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的人类学田野及“前人类学”教育应该开始于年。当然，那是道道地地“山寨版”的。

年2月9日，过年前几天，我们一群知青哭着出发了。没有了革命者的豪迈，像流放者一样，灰溜溜在卡车货箱里颠簸了七天，从昆明往西，一直走到车不能再走的地方。这个地方叫盈江，在云南最边边上，再走就过国境线到缅甸啦。

在一个叫旧城的地方，我们懵懵懂懂跳下车，就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大青树遮天蔽日，房子破破旧旧的，很多还都是草房，一些穿着和我们完全不同衣服的人，满口血红，不时吐出一口鲜血一样的东西，黄泥地面都是这样斑驳不清的颜色。空气中弥漫的气味也很怪，有一股腐殖土、牛粪和奇怪的酸臭混合的味道。看热闹的当地汉人趁机吓唬女同学：“这里的少数民族会拿毯子裹人，一条毯子四条腿”。当下就有人哭起来了。

这应该正是《楚辞.招魂》所说的正版的南方“雕题黑齿”，似乎还多了如有嗜血之口的部落。缩在充满异味的陌生人屋檐下，在家门口都可能被吸血的软体动物攻击的现实，让我们不敢想象，那些半山腰飘着雾瘴之气的热带雨林，会有些什么怪物。所有的传说似乎都现实化了。

灰头土脸集中到一个地方，听分管知青的军代表训话。这家伙很帅，披件军大衣，威风凛凛。他按报纸口径讲的官话，记不住了，这几句倒一辈子忘不掉：“有人想走？来了就别想走！我要叫你们这些臭知识分子，三代尸骨烂在这儿，臭在这儿！”前几天我们还是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革命青年，今天就沦落到要三代尸骨烂臭在这儿的臭知识分子，当时的惶恐可想而知。可惜他话说得太猛，不小心把自己给折了进去——没多久，盈江弄璋一带发泥石流，埋掉了几个村寨。他奉命开摩托前往。本来是天灾，他要上升到防止暴露目标给美帝国主义的高度，在漆黑的夜里熄灯急行，结果撞到一辆停在路边的拖拉机，死了。幸灾乐祸的知青，还专门为他编了一首阴阳怪气的歌。此为后话。

我们在极其沮丧的状态下，听发闷的象脚鼓声由远而近。对于我们这些听惯了欢庆锣鼓的人来说，这节奏缓慢沉重的鼓声，实在有点瘆人。来了些纹身、黑牙，同样吐着红色口水的少数民族，把我们接走。战战兢兢随他们步行一个多小时，走过一条摇摇晃晃的竹桥，过了传说中的大盈江，来到一个叫“蛮胆”的傣族寨子。“蛮胆”这个词蛮吓人的。按汉语字面理解和初步印象，在心里读为“野蛮而大胆”，有点忐忑不安。但在旧城登记分配地方的时候，我们这些初一的抢不赢高中的，类似“新安村”这样的地方马上就被瓜分了。高中的大哥哥们，得意地嘲笑我们只能选到这样“蛮”的地方，炫耀自己的“新安村”，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来到一个一面靠山，一面临水的傣族寨子，我们被一群满嘴血红的女人围住。她们用我们不懂的话议论我们，然后分别领走。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她们以为我们是因武斗失去爹妈的孤儿，就根据各家未来可能的需要，把我们领养了。领走我的是女孩多的家庭，我猜有成为上门女婿的可能。领走小李子的乡长夫人，她的女儿还小，所以领养一个个子最小的男生。样子老成的楞兄知道了这个意图，急忙翻出他小时候的照片，到处说他已经成婚，这是自己的儿子。

我被领进落户人家的院子。院门用几根竹竿横插在粗大的竹筒上，房子都是草顶，墙壁用竹笆编，再抹上泥。放下行李，我还没有回过神来，一个大叔递过来一把砍刀，叫我跟他走。他带我到江边找到竹蓬，砍了几根竹子，让我拖回去搭床。房间里的地也是土的，用水抹得很平滑。大叔选了一个墙角，在地上挖了六个洞，直立埋下顶部留有楔口的竹筒，架上竹竿，用竹篾绑住，铺以竹笆，就是床了。床还没有安妥，天就黑了。

（大姐已经生了小孩，那应该是第三年即年的照片了）

晚饭在油灯下吃，除了老咪涛（老奶奶），女的都不上桌，各自窝在厨房里吃。桌子是竹编的，像个鸡笼。但顶部是平的，可以放饭菜。凳子也是竹编的。酒杯用竹筒做得很精致，底部还套了一圈细篾编的装饰。饭盒依然竹编，一分为二打开，变成两盒。米饭油亮油亮，颗粒清楚。菜都用碗盛，大多是我不认识的蔬菜。一种奇怪的酸辣味，充塞着我的嗅觉。小心翼翼，跟着他们尝了一点，不太习惯。倒是米饭香软可口，一不小心，就把一盒饭弄进肚了。我这才注意到，他们全家的饭量，就一盒。

晚饭吃的本来就晚，没有灯，只有早早爬上我的新床。我被一种陌生的黑暗和寂静包裹着，完全不知道竹笆外面，会有些什么。床似乎有些不太稳固。在微微的漂浮感与新竹的清香中，我进入异乡的梦界。

