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野里的歌

　　 　　 　　 　　 　　 　　　卢　树

一、下乡到苍溪

　年3月12日是路楠上山下乡整整三十周年的纪念日。

　三十年前的这一天，作为北碚区的第二批下乡知识青年，路楠和许许多多的中学生一样，告别了亲人，离开了学校，离别了家乡，去遥远的川北农村插队落户。那时他刚满19岁。　

　出发那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树上嫩绿的新芽，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微微颤抖的朵朵鹅黄色的迎春花，小鸟吱吱喳喳的欢声笑语，无一不在告诉人们又一个春天正向嘉陵江畔的这座小城走来。

　离开家那天早晨，路楠的父亲作为“臭老九”，一早就出门与单位里其他的“臭老九”们以及“走资派”们一起“劳动改造”去了；他的母亲是澄江镇一所市立中学的教师，此时也并无多少自由；哥哥是年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作为“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黑线”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正在山东文登县的一个叫宋村的地方与他的同学们一起“摸爬滚打”，——接受部队的“再教育”；二哥在年8月重庆的大规模武斗中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弹片打中牺牲了；姐姐路嘉在3月2日已经随北碚区第一批上山下乡的队伍到南充专区苍溪县插队落户去了。送路楠去学校集中的是他的大姑妈及她的儿子和女儿，——他的表弟和表妹。

　　下乡的行李很简单，一口旧箱子装完了他的被子、蚊帐、衣服和几本书，以及火烙铁，螺丝刀，漆包线之类的杂物。当然，还有《毛主席语录》。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人手一册，其扉页上盖了鲜红的方印：

赠给

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革命知识青年

四川省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

一九六九年一月

　　从北碚乘公共汽车到了路楠的母校——重庆市第二十二初级中学（现已更名为“重庆勉仁职业中学”），只见校门前的公路上已有很多同学和他们的亲友先到了。从布告栏上得知，他将要到的地方是南充专区苍溪县元坝区唤马公社万乐大队第一生产队。

　　一些同学正围着唤马公社来接他们的于主任了解情况，而于主任也微笑着和那些同学们说着话。于主任穿着半新的中山装，脸色黑里透红，带着些许山里汉子的朴实、乡村干部初到城市的稳重和谨慎。路楠和几个到万乐大队的同学也围了上去，急切地打听他们想知道的情况。

　　“于主任，我们分到万乐一队和二队。从地图上看东河正从唤马公社流过。我们的生产队是不是在河边？”路楠问。

　　“你们哪……刚好就在河边上。你们的生产队还有木船和打渔船。热天你们随时都可以下河去洗澡呢。”于主任笑容满面地回答。

　　这个回答真让人满心欢喜——有这样的生活环境太让路楠他们几个游泳爱好者高兴了。

　　“于主任，听说第一年是国家给我们供应粮食，从第二年起就靠自己挣工分吃饭了。我们各人挣的工分够不够吃饭哟？”有同学问。

　　“国家的政策是这样的。如说够不够，那要看你咋个做了。象你们借（这）样的小伙子，勤苦地做，一年下来粮食是吃不完呢。”

　　从同学们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对于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大家都充满着信心，似乎什么样的困难都不在话下。

　　把学校一分为二的公路上停着一长串带篷的解放牌大卡车，那是送知青们到苍溪的车队。一些人已经把行李搬上了车，一些人仍然在和亲友话别；一些人大呼小叫的，好象只是要去参观一个什么地方；有人不言不语，心事重重，不知是对前途过于悲观，或是确有一个少年不堪重负的生活压力。

　　对路楠个人而言，虽然也知道不去不行，清楚边远山区的生活肯定没有在城市里舒服，但心里完全没有一点儿惧怕，他坚信自己不但活得下去，还能够在艰苦的山区农村锻炼自己的身体和意志。至少，远远地离开这个给他太多压抑、屈辱、愤懑和痛苦的生活环境，远离开这个充满政治狂热、阴险伪善、口是心非的“文明社会”，倒是一种解脱，一种幸运！只是父母还在这个被称为“家乡”的地方受苦……

