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在身上的贵州

在经历了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的服饰习俗，虽然整体上的相对稳定性和传承性并未大变，受到同时代满人和汉人的影响不大，但还是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细节的变化。

在现存有关清代贵州的古籍中，有较多各民族服饰情况的记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乾隆《皇清职贡图》卷八中贵州各地“苗夷”的“衣冠状貌”图文八十四幅；嘉庆年间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以及由此而出现的一系列抄本（后人称为“百苗图”）等。这是十分宝贵的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服饰图像资料。

“改土归流”过程中，清廷以强大武力为后盾，强迫“苗”人（在古籍中这是泛指，并非指今苗族，下同）改发式、改服饰、改姓名，绝大部分的“苗”人宁愿举寨、举族迁徙他乡，逃进深山老林，以保存自己的包括服饰制式在内的传统文化。

因此，直到嘉庆（——）年间，在贵阳、大定（今大方）等处，“花苗”的服饰，仍然是“衣以蜡绘花于布而染之，既染，去蜡，则花纹似锦。衣无襟衽，掣领自首以贯于身。男以青布裹头，女以马尾杂发，编髻大如斗，拢以木梳”；遇跳月期，青年妇女必盛装参加，首饰多用白银作成。他们习惯于在胸前加一特别经心做成的绣件，作为纪念，有重叠到一二十层的，可说明本人已参加跳月年数。

在铜仁府（今铜仁）的“红苗”，“衣用自织斑丝，男椎髻，约以红帛。女戴紫笠，短衣，绛裙，缘以锦，垂带如佩”；在黎平、古州（今榕江）等处，“黑苗”的“衣短，尚黑，女绾长簪，垂大环，衣裙缘以色锦，皆跣足”；在镇远府（今镇远），“黑苗”中的“生苗”（在古籍中，指的是“不纳粮当差、不醒汉语者”），“男女俱挽髻向前，衣概左衽。男不穿裙，女不着裤，衣仅齐腰，缠手裹足。布悉用青，……富者，男裹半装，网巾簪，用尺许挖耳，女人额边耳环、梳篦，以及项圈，俱以银制。贫者否。男女跣足，间用草履，悉走如飞。天雨泥行，或用木屐，屐止木板，以足大指夹草绳而行；衣悉尚单，虽严寒不易，至五六十岁始有穿袄者。”可见当时少数民族中贫、富人群服饰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在贵定、龙里等处的“白苗”，则是“男科头赤足，妇盘发长簪，衣尚白，短仅及膝……惟主祭者衣青”；在修文、镇宁等处，“青苗”是“衣尚青，……妇人以青布蒙首，缀以珠石，短衣短裙”；在贵筑（今贵阳）、龙里等处，“东苗”仍然“以花巾束发，衣衫短不及膝，妇人多服花布帔肩，繫细褶短裙”。有一首清人的《蛮峒竹枝词》，对此有生动形象的描述：“丁香耳坠作连环，布额条条鬓发具。腹背两边背刺绣，胸前一幅挂银耳。”而在平越（今福泉）、清平（今凯里清平）等处的“西苗”，仍然“衣尚青”；贵阳、安顺等处的“补笼苗”，则“衣尚青，以帕束首，女青布蒙髻，长裙细褶多至二十余幅”

在陈浩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有关“苗”的图文有三十多条。若与官方的《皇清职贡图》中的记载相互参照补充，对两者同一称谓的族群的服饰特点，就可以得到更为丰富的认识。

在“百苗图”各种抄本的图版中，对花苗裙装的描绘颇为传神，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带花边的短褶裙，裙褶细而密，并经过定型工艺的处理，质料比较厚重。花裙边的花纹应当是织造或刺绣而成。虽然各种抄本对花苗妇女衣制的描绘存在差异，但图幅中所绘花苗穿贯首衣，与康熙《贵州通志》、乾隆《贵州通志》中“花苗”穿贯首衣的记载是相符合的。时至今世，分布在贵阳地区的这一苗族群体中的妇女，盛装时穿着的仍然是贯首花衣。“花衣彩袖”是“苗人”服饰的又一重要特征。正如清人田雯所说：“裳服先用蜡绘花于布，而后染之，既染，去蜡则花见。饰袖以锦，故曰‘花苗’”。苗瑶族群喜穿五色斑斓之衣的事实，早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就有“阑干斑布”的记载。传至清代，无论哪个支系的苗族，其衣饰仍然崇尚繁富的纹饰，只是各自纹饰的图案构成、色彩配搭、纹饰部位各不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也并非固化不变。作长时段观察，就会发现“苗人”的服饰，到了清代，出现了某些自发性的变迁。这突出表现在男子服饰上。例如，生活在平伐（今贵定）的一支“平伐苗”，在明万历郭子章的《黔记》中，“平伐司男子被草衣短裙，妇人穿长桶裙，绾发”；到清康熙年间，田雯在《黔书》“苗俗”中，记载还很相似。但到了清中后期的贵州史籍中，便常可看到“渐染华风”、“服饰与汉无异”、“男子衣服同汉人”、“衣服略与汉同”等记载。清廷在乾、嘉镇压了少数民族的起义之后，在其直接控制的地区，被迫、强制性的服饰变迁屡屡发生。“发则不论生熟苗人，皆令薙之”，“男皆薙发，衣帽悉仿汉人，惟项戴银圈一二圈，亦多不留鬚者……近城女苗闲学汉装”。男子都将头周围的长发剃去，只留下头顶的发，挽椎髻于头顶，或梳辫盘头；而传统的大领左衽（或右衽）衣、“贯首衣”男装则几乎全部消失。但妇女的传统服饰，大领或大襟衣着百褶裙，或大襟衣配长裤，则无大的变化，并流传至今。

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清廷先后在“千里苗疆”设置了八寨厅(今丹寨)、丹江厅(今雷山)、清江厅(今剑河)、古州厅(今榕江)、都江厅(今三都)、台拱厅(今台江),总称“新疆六厅”，但当时各种文献中，如康熙、乾隆《贵州通志》、《皇清职贡图》及《百苗图》等书中，对“六厅”内族群的称谓出现诸多混乱，以致今侗族的先民，在这些史籍中被误称为“黑苗”、“洞苗”、“清江黑苗”、“黑仲家”等。从《百苗图》中可以看到，以这些称谓标识的民族形象，其服饰与今侗族并无大的差异。如其中第45幅所绘“天柱、锦屏二县所属”的“洞苗”：“男子衣着与汉人同。……女人戴蓝布角巾，著花边衣裙。（能）织洞帕，颇精美”，图中人物衣着的绚丽精美就是明证。此外，图中的男子头顶椎髻，穿的是合襟短上衣和宽档宽腿的半长裤，与清代汉人的削发梳辫、长袍马褂的衣着形制完全不同，而是明代的汉人服制。这说明“洞苗”男子穿汉人服装，最迟也是始于明代；到19世纪时的清代，他们沿袭的仍然是明代的汉装。第57幅所绘“清江黑苗”：“男人以红布束发，项有银圈，大耳环，宽裤子。男女皆跣足”。这一带受汉文化及苗文化的影响较早，穿褶裙、衣尚黑的衣着习俗，在前代的文献中则早有记载，因而变异较为突出。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北侗”地区。图中文本所记“未婚男子称曰罗汉，女子称曰老倍”，至今这一带的侗族仍然如此称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汉”们“喜著戏箱锦袍，汉人多买旧袍卖之，以获倍利”这一现象。从图中可以看到，一些“罗汉”正是穿着这样的明代汉人戏装来到歌场上，与“老倍”们穿着的民族服装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族际服饰文化的互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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