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1

不知道年冬天，祖父离开丹城来到昆明，是怎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旧日相好安青的。事隔多年，昆明城早已面目全非，祖父当年在盘龙江边购置的房产也几次易主，曾经生活其中的安青早已不知去向，但是这并没有难到我祖父。安青说，她当时刚刚退休，有一天早晨外出买菜回来，竟然在门上看到我祖父留下的纸条，惊得手中的菜全掉在了地上。安青的吃惊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没有任何消息，她早已接受了我祖父不在人世的现实，而对于一个亡灵的突然来访，没有人能够做到真正的处之泰然。

“幸好是你祖父先留下了纸条，”安青笑了笑说，“要是回到家里突然看到你祖父宁国强站在门口，没准会被他吓疯！”

“当然，你祖父不会那样做的！”安青又说。

在安青眼里，我祖父宁国强是这个世间最体贴入微的男人，直到她的晚年，安青依然把与我祖父相遇相识看成是一生的幸运。

我想起了祖父那一年来到我们家的情景。说实话，我很难将我见到的祖父，与安青保留的照片上的那个人等同起来。时间和命运是两把雕刻刀，祖父在它们的合谋下，早已面目全非。

但是，对于几十年来一直惦念着祖父的安青，祖父的再度出现，对她来说真是悲喜交集。安青说，我祖父留下的那张纸条，被她小心放在钱夹的内层，接下来的那天夜里她一夜未眠。那时，安青与查老师早已分床睡，整个夜晚，她不时扭开床头的台灯，拿出钱夹，借着光线一遍遍看我祖父留下的纸条，就像一个怀春的少女对待心仪的男子送来的情书。

那个夜晚对安青来说，注定是个不眠之夜，失真得都让安青感到虚假。借着床头的台灯，安青又偷偷翻出了祖父的照片，但是当她再次查看纸条时，她发现上面的字突然变得陌生，仿佛都成了不认识的字，以至于天快亮的时候，安青已经怀疑钱夹里藏着的纸条是不是我祖父写的。不能怪安青疑神疑鬼，而是祖父几十年没有任何消息，突然又离奇出现，让人觉得不真实。

安青说，等她确信还是宁国强写来的字条，她又才又放下心来。对于纸条上的字迹，安青说她实在太熟悉了，面孔会随时间苍老，笔迹不会。接下来的那个上午，安青一直生活在紧张和不安中，她曾经在卫生间，面对墙上的镜子，仔细审视自己的脸。三十多年的时光对一个女人的改变是巨大的，安青说，她当时是既迫切地想要见到我祖父，又害怕见到。

2

年冬天，昆明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一早起来，安青就盼望着能够早一点到南诏旅店，见到我祖父。坐在自己卧室的床上，透过床脚墙上的那扇小窗，能看到外面铅灰色的天空。临近年底，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了。往年，南下的寒流抵达滇中腹地时已是强弩之末，往往只冷上那么一两天，昆明城又会天空蔚蓝阳光灿烂。但那一年不一样，南下的寒流没有停下脚步的迹象，它们继续向南。天气已经阴沉了几天，到安青要去与我祖父相会的时候，终于有细碎的雪粒从天空飘落。

雪从上午开始下，越下越大，到了中午，当安青步行到拓东路的时候，雪已经下了半尺深。街道两侧的银杉树不耐冻，根又浅，积雪落在浓密的枝叶上，让树枝难以支撑。从街上走过，不时能听到身后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街边的电线被砸断，公交车已经停开，整座城市一下子退回到了农耕时代，但同时也成为一个巨大的游乐场。满街都是打雪仗或堆雪人的，他们奔跑和追逐着，也有人各怀心事，安静地走在积雪的道路上。

安青告诉我说，祖父与她约的见面地点，是拓东路的南诏旅馆，那是个门脸很小的旅馆，街道办的集体企业，毫不起眼。旅馆的服务员查了住宿登记本，说没有宁国强这个人。安青不相信，她把登记本拿过来仔细看了几遍，都没有找到宁国强的名字。

