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尖利的哨音响起，车来了。

这是午后闷热的小镇，没有一丝风，人们等着一辆栽煤货车。放哨人吹响口哨，车来了。蓝皮卡车载满了煤，高高堆在没有顶盖的车厢。人们挥舞着竹竿，拎着各色容器冲了出来。

三姨和我跑在最前面，等车经过，她挥着竹竿扫过煤堆，一块块煤滚落下来，我负责捡拾。百米长的公路两旁全是挥着竹竿的人，煤车要经过一番洗劫才能顺利开出镇去。路旁的人们都抓紧时间，竹竿扫得越用力，煤就落得越多。这是镇上煤矿开出来的卡车，每日下午都要路过镇中心。人们以前只是捡起颠落的煤块，现在则主动出击。抢煤是镇上的每日例行活动，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就等着煤车开来的这一刻。我们小镇叫荒芜里，不知道谁取了这个名字，也不知道有什么意思，人们就生活在这里。

煤车经过，原本热得蔫蔫的小镇恢复生气，人们大声谈笑、吵架，抱怨谁捡得太多。当然是三姨捡得最多，她不仅抢煤最快最狠，连煤灰都不放过，捡完大的还拿出扫帚、簸箕把煤灰扫回家。她不在乎镇上的人笑她吝啬，三姨是出了名的精明。每天早上，她带着我买菜，割肉要最瘦的，买鱼只挑快死的，用死鱼价买活鱼，就连买几头蒜也要顺小葱。镇上的人都说她口袋里的钱进去就别想出来，晚上睡觉也要抱着钱箱。

这是真的，她每天睡觉前，让我把箱子里的钱数一遍，然后放在枕头边。虽叫三姨，但她并不是我的亲人，镇上所有人都叫她三姨。她原本是有男人的，但丈夫徐达却在十年前出差时失踪。有人说可能死在外地，不过三姨不信，她说：“大活人能丢，尸体不会丢，死不了。”

三姨不能生育，我刚出生便跟着她。我妈妈苏丹红死于难产，爸爸工作忙，于是每月付生活费把我丢给三姨照顾。她开一爿杂货铺，不管是杂货或零食，日常所需均有出售。加上三姨爱钻营，平日与各间工厂搞好关系，经常能用很少的钱进货。不是从盐厂收来一批特价盐，就是从纺织厂收来一批残次口罩。镇上人爱来这买东西，不管家里缺什么，来了就能买到便宜货。

小镇本就不大，三姨的杂货铺像是镇中心，没事的人都站在铺前聊天。三姨索性搬出桌椅，供人搓麻将。一天到晚，桌上麻将哗啦不停，店里的香烟瓜子销量也不错。缺人时她自己也上桌，让我守柜台。我自小就能看铺，三姨让我把货物价格背得滚瓜烂熟，人们买完香烟，我说没钱找零，换成一两瓜子好不好？我三岁能看铺，四岁会算账，还没上幼儿园就学会了算术，这都是三姨教的。那时我以为世界的中心就是小镇，而小镇的的中心就是杂货铺，不知往后这爿店发生了那么多意外，以至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

问题就出在了那些牌搭子身上。

三姨的牌搭子都是些男人，纸扎铺的许老四、理发铺的李宏图、屠夫方世达，这些男人全都来这搓麻将。日子久了，总有人议论三姨不检点。许老四的纸扎铺就在杂货店旁，有人调笑说这两家迟早合成一家，就像当年那八幅棺材一样。

二十多年前，小镇还真是一片荒芜，这条大街上没什么房子。三姨那时刚嫁到镇上来，丈夫徐达家是有钱人家，又是独子，徐家出钱另筑一幢小楼给新婚夫妇。三姨和许老四买了相临的两块地，同时开工起楼。

工人们挖开地基，土里方方正正躺着八口棺材，正好在三姨和许老四家中间。许老四修房是为结婚，对象家一听挖出棺材，立即退婚。徐达一幅公子哥模样，百事不管。他在镇上塑料厂上班，每日跟同事喝酒打牌，这些琐事都靠妻子拿主意。三姨请来道士做法，把八口棺材请出。不仅如此，连棺材四周的土都全部清走，另从山上挖土回来修房。她又在郊外选了块好地请棺入土，鞭炮不少，足足放了三天，新坟前七天不断香烛。即便如此，这里仍被看作不祥之地。这二十年来，许老四始终打光棍守住一爿纸扎店，而三姨的丈夫不知所踪。