　　就要出发了。路楠和几个同去万乐大队的朋友站在车厢的前端等待出发。这时母校的王小重老师和许光耀老师走来了。他们登上驾驶室的踏板，向同学们道别。二位老师一再嘱咐同学们要注意安全，要认真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劳动中努力锻炼自己……

　　看着王老师关切的目光，听着他谆谆的话语，路楠心里一阵阵地激动----自从大革文化命以来，到处都充斥着响当当硬梆梆的“革命”词语，司空见惯了那些轻蔑、敌视、怀疑的眼神。当时才二十几岁的王老师，却已在“文革”初期就因“血统”是“非无产阶级”遭受“无情打击”，致使双手残疾。读初中三年，王老师一直是学校游泳队的教练。他是路楠的老师，也是兄长。他对工作充满热情，对生活充满美好的希望。今天，他不顾还压在头上的“紧箍咒”，真诚地来为同学们送行，包括路楠这样的“非红五类子女”的学生，确实让人感到了人间的温暖，感到了久违的善良人性的美。

二、路边送行的妈妈

　　前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出发的时刻到了。在一片引擎的轰鸣声中，车队浩浩荡荡地向着北方开动了。没有锣鼓声也没有歌声，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哭声。

　　每个车厢右前端的一面大红旗在飘动，车上车下的人们互相挥着手，这些正值青春年华、正该在学校读书的15至19岁的少男少女们就这样告别了学生时代，离开了他们的家乡。

　　车轮在蜿蜒的公路上滚动着，扬起黄色的烟尘。看着强盗湾陡崖下那一片青青的小松树，路楠想起了年春天与同学们一起在蒙蒙细雨中把它们种下的情景。从车上俯瞰北温泉，荷花池畔又是桃红柳绿了；游泳池里漂着些枯枝败叶；公园里一个游人也没有。

　　从澄江镇车站经过时，他看见母亲站在观看车队的人群中，翘首张望经过的每一辆卡车。也许是车速较快，也许是烟尘弥漫，母亲没有看到路楠和几个同学正站在车厢的前端。他想叫一声却又犹豫了，他不愿意引起那么多人注意？不愿意让母亲见儿子远去而难过？会不会给母亲造成“政治影响”而有不好的后果？他向车后望去，见母亲还急切地在向每一辆经过卡车张望。

　　路楠仍然向着车厢后面望，澄江车站已看不见了，只见黛色的缙云山正一点一点地向后退。汽车一拐弯，前后左右都是不熟悉的景物了。再见了，家乡！再见了，重庆！

　　车队烟尘滚滚地逶迤前进。渐渐地，车上又有了说话的声音，一个男同学在默默地抽烟。凝视着呼呼飘动的红旗，路楠的耳边响起读初二时全班同学整齐洪亮的歌声：

　　“我有一个理想，

　　一个美好的理想，

　　　……

　　等我长大了，

　　要把农民当，

　　要把农民当。

　　种出棉花堆成山，

　　种出粮食装满仓。

　　养的猪儿肥又壮，

　　养的羊群满山岗

　　……

　　到农村去，

　　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

　　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

　　他们正在到农村去，就像歌曲唱的那样，但此刻却没有唱歌的那种热情、那种天真了。

　　对于爱唱歌的路楠来说，为什么会想到这些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此时它们似乎离他太远、与他的心情太格格不入。是因为长大了、成熟了？还是经历了“大革文化命”太多的苦难而变得“失去了革命热情”？变得庸俗了、堕落了?

　　反正，他绝对不会唱这种歌，他相信所有同学的心情都和他的心情差不多，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还会想到这些歌。

　　“哎呀！那个的铺盖冒烟了？”一声惊呼，使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车厢中间那一堆塑料布包裹的背包上。

　　只见一缕青烟正从那里一飘出来就被风吹散了。一阵手忙脚乱，发现青烟是从一个透明塑料布包裹的有粉红色小花被面的背包里冒出来的。一个同学用他的军用水壶向那背包上的一个小孔里倒了好些水才止住了冒烟。

　　“呜…呜呜呜”一个一年级的女同学哭起来。

　　突兀的哭声仿佛一根导火索，一下子就把车内的压抑情绪点燃了，车上的女同学全都哭出了声。

　　男同学们沉默着，没有人说话，路楠只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有两个男同学打开了那个冒烟的背包，里面已被烧糊了好大一片。