“我那时还不知道你祖父原来叫聂保修！”安青说。

站在服务台外面，安青失望地望着门外纷飞的雪花，幻想着祖父这时能够从远处走过来。“我不死心，”安青笑了笑说，“又从钱夹里抽出你祖父写给我的纸条，递给了服务员，她接过去看了又看，一脸的困惑，说南诏旅馆应该就在这里！”

“那个时候还没有身份证，住宿的话，凭的是工作证，或者介绍信！”安青说，“服务员后来告诉我说，前天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住了进来，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问服务员，那个人是不是右手有些残疾？服务员想了想说，好像是，还告诉我那人住在里院二楼，上楼梯左手边最后的一间！”安青说。

穿过服务台旁的甬道，里面是个四合院，天井的左右两侧，各放置一口巨大的水缸，天气的确寒冷，水缸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上面覆盖着白雪。安青说，她刚走进里面的院子，就感觉我祖父住在里面。

“你祖父是个相当严谨的人，说住在南诏旅馆，就一定不会错。”安青说，“地上脚印杂乱，不知道那一行是你祖父的。我沿着楼梯走上楼，年久失修的木楼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你祖父的房门关着，我敲了敲，没有听见里面有任何声音！”

四合院天井上空，雪花飘落，寂静地掉落在天井里，安青有些失落，站在二楼的楼道上，望着四合院的入口。

“与你祖父分开的那几十年，”安青感叹，“好像是生活在一个长梦中。”

“你祖父就是那个时候突然回来的！”安青说。

3

此后，每当我在冬天的夜晚，凝视着祖父身穿上校军服的照片，我常常会想起年冬天，祖父从故乡丹城失踪之后，跑到昆明见安青最后一面的情景。想象弥补了我不在场的遗憾。安青说，当时她站在楼上，看见一个人从外面进来，身体消瘦，黑色的棉衣上落满了积雪。

是我的祖父聂保修。他站在天井里，注意到了二楼的回廊上有人，祖父抬着头望了望，迟疑了一下才轻轻叫了一声：“安青？”

安青告诉我说，尽管隔了三十多年，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苍老的祖父。

“他看去太老了，身体又瘦又黑，还满脸的皱纹！一看就知道吃了许多苦！”安青说着，眼睛湿润起来。

那天夜里，安青没有回去。作为查老师的续弦，我不知道在她与查老师数十年的婚姻生活中，谈没谈到我祖父。事实上，从上午的时候离开家步行到南诏旅店赴约，安青就做了不回去的准备。她告诉我说：“三十多年的时间没见，我与你祖父有太多的话要说！”

在拓东路那个叫南诏的小旅馆，祖父将一生的秘密向安青和盘托出，包括他什么时候加入组织、他的上线、他的家庭和孩子、他为何在年初失踪，他的原名叫聂保修而不叫宁国强等等，祖父都告诉了安青。

“没想到你祖父的人生会如此复杂！”安青说。

“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是地下党，”我对安青说，“我的父亲多年来一直都不愿意原谅我祖父，认为是我祖父影响了他的一生。”

“你祖父或许有他的难处！”安青平静地说，“我相信他当年不是有意向我隐瞒那些事情，而是组织纪律不允许！”

“是！”我说，“年底，我祖父刑满释放回丹城之前，我们全家都以为他早就去世了！”

“年底，云南和平解放，不久以后你祖父接到任务要返回部队，可一去不回，”安青说，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去缅甸，我专门问过他，可他说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让我至今没有弄明白的一点是，如果当年祖父不辞而别，已经做好了离开丹城就不再返回的打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给安青留下他在丹城的通讯地址？在那封安青写给祖父的信上，收信人的地址是丹城文教局，收信人是我的父亲。这会不会是我祖父到了昆明以后，又有所犹豫，从而留下一条线索，让我后来可以按图索骥，找到安青，也找到他所经历却又无法面对的一段时光？

真的无法知道祖父的真实想法。

我很遗憾父亲当年收到安青请他转交的信之后，没有及时与安青联系，否则他可能提前找到我祖父失踪后的线索。尽管那封信寄到我父亲手里时，我祖父已经离家出走，但我还是觉得，如果父亲早一些相信祖父曾经肩负神圣使命，为了理想深入虎穴，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他们父子的关系会得到改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发现，当我父亲发现我祖父的确有可能是地下党以后，他其实对我祖父怀了深深的愧疚。