（波保过、善宝和我。波保过是寨子里的核心人物，大事小事都离不开他。他曾经考上云南民族学院，五七年因为说真话被定为右派，遣送回藉）

新名词害死人

第二天天不亮，就被“咚咚咚”的声音吵醒。起床看，原来是女人们在舂米。傣族每天吃的米，都是拿谷子现舂的，难怪那么香。

大妈从大水缸里捞出一个糯米粑粑，放进灶口火炭里。不一会刨出来，拍拍灰，夹一块红糖，递给我。那粑粑皮脆心软，好是好吃，只是也有一股酸味，或许是泡的时间长了。

吃了一点，发现有进得有出，昨晚吃太多，需要腾空间。拿着粑粑到处找，就是找不到“出处”。后来才知道乡公所为带动新文明，建了一个厕所，但傣族不用，嫌它脏。对于汉人用大粪浇菜，更是嗤之以鼻，认为简直就等于吃屎。

找不到厕所，只好到树林里解决。找棵大树，才蹲到后面，已经有数条大猪闻风而来，呼哧呼哧围观。稍有成就，猪们呼啦啦拥护上前。提着裤子，急忙转移。哪不知猪们尝了鲜，不等排放清爽，就挤挤嚷嚷，直奔胯下而来。记起手里还有一半粑粑，忙扔过去，才暂时守住防线。

紧紧张张解决问题，松口气，到昨天聚散之地寻伴。大家碰了头，讲自己借宿那家的情况。各有感慨，毕竟比不得自己家里。说起“出恭”之事，小李子一脸郁闷。他个小，一没留神，被急不可耐的猪们拱翻在地。大家交换了经验，去之前，先准备一根棍子。

讲完自己，想看看周边同学的村寨什么样。我们决定去朝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新安村。到了一看，才知道他们弄劈了，与想象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差太远。原来，这是一个安置内地汉族移民的村子。他们老家地不够种，太穷，移民到这里重新安置。好地方早被傣族占了，他们的村子，只能安在半山坡上。显而易见，这里各方面条件，都远不能和傣族原住民比，更别说什么电灯电话了。如今又来了些争口粮的学生，人家的不欢迎，差不多直接写在脸上。我们的学兄们如何安顿都成为问题，满面愁容。看来，这里不是城里，光看新名词，是要害死人的。

有人想起这天就是除夕了，几个同学哭了起来。哭一阵，想想新安村的学长悔断肠的样子，自己寨子貌似还可以，就还是回“家”了。

实际上，我们的“蛮胆老寨”，是当地最富裕的村寨之一。“蛮”，是傣话寨子的意思，与“野蛮”无关；“胆”，有些吉祥、供奉的意味，比如“赕佛”。汉字记的只是音，“胆”“赕”音同。而“老寨”，属于最早占据好地方的寨子，条件最好，资格最老。

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全体到镇上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其中，年纪最小的同学（后排左一）只有15岁半不到，他分到上游一个寨子，下来找我们玩。

虽然是“老寨”，新鲜玩意其实不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尼龙蚊帐的时候，像个土包子，觉得能够做出这种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东西，很不得了。这里离缅甸近，走私十分方便。当内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时候，双狮表、的确良，这些过去闻所未闻的“高档”商品，在这里并不新鲜。那些写有缅文的商标，引发了我们对“外面”世界的想象，也勾起了一些知青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探究竟的欲望。

当然，知青也不示弱。有位口音古怪的北方知青，方圆几里的乡亲们公认他见识最多。他讲北京，能讲得70岁没离家一天路（当然是步行）远的老汉老泪纵横，抱怨自己枉活了一生。他讲外国，更是具体得如同他刚去过那儿。

“小日本那个发达呀，嗨！连街上卖腌萝卜的老奶，都用塑料袋（他在‘塑料袋’几字上加重语气）包装给你！”那些用芭蕉叶包着饭团出工的大嫂们，听到“塑料”这新名词，都发出“啊嘎”的惊叹。

“唉呀呀，这金牙算个啥？”他对有事无事总爱笑着露出美丽金牙的乡长夫人说，“美国的大狼犬，全都装着不锈钢的牙齿！”

除夕这天，家家的晚饭都很丰盛。傣族不过春节，但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心思，特意准备了丰盛的年饭。我记得那餐饭有鸡，那是很久没有闻过的味了。

但我们不知道鸡骨头该不该吐，吐哪里。初来乍到，还没有机会探风问俗。小心翼翼含着鸡骨头，听主人用夹生的汉话和我们聊天。

傣族说话软软的，唱歌一样，这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革命大批判现场过来的人，完全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傣族的心思也是软软的，似乎是为了让我们心安，他们努力找汉人的话题，拉近彼此的距离。

当然，他们印象里的汉人，来自无所不在而又遥远的某处，就像广播每天说的那些让人弄不清的人和猜不透的事。

小刘住的是民兵队长家。民兵队长十分关心本职工作：“广播里年年都叫一定要解放台湾，为什么还不去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我们也年年听，为什么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呢？检讨一下，应该是长期政治运动训练的结果吧——对于国家大事，个人独立去“想”是很危险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不要质疑所有指定的说法。因为没想过，小刘只好支吾：“大概，不好去吧？”

