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美]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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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大历史不会萎缩》

感谢中信出版社授权发布，图片来自网络

▲黄仁宇先生

看到旁人所犯的错误，也给自己一种警惕。目下美国讲学历史的重分析，而不重综合。有演绎而无归纳。这样的治史，往往对一人一时一事恣意批评，而忽视后面的组织与结构。不仅以小权大，而且以静议动。千篇一律的埋怨指摘，而忽视了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这也就是说只有消极性的历史，没有看透历史的积极性格。

史迪威将军曾和蒋委员长抬杠，被辞回美之后身故，他的日记书牍等由白修德（TheodoreH.White）编成《史迪威文件》出版。里面也讲到他敬慕中国人的地方。有一天史将军看到铁道上一节货车，也无机车拖拉，只好由苦力用臂力挽。远看起来有如一只百节虫，铁道两旁只看出数十个肢体蠕蠕而行。史即在当日日记里记下，中国人的精神伟大可佩，中国人只要保持这种精神，不怕没有出头的日子。史将军的赞扬可感。但是他没有提及谁在组织动员这只大百节虫，谁又将中国之人力与资源结合起来，对日抗战，前后有八年之久。这也就是有直觉而无逻辑。

▲史迪威将军

各位有闲时，也可以再翻看《史迪威文件》。这书里讲到国民党战时腐败的情形很多，有的也证据确凿。可是要追究起来，谁供给他这些内幕，很有意思。白修德把这些人的名字都隐没去了。我一计算，一共有十五处。虽然是否恰是十五人不得而知，但是有多数的中国人向美国客卿献策，暴露中国的黑幕，已无可置疑。

按其实当日中国政府无法申辩，今日时过境迁，一切都可以坦白交代。中国要动员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兵力以全国为战场，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和强敌作八年生死之战，可算是洪荒之所未有。亦即从秦始皇到宣统皇帝，过去没有过这种事情。这时候政府的权力只能扩大，不能收缩。而这时又没有适当的组织，后面缺乏支持它的社会架构。（如果有的话，则不会招致日本之侵略，而且杀进堂奥了。）

当头如何是好？只有马虎将就，苦肉计有之，空城计有之，也谈不上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于是长沙大火，黄河决堤，一切都来，只要能维持当前的局面继续抗战，不惜牺牲。史迪威没有查勘得明白，表扬中国精神伟大的百节虫，并非志愿服务，大抵都由强迫拉夫拖来。如果社会组织还没有进化到某种程度，使当中的动员设计都依数目字安排，则你继续赞扬老百姓好，斥责政府里的人不好，并没有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私下给史迪威供给情报的中国人，可称之为道德高尚。他们虽在战时仍不放弃人身道德之标准，理想主义可佩。可是也可以斥之为无骨气。明知大敌当前，被敌人俘虏则只有被砍头，或抓去被作为人肉靶子，也不顾及领导人和近身同事，以挖肉医疮的办法去解决问题，他们还去媚外求荣，只望将自己置身事外，很难令人同情。所以好与坏甚难分解。看你如何着眼而定。

说到这里各位免不得要问：难道是非全无标准以致公道不伸？

我要即此申明：这问题不由大历史而产生。实际上这是目前现况，写回忆录的，甚至写历史的各行所是，缺乏共通的观点。是非不明公道不伸，是一种极为危险的局面。我们提倡要放宽历史的视界，增进历史的纵深，正是要解决这当前的问题。

因为这问题牵涉到我的一生：我的前半生有了从前面与下层观察事实演化的机会；我的后半生志在事后阐释此中情节。并且和西洋史、日本史比较，正是我谋生的工具，衣食之所寄托。所以我确实花了一段时间，将这整个问题作过深切的考虑。其结论则是：

过去中国一百五十年的历史，是人类历史里一种极大规模的重新组织与重新构造，这当中很多事迹不能用平常的尺度衡量。至少我们要将它看作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扰攘的局面，进展到隋唐大一统的过程同样看待。其所以如此，乃是传统中国依赖“尊卑、男女、长幼”等等社会价值作寄托。这种组织不能在现代世界里存在。