父亲的一生，活得谨小慎微，他怎么会想象得出，祖父会有藏得如此深的身份以及曲折的经历？

4

祖父离开昆明时，给安青留了一个包裹，用一个大牛皮纸口袋装着，看上去陈旧、暗淡，散发着一股陈腐的气息。打开之后，是数十封内容完全不同的申诉信，用复写纸誊写的，原件已不知去向，估计是寄给了有关部门。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两年，祖父不停地向组织申诉，说他不仅不应该坐牢，还应该享受离休待遇。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故乡丹城做了一名历史老师。因为工作的原因，我采访过一个叫李茂的抗战老兵，他比我祖父小十岁，当我们一群志愿者提着大米和食用油去看望他的时候，李茂已是九十五岁高龄的老人，比我祖父失踪时的年纪大了二十岁。他对我们的来访感到既突然又警惕，当我试图从他那儿打听中国远征军的事情，老人缄口不言，我知道他的顾虑，就说：“您是打小日本的，是抗日英雄！”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李茂望着我们，片刻之后，他突然放声嚎啕大哭起来，我看见他用骨节粗大的双手蒙面，指甲缝里有着难以清除的污垢，那是底层生活的印迹。当时我就楞了，完全没有料到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还会像孩子一样伤心哭泣，他垂着头，一幅受难的样子，抽搐的双肩瘦削，在浆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服里伸缩，用目光就能触摸到骨头。等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老人的眉毛和胡子由于缺乏打理，就如同冬天地里的衰草，他的眼光直直地望着前方的墙壁，但我能够感觉到，他看到的是七十年前的那段抗战岁月。

“我不该参加国军抗日！”老人说，他的眼泪顺着满是沟壑的脸慢慢地往下流淌。而他的老伴，一个同样九十高龄的老妇人，用满是皱纹的脸贴着他的脸，她努力地微笑着，像是在哄一个在外面受到委曲之后回家的孩子。我后来才知道，抗战胜利以后，李茂，这个曾经的中国远征军战士，因为历史原因三次被判刑，一共在狱中度过了二十六个春夏秋冬。

而我祖父坐牢的时间是年至年，比李茂少了十二年。

与李茂相比，我不知道祖父是幸运还是不幸，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看待命运过余于残酷的安排。但我知道，他曾经作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西出缅甸作战。在祖父的申诉材料中，对此有明确记载：年3月8日，我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团副，跟随部队到达了仰光城北的同古。我曾经查过缅甸地图，却根本查找不到他所说的同古城，这让我对他申诉材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是我孤陋寡闻。后来，我在一本《从怒江峡谷到缅北丛林》的书中得知，同古其实就是缅南平原上的东吁。

5

年，位于缅甸中部的重镇曼德勒至仰光的铁路已经开通，同古城位于这两座城市的中间。那一天，当祖父所乘坐的那列满载士兵的火车抵达东吁郊外时，已近黄昏。三月的缅南平原，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泛绿的稻田从铁路两侧铺陈到远方，点缀其间的一座座村庄在日暮时分显得格外宁静和安详。没有谁会料到，仅仅十天后，同古，这座宁静的小城会陷入重炮和飞机轮番的轰炸中。3月20日，也就是在祖父所在的部队抵达同古半个月后，在城郊的鄂克春村，我祖父的右臂被日军的弹片击中，一块蚕豆大小的弹片刺穿皮肤和下面的肌肉，卡在了他上臂的肱骨上。

同古战事胶着，日军的飞机炸断了铁路，远征军消耗殆尽的军需得不到及时补充，没有消炎药品，为了避免伤口感染，军医只好用电来为我祖父疗伤。那种疼痛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好在他的卫兵不知从那儿弄来了半瓶白酒让他喝了下去，军医是趁着我祖父酒醉，才替他完成手术的。

祖父的这段历史，我不止一次听到过。高一结束的那个假期，他曾经带我去看过祖坟。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半路我们两人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与我谈起了四十年前，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经历。我第一次听到戴安澜这个名字就是祖父告诉我的，“戴师长是个英雄！”祖父说，“曾经为坚守同古城立下过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全师上下均如此效法。”