“从小路去呀！”他很有把握地建议。他是寨子里公认的好猎手，山里没有他去不了的地方。

小刘嘴里的鸡骨头和饭一口喷了出来，不敢笑，装作呛着了咳嗽。

民兵队长接着报告：“毛主席说要七年皆兵，七年，盾盾（全部）都是兵。我们，四年，就可以完成：第一年，男人当兵，第二年，女人当兵，第三年，老人当兵，第四年，小人（孩子）当兵。”想了半天我们才弄明白，原话应该是“全民皆兵”，“全民”被误他听为“七年”了。

我住的是老社长家（我们去的时候那里还是合作社，不久后才被谁忽悠成立了人民公社）。老社长也表示了很高的政治热情，他佩服最高指示竟然具体讲到寨子里了：“毛主席说了，清理阶级队伍，一社要抓紧，二社要注意政策，三社呢，不有说。”我们当时就明白了，他是把“是”听成“社”了。

后来我们才发现，这样的“误读”在当地十分普遍，原因是傣话和汉话的某些语音有些对接不上。当然，语境的错位也是经常发生的。

在批林批孔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位大妈拉着自己的孩子到干部那里，问：“我家老二犯什么错了？广播里天天批判……”当地傣族姓孔的比较多，孩子也常按排序叫孔老大、孔老二之类。广播里批判“孔老二”，吓着孔大妈了。

让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接下来的“再教育”。

为了让这些臭知识分子安心扎根，不要想家，上面专门组织了一次忆苦思甜会。傣族老乡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组织者启发他们：所谓忆苦思甜，就是说过去的坏话，说现在的好话。

傣族大爹上台照实说道：“过去坏呀！粮食减产了，还吹牛亩产几千斤，逼我们多交公粮。那些干部，不懂种田，净瞎指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主持人急了：“再往以前说！再往以前说！”“再往前，更坏，把我们的锅都砸了，大炼钢铁！最苦的就是这个时候。”吓得主持人连忙休会。

大道理既然没法讲，那就来点实的吧。什么“实”呢？吃饭问题最实。听说内地“吃忆苦饭”的办法很流行，生动具体，那就照搬吧。要让习俗不吃稀饭，只剩一把米都要煮成干饭吃的傣族乡亲知道什么是“忆苦饭”不难，说野菜煮稀饭就行了。傣族大妈们听说要给客人煮野菜粥，马上背着竹篓上山了。大妈们都是采集好手，不久便得各类野菜野果一大堆，洗净，剁碎，和米煮一大锅野菜稀饭。野菜是城里稀罕的山珍，米是现舂的本地老品种软米，煮在一起，清香无比。拿碗舀了，知青一人一碗，一扫而光，还要。满上，再扫光，还要。弄得那些不习惯吃稀饭的傣族乡亲也馋了，取碗入伙，一边连连赞叹汉人真会混搭，一边和我们一起把那锅忆苦饭吃得干干净净。

例行的“再教育”就此流产，傣族乡亲被启发起来的政治热情却没有冷下来。一位大爹十分认真地问我们：“毛主席有几个？”我们大窘：“有几个那还了得！就一个。”大爹指着一张新发的毛主席语录，说：“这个毛主席是假的”。我们大惊，忙看那红纸：“......闲时吃稀，忙时吃干，杂以番薯......正版的毛主席语录，怎么有假！”大爹摇头：“刚刚不是说吃稀饭是旧社会吗？毛主席说要给我们好日子过，那起码要吃饱干饭啦。这个毛主席要我们吃稀的，肯定是假的啦。”我们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按照忆苦思甜的逻辑，大爹的推论无懈可击。事后想想，那种矛盾的荒诞关联性，不回到常识是不可能质疑的。我们没有想到，颠覆了我们一直信以为真的东西的，竟是被一句话点破的常识，这也为我们今后学习反思历史埋下了伏笔。这种大逆不道的议论，在“先进”地方是有杀身之祸的，在这里嘿嘿一笑就算了。

不过，这样的话题没有维持多久。沦为改造对象的知青，渐渐失去了对宏大叙事的兴趣；地处边陲的傣族乡亲，与遥远的国家话语也总不搭调。

边地小民，谈国家大事属于赶鸭子上树，还是种地过日子来得实在。二月，该犁地了，知青也该学干活了。

当时是集体劳动，由队长统一分配活计。男生让学习犁田，女生，忘了叫她们做什么。

一大早，“宰竜”（大哥）就来带我们下地。他们穿着自织自染的衬衣，大裆裤，扛一架犁，吆一头牛，叼一根自卷草烟，打赤脚，在田埂上泥地里来去如风。

我们跟到田头才脱了胶鞋。白花花的脚，马上就被宰竜们笑话了，说我们像女人一样，白白嫩嫩。其实我们根本不如傣族女人，人家的裙子拉高一角掖在腰里，腿也是土地一样的颜色。我们小心翼翼把脚伸到田里，虽然田里没水，但有霜，地面冰凉。咬牙踏进去，谷茬子刺得我们七高八低。

宰竜们麻利地把犁套好，右手扶犁，左手执绳，吆喝着牛开始犁地。水牛们慢悠悠地拉着犁，土块在它们身后哗哗地翻起来，在田里拉出一条深色的直线，就像某人揭开了大地的一角，翻篇让我们看到下面的情形。稍有不太安分守己的大牯子牛低头吃草或偏离方向，宰竜们便用傣话，大声吆喝一句，它们立马端正了航向。