从鸦片战争以来，重要的里程碑如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辛亥的民国肇造，不是个别不相关联的行动，而是一种长久远大的群众运动中的环节。外面的压力增强，中国的反应也增高，最后逼不得已将两千年来的君主体制也一概放弃。

民国肇造后的军阀混战已不可少。因为旧体制业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只有私人的军事力量可以暂时维系局面。在这过渡期间最为表现群众运动的革命性格者，无逾于“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已经看清革面洗心应从自己着手，士大夫阶级有了这样的觉悟，中国历史不能再倒退回去。

将一个旧社会推翻，重新创造一个新社会，采取一个“立”字的方式。

中国国民党在蒋先生领导之下，自黄埔建军以来主持抗战、废除不平等条约，使中国能独立自主，实在是创建了新国家与社会的高层机构，有如立字上端的一点一横。

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因着土地革命翻转了社会的低层机构，有如立字下的一长横。台湾方面因年“耕者有其田”的法案，也完成了低层机构的改革。

现今海峡两岸共同的注意通商，其目的不仅是增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而且是创造一个多元的社会，树立各色各样法治性的联系，使高层机构能反映到低层的需要，亦即充实立字上下之间的两点。

这样以商业体制作基础的社会架构，符合凡事都能用数目字管理的条件，构成永久体制，才全面地促成中国的现代化。这当然不是说，以后凡作史的人都要接受我的规范。充其量我也不过说出，我们运气坏，在这20世纪的末年，局势明朗，以前的纠纷，至此告一段落。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可以因此作大范围的综合。我的综合不足为凭的话，至少有实验性质。我欢迎读者修订我的历史观，但是希望向前修订，不要向后修订。

我们既已获得言论之自由，更要珍惜这自由，不要动辄以“翻案”的方式，将白解释为黑，将黑解释为白，那样子仍是向后修订，也辜负了今日自由之可贵。有人指出我所讲述的资本主义，韦伯没有如此说过，或者马克思并未如此说过，那也都是将我的历史观向后修订，那只能与时代相去愈远，不见得有出路。

我下面的提议是针对今后而言。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一段共识，认为今日历史上的前因后果已告一段落，中国近代史可以重新修订，这是一个极好的机缘，我们今后写历史，可以从下面这些步骤着手：

第一，我们应当继续搜集原始资料。

我自己在研讨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就得力于切身亲眼看到的事迹。这些事迹至今尚未见于笔墨。这样看来，书本遗漏的原始资料一定很多，过去我们不能讲也不愿讲的情节，通常对以后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举一个例：

我生长于湖南长沙，在20世纪20年代，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名叫李道阶，曾任湘西辰溪县县长。到后来他放弃乌纱帽，也没有奉准辞职，就率家逃回长沙。事后从我父亲的口里，才知道当地驻军的一个旅长，要他的女儿为姨太太。如果他不潜逃，就救不了女儿，看来县长的权威也无从支持他。

我父亲还有一个朋友，叫左国雍，是左宗棠的后人，20世纪30年代任浏阳县县长。当日本匪徒出没的期间，县政府抓到了三个嫌疑犯，经他草率审问，即都判死刑，准备立即斩决。那时候我母亲正作客于此地，就和他争论。她认为当中一个老头子痴呆懦弱，决无为匪之可能。固然我母亲的辩护完全凭她的印象，但是县政府的审讯也同样地缺乏实证。当我母亲和他再三争辩的时候，我们的“左叔”就很轻蔑地说：“看他这样子，活着算什么！”我母亲即顶着他说：“你自己活着算什么！”信不信由你，经她这场争辩，这老头子竟无罪开释。

如果我不亲身听到父母亲口述，我不敢相信这些事情可能在20世纪发生。又因为以后我研究历史，读过明朝海瑞所著《海瑞集》，内容提及他任淳安县令审案的详情，再看到瞿同祖所著《清代地方政府》（英文），知道县级政府，明清及至民国以来一脉相传的沿革，更因为我自己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法，确切地了解除了通商口岸之外，中国的民法、刑法行政机构只能随着社会转移。