三姨和许老四的事，我是知道的，只是当时不明白什么叫偷情。有时许老四下午来店里磨磨蹭蹭买点东西，三姨就支使我出门玩；有时她带我出门理发，剪完头发给我一瓶汽水，边喝边等，她和理发师进了后屋；有时晚上睡了，有男人敲门送货，三姨就让我去另一个房间睡觉。镇上的女人不屑和她打牌，除了在杂货店买东西，从不上门。

在我出生之前，只有苏丹红愿意和她来往。每日下午，两人搭档抢煤，三姨挥竹篙，苏丹红捡拾。不过苏丹红太过害羞，自己脚下的煤块被人抢走也不坑声，只默默捡起一些碎渣。这时三姨抬眼瞪人，一脚扫开抢煤者，自己独占最大份。

苏丹红是带着一只聋耳朵来到镇上的。七年前，也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她从汽车站走出来。那些没午睡的人看着这个身量瘦长，圆脸短发的姑娘茫然四顾，仿佛不信这就是她将要生活的地方。

苏丹红师范毕业，本该去做老师，却被发配到镇上商店卖面包。毕业前几月，班上同学为去留费劲脑筋。那年系里只有一个留在市内任教的名额，苏丹红和小赵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姑娘，两人同住三年，也是最好的朋友。

可这友谊就在毕业前戛然而止，苏丹红也成了半聋人。那天中午，两人吃完午饭，说说笑笑回到宿舍准备午睡。苏丹红侧身睡在下铺，突觉左耳奇痛，直钻大脑。她立起身来，只见小赵狂奔出门，桌上留有一小瓶液体和一支滴管。

苏丹红痛昏过去，医院，只觉得世界突然变得安静，还不知左耳已聋。大夫望着她，问还痛不痛。她这才回过神来，那种痛又像回到身上。苏丹红打了个寒颤。大夫说，她的左耳被滴入一滴硫酸，以后可能都听不见了。苏丹红像是听不清大夫的话，眼里只有小赵狂奔出门的背影。

系里传遍了小赵谋害苏丹红的故事，两人却都消失了。后来小赵拿到留任通知书，据说她父母花了不少钱疏通。苏丹红被分配到小镇商店当营业员。她想过报警，但父母是胆小怕事的乡下人，也劝她不要惹事。

三姨是见着这个姑娘下车的。她拎着行李找住处，单位分了间朝东的单人宿舍。苏丹红放下行李，想给窗户挂上窗帘。她来到三姨的杂货铺。那天杂货铺前照例站了十多个无所事事的人。大家见苏丹红出来，啧啧说新来的大学生长得真漂亮。她不顾十多双眼睛的打量，径直走到三姨店里，问：“有绳子卖吗？”

这句话引发了一阵爆笑，许老四最坏，说：“姑娘啊，你买绳子干什么？还没结婚的人上吊划不来啊！”那些人笑得更厉害了。

苏丹红一脸窘迫，三姨从柜台里走出来，说：“许老四，给你自己扎棺材去，你才上吊呢。”她哄散了看热闹的人，轻声问要买什么。三姨从来没说过自己为什么要帮苏丹红解围，或许是这个初来乍到的姑娘让她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到镇上的情景。那天苏丹红买到了绳子，三姨还借了把锤子给她。

可能是三姨见苏丹红太柔弱，对她格外照顾。两人成了朋友，每日搭档抢煤。苏丹红来三姨的店里也是为躲开守在宿舍下的男青年。自她来到镇上，楼下总围着几个男人，一见她便按响车铃。这些男人想约苏丹红出去，但她只是笑，并不答应。日子久了，人们觉得这姑娘文静得有些奇怪，听人说话时总偏头微笑，却什么都不回应。

后来三姨发现了她半聋的毛病，就在我出生的那个晚上。

我出生在凌晨三点，当时爸爸方明正在外地出差。前几日苏丹红说可能要生，让他别走。方明说等几天就回来。那天下午，小镇灰云密布，雷声滚滚。苏丹红站在窗前，暴雨拍打窗棂，龙卷风缓缓盘旋将至，她心想不会生在今天吧？但腹中阵痛难忍，可能真的要生。到了晚上，她再也忍不住了，顶着暴雨跑到三姨家里。三姨把苏丹红抱进三轮车，用塑料薄膜盖好，医院。