祖父说，他当时的确是抱着必死信念的，哪里知道并没有战死沙场，而是负了伤。撤出战场的那天夜里，祖父说他看见鄂克春村外，用于阻止日军前进的森林大火正熊熊燃烧，火光映红了村庄上面黑暗的夜空。

祖父失踪多年以后，我曾经有一次去怒江。离开州府六库，公路沿着怒江一路北上。夏季，空气潮湿，狂怒的江水在身旁的峡谷中夺路而逃，传来巨大的轰鸣。在怒江拐弯的地方，转折的地方常常会出现几十亩或几百亩不等的沙洲，上面能看到傈僳族人家的房屋。也有更小的沙地，在山崖下，与世隔绝。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说，当年，曾经有失散的远征军士兵，在山崖下的沙地上住下来，那个时候曾想，祖父离开丹城以后，是不是也找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度过余生？

回忆起祖父出狱以后来到我们家不久，我偶尔会在夜晚惊醒，静寂中，偶尔会听到楼下的炭房里会发出难以控制的痛哭声，是祖父在哭泣。夜晚的哭泣声，尽管微弱，却让人感到凄厉，毛骨悚然。

父亲当年不理解祖父的悲伤，曾说我们接纳他已是仁至义尽。在父亲看来，我祖父没有养育过他一天，所以他也没有义务对祖父进行赡养。也许我们都误解祖父了，当年他的哭泣，以及垂暮之年不辞而别，除了他在亲人这儿没能感受到应有的关爱之外，也许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以及对他人难以倾诉的委屈。

安青也不知道，我祖父把那些申诉信件留在她那儿是什么意思，是替他继续申诉，还是留作纪念。年冬天，祖父离开昆明时，雪仍然在下，气温变得出奇的低，除了通往滇南方向还开有长途汽车，通往其它各州市都已停班。安青说，那一次我祖父从昆明离开的时候，她没有与我祖父再去照相，老了，照出来的相片看了让人心酸。在昆明东郊长途汽车站分手的时候，安青把她偷偷积攒下来的五十元钱和一百斤全国粮票塞给了我祖父。安青说：“一开始他拒绝，后来是看见我流泪了，才勉强接受”。

我曾经不止一次想象过祖父离开昆明的那个清晨，气温很低，天灰蒙蒙的，祖父上了一辆不知通往何处的长途汽车。透过车窗玻璃看进去，祖父坐在窗边，雪花缓缓地飘落，让汽车里的祖父看上去既虚幻而又失真。终于，汽车启动，带着防滑链的车轮，在车场的雪地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迹，我仿佛看见安青跟随着汽车跑出车场，站在车站门口，望着祖父乘坐的长途汽车远去，消失在街口的漫天大雪中。

：逃离

1

年12月16日夜，驻扎在城郊的国民党第八兵团，在完成对昆明城的包围之后，开始攻城。

战斗打响的时候，在祖父怀抱中的安青醒了过来，她听见院门被人叩响。“你爷爷都已经睡了，听见有人敲门，是咣咣咣的叩门声。你爷爷说是自己人来敲门，他从床上跳了起来，胡乱披上衣服就走了出去，很快，我就听见门吱嘎响了一声，又响了一声，院子的木门打开又关上。后来，我就听到有两个人在堂屋里小声交谈。”

“你祖父的声音大一些，另外一个人声音小，听不出来是谁，”安青告诉我说，“年冬天，再次见到你祖父的时候，他才对我说，那天夜里来通知他有任务的，是云南地下党的秘密交通员。”

“是黄敏文派来的。”安青说。

两人重逢的时候，祖父对安青解释说，当年，他曾是云南地下党潜伏在60军里的谍报人员。年，当60军被调往东北以后，他留在了60军昆明办事处。两年以后，就在60军起义前夕，在组织的授意下，祖父将60军即将在长春起事的消息透露给了中统云南调查局的人，获得信任，从而再次打入到了国民党第八军。我不知道是否是这些难以理清的历史，妨碍了祖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没能及时落实政策。