　　“我拿我的铺盖赔你。”抽烟的那个男同学低沉地说——他一直背靠右侧车厢板，垂着头坐在一个背包上。

　　路楠和几个同学一直站在车厢前端，任由那略带寒意的春风迎面扑来。合川过了，武胜过了。哭声什么时候平息的，他全然不知。看着一晃而过的树木、房屋，逐渐后退的田野、山脉，路楠不禁羡慕起它们来——我要去的地方比它们离我的家乡还要远得多啊！每当他看见嘉陵江的时候，一股亲切感就会油然而生——江水源源不绝地向着南方，向着家乡流去。

三、途中想起白居易

　　中午时分，到南充了，车队径自开进了南充师范学院。街上的人们默默地驻足观望这长长的车队，没有笑容，没有鲜花，没有标语口号。每个城市的青年都要上山下乡，千家万户的家庭都要经历这样的离别。

　　午饭是南充师范学校准备的，大家仍然象在学校住读时一样，一个大碗装了饭菜就解决了一顿饭。

　　南充市区在嘉陵江边的一片冲积平原上，街道宽阔，人口密度比重庆小。同学们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地漫无目的地闲逛。在一个文具店门前的摊位旁，路楠看见有几个同学明目张胆、毫无愧色地拿了一些作业本、铅笔和墨水之类的东西，没有付钱就扬长而去。摊主眼睁睁地看着，没有出声阻止，仿佛没有看见一样。他知道，这些重庆来的知青，都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有理”和“打砸抢”，惹不得。

　　确实，那些经历过混乱的部分同学，心里已经不把“明抢暗偷”、“顺手牵羊”之类的行为当一回事了。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过来问：“你们来了多少人？”

　　路楠想他一定是问今天到达南充的重庆知青有多少人，就说：“三百左右。”

　　那人一言不发地走了。回到南充师范学院，见于主任正独步校园。大家热情地上前招呼“于主任！”

　　此刻的于主任却有了几分矜持，他转过脸来，一言不发地看着路楠他们几个。见他那一脸的严肃，无人再吭一声，继续走自己的路。

　　“在我们学校时的笑容是假的，”路楠想，“到了南充就象这样，到了苍溪还不晓得会象什么样子！”

　　晚饭后有人提议找于主任“摆会儿龙门阵”，马上招致几个同学的反对。后来得知仍有同学去找过于主任，却连人影也没有见到。

　　第二天出发前，路楠同几个站车厢前端的同学在南充师院校园里掰下了几大枝盛开的桃花，把它们固定在驾驶室上方。

　　车队驶出南充市，继续向北前进。大家或坐或站，很少有说话声。有的人在看着经过的景物，有的人只默默地想自己的心事。烟尘滚滚，引擎轰鸣，被行道树挂破的红旗呼呼地飘着，那粉红色的桃花不时被疾风吹得掉下来。

　　沿途经过的乡镇和县城都破破烂烂、无精打采的。路过南部县城时，恰逢赶场。公路上人很多，路边各种店铺内外，到处都是挨挨挤挤的农民。

　　汽车在人群中艰难地移动，喇叭声此起彼伏。离开学校后第一次看到这么热闹的情景，每辆车上的人都在朝车下看。满眼都是一片青蓝二色，看不见赶场的农民有成色较新的服装。浑身上下的衣服，都打着补丁，而且多次洗涤后，衣裤全都褪色得厉害。

　　赶场的多数是农民，他们从四面八方的乡村走到这里来，用他们很有限的一点农副产品来作买卖，换了钱去买盐巴、煤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能有钱买点糖果、打酒或扯几尺新布就算“奢侈”了。

　　一捆捆的甘蔗竖着摆放在公路两边，前面那辆车上有人拖了几捆甘蔗上去；卖甘蔗的小贩跟着车小跑着，叫着，车上的人有的在大笑，有的作威胁状，有的以夸张的动作已啃起了甘蔗。再往前看，类似情景在好几辆车后出现。路楠所乘的车在后面，等他们车上的人也想如法炮制的时候，发现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回过神来的小贩们，已纷纷把自己的一捆捆甘蔗拖离了“强盗”、“土匪”和“棒老二”们的有效抢劫距离以外。