往后三姨跟我说过很多次那晚的情形。两个医院，医生检查完让她们等着，羊水破了再叫人。医院等着，屋外暴雨倾盆。

凌晨刚过，苏丹红羊水破了。医生和护士从床上爬起来，看产妇痛倒在地，赶紧把她抬进手术室。不想苏丹红难产，生了两个多小时还没生出来。医生问三姨，她丈夫怎么不来，出了事谁负责？三姨想都没想，说：“我负责。”

苏丹红筋疲力竭，昏死过去好几回。三姨守在门外，听护士大叫出来了出来了。她冲进手术室，见孩子竟不哭。三姨倒提起剪断脐带婴儿，啪啪打了两个耳光——我哭了出来，苏丹红又昏死过去。

三姨用小毛毯包好婴儿，苏丹红却突然醒了，半睁眼问：“孩子听的见吗？”医生和护士都没明白，她接着说：“我左耳听不见，孩子是不是聋子？”三姨立刻说，“不是，不是聋子。”苏丹红彻底晕过去，再也没醒过来，她死于产后大出血。

三姨站在走廊里看窗外暴雨，怀中紧抱住我。其实刚才她并不知道婴儿是不是聋子，现在想让我听听雨声。三姨说，那时我好像听到了漫天雨点落下，大哭起来。她一直说那场是暴雨带来了我，又带走了我妈妈。

其实三姨撒谎，苏丹红并不是当晚去世的。抢救整晚后，虚脱的苏丹红在早上醒过来了。医生说情况危急，让产妇看看孩子。三姨抱我站在手术台边，问：“你要看看孩子吗？”苏丹红虽然虚弱，但意识清醒，她扭过头，说：“不要。”

这才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苏丹红快下葬时，方明才赶回家。他彻底傻眼，坐在灵堂里像个木头。结婚一年，眼下妻子死了，留下才三天的孩子。方明原本也是守在苏丹红楼下的单车男之一。那时镇上没有一位年轻男人能把苏丹红约出来，大家都伸着脖子看她会嫁给谁。

方明本没多认真，他不仅守在苏丹红楼下，更守在塑料厂女工宿舍楼下。他是塑料厂的销售员，人又高又瘦，赶时髦烫卷发，喇叭裤从不离腿。上世纪90年代初的潮流，他一个都不放过。

方明约会过每个单身漂亮的女工，苏丹红只是其中之一。她来镇上的第二个夏天，有人组织联谊，召集全镇未婚男女晚上出来跳舞。苏丹红也去的，站在舞池边上喝汽水，有人邀舞也乐意跳上一曲。那晚方明邀请苏丹红跳舞，两人走下舞池。方明有风度，跳舞时保持距离，搭在腰上的手不乱动。凉风习习的夏日夜晚，录音机里的音乐播得正响，两人旋转在舞池的彩灯下，身边的人像都不见了。

往后每个晚上，苏丹红只与方明跳舞。两人结婚，还买一幢房子。可方明婚后依然风度不减，对别的女工殷勤有加，夫妻俩频频吵架。那时苏丹红的脸色不好看，方明越发爱出门。到了销售季，名正言顺十多天在外，我出生那天他还没回家。

办完苏丹红的葬礼，方明依然魂不守舍。他一个大男人不会抱孩子，不是怕摔就是怕闷着。三姨说她来带我，每月收些钱，方明也只能同意。

那几年我跟着三姨过得不错。不管买菜、打牌或抢煤，我们都在一起。每日下午哨声一响，我就提着筒子跑出门，三姨总能窜在我前面。我很少觉得不开心，只在某些瞬间感到三姨并不只属于我，那就是她跟着男人离开的时刻。不过她每次回来都会对我特别好，店里的糖果任我吃。

在众多男人中，许老四来得最勤。他本来就是我们邻居，晚上常来过夜。镇上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背地里嘀咕，说三姨不知检点。