我们站住一边看，羡慕得要死。那吆喝的声音听起来淋漓痛快，很爽的感觉。鸟们也来凑热闹了，叽叽喳喳地叫。它们跟着犁头上上下下地飞，不时叼出一条肥大的虫子。有一种黑白花纹的鸟，竟然顾玩不顾吃，专门在田边跳舞：两只鸟并排站着，一只出左翅膀，一只出右翅膀，冒充大蝴蝶的样子，一边舞蹈一边唱歌。远处的山是透明的青色，一条云带系在山腰。太阳高了，霜化了。逆光里，草叶上的水珠晶莹透亮。劳动人民辛勤劳动。我看得发呆，差不多以为自己是陶渊明同志了（后来翻日记，当真写了一首酸掉牙的东西）。

宰竜们对那些小资鸟儿熟视无睹，任它们在眼前的牛背上跳来跳去。他们盯的是犁头翻出的土块。偶见他们一弯腰，手指间就夹了一条扭动的黄鳝，反手把黄鳝往腰后一塞，那滑溜溜的东西就进了一个小竹篓里，一气呵成，步子不乱，犁都不停。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每个人腰后，都背着一个竹编的腰篓，松垮垮地斜在屁股上（他们叫“屁篓”）。犁一天的田，抓到的黄鳝，差不多就够吃一顿了。屁篓的中间还系着一块红木的刀槽，插把砍刀。一边走，一边晃荡，就像西部牛仔腰间的左轮。

看得心痒，要求上去试试。牛绳是竹子拧的，硬硬的有些扎手。犁貌似好扶，但牛一走，那犁头不是飘起来就是深扎下去，完全没有把土地在眼前拉开的快意。更要命的是牛欺负人，叫它走它不走，歪着头对我翻白眼；喊它停它不停，我的犁歪倒平翻在地了，它还很有快感地拉着走。我徒然地对着老牛大喊大叫，发布各种命令，它老兄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那时惨痛地体会到什么叫“对牛弹琴”了。

看我手忙脚乱，蹲在田埂上抽烟的宰竜，老远用傣话一吆喝，牛就乖乖站住了。宰竜过来，手把手教我：翻土的深浅，要靠扶犁的那只手前推后拉，控制犁头入土的程度。说归说，那手感不是一下子可以练成的。关键是那双小嫩脚，还不适应翻出来土的不同状态，走得歪歪倒倒，犁也就随之摇摇摆摆。一不小心把犁头扎深了，那牛还使劲往前面拉，结果把深插在土里的犁，拉散了架。宰竜喝停了牛，从腰后抽出砍刀，修整散架的犁。

垂头丧气坐回田埂，左思右想，归结失败的原因。外因，是牛听不懂汉语；内因，是我们说不来傣话。当然，还有动作不太协调。拿绳的左手指挥牛，左右抖绳；掌犁的右手决定犁头深浅，前后推拉。一不小心就两只手同时左右摆或前后动，就像小时候玩的左右手做不同方向动作的游戏一样，很考人的。脚走的也不稳。这绝非一日之功。好吧，先学嘴上功夫总可以了吧。于是专心注意吆牛的“密码”，也就是宰竜们让牛们服服帖帖的那些口令。我发现，他们使用最频繁的词，是“嚜依嘎歹”“巴依嚜么”之类，还有“摆”“哇”“淮高”之类。有的词，貌似与叫牛转弯或掉头有关。

突然觉得小腿痒痒的，低头一看，一条指头粗的蚂蟥正挂在白花花的肉上。我起初还镇静，一巴掌拍下去，这是初中生物老师教的办法。不幸的是，它根本不按老师教导的那样掉下来。连拍几下，腿都打红了，人家岿然不动。只好用手扯。拉老长，还是牢牢和自己的腿连为一体。那东西手感很不好，软绵绵、黏乎乎。生怕扯断，留半截在肉里。突然害怕起来，飞快产生不良联想。这个时候，它会钻到身体里、烧成灰都会复活的民间传说，比生物老师的科学论证，更让人相信。我开始在田里又叫又跳。傣族大妈笑着过来，只一口血红的槟榔口水，那蚂蟥就缩成一团滚了下来。这时，我们才明白傣族嚼槟榔的妙用。

收工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地上走，只有愣兄骑在了牛背上，得意地对我们笑。那种古画里才有的悠然牧歌状，让我们嫉妒得很。如何在归家的牛群中，也找条乖的爬上去？正打主意呢，就见牛背上的“牧歌”不见了。原来愣兄骑的牛要过沟，身体自然下倾。牛背光溜溜双手没抓处，牛肚子圆滚滚两腿夹不住，就这么一头栽了下来，毫无预兆。牛不紧不慢过了沟，根本没有在意自己背上少了什么东西。我们赶忙过去，愣兄已经在水沟里坐了起来，半个头都敷满泥，剩一只眼睛白翻着，在那儿发愣。

（没多久，男知青都成为犁田的主力了）

既然牛听不懂汉语，而使牛的秘诀又必须是傣话，我们决定向贫下中农虚心学习语言。

听说我们要学傣话，以善宝为代表的宰竜们十分热心。他们把我们围住，你一言我一语地教。特别是对于我们崇拜得不行的吆牛秘诀，更是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有发音不准的，他们一遍遍说，说得挤眉弄眼，十分卖力的样子。问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这些话，翻不来，你们好好学习就得。说完开心大笑。

