雙的時候硬要依照原價付錢，因而引起糾紛。”

戰時物價虛高到什麽程度，從陳存仁先生舉的的例子中可窺一斑：“……就是最不值錢的油炸燴（油條)，每一條要賣到二千元，後來漲到五千元，再後來漲到一萬元。”

這樣的境況，正是在昆明的陳寅恪贈吳宓詩中所言“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錢鈔入手空。念昔傷時無可說，剩將詩句記飄蓬”的生動寫照。

因為日寇時常轟炸昆明，所以跑警報就變成了聯大師生間歇溫習的一門“功課”，防空警報一響，學校內外即亂作一鍋粥，男女老少婦孺，一齊循著往防空洞的路奔跑，好不熱鬧。

在講關于跑警報的故事前，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劉文典教授的傲嬌不羁，他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教授時，從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裏。

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麽？”

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家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

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到處跑，劉跑警報時，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

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

而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

劉面露不悅之色，于是他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他跑什麽跑?”

如此性格的劉文典先生，教學生寫文章，也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學生不明所以，劉解釋說：“觀，乃是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救苦救難、關愛衆生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汪曾祺先生也寫過一篇《跑警報》，有記載道：

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據我所知，就有兩人。

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

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

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即便在流亡中家當已經所剩無幾，囊中羞澀，但還是有幾位教授克制不了收藏的欲望，一遇到自己心愛的藏品，就管不住那掏錢的手。

沈從文在西南聯大時期，喜歡收藏當地的民間藝術品耿馬漆盒，這種漆盒在昆明的地攤上很容易買到，且不貴。

是竹胎的，塗紅黑兩色漆，刮出極繁複而奇異花紋的圓盒是很美的。

裝點心，裝花生米，裝郵票均合適，放在桌上也是個擺設。不過，沈先生買來的這些小古董，並非獨賞，後來這種漆盒也都被沈先生陸續送人了。

潘光旦隨身三件寶：拐杖、並蒂葫蘆和煙鬥。

他特別喜歡收藏煙鬥，相比其他人的煙鬥，潘光旦的煙鬥卻獨具特色：一是大；二是自己做；三是撰銘文：“形似龍，氣如虹；德能容，志于通。”這三點足以把他與同時代的其他教授的煙鬥比下去了。

馮友蘭在聯大時期授課之余，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舞刀弄槍，喜歡收藏舊兵器，這一點很出乎人們的意料。

昆明有一條文明街，有個擺舊貨地攤夜市。馮先生經常去那裏逛，買舊兵器，他收藏的大都是明清兩代的遺留品。

後來，馮友蘭收藏的舊兵器全部捐獻給了曆史博物館，“馮友蘭先生捐贈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足見他對收藏舊兵器付出了大量心血。

即便外面風雨飄搖，也難以讓他們放棄熱愛的事物，其心不改，矢志不渝。

除了教授和大師們，聯大的學生們也留下了許多趣事，令人回味無窮。

聯大學生裏從不缺恃才傲物之人，比如今天已看不出絲毫狂傲的泰鬥人物楊振甯，當年也曾“口出狂言”。

那時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生裏有兩大才子：楊振甯和黃昆，兩人常在茶館高談闊論。

何兆武先生曾聽到兩人對話，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甯說看了，黃昆問如何，楊振甯把手一擺，很不屑地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塗了吧。”

還有一個理學院的同學，姓熊，他對所有物理學家的理論都不贊成，認為他們全是錯的。

周培源先生那時候教力學，這位熊同學每次一下課就跟周先生辯，周先生說：“你根本就沒懂！你連基本概念都沒弄通！”可是這位同學總是不依不饒，周圍還有很多人聽，每次路過理學院都看見他們站在院子裏辯，都變成南區教室的一景了。

這兩個故事，恰恰說明了聯大學術氛圍的自由開放，和學生們不迷信權威的優良品質。

又有一位哲學系的研究生，曾經作了這樣的邏輯推理：

有人帶金子，必有人會丟掉金子，有人丟金子，就會有人撿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撿到金子。

因此，跑警報時，特別是解除警報以後，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視路面。他當真兩次撿到過金戒指。

邏輯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邏輯學的金嶽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汪曾祺先生在《泡茶館》中寫到了一位陸姓的學生，是一怪人，曾經徒步旅行半個中國。這人真是一個泡茶館的冠軍。

他有一個時期，整天在一家熟識的茶館裏泡著。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這家茶館裏。一起來就到茶館裏去洗臉刷牙，然後坐下來，泡一碗茶，吃兩個燒餅，看書。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飯。

吃了飯，又是一碗茶，直到吃晚飯。晚飯後，又是一碗，直到街上燈火闌珊，才夾著一本很厚的書回宿舍睡覺。每天如此，周而複始。

聯大同學上茶館很少不夾著一本乃至幾本書的。不少人的論文、讀書報告，都是在茶館寫的。

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講師的《哲學概論》期終考試，汪曾祺就是把考卷拿到茶館裏去答好了再交上去的。

汪曾祺本人也非常享受泡茶館的時光：

大學二年級那一年，我和兩個外文系的同學經常一早就坐在這家茶館靠窗的一張桌邊，各自看自己的書，有時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語。我這時才開始寫作，我的最初幾篇小說，即是在這家茶館裏寫的。茶館離翠湖很近，從翠湖吹來的風裏，時時帶有水浮蓮的氣味。

這些故事，也當得起“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滿滿的，都是青春年少的味道。

如今再回頭讀這些故事，除了唇齒留香，會心一笑，我心底更多的卻是敬佩，他們把苦難化作了食糧，把滿腔愁怨唱成了歌。

他們不僅沒有被國仇家恨打垮，反而愈挫愈勇，始終保持著昂揚的精神，苦中作樂，咬碎牙齒和血吞，終于堅持到了曙光來臨的時刻。

文章来源：慢书房

文丨满喜

整理丨读书君

图片丨殷德鼐

排版丨慢师傅

编辑丨David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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