直到我五岁那年，许老四突然死了。

那晚正是除夕，方明、三姨和我正在看春晚，门外烟花鞭炮声蓬蓬响。每年过年我们都在一起，许老四也来，但那晚却没出现。三姨站在屋外喊了几声，炮竹太响，她从后门进屋，见许老四趴在桌上。屋内碳味浓重，三姨赶紧屏息开窗。她去推许老四，人还热着，但呼吸停了。桌前放着装好的啤酒和瓜子，应该是准备带去三姨家的，不想却因烧炭取暖，中毒死了。

三姨回家，说许老四睡了，不想破坏我和爸爸守岁的兴致。她认定许老四没能把年过完就惨死和吴所长脱不了关系。

上个月吴所长的老母死了，他老婆周萍到纸扎店里定上百个纸人，让许老三尽快做好。临走，周婷买了套寿衣给婆婆。隔天清早，不晓得周萍犯什么混，竟来许老四店里换货，说寿衣太小了穿不上。许老四自然不肯，这是死人行头，上了身就没有退的道理。可吴所长掌管小镇税务所，家中有权有势，平时没谁不巴结着他们。周萍强逼要换，不然连那一百个纸扎人也不要了。

许老四为了生意，把寿衣换了。三姨嫌晦气，赶紧把那套穿过的寿衣烧了。可自那以后，许老四卧病在床，或许是那三天三夜赶制纸人累出了毛病。三姨每日熬药送饭，骂他没头脑，不该把那套寿衣换回来，让他正月里拜神祈福。可是许老四没能过完那年，死在了除夕晚上。

大年初一，许老四的死亡传开了，更悚然的是吴所长家门口莫名出现一个花圈。那天大清早，吴所长打开门，看到白纸花圈立在墙边。他不动声色，猜测有人捣鬼，于是上街走了一圈，听闻许老四死讯，心里大概明白了。第二天清早，吴所长打开门，墙边又立一个花圈。镇上的人传说是许老四死得不甘心，起码有人觉得周萍退换寿衣欺人太甚。

三姨通知了许家亲戚来办丧事。大过年死人不吉利，他们没打算请道士做法，只等过完初七就草草落葬。吴所长主动来灵堂，对许老四的亲人说，一定要请道士，他出钱，让许老四热闹地走。这下吴所长家门口才清净，花圈没再出现。大家嘴上不说，但心里猜是三姨干的。

吴所长面上客客气气地帮许老四办了丧事，但肚子全是火。大年初一收花圈是要倒霉一辈子的，他咽不下这口气。周萍是个爆脾气，本想站在街上大骂一场，却被丈夫拦住。两人暗暗合计，觉得这事只有三姨会做。周萍气得发抖，说一定要收拾这娼妇。

那个春节，周萍借拜年在镇上串门，把要好的女人们叫到一块，说三姨杂货铺乌烟瘴气，男人买包盐都要坐半小时，不晓得干什么勾当。那些女人本就不喜欢三姨，现在约定再不上门买东西，决意把三姨赶出镇去。反正她是嫁过来的，男人失踪，徐家两老也已过世。，在镇上一个亲人都没有。只要断了她的财路，迟早过不下去。

自此杂货铺生意差了很多。那些女人们当面嗤鼻，三姨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但并不在意。她每日早晨送我上学，回来照样开铺。到了下午抢煤时分，她一样势不可挡。杂货店虽乏客上门，但几个牌搭子还来，他们照样在牌桌上热热闹闹，只有理发师李宏图不大来了。

原来是春节里周萍拉着理发师老婆王来丽一块上街买东西，无意中说起三姨进理发店后屋的事。王来丽立刻明白，回家大吵。若不是李宏图拦着，当晚她就来砸杂货铺。李宏图不承认两人有任何联系，只推说别人嚼舌头，但王来丽咬定出轨，逼他发誓再也不上杂货店。

三姨见理发师好几月不来，也没放在心上，可有天她在街上跟李宏图打招呼，他竟没理。那天晚上，三姨带我去理发，进门就说：“李师傅，这孩子头发几个月没剪头发，今天你给弄弄。”李宏图没有赶客出门的理，于是给我剪了头发。

第二天早上，三姨开门，见王来丽带着一群女人站在门口，心知不妙，但还是开了门。杂货铺装的是卷闸门，需用铁叉把门卷上去。眼下三姨手中正握铁叉，面朝这些面色不善的妇女，她问：“你们来干什么？”边说边把门全撑上去。