　　车过阆中，在等待用钢绳拖拉的汽车渡船把车队送过嘉陵江时，前面几辆车的同学送了几根甘蔗过来，路楠一边分享着这抢来的“胜利果实”，一边想象着江对面那一大片冲积平原上雾霭沉沉中的阆中古城是个什么样子。

　　“嘉陵江色何所似，

　　石黛碧玉相因依。

　　正怜日破浪花出，

　　更复春从沙际归。

　　巴童荡桨欹侧过，

　　水鸡衔鱼来去飞。

　　阆中胜事可肠断，

　　阆州城南天下稀。”

　　不知为什么，他竞默诵起了白居易的这首《阆水歌》。而身处的这“阆州城南”并无什么使人愉悦的美景。到处都是裸露着黄土的山坡，稀稀拉拉的几棵树和几蓬衰草，用几分“荒凉”来形容，倒比较符合实际。但是他毫不怀疑白居易老先生说的是老实话，也许在老先生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

　　“要是老先生看到此时此刻的‘阆州城南’，见一大群‘知识青年’快和地啃着别人抢来的甘蔗，他又会怎样来写景抒情呢？

　　也许老先生会连连嗟叹：“唉，夫子不饮盗泉之水哉……”。

四、抢军帽

　　让人失望的是车队并没有进阆中，只是烟尘滚滚地从城边开了过去。当汽车穿过一个石棱突现的简易公路隧道后，嘉陵江又出现在公路左边。

　　“苍溪到了！”有人大声宣告。

　　人人都向前面望，却看不到县城在哪里。大家肯定都明白：已经进入苍溪县境了。放在车头前的桃花，已被扑面的疾风刮成了秃枝。

　　公路边有块石碑，上面刻着“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嘉陵江处”，每个字的笔划都涂了鲜红的油漆，使人一见而生崇敬之情。

　　车队缓缓进了苍溪县城，然后又拐上一条支路，在县粮库的大院子里停了下来。

　　大家纷纷跳下车，活动四肢，呼朋唤友，使冷清的粮库一下子有了勃勃的生气。

　　精力旺盛的知青们又三五成群地走到了县城的街道上。这是一个小县城，徒步半个小时，就把全城走完了。县城的街，在嘉陵江边，有大概一里路那么长，其间又串通着几条小巷。城虽小，但历史却有几百年。

　　与老城独街几乎平行却相距百来米的是一条宽阔的土公路，有几幢四层或五层的楼房，它们是百货公司、五金交电公司、县医院和苍溪旅馆，它们形成了县城的中心。

　　在县粮库的院子里吃了晚饭后无事可干，一帮男知青又到了那条老街上。夜幕下的老街街灯昏暗，倒是沿街的住家户和小店铺那也不明亮的灯光给它添了些亮点。

　　“我们去抓军帽？”有人提议。

　　无人吱声。大家继续大步走。

　　一个本地人疾步超过他们，头上戴着一顶真正的绿军帽。一个同学跨前两步，伸手就把那顶军帽抓了下来。那人马上转身面对着他们，高声说：“你们要抢人哪！”立刻有个同学迎上前去，恶狠狠地说：“老子还要扁（打）你！”话音未落拳头已经举起。那人见状只好忍气吞声地走了。

　　接下来就是见帽子就抢——毡帽、毛线帽、蓝布帽，甚至还有一顶草帽。一个二十几岁的人坐在石阶上，见这一群知青走近便忙把他的旧毡帽摘下来揣在怀里。一个同学走上去命令他：“拿出来！”看着面前的凶神和后面一张张或漠然或冷酷的脸，那人无可奈何地慢慢交出了他的帽子。其实除了那顶军帽，对其余的帽子谁也不会有兴趣。

　　回到粮库那特大的寝室（空粮仓）后，大家推让着把“胜利果实”分了。这一次路楠不愿“沾光”，谢绝了同学的好意。他打开背包躺在地铺上，顿觉浑身舒坦，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了。