安青说：“那天夜里枪声一直哔哔剥剥地响，你祖父说有任务，就离开了家。其实那天夜里，是黄敏文派人来找到你爷爷，要他迅速返回部队，弄清围城国军攻城的兵力部署。”

年深冬那个枪声密集回响的夜晚，祖父是怎样穿过流弹织成的死亡之网，回到位于城南的巫家坝机场的第八军军部不得而知。原来的牧场，高原上的平地，滇池的水缓慢而坚决地渗透过来，让那块土地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祖父所在的部队，当时驻扎在巫家坝机场一侧的解家营，军部就设在村口的土主庙，战斗爆发的当晚，庙里人进人出，嘀嘀嘀的电台声彻夜未停。一周以后，眼看昆明城久攻不下，而驰援赶来的解放军二野四十九师，已抵达离昆明只有一百多公里的曲靖县城，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边纵九支队，也已经挺进到城南几十公里的昆阳一线，围城的国军第八兵团见大势已去，只好仓皇南撤。

我想象一支几万人的军队乱哄哄逃离的情景，想象夹杂在其中的祖父模糊的身影。春天即将到来，寒冬正在隐退，南部高山上的残雪即将在阳光的照射下融化，最终隐没于身下的土地。兵慌马乱的日子，祖父无法与黄敏文联系，只好跟随着南逃的国军，离开了昆明。如果可能，我相信他愿意留下来。大动荡的年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如流星，一晃而逝，这个世界再难找到它存在过的痕迹。因此，我愿意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也许是档案馆，也许是云南党史研究室那些积满灰尘的资料中，会夹杂着那样一张纸条，上面透露了祖父所在部队南逃的线路。那是祖父在撤离昆明的途中仓促写下的，棉纸上的字，明显出自左手的痕迹。难以受控的笔画，坚硬，直接，即使是到了需要转折的地方，也缺少应有的弧度，尤其是竖画，往往会被拉得很长，这使得他带给地下党的那张秘密情报，特征明显。

黄敏文在给祖父的证明材料中说到了祖父让人带来的情报。他承认，正是因为有宁国强同志传递出来的准确信息，我党领导的云南地下武装“边纵”，才将从昆明南逃的国民党部队阻击在了元江北岸。

2

祖父当年选择离开昆明，跟随国民党残军南逃缅甸时，究竟有多少是组织的安排，又有多少是自己的个人选择，已经不得而知。战争即将结束，是回丹城与妻儿共享大劫之后的天伦之乐，还是留在昆明与安青共度余生，也许祖父内心无比矛盾与纠结。尽管当时新的婚姻法还没有颁布，但一夫一妻已经成为组织成员的一条生活准则，面对生命中两个同样重要的女人，祖父不知道何去何从。

祖父想用一枚银元为自己做决定。手掌中的银元，泛着暗淡的光芒，我见过那种银元，一面是袁世凯的头像，头像上方从右到左，依次是中华民国三年字样；而银元的另外一面，中间是一只满帆的小船，两侧分别是圆壹两个字。祖父用食指捏住一枚袁大头的两端，用力一搓，银元在光滑的木桌上旋转起来，土漆木桌，光可鉴人，摩擦极小，快速旋转的银元有些晃眼，像一枚质地稀疏的银球。

与安青重逢的那天晚上，祖父对她说，他在解家营的住地，望着那枚旋转的银元，想让它替自己的去留做最后的决定：银元停止旋转倒扑在桌上，如果他看到的是袁世凯肥硕的头颅，那他就回丹城与我祖母过安稳的日子；如果看到是银元背面那条帆船，那他就会选择留在昆明与安青生活。祖父说，银元旋转的速度开始慢了下来，头像、船帆，头像，船帆，当银元停止旋转的时候，恰好从桌子边缘落下，他听到银元掉到地上的声音，可他弯腰搜遍了地下，再也没找到那枚银币。

几个小时之后，祖父跟着部队撤离了解家营。天还没有大亮，南撤的部队乱得不能再乱了，不停地鸣着喇叭的汽车、惊慌的马车、扛着武器疲惫不堪的军人……祖父所在的部队像惊蛰后一条慵懒的大蛇，笨重地扭动着身子，向南蜿蜒，消失在年深冬昆明清晨的雾霭中。

