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最后岁月，张仃隐居在京郊门头沟自己设计的石头房子里。此时，他已不再作画，也不再过问画坛的是是非非。凡是去拜访过的人，定能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位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静静坐在临窗的藤椅上，抽着大烟斗，沉思冥想，案几上放着的是一摞《鲁迅全集》。据夫人灰娃介绍，张仃经常喃喃自语：“还是鲁迅的好。”年5月，“张仃艺术成就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记者采访张仃，年近九旬的老人淡淡地说：“我一生做美术工作，整个都是由于社会的需要。特别是入党以后，党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从小就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种思想。”回顾张仃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为“祖国的命运”的奋斗中度过的。从“社会的需要”到“党的需要”，张仃慷慨地挥洒自己的艺术才华，奉献着自己的生命能量。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个人与祖国的命运有着一种神圣的关联性，寄托了他全部的理想与信仰。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人，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思想者，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综合体，冷峻与灼热，感性与理性，进取与虚无，希望与绝望，在他身上有机结合；启蒙者的鲁迅与革命者的鲁迅浑然一体。崇拜他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去理解和接受。那么，作为一位艺术家——与鲁迅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人生经历和性格气质的艺术家，张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与鲁迅发生精神联系的？风云变幻的时代之波，又是怎样影响、改变张仃的鲁迅想象？笔者以为，由于时代和个人气质、经历的原因，张仃对鲁迅的理解，思想与艺术两方面并不平衡。首先，张仃是以纯真的艺术家眼光看鲁迅的，鲁迅“不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的告诫，“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拿来主义美学思想，一直是他的座右铭；同时，张仃又是以革命志士的情怀崇拜鲁迅的，可以说，革命者的鲁迅在张仃心中占有决定性的分量。一张仃开始接触鲁迅的作品，时间应为年秋，那时他从东北流亡到北平不久，刚刚考入张恨水创办的私立北华美专国画系，年仅15岁。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少年一样，张仃很快成为鲁迅的粉丝。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鲁迅是叛逆与反抗的象征，从抨击愚昧黑暗的文化传统，到揭露当局的专制暴政，启蒙与革命互为表里。在那个人神共怒的时代，鲁迅的声音犹如划破黑暗的进军号角，对于青少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具体到张仃，除了时代与青春的因素，更有刻骨铭心的亡国离黍之恨。据张仃自述：北平冬天很冷，朝北的墙根常常堆着厚厚的积雪。看他终日苦闷，一位同学指着教室外的雪堆故意挑逗：“敢不敢？”张仃二话不说，一头扎进雪堆，久久不肯出来。还有一件事，他与另外两个声气相投的同学荆林、陈执中，歃血为盟，组成“战地宣传队”，赴山海关东北军驻地请愿，要求抗日，此举得到校方大力支持，校长张恨水亲自在《京报》上撰文宣传。遗憾的是，请愿未果，三人怏怏而归。正是在这种近乎疯狂的精神状态下，张仃放弃了令他气闷、一味临古的中国画学业，率性地画起漫画，抨击时政。其中有一幅《焚书坑儒图》，出现了鲁迅的形象。关于这幅漫画，张仃晚年这样回忆：“我用水陆画的形式画的漫画《焚书坑儒图》，把阎王画成蒋介石，下面是丁玲关在铁笼子里，鲁迅在路上跑，小鬼在后面追。”鲁迅的形象此时频频出现在左翼美术家的画笔下，其中多为头像或胸像，像《焚书坑儒图》中那样以漫画的方式，戏剧性的奔跑姿态，而且借用中国传统民间水陆画的形式，属于张仃首创。张仃创作《焚书坑儒图》的时间应为年下半年。是年5月，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于南京秘密监狱，坊间盛传鲁迅被当局通缉追捕的消息，风声肃杀。在这种时候作这种漫画，无异于顶风作案。初生牛犊不怕虎，此时张仃只有16岁，对画中的三个人，无论鲁迅、丁玲还是蒋介石，其实都缺乏了解。唯蒋介石，令张仃恨之入骨，理由很简单：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禁止东北军首领张学良抗日，导致东三省沦入日寇之手，三千万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是可忍，孰不可忍。张仃的革命表现，引起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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