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次走上燕南园西北侧的斜坡，总会望一眼右手边的第一座小楼——那是吴文藻先生和冰心先生结婚后的寓所，也是朱光潜先生晚年的家。楼的编号从最初的60换成了后来的66，外观却似乎没有大的变化，倒是楼前的小花园已经修整一新，足令路过的行人神清气爽。

朱光潜先生年10月14日生于安徽桐城东南的岱鳌山下（不过他的故里现在已划归枞阳县麒麟镇管辖）。年“海归”后，他应胡适邀请加盟北京大学，任教于西语系，从这一年起朱先生的生命历程与北大始有交集。不过第一段教学生涯仅历时四年就因抗战爆发中断，他再回到北大、出任西语系主任一职已是胜利复员后的年。年他还接过了代理北大文学院院长的重任。国共内战胜负之势明了之时，朱先生拒绝蒋介石一方的拉拢，决定留在大陆，并且洗心革面，自觉而真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年，朱先生被调入哲学系，主讲西方美学史。十年动乱中，他饱受冲击，但终于化险为夷。八十岁以后，朱先生不顾年事已高，著译不辍，其勤其勉，令后学们印象深刻。年3月6日，朱光潜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本期“旧时英杰”栏目特地选择著名学者、法语文学翻译家柳鸣九先生的一篇追忆文章以怀念朱光潜先生。由于原文篇幅过长，编者也对其中的内容进行了精选。

关于朱光潜的回忆和思考（节选）

柳鸣九

图1：年，刚赴北大任教不久的朱光潜先生在地安门内慈慧殿寓所留影

一

在前辈师长中，我最早知其名者，要算是朱光潜。从初中起我就开始喜欢跑书店，在书店里就曾不止一次见过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也曾翻阅这本书，当时觉得书中所谈的好像都是比较深、比较严肃、比较“正经”的内容。什么美呀，艺术呀，审美呀，等等，隔我那尚未开窍的脑袋比较远。那时，我感到亲切、有吸引力的只是还珠楼主、《鹰爪王》与侠盗亚森罗萍之类的书。即使后来到了高中快要毕业，已经准备投考西语系的时候，我仍然对朱光潜的那高深的美学未敢问津，真正对朱光潜这个名字肃然起敬，那是在进了北大西语系以后的事了。

在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每年新生入学时，各系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迎新活动。在西语系，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毕业班的老大哥带领这年的新生在整个燕园里走一遭，三三两两，边走边介绍，特别深入细致。在那次活动中，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授阵容很强，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赵萝蕤、吴兴华、张谷若、闻家驷、陈占元、郭麟阁、吴达元、田德望，等等。而名人中之名人，则是两位超出于这些正教授之上的两个“一级教授”：冯至与朱光潜。对于这一大批名师，西语系的学子无不津津乐道，并都引以为骄傲。

在北大的几年中，西语系这两个“一级教授”，做系主任的冯至，我们倒常能见到；另一位朱光潜，则很难很难见到的，全系师生会，一年难得有次把，即使有他也不大出席，听说，他前两年教英文专业高年级的翻译课，高年级毕了业，他就没有课了，西语系教学中心的那幢楼也就几乎见不到他的踪影。只是有那么一次，一个小老头从附近穿过，有同学才告诉我：“那就是朱光潜。”

他大名鼎鼎，但毫不起眼，身材矮小，穿一身深蓝色卡叽布中山装，踏一双布鞋，像图书馆的一个老员工，甚至有点像一个杂役工；他满头银发，高悬在上，露出一个大而锛的额头，几乎占了半个脑袋；他步履稳当，但全身却透出凝重肃穆之气。

图2：今天午后的北京大学燕南园66号楼，朱光潜先生的最后十年时光在此度过

二

我与朱光潜开始有具体的接触，是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之后的事。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文学研究所办的刊物，年刚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当时还隶属于北大，老老少少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北大的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与东语系抽调过去的。其中的西方文学研究组，起初就在北大西语系办公，和朱光潜可算是同一个大单位的。到了年后，这个研究所才从北大独立出去，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一些其他研究所组成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至于这个学部又升格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得胡乔木与邓力群之力而成的。