除非社会有革命性的改造，财政税收经过一段突破，中国无从现代化。上述两个例子，也仍是传统中国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的简陋信条，维系原始式的农村组织无法适应于现代环境的一种暴露。我敢于武断地说这两个例子绝非单独发生。各位即看到鲁迅所写小说以及沈从文的笔记亦必有同感。

▲暗喻当时社会现状的《呐喊》

在这过渡期间军队里的情形，也至今缺乏翔实的报道。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夕整个的预算只有法币十二亿元，按当日汇率只值美金四亿，这是一个极小的数目。既要维持陆海空军，又要支持建设与教育，恐怕老早就捉襟见肘。抗战开始我们被驱入内地之后，国军所掌管区域工厂数，只有全国百分之六，发电量只有百分之四，如何生存？我在年当少尉排长的时候，每个月的薪饷只四十二元，在街上吃一碗面，即是法币三元。山上的土匪标价收买我们的轻机关枪每挺七千元，是我一个上等兵四十年的薪饷。

类似的情况又何止盈百上千。但是今日我们翻阅叙述当时情节的文字，只有一片“贪污无能”的责骂。其实一个官僚贪污无能，百十个干部竭尽忠贞。各位只要看到这幅图解，也可以不待争辩，了解贪污无能的责骂，不能符合情景；而且至今埋没的历史资料尚且汗牛充栋。

所以我建议赶紧广泛地收集原始资料，集结各种回忆录，过去很多禁忌，以及掩过饰非的地方，现在都可以不顾。中国以过去一百年的时间，将旧社会向前一推，至少也革新了三百年。这不可能所有的工具齐全，各种步骤合理合法，有了这种胆识，各位搜集的新资料必会打破陈腔滥调，而具有创造性格，读来有司马迁笔下慷慨激昂的色调。

第二，在整理各种资料时，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

中国人写历史重褒贬，历史家一定要把他笔下之人物，解释为至善与极恶，才算尽到了作史的宗旨。如康熙是圣明天子，万历是无道昏君。张学良是好人，蒋介石是坏人。这在旧时代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大致上一成不变，才勉强可以解释得通。同样办法要摆在今日地覆天翻、乾坤颠倒、伦理道德的标准要重新创造重新修订的时候，不仅不恰当，而且有时迹近滑稽。

班固作《汉书》又在书中加列《古今人表》列有古人一千九百三十一人，内中有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也包括孔门七十二弟子，下迄赵高、李斯，统由历史家班固将他们的德行人品按三等九则的方式，列入上上至下下。今日这《古今人表》唯一的用场，则是表现《汉书》作者的胸襟。今日若仅以道德不离口，亦只见胸襟窄狭。

钱穆先生作《国史大纲》，他一提到东汉末年三国鼎立的时代，各人都尚气节，但是钱先生也说出这是一种狭义的气节。亦即社会秩序已在转变，当事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虽敌对人物，仍用过了时的道德标准自行标榜，互相攻击。比较起来也与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发通电的情节，指斥对方为逆贼大同小异。

其实这种紧抓着道德名义不放的态度，也不尽止于中国历史家。巴黎大学初设法国大革命专门讲座时，首任专门讲座教授奥拉德（A.Aulard）即强调大革命时丹东是好人，罗伯斯庇尔是坏人。他的高足弟子马蒂耶（A.Mathiez）即将他所说的好坏翻了一个面，罗伯斯庇尔真心诚意地替小民造福，丹东贪污好货，态度游离，随时可以出卖革命。及至20世纪中历史家的眼光更为开放，很少的人仍旧拘泥于这种“好”“坏”的规范。以后接任这专门讲座的勒弗微（G.Lefebvre）更明白道出：“道德主义者必赞扬英勇，谴责残酷，可是不能解释事故。”

不急切地以道德的名义论断，并非主张摒弃道德不要，或者蔑视伦理。不过伦理道德是人世间最高的权威，真理最后之环节，一经提出即无争辩之余地，故事即只好就此结束，以狭义的道德写下来的历史势必将一段伟大的事迹，分裂为无数片段，读来时只有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于今邓小平又错。对以上各人公平与否不论，首先就否定了中国的历史。