王来丽气势汹汹，指着三姨大骂勾引男人不要脸，“你就那么贱啊，李宏图不来，你还主动送上门去。”

三姨神色冷静，说：“你嘴巴放干净，我带孩子理发，难道理发店不做生意啊。”

王来丽一时嘴拙。昨晚三姨确实只带我理发，剪完就走，没李宏图说话。但那时周萍正巧路过，马上通知王来丽。她们商量半晚，定好隔日清早叫上一帮女人收拾三姨。王来丽看阵势不对，立即抓散头发坐在地上哭，哀嚎三姨破坏家庭幸福不得好死。其余的女人面露讥色，等着好戏开场。

周萍提着一桶粪水挤出来，把粪桶放在王来丽身边，说：“起来，让这个不要脸的知道厉害”。王来丽立即不哭，起身抄起粪桶就朝三姨泼来。

她早有准备，不等脏水泼出便挥着铁叉戳回粪桶。整桶粪水泼洒开来，站得最近的周萍淋了半身，其余的女人也没能逃过。本想看场好戏的女人们心都惊了，边退边骂三姨猖狂，只有周萍怔住不动。她素来凶蛮，今天本来整人，哪里料到反被淋粪。

三姨转身进屋，提着水桶和扫帚出来，对站在原地的周萍说：“你还等着吃屎吗？”

周萍这才回过神来，怒火直烧，骂道：“你个死娼妇，全镇的男人都被你勾引过，你怎么不死？”三姨丢开手里的东西，不管周萍浑身是粪，揪着便打。这时王来丽到怂了，退到旁边看两人扭打在地。

三姨十多个耳光扇在周萍脸上，还揪住头发往地上撞。她喘着粗气问：“你说谁是娼妇？！”周萍嘴硬，耳光扇在脸上也要回嘴：“就是你，姘头那么多，不是娼妇是什么！”

她们几个回合厮打，三姨下手狠，势处上风，周萍吃了亏。看呆的人这才冲上扯开两人，夹着周萍往回走。她不甘心，扭身回骂：“死寡妇，一辈子只能当寡妇！”听到这话，还挣扎着要冲出去的三姨却蒙了。她最忌讳别人叫她寡妇，镇上没一个人敢当面如此称呼。三姨不想被叫寡妇是因为这听起来像徐达已死。她僵在门口，过了会竟自己回屋去了。

那天三姨还来得及送我去学校，她走进里屋背朝我默默坐下。当时我不知道三姨有没有哭，只见她肩膀耸动，浑身颤抖。后来我才明白，人可以忍住不哭出声，但身体不会说谎。

粪水一役，杂货店彻底无人上门。镇上妇女齐了心让三姨没有活路。那些牌搭子偶尔上门也凑不成一桌，铺子彻底冷清，三姨终日闷坐。

那时夏天来了。有天中午我趁着三姨午睡，溜出去玩。屋外是一片草地，我赤脚走进去捉蜻蜓，忽觉脚心大痛，竟踩到一只蜜蜂。我坐在地上干嚎，三姨闻声而出，见我坐在地上，握起我的脚丫看了看，那只被踩扁的蜜蜂还粘在脚底。她扔掉蜜蜂，抱我进屋，拿出菜油给我擦脚，又训我不好好午睡，跑出去疯，“这下好了，脚瘸了看你怎么办！”

我的脚肿得像馒头，一听要瘸便放声大哭，想像着一辈子当瘸子很惨，眼泪也流出来了。三姨站在我面前，像是更生气了，说：“哭什么哭！”——这是她第一次对我发火。我一时愣住，收声不哭。

她见我被吓住，反而又笑着哄我了，说：“不会瘸，擦点菜油就好了。”三姨蹲下亲了亲我的脚，说臭臭脚。她见我还在擦眼泪，又挠脚心，这下我才笑出来。那天下午我偎在三姨怀里，她的下巴轻轻靠在我的头顶。三姨对我说：“以后不要哭，哭一点用都没有。”

哭对三姨来说确实没用，丈夫失踪十年，她没流过一滴眼泪。只有听人叫她寡妇，才惊觉徐达可能真的再也不会回来。

十年前，徐达离开的那天也是夏日。他是徐家独子，父母为他在塑料厂谋了坐办公室的好位置。他却闲不住，一到销售季也要下乡推销。徐达讲究，当时人人穿蓝布工装，他却西服笔挺，每年热天下乡也不忘带上那套肥大的西装。