五、家在高山顶上

　　早饭后车队又出发了。大家都知道，今天每个人都要到插队落户的生产队去了。想到下午就可以在清亮的东河里划船，几个到万乐大队的同学不禁有几分愉快地为此议论了几句。在元坝，汽车靠人拉钢绳的渡船一辆一辆地过了东河以后，路楠发现除还在同行的四辆卡车外，其它的卡车都不见了。“那些车肯定是已经分路了，”有人说。无人再说一句话，随车颠簸着，听着引擎的轰鸣声，看着滚滚的烟尘。

　　在一个前不靠村后不靠店的公路拐弯处，四辆卡车都停下了，只听见一阵阵锣鼓声在公路边响起。路楠伸头一看，见一大群社员等在此地迎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他们穿着青蓝二色的衣裳，包着或白或黑的头帕，带着一些敞口窄底的大背兜和T字形的木棒，好奇地望着这一群“大城市来的学生”。把行李搬下车前，路楠和几个男同学都从那面被风和树枝弄得残破不堪的红旗上撕下一块红绸放进各人的衣兜——无人说话，仿佛这是一种宗教仪式。

　　于主任不知什么时候已从什么地方钻出来。见知青们已带着行李也站在了公路边，他扬起右手朝社员们大声说：“嘿！嘿！还敲啥鸡娃子啊！各队都喊哪，报各人的队名哪！”

　　锣鼓声嘎然而止，随即响起一片此起彼伏的叫喊声：

　　“彭城三队！”，

　　“红花二队！”，

　　“红金一队！”，

　　“群乐一队！”，

　　“金华…！”，

　　“…五队！”，

　　“…六队！”

　　……

　　看着那一声声高喊“万乐一队！”的、包着白头帕的精壮汉子，路楠快步挤过去说：“我们几个是到万乐一队的！”那汉子笑眯眯地看着他，这时同队的两个同学也跟过来了。路楠迫不及待地问：“我们生产队是在河边哈？”坚信会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

　　那汉子仍看着他，解释说：“我们公社在河边上，我们生产队在全公社最高的那山顶上。”

　　一听这话，路楠很是诧异，随即只觉一股怒气直冲脑门。“遭骗了，遭骗惨了！连老子今天下农村都没得一句老实话！”大脑中闪现着这样的话语。

　　他转身分开众人，几步跨到于主任面前愤怒地大声质问：“于老头儿你说，我们生产队究竟在哪里！”

　　“我，我说了的嘛，公社是在河边，你们的生产队在山顶上……”

　　居然还敢当面扯谎！“你个狗日的骗人！你哪阵说过我们生产队在山顶上？”话音一出拳头也直击对方胸膛。满腔的愤怒，满腔的委屈和多年压抑的情绪此刻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字（知）识青年，莫打人。”有人在劝。

　　“老子豆（就）是要打他！他是个骗子！”

　　于主任不说话也不还手，只是涨红了脸。总共不过两三拳就打得他脚一软往后倒，他旁边的社员及时扶住了他。

　　这时有同学过来拉住路楠的手说：“莫打了。算了。”

　　路楠渐渐稳住了激烈的情绪，走到接他们的社员们身边。

　　带来的行李或装进了背兜，或捆扎在背兜上。一车来的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被分散开，各自跟着背背兜的社员们向山野走去。

　　路楠拿过一个社员手中的套着红旗的竹竿，开始步行。沿着那些小路、大路、田坎路，弯弯曲曲、曲曲折折地走了一阵子后，路楠扭头往来路望去。公路已看不见了，视野里只是发黑的岩石、田间小路和绿色的麦苗。

　　“下乡了，现在真正下乡了。从离开公路那一刻起，我们就和‘城市文明’告别了，”路楠默默地这样想着。

　　与社员交谈时他才了解到：下车的地方叫张王，是另一个公社的地方；前面最远的那座大山顶上就是万乐大队。走了约一个多小时后到了一个高高的山崖边，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下面流淌着清亮的东河；河对岸有一些瓦房聚在一起，社员说那就是公社（当时人们都习惯把人民公社的办公机关所在地称为公社）；公社后面横亘着的大山的中下部是农田和房舍，靠山顶的部分是黛色的森林。