我已经提及我们以穿草鞋、吃狗肉、衣不蔽体的部队和强敌抗战八年，即算没有凭自己的力量打倒日本，最低限度也将它拖垮，这不仅在中国历史里突出，在世界历史里也难能找到类似的事迹，而这样的情形不算。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其范围之大、程度之彻底，超过隋唐之均田，也抹杀不计。

而今台湾海峡彼此都尽力通商，十年、二十年之内，就使整个改观，从过去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地位，今日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一等国家。这种种一切艰难困苦、先烈死难的情形统统忽视，而只记得起某些人发了国难财，某些人受罪受得冤枉，那也真是能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了。

历史家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说及，写历史的目的无非将今人现局讲得合理化。如果有些人以他们窄狭的眼光写成的历史，说及各位的立足点都不应该存在，一味呻吟嗟怨之余，也不指示我们今后的出路，那也用不着和他们计较，《庄子》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于今电气冰箱早已问世，也是他们猛醒的时候了。

既然如此，我们在评论时务时，必要体会到前人的艰难。他们在内外煎逼的环境里，通常很少有不同的手段可供选择。那是我不同意于我的“左叔叔”左国雍的态度，可是当日社会情形如是，如果他不将犯人立即处决，则地方秩序无可维持，我不愿处在他的地位里一时一日。至今不得已将这段往事提出，仍是暴露社会现象，而不是在他身后批评议论他的品德。

第三，以宏观眼光看历史时，注重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所产生的作用。

简略说来，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一百年之内将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三百年。这种规模与长度，不是事前任何人所能筹谋与逆料。然则又不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大概首先有志之士受着环境的逼迫，采取革命行动，将社会上本来就不稳定的因素放纵。于是因着大规模的震荡，其他个人也随着加入。这广大的群众运动，因时就势，经过一段正反离合的阶段，最后才找到合理的解决。

我所说的创造高层机构，翻转低层机构，和重新厘定上下间法制性的联系，也和其他国家所经过类似之程序大致相同，详情已在我所著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里叙及。这全部经过，有如卢梭与黑格尔所提倡之“公众之志愿”（generalwill）所促成。既为公众之志愿，即不可能由领导人物独断。而且领导人物自己往往做了执行历史发展之工具。

比如说蒋先生定都南京，创造了一部分新型的军队和表面现代化的部队，而后面缺乏同样新型与现代化的社会架构去支撑它们。他蒋先生只能挺身而出，以一己代替应有的架构。所以旁人以为他是大独裁者，而现已公布他所记日记的一部分，即表示他自己有无限之痛苦，这种痛苦，不在乎对付敌人，而在乎对付内部。如果历史家不愿意背趋炎附势之名，去为领导人物说话，至少也可以把事实后面的非人身因素，拉出来检讨分析。

▲蒋介石戎装照

再举一例：年中原之战，因北伐成功之后，提议裁军而起。引起李、白、冯、阎组织一个反蒋的大集团，又有了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与西山派代表的右派的参加，双方动员一百四十万人，激战时冯军每日发射炮弹二万发，抗战时无此火力，战后蒋先生自己承认中央军死三万、伤六万，冯、阎军死伤十五万（上海《大陆报》10月13日），民间之损失，尚不可胜计。而且这距抗战只有七年，这样的穷兵黩武，最可能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可是破口谩骂，任何人都能，也无待于历史家。历史家之眼光不同于常人，乃是他们不沉湎于历史应当如何展开。首先事出非常，他们就应注意何以竟如是之展开，为什么几十百万的兵大爷愿意在这场合中作炮灰，内中也不可能净是利令智昏、毫无国家观念的将领，以及各级干部。今日我们当然无意于褒扬军阀，赞成内战，甚至不能武断地说当日这中原大战的情形完全无可避免。可是这事竟已发生，我们首先就要摒弃理想环境上的十全十美之解说，先将现实解剖得清楚。

这种战争，当然也表现人类的坏性格。但是并不只以中国人为然。英国内战时反对党把国王打败，马上就引起在议会里占主要地位的长老会徒和圆头党军中的独立派火并。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不得意的武士就怂恿着西乡隆盛出头，有所谓“西南战役”，西洋人称之为“SatsumaRebellion”。中原大战由北伐成功提议裁兵而起，首先就符合这种模式。