祖父告诉安青说，撤离的时候，偶尔有几声枪响从远处传来，尖利、刺耳，带着让人不安的气息。祖父还说，他的头疼得厉害，一周前的那天晚上，当他从家里往部队驻地赶的时候着了凉。有轻微的发烧，感觉头上的帽子变小了，仿佛越匝越紧，轻轻一晃动，就能感觉脑髓撞击在头骨上。

3

年春天，也就是在祖父失踪三十多年以后，我独自驱车顺着玉元高速公路去了元江县城。几个小时的车程，当年祖父他们走了好几天。汽车驶过元江大桥后，我在桥南端的空地上停下了车，顺着左边的一条土路，爬上了桥旁的一座山冈。站在那儿，能看见山脚的红河自西向东而来。这条发源于云南大理巍山的河流沿山势一路浩荡流往东南。后来我查阅过这条大河的前世今生，发现它在云南境内有着川剧变脸一般的名字，就像六十多年前社会大变革时期，祖父所扮演的角色。最初，它在发源地巍山县的襁褓中称为额骨阿宝，彝语父亲河的发音；进入滇中腹地的楚雄地区以后，它称作礼舍江；而在云南的玉溪南部，人们把它叫做元江。此后，它才有个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名字：红河。

隔着落差极大的河谷眺望着对面，是蜿蜒的公路、陡峭的山崖以及江边红褐色的土地。大风吹过，带来河水流淌若隐若现的声音。有那么片刻，我仿佛看见数以万计的人影在河谷底部无声地厮杀。那是国共军队在大陆的最后一战。有多少生命长眠于眼前的这块土地，又有多少人的人生在此发生急剧转折。身穿国军上校军服的祖父在我的大脑里清晰起来，我甚至觉得自己，看见了半个世纪前，他穿越这条河谷之后远去的情景。

3月的元江县城，空气闷热而又潮湿，云南南部的坝子，县城四周种满了芒果，猪腰型、象牙型、半月型，成熟以后变得金黄的热带水果，散发着异香，弥漫在县城的每一条街道。住在元江县城的那个夜晚，我梦见了祖父。不过与其说是梦见，还不如说是我的幻觉。就在我睡下不久，我看见祖父从窗子外面进来，穿着照片上的那套国民党上校军服，面目慈祥，与我现在的年龄相仿，那情景更像是镜中我自己，穿上了戎装。我仰躺在床上，望着浮在空中的祖父，他在一点点变小，又一点点靠近。当他缩小到只有两寸照片大小的时候，我感到他像雪花一样，渐渐融入我的身体。

我确信自己是醒着的，只是浑身慵懒，不想动弹。我能感到我的十个手指，触摸到我身下的床单，甚至我无名指敏感的指端，还能感觉到纺织品的纹路和轻微的摩擦。不远处，有一个人正用竹笤帚，清理着大街上的垃圾，安静的小城，传来笤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我轻轻地把头转到窗户的方向，两扇窗帘之间，有一个V字型的豁口，外面的街灯照射进来，在我床头边的墙上，留下了一条逐渐变窄的光带，仿佛就是从我大脑中延伸出去的一条发光的道路。那一瞬间，我仿佛成了祖父，亲历了年跑到缅甸，以及十多年后，从缅甸潜逃回国的情景。

这种灵魂附体的事情，在我的人生中曾数次发生。

4

年初，跟随着部队进入缅甸的那个夜晚，祖父住在临江的一个傣族村寨里。竹楼上面四处漏光，竹篾的隔板色泽暗淡，弥漫着经年累月的烟火气息。过了午夜，大地退烧，气温变得有些凉，好在没有什么风。屋子正中的火塘已经熄灭，剩下白色的灰烬。从西双版纳打洛镇逃到缅甸，祖父跟随着一群身份不明的国民党残军，迈动着机械的双脚，穿行于遮天蔽日的绿色林莽中。日式军鞋或者美式军鞋踏在泥坑里，泥水溅在了他们皱皱巴巴的裤脚上。