我们也跟着笑。可能是笑得有点傻，他们越发笑得厉害。我们真的很开心，因为语言这个横在我们之间，甚至横在我们和牛之间的障碍，眼看着就将在笑声中化解。

当然，语言不好学（要不为什么语言人类学会成为人类学四大支柱之一呢），特别是对于我这个缺乏语言天分的人来说，要学会自己母语之外的一门“外语”，难度很大。这个时候，我非常羡慕知青中的那些语言天才。没几天，他们就可以用傣话打招呼了：“嚜滴嘎它～？（尾音上扬。意思是‘你去哪里’）”。软软的，有些奶油味。

其实，有些音，汉人是很难发准确的。傣族要辨伪，只要说：“你说说‘嘛撇’（辣椒）”，立马现原形。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我听上去天衣无缝的发音，怎么就露陷了呢？不过，想想我们反击的一招，也就释然了。宰竜们有自称汉话说得好的，我们只要让他用昆明话说“桌子脚”，马上趴下。他们总是说成“桌子桌”。

他们的语法在我们看来也是反着的。比如说“把你的刀壳（鞘）给我看看”，傣话的词语排列顺序是“壳刀你我瞧”。

如果我们模仿他们的话走了调，他们就会模仿知青的发音，把汉话弄得很滑稽。特别是一有什么问题，他们就很夸张地说：“同学噻，怕那样噻！”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句话的典故：有一男一女两个知青被发现睡在一起，查问时，这两个宝贝回答：“同学噻，怕那样噻！”

当我们觉得自己傣话发音比较满意的时候，决定向村寨长者们汇报一下学习成果。

一天，安排在草烟地干活，有许多“波涛”（大爹）、“咪涛”（大妈）和“毕朗”（大嫂）在场。我们觉得炫耀的时机到了，就把从“宰竜”（大哥）那里学到的傣话，特别是吆牛秘诀，当众大声说了出来。

话还没说完，毕朗们脸红了，咪涛们脸变了。她们齐声发出惊叹：“啊嘎！说不得！嘎话噻！”其间夹以一些傣话，我们听不懂，但听语气，情况不妙。

我们愣住。波保过问：“你们咯晓得说的什么意思？哪个教你们的？”我们嗫嗫道：“犁田吆牛的时候，大家都这样喊的。”波保过说：“那是嘎话，丑话（脏话），不能在女人面前说的。”说完，向咪涛毕朗们解释了一下，大家笑弯了腰。我们像些傻瓜站着那里，哭笑不得。我们知道，上宰竜们的当了。难怪他们教得那么开心。

事后，我们找了个可靠的大叔逐字翻译，才知道，除了少数几个单词的确与“停”“转弯”“掉头”这些指令有关，其他的都是全世界流行的那种脏话，赤裸裸，而且十分具体。

到盈江那天，跟着傣族乡亲走过那个竹桥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盈江的水了。二月是初春，干季，水很清，江流平缓。所以，刚到后的某一天，趁阳光正好，我们六个男生，带上游泳裤，偷偷摸到江边来了。

大盈江在狭长的坝子里自由散漫，占了很宽的地面。管住它的只有江堤。江堤用沙土修筑，两侧栽满竹子，堤面是现成的路面，可以走人。靠江一边钉了许多竹桩，斜放一些竹笼，竹笼里填满鹅卵石，防止涨水季节江水直接冲刷沙土堤岸。虽然现在水很小，但从两岸江堤的距离和江水留下的砂石滩看，到雨季，大盈江应该很不得了。由于江面太宽，江流每年行迹无定，所以桥也是移动的。干季到了，缩小的江流基本固定了位置，当地人就用竹子搭一座临时性的桥。竹桥不多，很长的江面才有一座，所以盈江两岸的人，过江主要靠竹筏。雨季一到，水漫到江堤，桥冲走了，所有地段过江只有靠竹筏。

快半个世纪过去，一到旱季，连通盈江两岸的，还是这种竹桥。大成摄于

岸边正好停放着一条竹筏。我们大喜，马上脱了衣服，只穿一条游泳裤，跳上竹筏，解开栓在竹子上的绳子，拿起竹篙，把竹筏撑离了岸边。

竹筏在平静的水面上缓缓移动。会水的同学，从竹筏上跳到水里，游一会，爬上来，躺在晒得暖暖的竹筏上，舒服得很的样子。我那时还不会游泳，在他们弄得摇摇晃晃的竹筏上，努力保持平衡。

不知不觉，竹筏漂到了江中。水深了，流得很急，竹篙不像岸边那样容易找到支点。动作稍慢，篙子就被冲开，落不到实处。沾了水的竹篙又滑，手忙脚乱中，小刘手上的一条竹篙从手里滑落，被水冲走。刘益探身去抓，噗通掉了下去。

大成是我们中长得最结实的，会武术，桩子站得稳。他果然身手不凡，一竿子插到了实处，然后一个反弓箭步站稳，抓牢竹篙，用力撑篙。江水推着竹筏往下走，竹筏很快就抵紧了竹篙。大成不愿撒手，用竹篙死死锚在筏边，想把竹筏别回岸边。他独自和江水叫劲，我们却一只手都插不上。眼见竹篙被竹筏顶弯，顶弯，成了弯弓的样子。大成仍不撒手，抓住竹篙的手和撑在筏上的腿像弓弦，崩得紧紧的。僵持不到几秒，说时迟那时快，“唰——噗通”，一个人被弯弓射了出去。那是大成。