　　“我们今天就要走到那山顶上去。”一个社员指着我们正面的山顶说。

　　走下陡峭的山崖，乘上尾部高翘的黑色小木船，渡过缓缓流淌的清清的东河就到了公社。

　　一个乡村干部在公社门口的宽宽的石阶上接过路楠递给他的红旗后不无歉意地说：“我们借股儿（这个地方）就没给你们借多人（这么多人）准备个午饭，莫法呀！你们就各家在tiuxia(下面)底饭店去买了吃。”

　　路楠注意到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块长长的白色木牌，上书红色正楷大字：苍溪县唤马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

　　饭店的墙是用未油漆过的长木板拼成的，地面是凹凸不平的土地；里面摆放着五、六张简易却结实的木饭桌和一些长板凳；墙上贴了一张毛主席像和几张语录；店里光线暗淡却没有点灯，靠店门和它唯一的一扇窗户采光。

　　路楠和几个同学买了几碗面条端到门外吃。混合着麦麸的面条是用土碗盛的，碗里似乎没有油，只有盐是唯一的佐料。饥饿的知青们三下五除二填饱了肚子就去公社院子找到队上的农民一起向山顶的生产队走去。

　　现在同行的人除接他们的农民外，只剩下六个知青——万乐一队的江淼，舒欣，路楠；万乐二队的柳胜，梅观涛，汪小军。走了约40分钟，到二队的开始分路了。

　　“好了，我们就从借边走了。你们隔一晌又见得到面咯。”二队的一个农民说，那口气似乎在安慰路楠他们。

　　几个知青只是各在Y字形的崎岖小路上扭头互看了一眼，跟在本队农民后面继续奋力登山。又走了约一小时才到达万乐大队第一生产队。

　　“借些田土中（都）是我们队上底。”说话的人是李云财——在登山时路楠才得知他是队长。

　　走上几步石梯，进了一个院子，李队长把几个知青带到左边一间屋子，平静地说：“你们就住借儿。晚哈（晚上）有人来给你们做饭。我就住那边屋流（里）。”说着话他指了一下大门右边的屋子，然后就走过去了。

　　住宿的屋子里放了两张四川农村常见的那种大床，在它那低矮昏暗的木楼上还放了一张——用榫头把厚实的木板接成一个长方形的框架，再接上三、四块横木和四个床腿。床上已铺上了厚厚的一层干谷草。路楠解开自己的行李，把床铺整理好后，立即躺倒在上面。看着用木板拼得整整齐齐的天花板，他默默地想：“我们就住在这里了。以后呢？以后会怎么样，……”

六、生产队的批判会

　　很快安顿好，路楠拿出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广播。热烈欢快的歌声立即传了出来：“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象大海洋。伟大的导师，英明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革命人民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

　　这合唱声带给他对城市生活的回忆，而浮现在脑海中的大多是些令人痛苦的东西。此时身处这远离城市的高山上，他第一次明显地有了安全感。随后他跨过约一尺高的门坎走到院子里。左边正中的堂屋门前的街沿上有一个衣衫破旧的小女孩，她坐在地上一声不吭地不停地晃动着身体。看来一定是生了什么病无法或无能医治，她的亲人和其他人都已熟视无睹了。

　　“是哪家的娃儿呢？我要是个医生就好了。”路楠这样想着，感到自己无能为力。

　　院子里看不到其他人，他走向院子的大门，耳边还响着那“万岁万岁”的歌声。

　　这时江淼走来了。两人站在院子门外，朝着他们的来路。面前除了几块蔬菜地就是长着稀疏麦苗的梯田，公社被远处的山脊档住了，但它对面那横亘着的高高的山崖还依稀可见，再远处的景物就看不见了，全淹没在一片茫茫的烟雾中。而在他们的左右和后面，全是苍翠的针叶阔叶混交林。

　　他们站在那里看就要在此生活下去的自然环境，随意地摆谈了一会儿，眼看暮色渐渐浓了，两人就转回屋里去。

　　“老江，老路，”回头一看是李队长，“去给你们借点粮食。”他微笑着跟上来。说着就到了他们的住房隔壁门口。

　　李队长喊出那家的主人，说明要为三个知识青年暫借一二十斤大米，等知青们的口粮手续办下来后就还他。那屋主似乎有些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到里面一间屋里去搬了半背兜大米出来，称了十斤给李队长。李队长把米口袋提上，领着二人回头走几步就进了位于院子大门最左边的一间屋子。