各位不要忘记，中国在专制时代，好像皇权无限，其实大部的威权，不过矫揉造作的仪式上之装饰，实际是对内不设防，以无数的小自耕农作抽税的对象，财政的收入极为微薄，各种严刑峻法也只能有选择性的、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执行。简而言之，这是一种消极性带防御性的政治体制，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一般迁就经济落后地区。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马上就要实施现代化的中央体制，必和地区间无数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同时中央所在的地区为江浙，金融经济比较发达，更被内地落后的地区嫉视。

严格说来，这时候新国家还未组织就遂，忠于国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另一方面中央集权抑压各地区保持他们现有的体制，倒关系各人切身利害，不仅是各人衣食之所寄托，也与他们尽忠于上官下属，与同僚袍泽共事的情谊一气拖连。各位不要忘记美国即在南北战争时—距今不过一百多年—很多美国人还以为忠于各人所在之州超过于联邦。各位也不要忘记，我刚一上台就说及中国军队里的向心力，并不是现代权利义务的责任感，而是传统的社会价值，也包括忠义等观念。

此外当日全国的识字率可能低于百分之十，农村里剩余的人手，不应募为兵，即落草为匪，在社会里很少其他出路。这种种压力，都使内战的可能性无从避免。

而且中原之战在中国近代史里也并不是全然的一个负因素。这次战事之前，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军各自为政，再加上东北军—他们可以和日本自办外交，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则联俄，经此一战之后，这些现象不再发现。原来国民政府的裁军计划是缩编全国的军队为六十五个师，全国军费不超过国家收入百分之四十。这计划如果实现，必采取精兵主义，可是后面缺乏适当的工业支持，社会条件也不够担任现代化的后勤，仍然不合实际，经过这一战之后，中央集权的方针部分实现。

国民政府在江浙地区的局势巩固，借此也废除厘金，实行关税自主。东北军入关，张学良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可是中枢的统一政策并不能全部贯彻。南京能够实际控制的区域仍不过黄河以南，近于北纬三十五度的地区。据宁恩承的回忆录（《传记文学》总三三一号），华北四省的工商业税捐，包括线纱、卷烟、面粉、工矿、印花等，虽名义上由中央统辖，实际特派员由张学良派，收入也由他径送华北收编各军。

冯玉祥经此一战之后，不再成为问鼎中原的力量，但是旧部如宋哲元、韩复榘仍有控制省区的能力，阎锡山与李宗仁也始终没有离开原有地盘。自是蒋先生控制的约三十个师，被称为中央军嫡系，外围用津贴的方式又维持若干省区部队，更外围的则只要他们名义上服从中央，更不计较。总兵力从北伐之前的一百四十万人，扩充至二百三十万人。以后因“剿共”战事又将中央的力量，推广到西南若干省区。这种新平衡的局面，亦即是抗议开始时的阵容。

这样历史性的发展，一方面与过去创立朝代的情形相似，有如唐朝与宋朝的统一，都经过相当的反复。另一方面也与抗战的局势衔接。长期抗战的决策，就是利用中国的人力和敌方拖，只有这样的阵容才能构成一个泥沼。如果坚持精兵主义，一定要和对方势均力敌，反而只有门面，缺乏纵深。

所以蒋委员长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上层机构，不能使下端整齐划一，有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因革在，这也就是我主张重视非人身因素的由来。

第四，大历史的逻辑必与当事人的逻辑不同。

以上这种情形不出于蒋委员长的本意。所以他本人的期望将军队缩编为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总人数不出八十万的计划始终没有实现。西安事变之前，他还希望将对日战事延迟三五年，以期待空军的发展能接近于对方。这种计划也被打破，所以纵是英雄，必受时代的限制。