我年毕业后，就是分配到这个刊物的编辑部工作。我是年青的西语系大学毕业生，于是到一个个编委那里、特别是到西语一片几个编委那里联系跑腿、接送稿件的任务就都由我承担。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性、专业性非常强的刊物，一般联系与具体跑腿的工作也并不简单，主编先把未来几期的中心主旨拟定，如悲剧问题、喜剧问题、浪漫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等等，之后，就要征求编委们的意见了，包括每一期的重要选目与每一篇的译者人选，以及请编委审定译稿等等。我对这种“跑腿”工作特别特别喜爱，每一趟都有学术内容，知识含量，实际上是对一位又一位权威学者的专访，是听一堂又一堂的“家教”，是吃一顿又一顿的“小灶”，何况，骑一辆自行车驰来驰往于中关村与燕南园之间及未名湖畔，沿途垂柳飘飘，湖波粼粼，绿荫掩映，小径成趣，出入学术界名人的府第、寓所，又肩负着一个学术刊物的使命，这对于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来说，实在是一件潇洒愉悦、风光得意的乐事。那个时期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怀念的，也就是在那时，我与朱光潜有了具体的接触。

北大南校门外，一箭地之遥，燕南园。五六十年代中国最优美的住宅小区。郁郁葱葱的园林，整洁幽静的小径，巴黎风格的路灯，一幢幢精美雅致的小洋楼稀疏地散落着。朱光潜的家是在燕南园腹地的深处，环境格外幽静。而他那幢楼房与他那个院落，至少如我所见的，更是阒寂无声，渺无人迹，像电影中一个无人的修道院或古刹。我头一次去时，按了好几次门铃之后，才有一个女孩走出来，她年龄看来不算太小，但身材矮小而瘦削，她有一个大得出奇的朱光潜式前额，显然是极为聪明的，样子不像一个真实的少年人，而像是一个传奇中高智商的精灵。我只见过她一次，但印象却十分深刻。

我见到朱光潜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虽然瘦小单薄，白发苍苍，但精干灵便，神情烁烁，他宽而高的前额下一对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老是专注地注视着、甚至是逼视着眼前的对象，手里则握着一支烟斗，不时吸上一口，那态式、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观察分析的对象，研究揣摸的对象。别忘了，他专攻过心理学，有过心理学方面的专著，而且是“变态心理学”的论著！坐在他面前，你似乎感到自己大脑的每一个皱折处都被他看透了，说实话，开始并不感到舒服自在。

作为学者，他对刊物选题与编译的意见都很明确、干脆，绝不含糊圆滑，绝不模棱两可，而对于刊物之外的任何学术理论问题，他又有严格的界限，绝不越雷池一步，绝不高谈阔论，枝叶蔓延，而这正是青年学子每遇名家大师都期望见识到的“胜景”。如果说我曾经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肃穆之气的话，一接触之后，我就明确感到他更有一种由内而外、并非刻意求之、而是自然而然渗透出来的威严。他讲起话来一副非常认真的样子，一口安徽桐城的乡音，听起来相当费劲。他脸上一般是没有笑容的，但有时笑起来却笑得那么开心，笑得咧着嘴，像是从心底里蹦出来的，这经常是他在讲了一个自认为得意的想法或意见时才有的，而绝不是听了对方的趣语或交谈甚欢的产物，而且，这时他会停止说下去，将那咧开了嘴的笑停驻在脸上，眼睛盯着你，似乎在等着你的回应。有了几次接触后，我就相当确切地感到，他是一个很自主的人，很有主见并力求影响别人的人。他绝不跟对方讲多余的话，但当我小心翼翼从业务工作范围里挪出去一小步，恭维他精神很好，身体很好时，他也很和气，很善意地告诫我：“身体就是要锻炼，每天不必要长时间，但一定要坚持。”当我又得寸进尺奉承他的太极拳打得好，青年学子称为“出神入化”时，他以权威的口吻提示我：“跑步，最好的运动是慢跑，每天慢跑半小时，它给我的身体带来的好处最大。”（他在校园里跑步的样子，我见过，步子不大，节奏不快，身体前倾，身姿有点可笑。）从此之后，我一直记住了他这一经验之谈，并断断续续效法他这一健身之道。多年之中，每当我身上的惰性占上风时，我就想起朱光潜年长笔健的经验，而强迫自己继承他这一“衣钵”，反反复复，终于养成了习惯，时至今日，我仍坚持不懈，而且在慢跑时，脑海里还偶尔浮现出朱光潜在燕南园迈着小步慢跑的瘦小身影。

图3：开明书店版朱光潜先生著作《谈美》书影

三

其实，这时的朱光潜在学术上有体面风光、矜持尊严的一面，也有躬身弯腰、尴尬委屈的一面。他那时的学术身份就已经有点“特别”了，我不知道打这么一个比喻是否恰当：他似乎可说是学术界的傅作义。