　　“借就是你们的厨房。”李队长一边说着一边把米倒进一个约一米高的瓦缸里。然后他给我们介绍了各种用具的作用。其实那些菜刀案板柴刀斧头水缸之类的东西二人全都见过，甚至或多或少使用过。

　　其中有三样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新鲜的：半人高的T字型木棒叫“打杵子”，它的作用在来生产队的路上已见过了――爬坡时用它作手杖，歇气时用它撑住背兜底部以减轻人的负担；用约五寸宽的竹片围成洗脸盆大小的园桶又用细密的蚕丝网作底部的东西叫“箩筛”，它的作用是把用石磨磨出的粗麦粉，粗米粉或粗玉米粉中的细粉筛出来；与箩筛配合使用的是一个用两根约四尺长的光滑木棒相距七、八寸平行地用短木棒联接成长方框的东西，叫作“箩面架子”。二人只是认真地听着，不住地点着头。水缸里盛满了清亮的水，灶台边堆着干燥的木柴，一切都井井有条，看得出来队上为知识青年的到来早作了准备。

　　“李队长是个好人，”路楠心里这样对他作出评价。

　　李队长离开不久就来了一个结实的农村妇女。她熟门熟路地走进知青们的厨房，利索地洗锅淘米生火做饭。而三个1·75米以上的知青则象傻瓜一样并排站在宽大的厨房里看她有条不紊地忙碌，仿佛眼前的事与己无关。

　　“我是大队书记屋流（里）的媳妇子，”她坐在灶前有些腼腆地自我介绍，火光在她的脸上忽明忽暗地闪动着。

　　“借一晌（这段时间）队上叫我给你们做饭。你们城市的学生才到我们借山里来，一时还弄不惯我们借里的饭，哪里见过啊！说是你们城市里的饭食和我们借股儿不一样，我们又莫得个哪样，我又不会弄，弄得不好你们就原谅一下哈。”

听着这朴实真诚的话语，看着那火光映红的脸庞，路楠顿时感到心里淌过一股暖流――善良的山里人哪，你知道我们这些年在城市里过的什么样的生活吗？从物质上讲也许比你们丰富些；精神上呢，你怎么能明白呢？

　　“我们怎么喊你呢？”舒欣问了一句。

　　“借里的篾娃儿（小娃儿）都喊我幺妈，你们，……”

　　“我们也跟倒喊幺妈豆（就）是了嘛。”舒欣说。

　　“要得，”路楠和江淼附和道。

　　“那怎么好哟，”

　　幺妈不好意思地推辞。确实，看样子“幺妈”只比他们大七、八岁，但他们也想不出一个更合适的称谓来。

　　趁幺妈在案板上切菜时，路楠坐到灶前向灶膛里添柴。“我来烧火，”他说。

　　没想到这平常的一句话引得幺妈回头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然后一边切菜一边说：“我们这里说‘烧锅’，说‘烧火’是骂人的话，以后莫那样说。你会烧锅啊，可别烧着你自家了。”

　　“不得不得，”路楠回答，心里却在嘀咕：“‘烧锅’，新鲜！啥子骂人的话哟？”不好意思问，江淼和舒欣也没问。

　　饭菜都做好后“幺妈”就离开了。三个知青向她说了“谢谢”后就吃起来。米饭很好吃，菜却的确无可恭维之处。好在三人都不是挑剔的人，经历过苦日子，又有到农村吃苦的精神准备。上山下乡后在农村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顿饭就这样吃完了。

　刚吃完晚饭，听见院子传来“哐、哐、哐”的锣声，有人一边敲锣一边喊“开会了！到公房开会了！”

　马上有社员来到知青们的厨房喊道：“老舒，老路，老江，今晚黑开会，在公房流，我带你们去。吃饭了没？”