小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竹筏。现在竹筏上只剩下三个不会游泳的人，小李子、永林和我。我们没有竹篙，无计可施，只好任它顺江漂流。好在江流也是乱的，忽东忽西，这就有机会。过了一会，见前面江中立着几根竹桩，可能是之前竹桥的遗迹。眼看我们要从它们旁边漂过时，发声喊：“抓住它！”三个人一起动手，抱住了这些桩子。这时竹筏离对岸很近了，但竹桩与岸边还有一段距离，中间哗哗流着一股不知深浅的急流。飞快评估了一下，七八米的竹筏，如果横过来，正好可以穿过那段急流，剩下的部分，就看运气了。想好，我们合力拉着竹桩，把竹筏慢慢拉朝上游，然后，筏尾抵在竹桩上，让筏头顺流横摆过来。这也就是片刻功夫，筏头很快被江水冲横过来，谁发声喊：“跑！”趁它没有还原溜直的那一瞬间，我们三人都跑到筏头跳进对岸浅水里，踉跄几步，顺利登岸。回头看，竹筏已经漂走。

知青户的女生在竹筏上摆拍

这一折腾，我们离出发地已经老远，而且到了对岸。剩下的事，就是走到上游有竹桥的地方，从桥上回去。我们只穿一条游泳裤，光着脚。走沙滩还好，走石滩，小嫩脚踩在鹅卵石上，怎么也迈不开步子。个个勾头滴水，弯腰蹑足，走得像贼。

好不容易挨到桥边，有挑着竹箩的傣族乡亲赶街回来了。那年头城里人还只能穿灰蓝衣服的时候，傣族姑娘照常是花枝招展。“毕朗”（大嫂）上身穿紧身短衣，下身穿束腰及胸的筒裙，头戴高高的帽箍，上面搭一块黑布头帕，整个人拉长二十来公分，身短腿长，显得高挑婀娜。“小卜哨”（小姑娘）穿深色长裤，粉色短衣，腰前系一围腰，粗黑的辫子用彩线盘在头顶，头戴一顶竹笠，腰身也很苗条。男人皮肤黝黑，隐约可见纹身。他们多穿有暗花的自织蓝布衬衣，大裆长裤。看布料，人们就知道他的妈妈或媳妇能干不能干。后来，我们去赶街的时候，各民族服饰的现场展示，更是让我们这些只见惯中山装印花布的城里人自感形秽。景颇姑娘筒裙短了一截，火红的底，上面用彩线绣着奇怪的纹样；上身是黑色短衣，镶了些褪色的银泡，或者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钱币，打个洞缝在衣服上。哈尼族僾尼姑娘衣裙更短，短衣露脐，超短裙下截短到大腿，上截还要露出股沟，黑皮肤黑眼睛火辣辣直视着你。看得一班前红卫兵目瞪口呆。人家才不赶什么时髦说什么开放，祖祖辈辈就这样穿的啦。

眼下，我们光溜溜白花花走在穿衣服的陌生人中，忽然觉得很尴尬。

关键是我们是从别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尴尬。“小卜哨”害羞的低了头，把脸转朝一边。“毕朗”指指点点，交头接耳嘻嘻哈哈。老“波涛”（大爹）一脸严肃，好像我们干了什么坏事。终于遇到一个认识的“宰竜”（大哥），让我们知道了原因何在。他说：“你们穿那么难看的东西，像兜X布一样！”说的是我们的游泳裤。

后来我们才知道，傣族游水或洗澡，要么脱光光，让全身各部位一“视”同仁；要么穿着筒裙或大短裤，平均遮蔽，不要那么显山露水。我们的游泳裤，在她（他）们看来，难看，而且不雅。就那么窄窄一条布，紧身兜住那玩意儿，反而显得重点突出。

在傣族地区，游水或洗澡不是一个需要太藏掖的事。每到傍晚，江边就会有很多人，脱了衣服沐浴。女人拿一条筒裙系在胸部，一边下水，一边把裙边卷起来。等到人完全入水，筒裙已经盘在头顶。洗完，把筒裙自上而下慢慢褪下。人出水，裙子已经穿好，还是干的。画家小刘说，他看见过这样的豪爽女，站在水边，张开筒裙，手一松，筒裙落下的时候，人已经跳进了水里，岸边留下一圈筒裙。我信他说的，因为我也见过，挑水的大嫂，在路边就脱了洗起来，当着外人的面暴露裸体，自然得很。这难免使我们这些自学绘画搞不成人体写生的艺术发烧友，欣喜若狂。

所以，多年后有人对首都机场壁画中的傣族泼水节裸体大惊小怪，我们就很“过来人”地说：“北京人真没见过世面！”

80年代初，袁运生为首都机场画的这幅泼水节壁画，由于出现裸体画面，引起轩然大波，被用木板遮了十年。图片取自网络。

小时候，最盼的事是过生日，因为生日来之不易。我生在2月29日，扳指头算一下，2月9日离家，20天以后应该就是我的生日。不巧这一年日历上的2月只有28天。我的十七岁生日，就这样消失于无形中了！

我的生日不见了。这事不能怪我妈，也不能怪我，要怪境外势力，也就是传说中制订公历的外国古人。那么多有31日的月份，他们不取，偏偏拿二月下手，害得我这个2月29日出生的人，四年才能过一次生日。今年没有闰月，所以日历上看不到我的生日。没有生日，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生出来，不意味着我没有一年长一岁。不显示不等于没有，这是我切身的感受。以此推及其他，比如历史，不也这样吗？这样一想，也就释然了。纸上没有，不等于不存在。