年6月，他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长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自我批判之彻底与激烈，实在令人惊奇。他对自己此前的学术工作进行了无情的否定，说自己“解放前的著作在青年读者中发生过广泛的有害影响”，对此，自己“一直存在着罪孽感”，认为自己的美学思想与艺术趣味“带着阶级的有色眼镜”，“有极浓厚的悲观厌世”，有“鄙视群众，抬高自我，脱离现实，图个人享乐”的“颓废思想”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是从根本上错起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是“反现实主义的，反社会、反人民的”。所有可怕的大帽子都给自己扣上了，除了“反党”的帽子外，也许是他觉得“反党”才是最大最可怕的帽子，“反党”那岂不就是“反革命了”嘛，他得给自己留一点点余地。至于他所继承的中国文化与克罗齐、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当然都被他一一否定。一个如此重量级的权威刊物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在当时无疑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与重要性似乎不小于“北平的和平解放”。那时，我正在西语系三年级，正忙于应付自己严重的神经衰弱与耽误的功课，没有注意到这件大事，对此事有所知晓，却是在参加工作、与朱光潜有所接触相当久之后的事了。而在接触的当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朱光潜身上也有“傅作义的性质”。

后来，我常想，朱光潜那么一个矜持、肃穆、有尊严的人，在美学理论王国里,好歹也是一个“王者”，他是怎么写出那么一篇“罪己文”的？显而易见，这决不是他个人兴趣所致的举动，更不是他自己乐于去干的一件事，而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社会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国内从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愈来愈“左”的政策导向与调门愈来愈高的意识形态强音的直接产物，而这股“左”的导向不久就汇结成了一次为期十年的文化浩劫与政治动乱。不仅这篇“罪己文”而已，朱光潜还非常认真钻研马克思主义，力图掌握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在思想上向党靠拢”，此外，“我在年近六十时，还抽暇把俄文学到能勉强阅读和翻译的程度”，这在“向苏联老大哥一边倒”的五六十年代，对文化学术界有名望的学者而言，本身就是思想上求进步的突出表现，何况他还学得那么刻苦用功。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朱光潜在50年代初期作出抉择时两个方面的内心背景，而我所接触到的，则是他所作出抉择后所持有的学术地位、学术身份与学术尊严。他这种境况倒颇有点“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意味，实际上，他退一步所换来的还不仅是“进一步”，似乎还可以说是“进两步”。在他发表了“罪己书”之后，他对他在美学问题上的每一个论敌，不论是什么倾向的美学家，从以马克思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为旗帜的，到娓娓动听赢得了不少信众的，也不论是什么身份的美学家，从有资格的老革命老左翼理论家到哲学美学界的新秀，他都没有一一放过，几乎给每一人奉送了一长篇大文，或为批评或为商榷或为反驳，大有舌战群儒之概，甚至有点横扫千军的架势。好一个矮个子朱老头，他倒挺能缠挺能打的，真像一颗咬不碎、砸不烂的铜豌豆，你能说他有什么不对吗？不能，他是向马克思主义低头认错，他是向党、向组织上鞠躬致礼，可他并不是向他的论敌认输呀!

图4：8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资料室查阅文献

四

“文化大革命”前夕，《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停办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朱光潜，直到十年浩劫完全结束，我才再次见到。

十年过去了，朱光潜基本上还是老样子，总是一身蓝布中山装、布鞋，头发白得闪光，两眼有神，目光炯炯，一身肃穆，不苟言笑，从不寒暄。他的安徽桐城乡音，很不容易听懂，加以，我参加这种会，都尽力摆正自己作为小字辈的位置，一般总坐在门口，离那些在一个长条桌周围就坐的“长老”们远远的，因而，他们的高论与教诲，我听取得相当差，只是有一次，朱光潜发言时，我特别竖起了耳朵去听，唯恐漏掉一句话，一个字，那是他对编写文学史一事在发表意见。

我当然非常重视朱光潜对编写文学史的意见，因为，这首先与我本人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作直接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于年出版了《西方美学史》一书，在我看来，这部美学史要算是20世纪中国最具开拓意义的史学著作，朱光潜当然也就是西学史著的绝对权威。他那次发言也的确权威性十足，大意是说，编写文学史是一件高难度的学术工作，必须在有充分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动手，不是谁都可以写文学史的。他还说，写文学史是要引导读者遍游一个文学国度，首先要把文学史客观事实介绍得比较全面，真实清楚，然后才作评价与议论，合格的文学史应该像一本好的地图指南，一本好的导游图，如果达不到这样的水平，那就不要去硬写。他的这一席话充满了作为一个老资格学术委员的提醒与忠告，但我听来却不能不有所敏感，觉得虽然老先生不至于是认为当时外文所我们这一辈人不具备写文学史的基础与条件，却至少是抱着等着瞧、拭目以待的态度，说实话，在当时对我既是压力也是激励，使我决心要写出一部在规模、广度与深度上都像个样子的文学史。