部队里面有人感染上了恶疾，浑身发抖，狂燥，有人传闻是琵琶鬼附身！哀嚎声不时传来，让人浑身长满了鸡皮疙瘩。在前往缅甸北部城市大其力时，祖父跟随着队伍经过一个静寂的村庄。村口，骨瘦如柴的中年男人早已死去，他的尸体被绑在树上，有恶狗正扑在尸身上嘶咬。即使是有鬼魂藏身于男子的尸身，估计也已遍体鳞伤。夜里，祖父梦见了安青，如水一样的女人，用身体抚慰了祖父白天的恐慌。汉族地区生活的姑娘，摇身一变成了傣族，挑着一对秀气的箩筐，提着一盏纱灯，胯部左摇右摆，从夜幕中走了出来。风情万种的安青，无领的紧身衣服裹着窈窕的身体，饱满的胸部，圆润而细小的肩头，束腰和丰臀，让祖父从幸福中醒过来。

瘴气弥漫的缅北，巨大的阔叶林遮天蔽日，祖父穿行于林莽间，翻过一个山峦，前面是新的山峦，无穷无尽令人绝望的山峦。只有在森林的豁口，才能看到流云涌动的天空。从缅甸孟卡到景栋的路上，祖父的小腿肚中了一枪，所幸没有伤到骨头。天气越来越炎热，伤口化脓生蛆，那些或大或小的白色无脊椎软体动物，在浸透血污的沙布后面不停地蠕动，疼痛中夹杂着难耐的奇痒。

绝望的祖父没有想到，他这一生还有机会向安青讲述南逃缅甸的经历：因左腿的枪伤，祖父落到了队伍的最后。在缅甸北部茅邦树宿营的那天夜里，不知是谁盗走了他的那把德式格鲁手枪，等他醒过来的时候，身旁剩下的是一只三八大盖，虚弱的祖父发现，他浑身乏力，已经很难把枪平端起来射击了。

五月，稻子正在灌浆，空气中有一股清甜的味道，有一只长着绿黑相间花纹的蜘蛛在祖父身旁的稻草上结了一个圆型的网，一只水蝇在网上挣扎，它的一只翅膀被蛛网粘住了，另外一只翅膀徒劳煽动，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就是那只无望的水蝇，而天空中正有一张巨大的网罩了下来……

谈及刚到缅甸的那段经历，祖父告诉安青说，有几次，他已经把枪管塞进了嘴里，用右脚的拇指扣住了扳机，只要一用力，就一了百了。可他终究还是下不了决心。两天以后，果敢土司救了身陷绝境之中的祖父，短暂的交谈后，土司发现身体羸弱的祖父，竟然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混乱的年代，有枪便是草头王。祖父在昆明陆军讲武堂的学习经历和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生经验，让他在士司府获得了一个军事教官的工作。二十多个学员，与祖父一起住在士司府，每天早晨跑操，练习拆装枪械，到附近山林里学习射击。

无法与国内的组织联系上。但祖父相信，只要组织知道他到了缅甸，就一定会派人来与他联系。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后来，在大坪农场看电影智取威虎山，祖父说，这两句接头暗号又让他联想起了在缅甸长达十多年的流浪经历。在土司府养好了伤，祖父最后又回到了国军在缅甸的残部。刚刚逃到缅甸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那些走投无路的国军残部能存活下来，并会慢慢做大。身经百战的军人，在生存的压力下爆发出可怕的力量，狼奔豕突的士兵，让缅甸政府军望风披靡。

在缅甸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以后，祖父开始尝试着联系组织。有一段时间，每当有陌生人在身旁出现，祖父都会用奇怪的眼光打量对方，怀疑对方是组织派来的人，但从来没有人来与祖父接头。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些南逃到缅甸的军人，有不少找了当地的女子结婚，只有祖父孑然一身。他跟随部队不停的征战，扩充人马，抢占地盘。然而好景并不太长，随着国民党残军在缅甸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也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年，束手无策的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告，台湾方面承受不住压力，决定将滞留在缅甸丛林中的部队撤至台湾，无数的人各奔东面，有人选择去了台湾，有人选择留了下来。

祖父最终没有选择去台湾，也没有选择立即回国，没有组织的指示，祖父无所适从。等祖父决心要离开缅甸回国的时候，十多年的光阴一晃而过，他几乎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潜伏身份了。

（待续）

赞赏

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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