幸好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一种标准。老祖宗传下了阴历，每月看月亮定时间，满满三十天平均分配，多好。由于与务农关系紧密，所以又叫农历。为了每年有生日过，在家时爸妈都给我算农历。现在当农民了，理所当然应该按农历来过生日。

但傣族不玩这些。人家有自己的历法——傣历。傣历据说来自汉代古哀牢国和缅甸民族多少世代的文化交融，自成体系，和阴历阳历都没有关系。他们对时间的界定，是根据本地的气候和物候确定的，由此形成不同的历法。寨子里找不到那种阴历阳历对照的汉式日历，有缅文字样貌似日历的东西，我又看不懂。

我想，这是自己在异乡独立生活、自食其力的第一次生日，必须好好庆祝。我计划，过了28日，管它有没有29，我都要过生日了。

不幸的是生产队没有休息日。2月28日过后是3月1日，一大早，我就被派工，跟民兵队长宰竜（大哥）去山上砍竹子，说是做竹筏。我不好意思逃工，一是初来乍到，不敢；二是我们弄丢了人家的竹筏，心虚。

大哥带着我在山里转了一会，很快选中了一棵碗口粗的大竹，几下放倒，修去枝叶，准备扛到江边做竹筏。大哥扛粗大的根部，我扛竹梢。说是竹梢，湿竹，分量也不轻。走的又是山路，能够甩手走好已经不易，现在肩上有物，就更不容易了。大哥健步如飞，拖的我跌跌撞撞。咬牙顶了一会，实在顶不住，大叫：“大哥！大哥！歇歇！”大哥停下，发声喊，让我把竹子和他同时离肩扔下。大哥从兜里掏出巴掌大的一张纸，麻利地卷了一支草烟。我坐在地上发了一会呆，还没缓过气来，大哥的草烟已经抽完。说声走，竹子又上了肩。没办法，只好弯腰把那梢抬起。泄过气，再抬那竹子，觉得越发沉了，腰也开始疼起来。就这样走走停停，弄到好脾气的大哥也受不了啦，我再叫歇歇的时候，他在前面说“派啊派啊（快了快了）”，拖着我跑。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个头还小，又很瘦。

熬到河堤扔下竹子，躺在地上大口喘气。看着树梢上的白云，虽然腰痛得厉害，还是有些自豪：用汗水而不是用面条（那年代蛋糕稀罕），我过了一个革命化的生日，我成年了！

写到这儿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啊，被赶下农村挣工分的时候，我还未满十七岁。就算是自觉半自觉地过了一个革命化的生日，要吹什么“成年”的牛，还早了一些！也就是说，包括我在内的成千上万初中知青，是在未成年状态下被赶到农村，开始挣工分养活自己的。未成年被迫劳动，那不是童工吗？现在想起来，是政策乱套，立法的国家违法了。问题是，当时谁会想这样的问题呢？如果想到，又有谁敢问？

（在我们的新家前）

正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童工，所以，当第一次评工分，社里给我们评的工分是5分时，我们很生气，那是“依万”（小孩）的水平。强劳力一天挣10分，我们虽然比不上，也不至于和小孩放同一个档次呀！

一生气，就决定罢工，出走！

罢工是从以前课本上学的。我们从小被灌输，要成为有阶级斗争觉悟的革命闯将，所以课本上有不少关于起义、暴动、罢工、罢课的内容。文革更是教育我们斗争甚于协商，仇恨多于仁爱，要敢于造反，藐视规则。还有文革初期那幅著名的油画，也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创作者为了配合革命形势需要，用艺术为政治服务，否定了原来众所周知的说法，重新塑造了一位罢工领袖。他梳着洋头，穿长衫拿雨伞，走在风云密布的山路上，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去指导里外穿粗布短装打赤膊的矿工搞罢工。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罢工是什么，就这样知道了。

出走不需要学，也不需要找什么理由，拔腿走人，不要工分就行。在少数民族农村插队，有个最大的好，就是没人管。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全体出发，不辞而别。

不被人派工的清晨，阳光明媚，心情好极了。才走出寨子，我们便忘了工分这事，互相盘算，哪里有我们的同学，去哪里蹭吃蹭住？

沿着一条砂土路，我们向南。左边是江，右边是山，江与山之间是田地。江边芦苇摇曳，山上浮云穿插，田地里有白鹭飞翔，风景好极了。走过蛮胆新寨和蛮别寨，太阳渐高，陆陆续续有人吆着牛，扛着犁和锄下地了。我们一行十几个人，甩着手，大咧咧地走在路上。看有知青还老老实实在地里劳动，忍不住有些得意洋洋。造反多好，可以不干活，省去多少麻烦。争个工分的事，都可以提升出如此的自豪感，我由此领会到，为什么造反，那么容易被发动了。

一路走一路玩，翻越几个小山包，十几公里路走得毫不费力，不知不觉就到了县城。

县城虽然不能和昆明比，但多少有点城市的感觉。我们在大街上走了一会，很快就把县城走完了。没有多少留下印象的东西，记得的，只有那些隐藏在大青树浓荫中戒备森严的大门，和柔软的茅草竹笆房不一样，硬邦邦有些疏离感；还有那座高踞于江边山包上的允燕塔群，典型的南传上座部佛教风格佛塔。据说建它的目的是为了镇水消灾，让这个傣式佛塔又添加了几分汉式风水塔的意味。很奇怪这样的东西，竟然可以逃过文革一劫。眼下虽然无人朝拜，有些荒芜落寞，却依然气势不凡。

