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无问西东》，讲了四个年代，四代青年的故事。

最感动大家的是第二段：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特殊的大学。

若要说年来中国最牛的大学，确切的说，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而应该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西南联大，这响当当的名字，代表的是一个时代——到，跨越了8年抗战。

它代表的也是三所名校——在抗战爆发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联合办学。

它代表的更是一系列响亮的师生名字，以及他们刚毅坚卓、爱国奉献、追求知识的精神。

最穷的大学

西南联大的教室非常简陋，上面是铁皮的屋顶，下雨天，教授讲课，学生就听不见了，有时候就说，咱们停课赏雨吧。

这还算好的，更多的房子，还只有茅草屋顶。

这样的校舍，居然还是两位建筑大师设计的。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校长梅贻琦请他们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但是，他们的第一个设计方案就被否了，因为学校拿不出这么多经费。

两人只好再做修改，将高楼改成矮楼，矮楼改成平房，改到第五稿，方案还是不能通过。

梁思成懊恼了，把方案当着梅校长的面往地上一摔：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校舍？

梅校长平静地告诉他：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部分教室用铁皮做顶，其余统统做茅草屋。

梁思成以为自己听错了：茅草屋？你跟我开什么玩笑?茅草屋农民都会建，干嘛要我这个建筑专家来设计？！

梅校长无奈地说：国难当头,用茅草来建大学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我们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尽可能好看点，好用点？这还得靠你们支持……

粱、林设计的西南联大校舍，唯一的瓦顶房是图书馆

每个班没有固定教室，教室里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根本无法摊开书本写字。宿舍阴暗潮湿，同样没有书桌，学校里唯一可以上自习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个座位。

走幸田在《我住在新校舍》里回忆：

“联大的厨房是世界上最脏的厨房之一，饭里菜里吃出苍蝇、老鼠屎、跳蚤、臭虫、甚至长串的头发，是很平常的事了。”

西南联大校舍

不光学校穷，教授和学生更穷。

梅贻琦

梅贻琦职位在政府可与总理平级，但他不光卖掉了汽车，辞退了司机，还几乎卖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就是为了组建学生服务社来承揽工程与项目，以赚取外快贴补教师们的困苦生活。到了年，家里有时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

梅校长夫人韩咏华，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袁复礼教授的夫人，这些尊贵的夫人，为了维持生计，自己制做并上街叫卖“定胜糕”。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妻子治病，每天到菜市场捡剩下的牛骨头为妻子熬汤。

闻一多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卖钱。

华罗庚一家六口，与闻一多一家八口合住在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厢房里，因为拥挤不堪，华罗庚只好在西郊附近找了个牛圈，牛住下头，他们一家人住牛上面——一个用来堆喂牛草料的棚子里。

有次朱自清上街，被乞丐追着乞讨，朱自清被纠缠得无可奈何，说了一句：“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便走。连乞丐都知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不少学生从沦陷区两手空空跑到昆明，失去了家庭支持，几乎一贫如洗，只靠学校发放的一二十元补助金维生。

有个同学在日记中记录了他的窘境：“学校快开学，纸笔都成问题……”

大家慢慢意识到贫穷的日子将会持续下去。于是学生当掉冬衣购买秋天新学期的参考书，天气变冷时又把书当掉，把冬衣换回来。

虽然生活清苦，联大师生们却刚毅坚卓。

为躲避日机轰炸，教授们住得很分散。有的每天要步行几十里路来上课，但从不迟到。

钱穆为了写《国史大纲》，住在偏远的寺庙里，需要每周四一早坐火车去昆明，才能赶上晚七时的课。到课堂时，发现很多校外旁听生，“争坐满室”，钱穆不得不爬上学生的课桌“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

孔祥熙曾拨十万大洋给西南联大建澡堂和改善伙食，联大师生全体投票，一致同意将这笔钱捐给昆明人民，以报收留之恩。

抗战时期，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并上书校方：“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

西南联大校训是“刚毅坚卓”。

“刚毅”见于《礼记·儒行》：“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坚卓”源于成语“艰苦卓绝”，是精神修养的一种境界。

强敌入侵、民族危亡之时，“刚毅坚卓”的是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普遍的大学精神两者的结晶。

最牛的教授

西南联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

仅仅是一小部分西南联大的教授名单，已然光辉璀璨。

陈寅恪：国学大师，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

朱自清：现代散文家、诗人、教授。

钱穆：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

罗常培：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

袁复礼：从事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研究，是我国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创始人。

冯友兰：哲学大家。

陈省身：20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国际上享有“微分几何之父”的美誉。

王竹溪：物理学家，取得多项重要成果。

饶毓泰：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

华罗庚：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吴大猷：国际知名物理学家。

黄子卿：化学家，专于物理化学，精测水的三相点数据被确定为国际实用温标的基本参考数据之一。

叶企孙：物理学家、教育学家。

吴有训：物理学家，中国开展近代物理学实验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赵九章：气象学家、物理学家。曾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顾毓秀：文理兼通，学贯中西，他既是国际电机界大家，还集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和讲学家于一身，在世界享有盛誉。

孙云铸：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中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奠基人之一。

沈从文：文学家、历史学家。

周培源：著名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梁思成：中国近现代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倡导者之一。