那天三姨照样烫平西装，收拾好行李，送徐达到汽车站。他挥挥手说：“太阳晒，你回去吧。”三姨站在车外，嘱咐不要喝生水，免得拉肚子。徐达点头，说：“回去吧，我等几天就回来。”——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过了几天，三姨发现他没回家，到厂里问怎么回事。厂里也觉奇怪，往年这几天订单都带回来了，今年却连电话都没打。三姨又等几天，还不见人影。她到徐达去过的乡镇打听，人们都说他来过，签了订单就走了，还问什么时候送货来。三姨一无所获，回家等着，猜想徐达可能遇事耽搁，过阵子就回来。

几个月后，徐达仍毫无音讯。三姨又跑遍那几个乡镇，可依然没有消息。她花光了积蓄，只好回到镇上。杂货铺重新开门那天，她独自清洗货架，把每样货物都擦了一遍。镇上的人见她跟往常一样热情，也不诉苦。有人问起徐达，她一口咬定说：“大活人能丢，尸体不会丢，死不了。”这些年，情人们在店铺进进出出，她也是这句话，要等丈夫回来。

可是她没有想过，徐达真的回来了，就在我被蜜蜂蛰脚的第二天。

那天早上三姨带我去市场买菜，回家时发现铺口站满了人。那些日子人们早就不来杂货铺，今天却像是全镇人都到齐了。三姨还以为出了事，停下来望着铺口。她却看到了一张久违的脸。

徐达站在人群中，面色自若，手上牵着两个孩子。他照旧穿着肥大的西装，甚至与老邻居打招呼。人们由于太过震惊而忘了问他怎么回来了。那一刹那，三姨恍惚以为徐达回家了，而这十年像是一场梦。丈夫这样站在门口，没有疑问，甚至像从未离开。她一动不动，没能上前。

邻居们热情地簇拥徐达进门，围着她问长问短，争相与这个本应死了的人说话。三姨没有挤过去，进了厨房淘米。她竖着耳朵留意外面的对话，每个人都问徐达这些年去了哪。他的回答模棱两可，只说这次带儿女回家看看，男孩八岁，女孩六岁。三姨站在厨房里，忘了把饭蒸上。

这时塑料厂老同事闻讯赶来，其中徐达的领导最震惊，不敢相信他竟回家了。老领导定要请徐达外出吃饭，招呼三姨同去，她摇摇头。徐达也不管三姨，带着两个孩子出了门。这时他们俩还没说上一句话。

酒局上，老同事们已摸清徐达的经历。那年夏天他异常倒霉，卖完货把包丢了，钱和订单都没了。他借宿农家，打算住上一天就走，可那几天大雨，等到天晴时，他又不方便走了。后来他南下广州，打算赚些钱再回来。最开始他不方便走的原因是一个女人，再往后是两个孩子。如今这女人已去世，去年得了白血病，花了很多钱治疗后还是死了。徐达没办法，只能带着孩子回来，打算把他们送到镇上小学念书。

还不等吃完饭，这些话就传开了，自然有嘴快的人上门告诉三姨。她听完却不做声，素日的泼辣不见踪影。那些原本盼着她大闹一场的人也觉无趣，陆续走了。三姨像是有太多话想说，此刻却不知如何张口。

那天晚上，三姨照常做了饭，多添几副碗筷。我们围在桌边吃饭，无人开口，气氛沉闷。徐达像刚发现我的存在，问：“这是谁的孩子？”三姨没接话，继续给我喂饭。

徐达停住筷子，问：“这是谁的孩子？”

三姨啪的把筷子拍在桌上，说：“不用你管。”

晚上三姨清出一间空房给他们住，仍旧带我睡在原来的卧室。我爸爸方明来过一次，问三姨是否还方便照顾我。他这几年没结婚，一直在外跑销售。现在徐达回来了，他打算自己带我。正好他辞了职，要南下做生意，想带我一起走。三姨像是舍不得，说等到九月开学再看。