我的傣族大姐带着孙子，来允燕塔礼拜。这时的塔，已经修葺一新，还加了护栏。盈江，，作者摄

在这些已经被界定为“四旧”的精神性事物上，同学们没有多费时间，觉得还是“唯物”些好。肚子叫了，“物”在召唤，我们的嗅觉开始灵敏。在充满酸笋味槟榔味的街头，飘来一股异常的香气，那是咖啡。在这个边地小城，咖啡馆显得有些另类，却又似乎合情合理。即使像昆明这样的汉地城市，茶馆虽多，但咖啡馆那种带洋味小资味的地方，还是难觅。想想，这里离缅甸近，境外的俗尚，难免带进来。

不想那么多，“唯物”第一，我们涌进咖啡馆。里面却是大排档式的，十分平民化。叽叽喳喳坐了一阵，把自己喂饱。肚饱神定，大家继续找同学，琢磨晚饭和借宿的事。

同学散落在县城坐落的小平原和盈江下游弄璋坝子的傣族寨子，这一带比较富裕。分配在景颇族山寨的，条件就差了。知青的状态，因所在村寨的经济、民族等情况，差别很大。条件好的，有院子，客厅、厨房，甚至书房。条件差的，就住窝棚，做饭睡觉都在一屋。比如小刘的哥哥，几个男生孤零零住在景颇山寨一个看守水碾房的窝棚里，整天无所事事，拿石头做了些杠铃石锁在那里健身。寨里偶然有人下山碾米，就帮照看一下。赶街的路过，则把这里当做歇脚的地方。他们说，景颇族比他们还散漫。街天去赶街，卖了山货，打壶酒，醉两天，街三四上山找山货，又到五天一轮的街天了。他们的窝棚离寨子有一段距离，社里常常忘了给他们派工，也算是自得其乐。

就这样，我们痛痛快快玩了一些日子，把小平原、弄璋镇和景颇山有同学的寨子差不多跑了一遍，把地址本上干巴巴的地名，变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坐标。愣兄收获最大，找到了他的初恋情人。

晒得黑黑的回到寨子，得知我们的工分已经被提高了。罢工胜利。但大家似乎并不十分开心。

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由于傣族乡亲的善良，引发我们心中某些东西，在还没有被抹灭干净的状态下，悄悄复苏。因为我们不自觉地感到了惭愧。其实，贫下中农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早就掂出我们干活有几斤几两。所以，参照劳动的能力，加上一点照顾，按“童工”给我们评了5分，应该是比较公道的。只是我们当时不那么想。一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气还没有被打掉，二是“造反有理”已经渗入我们血里，造反，就是有理，没有什么别的道理可讲。

在我们罢工出走的那些日子里，寨子里引发了多大的争议，我们不知道，但结果我们知道，是傣族乡亲妥协了，满足了这些没有自知之明家伙的要求。这种妥协的后果，是他们自己利益的出让。因为对于有限耕地上的集体初级劳动来说，我们的介入，未必能够增加什么产量；但我们的分红，却是实实在在要从他们份额中割去的。所以，现在反省自己，其实是我们不对。狼奶喝多了，一言不合就“造反”，根本没有协商的意识。在这场“较量”中，表面看我们赢了，其实输了，而且很不光彩。

但出走还是有些收获。其中，给我们很大震撼的，是弄璋区飞勐乡广云傣族寨的一个知青户。有一位与我小学中学同班的女同学，跟随一群高中生，落户到此。领头的大同学，是小有名气的红卫兵头头，口才颇好，在学校叱咤风云。“落草”边地后，依然锐气不减。他们没有像我们那样被领养分散在各家村民中，而是自己组成一个知青户，独立生活。并且，完全按照想象中的共产主义模式建设。无论体力强弱，皆同吃同住同劳动，实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除了劳动，大家还要一起读书学习，思考和讨论国家大事。

同学兴奋地向我们介绍这个共产主义新型大家庭的种种好，听得我们目瞪口呆——原来还可以有这样的搞法！我们以为被砸到了土里的东西，竟然也能以土为“托”，托起一个乌托邦式的实验基地。一直认定的被迫被动接受劳动改造，准备如军代表预言的那样“三代尸骨烂在这里”的沮丧，看来还有另外一种置换方式。激动之下，马上策划，回去也照这样办。

最让我们羡慕的是，他们有颇为可观的藏书，甚至还有在城里都见不到的手抄本！我知道，文革烧书的时候，学校图书馆和查抄来的很多书，被人偷了不少。胆大的，甚至蹬了三轮车去拉。看他们这些书，书脊上图书馆标签的痕迹尚存，恐怕也属于“下落不明”的那一类。不过，正如孔乙己同学说的，读书人偷书，能叫偷吗？那个时候，不偷，也是烧了。有书就好，何须追问来路。所以，这之后，广云就成了我们常去的一个地方。每次去，都要从他们那里背回一包书，看完，步行一天，背来还，白吃白喝一两天，满怀崇敬地听他们高谈阔论，再背回一包书。这些书，成为我们干凅精神世界的一掬甘泉。

写到此，忍不住给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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