金岳霖：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第一批院士。

王力：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

陈岱孙：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闻一多：著名诗人、学者、爱国民主战士。

钱钟书：博学多能，学贯中西的文学家、作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

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

吴晗：著名历史学家。

朱光潜：美学家，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广泛介绍西方美学的人。

何兆武在回忆录《上学记》里，记叙了他在西南联大上学期间，对一些教授的印象，颇有趣味。

闻一多：

先生早年追求纯粹的美，后来成为民主斗士，旁人看来似乎有非常巨大而彻底的思想转变，但我以为那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同意RobertWinter先生（闻先生多年的好友）的话，“他（闻一多）就是一包热情。”接着又摇摇头，“不过搞政治可不能单凭一包热情啊。”言下似有惋惜之意。

闻一多

历史系主任雷海宗：

我上过他三年的专业必修课。在我的印象中，雷先生不但非常博学，而且记忆力非常了不起，上课没有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是脱口而出，简直是神奇。或许正因为雷先生有这个天赋条件，所以他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并不执着于某个偏僻的小题目，而是放眼世界，注重宏观历史理论的研究，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在当时考据盛行的气氛下尤其难得。

沈从文：

沈先生讲课字斟句酌的，非常之慢，可是我觉得他真是一位文学家，不像我们说话东一句西一句的连不上，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非常有逻辑性，如果把他的课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一篇文章。沈先生非常推崇《金瓶梅》，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化学系主任曾昭抡：

他是曾国藩的后人，曾先生这个人非常有个性，蓝布大褂总是破破烂烂，趿拉着两只布鞋，不刮胡子，头发也挺乱。我听过一个关于他的小故事挺有意思。朱家骅做中央大学校长的时候有一次召集各系主任开会，曾昭抡来了，朱家骅不认得，问他是哪一系的。曾昭抡答是化学系的。朱家骅看他破破烂烂，就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曾昭抡没有答话，扭头走了出来，回宿舍后，卷起铺盖就离开了。随后就在北大化学系做系主任。

校长梅贻琦：

那时候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天天跑警报，而且有一种紧急警报，告诉大家，飞机马上要临头了，大家不要再跑了，赶快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昆明不像重庆，重庆是山城，一拉警报大家就钻山洞，昆明没有山洞，所以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郊外跑。我们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钟就能翻过两个山头，躲在山沟里就足够安全了。老师们则不然，年纪较大，一二十年的习惯本是在书斋里静坐，翻山越岭则非其所长。

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让我觉得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西南联大遭日机轰炸

最好的学生

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有名毕业生，却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位两院院士（师生一起），及多位人文大师，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李政道中学毕业遇上日军入侵，经历九死一生，才从沦陷区逃到云南，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师从吴大猷。年，他和联大同学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同为物理系的邓稼先，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征兵口号的激励下，大后方校园里的学子们纷纷投笔从戎，保卫家国。仅西南联大就有多人从军，其中包括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教务长张奚若的侄子。

影片中王力宏的角色原型是沈崇诲，其实是清华学生

这些学生在民族危亡之际，舍弃安宁的校园，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战场，许多人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的姓名，大多刻在位于今日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总计人，后亦有人称之为西南联大“八百壮士”。

“抗战条件那么苦，为何西南联大八年培养的人才，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的答案是：自由。

搞出胰岛素的邹承鲁院士，曾是联大学生，他说，西南联大的成就源于其浓厚的学术民主、学术自由风气。

联大学生汪曾祺回忆说：“老师讲课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自己掌握。”

正因自由，教授们极重创新，“都以开创性见解为荣，以照本宣科为耻。”

师生之间，也是平等交流，自由探讨，教学相长。学生考试，不必完全按照教师讲义来答卷，意见即使和老师不同，只要能说出有力的根据，也可以拿到高分。

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不同意讲课教授的观点，宁可放弃学分。教授居然批准该生可以不听课，还说学期结束时交一份合格的课程论文就行。后来，这位同学交了篇论文，是反对老师观点的，因为写得好，竟也得到教授的高分。

但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与之对应的是考试制度的严格。

中科院院士潘际銮回忆到：

西南联大教学要求很严格，除了教师上课讲到的内容，学生必须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以我所在的学科为例，当时除了需要弄懂物理课上所学的内容之外，还得把美国物理、中国物理教材共十几本一起拿过来自学，分析研究各种教材中不同的观点和内容，归纳总结，把这个领域搞得融会贯通，这就养成了认真治学的精神。

考试题目也很灵活，考学生掌握知识的真正能力和水平。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数学、物理不及格的学生每年有三分之一。

联大学生张凤鸣回忆说：

“年我入学时，班里有40多名同学，毕业时仅有20多人。每学期应修学分中，三分之一不及格就要留级，一半不及格就要退学。”

这样的战乱年代，这样的艰苦生活，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回忆起当年的感受，用到最多的一个词却是——幸福。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提到：

我一直都这样认为，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不能太功利。……在我看来，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而不在于是不是得到一种世俗的荣誉。

幸福最重要的就在于对未来的美好的希望，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只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人总是靠着希望生活的，这两个希望是最根本的，所以那时候虽然物质生活非常之苦，可是觉得非常的幸福。

那是一所最穷的大学，却又是一所最富的大学，因为有追求。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却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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