那几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三姨给我摇扇赶蚊子，有时却停住陷入沉思。深夜里我醒来，见她靠在床头无声地流泪。黑暗里，只有她脸上的眼泪因反光而闪亮。这是我第一次见三姨哭，于是爬起来给她擦眼泪。这时她才发现我醒了，伸手搂住我，开始嚎啕大哭。我从未听过如此高亢而沉痛的哭声，放佛是痛苦像是穿过嗓子，挤压着喷薄而出。当时我很伤心，三姨不是说过哭没用吗？她为什么要哭呢？

徐达回家后，在塑料厂恢复原职。厂长是徐家世交，不追的责任，还让他继续坐办公室。每日清早，徐达在早餐铺子里和熟人聊会天，再去厂里喝茶看报。只要不理会黑着脸的三姨，他的日子过得很悠闲。

我以为他们没说过话，其实不然，两人有过激烈的争吵。徐达问三姨要钱，他为给女人治病欠债不少。三姨气得发抖，说这十年你人都不见了，在外面找女人，现在问我要钱？一分没有！两人吵得凶了，徐达就撂下一句话：“这可是我的房子，我死了也要留给两个孩子。”

还是这句话结实地戳痛了三姨。她是外姓人，嫁来镇上，又没孩子，不能把徐达和孩子赶走。这幢房当年是徐家修的，房契上只写了徐达的名字，将来必定留给徐家后人。

那个夏天，一贯大嗓门爱说话的三姨陷入沉默。她拥有的一切像都快要失去。过去十年，徐达失踪，她怀着微弱的希望在等，并尽力把日子过痛快。不料丈夫真的回来了，她的希望却彻底熄灭，甚至最后的快乐，也就是我，即将在九月离开。

离暑假只有一个月，我照常上学。三姨虽生气，但还是去学校办孩子办好转学手续，交了学费。镇上的人都说三姨迟早接纳徐达，两人将重归于好。人们期待着完美的结局，直到学期的最后一天。

那天早上我被噩梦吓醒，三姨进房给我穿衣服，笑说只有傻子才会在梦里哭。我们去早餐铺子，她给我买了豆浆油条，坐在一旁催我快吃，不然上课会迟到。我突然说：“今天不要去上学。”三姨问为什么，我说不想去。本来这个月是两个哥哥姐姐带我上学，今天三姨为哄我，说她来送。我拧不过，住着她的手到了教室也不肯松，三姨也像有些不舍，理了理我的头发，说做好饭等我回家。

可是她没有。

那天三姨回到家，独自守铺。到了下午暴雨忽至，倾盆而落。那时快要四点，煤车就要来了。

一声尖利的哨音又响起，车来了。虽然下雨，人们还是挥舞着竹竿，拎着各色容器冲了出来。三姨照例跑在最前。

那辆蓝皮煤车上远远驶来，雨刷不停地摆动，不料今天这车没像往常笔直驶离，而是意外打滑，冲上路肩，直接撞上了三姨。抢煤的人都停住手看着，这一刻世界像被按下慢播按钮：她手上的竹竿和桶子飞了出去，身体后仰，缓缓倒地。

三姨死在了抢煤前线，死在了那场暴雨里。

人们通知徐达。他赶回家见到尸体，不顾邻里围观放声大哭。这十年里，他对三姨不管不问，现在她死了，他却崩溃了。徐达像是第一次意识到——他真的失去了她。死亡如此迅捷，再无时间补偿，虽然很少有人自觉有所亏欠。

那天我回家，徐达坐在门口，他说：“你三姨死了。”我已忘记回家后发生了什么，只记得乌云重重，雨越下越大，像是要把小镇淹没，而徐达哭着问我：“我们往后怎么办啊。”

我爸爸方明也来了，帮着办完三姨丧事。他决定提前南下，带我一起走。离开那天，爸爸和我去了车站，没有人送我们。这六年的生活即将结束，像大戏落幕。往后十多年，我没有回过小镇。这些年我进了新学校，交了新朋友，很少有时间想起三姨。可是我见过很多场大雨。每次漫天豪雨落下，身边的人急步快跑，我总是放慢脚步，嗅着随雨而来的气息，那种灰尘混着闷热的味道让我感觉回到了家，下雨的时候就回家。

这种熟悉的气息仿佛在告诉我，总会有一双手从背后拉住我，贴近我的身体，让我毫发无伤地走过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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