我始终提倡蒋介石替中国创造一个高层机构，毛泽东翻转社会上的低层机构。起先只有我一个人如是说，还不能十分自信。去年我从故宫博物院秦孝仪先生那边借来一部分资料，内中节录着蒋先生一部分日记，内中有一段，说及：“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着。”（年2月5日）“瞑眩瘳疾”出自《书经》：“药勿暝眩，厥疾弗疗。”亦即是说，这种病已深沉到这程度了，除了冒至大之险，采取这不符常份、不合逻辑的办法之外，别无他法，可见得他的决策，由时势逼成，并不是预先构成计划，以后按着一步一步地做到。

对极端崇拜蒋先生的人讲，我这样的解释，不可能对蒋先生的声望减少一分一寸。去年我在中国电视台就曾讲出，年我在蒋先生的军队里当少尉排长，手下只有三十六个兵，我常常因为统御经理的事情晚上睡不着觉。而他蒋委员长胆敢带着三百万到五百万这样的兵，和日本作战，一打就是八年。他的精神与气魄，我想象都想象不到。

可是蒋先生与毛先生活动于20世纪的前半期，他们彼此的事业都已在世纪的中期达到最高峰。他们和历史过于接近，没有我们看得真切。而尤其他们没有看及身后又一二十年多余的纵深，所以他们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只有我们后人才可以综合判断。

中国在20世纪的问题实有双重性格：一方面除非建立一支新型的海陆空军，否则不能救亡图存，并且设计一套新型的财政税收系统，以合法的姿态取得外强的承认，否则不能得到国外的支援。这一套工作只能从现有的资料着手，有如中原之战，其目的不外是消除对方的抵抗，把他们收编过来，而不是彻底歼灭。即是利用保甲制度，也仍是迁就于过去社会之环境与习惯。可是另一方面若是下层机构仍是因循不改，也仍只能依人行事，永远不能产生新生的力量。

这两套工作，任何一套就使参加的人一生劳碌未尽，偏要同时展开，既互相支援又互相冲突，既前后连贯又互相重复。而需要两种不同的革命理论，牵涉了相反的外交政策，发动了两种不同的组织，终于造成了两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所以国、共两党，团结之后又分裂，分裂之后又团结，有内在之原因。

蒋先生制造新中国高层机构的情形，已由毛泽东述及。毛在年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提及国民党“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时代之军队，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毛泽东没有想到，这几句话是他给对手蒋介石莫大的恭维。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庞大无比的军队，后面当然也要有一个政府去操纵它。即使这高层机构不尽符合世界标准，也是以前之所无，所以蒋介石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创造性质。

▲伏案写作的毛泽东

年中国共产党也刊印了《中国共产党党史大事年表》，初版即印了五万册，内中说及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伤亡二千一百万人以上”，内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伤亡指战员六十余万人，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六百余万人”。那么其他约一千四百余万的伤亡数，势必出自国军和国军后方的民众了。

今日敌对的意识既不存在，历史家即不妨将双方活动的实况拿出来讲解。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处，即是他们利用国民政府的上层机构，他们不另制造如是之机构。因之在抗战时及内战时，整个地放弃城市文化，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因之他们可以全力去翻转制造一个新的低层机构。据专家估计土地改革期间牺牲了颇多人命。但是新的低层机构，完全由下向上构成，为中国历史之所无，所以也具有创造性格。

据参加这运动的人说及土地改革期间的低层机构，最核心的组织为贫农团。由贫农团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扩大而成村民大会。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经过这三层的审核，任何一层不通过即不能入党，或者要送到特殊的训练处改造。

虽说今日这样的情形已逾四十年，而且即当日酝酿时即有一段矫揉造作，但是中国的传统乡镇保甲的组织，一向由下级承应上级的旨意办理，新中国的下层机构，至少已脱离传统的畴范。即算今日的人民公社不复运行，而大陆的乡镇工业勃兴，仍表示新的力量由下层突出，具体扎实。中国共产党党员五千万人，可能有百分之二十不识字，唯其如此，他们代表大陆群众的一个剖面，不容忽视。

至于这整个运动的长期动向，倒可以从侧面客观的条件看出，不可能是实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的共产主义。刘少奇说过，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的一种思想，现在看来中国农业刚有的一番整顿，工商业刚就遂，就想停滞社会上分工的发展，必无前途。但是大陆自年至年的三十年间之所作所为，倒符合于“战时共产主义”（war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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