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非典时期，柴静成为现场记者，二十多岁的她凭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参与到这场狙击战中。看到她对“非典”对最前线情景的描述后，才知道这场灾难有多么可怕，那时的恐慌又多么真切。今节选部分《看见》中关于“非典”的文字分享给大家，向所有不顾自身安危奋战在一线的救援人员，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1

进过非典病房的女记者

年4月17日，那时的柴静初到《新闻调查》节目组，正赶上节目组要做非典相关的节目，已经对非典好奇了很长时间的柴静立即决定，参与制作非典相关节目。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黄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说：“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毛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摄像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摄像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衣服里面。”

“有意义吗？”

“有。”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身进去的缝。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阴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水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色，褪色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床的床尾，一个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发着高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粗，脸上的肉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水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身耸动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吸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身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床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高，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床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迷，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日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白。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脱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脱。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裤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摄像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2

勿忘非典“天井”，警惕交叉感染

接下去，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4月12日，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4月5号开始，陆续有人感染，包括93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医院有93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62人中24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水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3

世界越冷酷，我们越滚烫

小编突然想到这几日在微博上疯转的一个视频：一位带着口罩的爷爷边走路边弹手风琴，这一幕就像电影一样——在满是疫情蔓延的城里，有位老人在拉“喀秋莎”，一种悲伤的罗曼蒂克，像是为大家祈祷着什么，又像是为那些灵魂默哀着，悠扬的歌声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缕阳光。

总有人在末日里唱着希望的歌，哪怕尘土飞扬，俩鬓斑霜……

评论节选自微博用户“菲鸡”视频

4

越是危机的时候，越是考验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企业转型的机会亦是无穷的，大疫亦是大机。正如陈春花老师说道：“在危机的时候，对业务结构做加减法，从而使得公司具有更有效的动态应对不确定性的业务能力，一旦机会来临，这种更加合理的业务结构便能让企业有机会与其他企业拉开距离。”过去有些企业的产品是鸡肋产品，嚼之无味，弃之可惜，那么现在你就果断的弃之。你现在不扔，将来很可能会被拖累。一些传统制造业，本来就卖不出什么价格，本来就非常困难，果断地转型，果断地进行重生。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将是一次推动。近日来爆出的一些负面现象，其实对我们抛出了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即中国社会在应对不确定性的“黑天鹅事件”面前，应该有怎样的状态，应该是一种怎样的氛围？在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在我们该去深度思考，如何真正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疫情总会过去，过去以后，需求就会爆发性增长，所以一定要加油，一定要挺住！

资料参考：《看见》，柴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次疫情，对所有企业都是一场倒逼》，王林

文字编辑：Am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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