　　踩着不太亮的月光，感受着略带寒意的空气，三人随那个社员到了公房。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在一幢土墙瓦顶的房子前的地坝里，散乱地坐在或长或短，或高或低的凳子上。见三个知识青年来了，嗡嗡的谈话声一下子低了下去。有人给三人端来一张长板凳请他们坐下。路楠发现离他们不远处站着李队长，他面前的长板凳上放着一盏亮着的马灯。

　　“大家都坐好，开始开会了，”李队长大声说。

　　“毛主席说字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底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今天开会本来就是欢迎老路，老江，老舒到我们队上来。大家鼓个掌欢迎！”

　　地坝里立刻响起一阵不算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本来字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底再教育是个好事情，是听了毛主席底话，我们也欢迎。走个人户送个情在我们借里也是有底。我们生产队底字识青年下来才莫得两天，就有人送情送错了，送到了‘份子’手里，借就不是毛主席底教导了。毛主席说了革命要靠自觉，是你们哪一个送底就自觉说一下。”李队长说到这里就把目光转向我们三人。

　　会场上立刻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路楠不禁有些紧张――“份子”在这里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或“反革命”。原来这大山里不但有人情味，也仍然有火药味。怎么刚来就犯错误？仔细一想，除了队长和“幺妈”，他还不认识队上其他的人，也没送过东西给谁。心里顿感释然。他看看江淼和舒欣都是一脸无辜的样子。

　　他低声问江淼：“是不是你？”

　　“我还在想是不是你呢！”江淼没好气地说。

　　“自己说出来也没有啥。”有个社员说。

　　“不是我。”舒欣第一个表态。

　　“我没有送。”

　　“我也没有送。”路楠和江淼急忙跟着表态。

　　会场上鸦雀无声。

　　“蹊跷！可能是误会，”路楠这样想。

　　“你们都说不是你们，事实又确实发生了底。借块起（这样），”李队长对他旁边一个青年低声说了什么，那人马上跑进夜色中去了。

　　不大一会儿，那青年带着一个中年人来到会场。当他们站到离三个知青约两米远的地方时，路楠认出那个中年人正是他们住房隔壁借米给他们那个人。

　　“你指一下，是哪个。”李队长对他说。

　　那人迟迟疑疑地对着舒欣抬了一下右手说：“是他给我的。”

　　此时整个会场上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舒欣身上。那人走到舒欣面前，从衣兜里拿出一枚红色的毛主席像章递给他，舒欣迟疑了一下，把它接了过来。

　　“你回去嘛，”李队长对那人说。

　　“我，我又不晓得他是‘份子’，”舒欣委屈地大声为自己辩白。

　　“借下弄清楚了嘛就对了，”李队长说，“你们才到我们借股儿，人还没有认清楚也是事实，以后站（住）久了就弄得清楚了。大家再鼓个掌，对我们队上的三个字识青年表示欢迎！”

　　这一次的掌声就比刚才那一次热烈多了。

　　随后李队长说了一些队上的事，又与几个年长者就什么问题在当众交换意见。

　　三个知青呆呆地坐在长板凳上，听不懂李队长他们说些什么，也不关心他们说些什么。三人都不吭声，各自想心事。

　　“其他同学这个时候恐怕也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队开会吧？”路楠想，“肯定没得我们三个恁个恼火。”

　　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从云后面露出脸来，淡淡的月光洒遍这大山，也洒在开会的人们身上。

　　路楠不禁想起年初夏的一个晚上的情景：也是在这样的月光下，坐在这样的长板凳上，他和全班同学在校园中的一个院子里作初中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聚会。同学们热情满怀情绪高昂地齐唱《毕业歌》：

　　“阳光普照着平原和山岗，

　　歌声飞扬在祖国的大地上，

　　······敬爱的老师，

　　敬爱的校长，

　　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培养。

　　母校的荣誉我们一定保持，

　　你们的话语我们牢记心上。

　　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儿女，

　　我们决不辜负你们的希望。

　　我们象一群白色的鸽子，

　　我们有一双坚强的翅膀，

　　祖国需要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就展翅向那里飞翔！”

　　会议怎么结束的他全然不知，只随着人流往住地走。

　　“还不到三年，怎么就‘飞’到这里来了？！”他想不清楚，只感到瞌睡得厉害。

　　就这样，在初到山乡的第一个晚上，生产队就用一场批判会欢迎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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