我直接接触，直接耳闻目睹的，几乎都是朱光潜尊严肃穆、内敛凝练、充满权威性并且意气风发的一面，他委曲求全，躬身低态，甚至弯腰致礼的一面，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果不是从报刊上看到，如果不是亲耳听朱光潜本单位的人确凿的转述，我是不会知道的，也不会相信的。我开始对朱光潜似乎有了点感悟与认知，形成了一个概念，在我看来，朱光潜在学术问题、学术异见面前，无疑是非常有自信、坚硬异常的，这就是他学术尊严之所在，是他身上肃穆之气的根由。

在整个七八十年代，除了在上述学术委员会上见过朱光潜几次外，我还有一次与他“同会”的经历，那是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广州会议之后，我与朱光潜再无工作联系，只有一些零星的交往，主要都是他作为师长辈对后生的关怀，如他托人转告我，说狄德罗有一篇短篇小说很有价值，建议我把它译出来；再如，他不止一次赠书给朱虹与我，题辞很是客气，总用“赐教”二字，还称朱虹为“老学友”，他对后辈学生这种谦逊，使得我们很是惭愧，愈加感到他人格境界的高尚。有一次，我们法国文学研究会在北大举行学术讨论会，我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去看他，向他问安，那时，他已经迁居燕南园，与我同去的还有王道乾与金志平，在座的有张隆溪。大家寒暄闲谈不太长，为了不影响他的休息，我们及早就告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先生。

朱光潜先生辞世后，我不止一次想起他，不止一次思索他，推敲他，琢磨他，不论是从学术业绩方面，还是从精神人格方面以及人生轨迹方面。他著作等身，译文繁浩，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美学哲理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几乎所有名家经典，他无不涉及。你要进入这个领域的每一个地区，都能看到这个小老头思想者坐在那里，握着拳，支着下巴在进行思考。在广阔的学术文化领地里无处不有自己的身影，这就是一代大学者的标志。在这方面，也许只有钱钟书可与他比肩而立，虽然在学问的广博精深上他较钱稍逊一筹，但在论著译著业绩的厚重与卷帙繁大上，却较钱似无不及。

他的精神人格之所以值得景仰，并经得起推敲，就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只专注于学术，看来是心无旁鹜的，他为什么没有乘上蒋介石派到北京来的专机飞到台湾去？他早就被那边视为上宾，甚至是“国宝”，我并不想将此归结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进步思想”，而宁可认定是他对以“北平”为象征与称谓的民族古老深厚文化的眷恋所致。他作为学者的最突出的精神品质是“毅”与“勤”，像他那样作出了厚重的学术业绩，产生了那么多量的论著与译著，并且是以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维柯等这样一些高难度的人物与文本为其研译对象，如果不是每天从不懈怠、坚持长时间艰苦的脑力劳动，那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对于早年就已经功成名就、有条件“歇一口气”的学人更是不容易做到。他必须排除纷繁的世俗干扰与世俗诱惑，而为了使他瘦小的身子能扛得住这样永无间歇、艰难枯涩的精神劳作，他就从不间断地坚持打太极拳、跑步，跑得那么手脚笨拙，姿态可笑……根据他的家人回忆，直到他逝世前几天，他还手脚并用，亲自爬上楼去为他译的维柯查对一个注释，他简直是一息尚存就劳作不息……在学界中，有谁最常常使我想起加缪的西西弗斯？他终生推石上山，周而复始，永不停歇，那就是朱光潜。

作为20世纪的人文现象，他的人生轨迹与处世姿态也值得思索、值得琢磨。年他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他心里肯定存有一个学术宏图，一个学术目标，他要留下来做这些事，这重要的决断划定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而年，他喝下一杯“敬酒”，发表了“罪己”的大文，显然是另一次重要的决断。由此，他得到了学术界里的既定身份与既定位置，可以在从燕东园到燕南园的平静书斋里，一直瞄着他内心里的目标，一点一点实现他的宏图。他最后获得了丰收。从论著《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悲剧心理学》《艺术杂谈》，到译著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歌德的《对话录》，一一出版成功，大有泉涌之势。如果说，他的精神品格使我想起了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的话，那么他的人生轨迹则使我想起了伽利略。

从出发点到既定目标，两点之间最便捷的路往往并不是一条直线。

我之所以常想起这样一种生存轨迹，是因为它常见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中。

注：原文发表于《粤海风》年第5期，编者对本文内容进行了节选，标题不变。图1、图3、图4、封面图均来自网络，图2为本协会成员实地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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