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完春节，春生就被妈妈领着来到乡下。成为我们生产队的第四个知青。也是老三届的最后一个知青。由于我们都是投亲靠友“挂钩”来的，共同的理由；年纪太小，跟学校下乡走得远，家里人不放心。春生说，他还多一个原因；家里穷，走远了路费贵，家里负担不起。就这样，他就落户到这个七弯八拐，从未来往过的远房亲戚家。

　　春生姓刘，父母是重庆一家水泥厂的工人，父亲是正式工，母亲是临时工。兄妹五个，他是老大。母亲有心脏病，本来一直没工作。后来厂里看他家困难，才安排她去单工宿舍值班室当门卫。母亲小心翼翼的，守着这个得来不易的工作，生怕出点啥子差错被辞退。这次送春生下来，只歇了一晚，第二天，天刚亮就起身走了。母亲走的时候没要春生去送她，她说怕春生返回时找不到路。其实是不愿看到儿子离别时的孤独背影。

　　春生落户的亲戚家很困难，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为了这个小儿子，超计划生育罚款罚得家徒四壁。就差没有上房揭瓦了。全家老少衣衫褴褛，补疤上重补疤，日子艰难，实属从未见过，让我震撼。队长说，要不是与春生有亲戚关系，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安排知青去的。

　　春生个子矮小，身体瘦弱。一看就是营养不良且不爱运动的人。他少言寡语，很是沉默，我每次见到他，都会主动招呼他。每当看到他怯生中透着自卑的眼神，我心情会莫名的沉重。

　　都三月间了，乡下竟出奇的寒冷。乡亲们说，这是倒春寒，也叫“冻桐花”天气。到月底，天空还洋洋洒洒的飘起了雪花。雪花落到桐子树上，与雪白的花朵融在一起，远远望去，分不清哪是雪，哪是花。

　　为了迎接“九大”开幕，大队组织了文艺宣传队，要求知青全部参加。每天在大队会议室排练，凡参加的人员每人每天记工分10分(队里出工的最高分)。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知青，不用出工，还能聚在一起吹牛说笑，何乐而不为呢！惟有春生很为难；他从小到大都没参加过此类活动，唱歌声音是左的，跳舞顾手难顾脚，属肢体协调能力很差的一类人。大队安排我教他舞蹈“长江滚滚向东方”。由于天气冷，他又穿得单薄，加上很紧张，身体总是不由自主的发抖，动作中常常出现同手同脚的错误。我几次都想指责他，但看到他笨得很认真的样子，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话到嘴边却又吞下了。休息时，在四面透风的会议室里，大家都蹦蹦跳跳的，以此来暖和暖和身子，可他却站在角落里只是搓搓手。那身一点不合体的蓝布衫裤被风吹起，空空荡荡的，显得更大了。我想，定是哪个遵循“大得小不得”古训的老裁缝，做的这等衣衫吧，硬是把一个17岁的少年，装扮成了一个老者。

　　一天早上，我去大队部办事。故提前来到会议室。到了门口，听到里面好像有人在哼歌。谁能来得这么早呢？我有些纳闷。轻轻推开门，只见春生一个人在认认真真的练着舞蹈。嘴里还哼着“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曲调。

　　那一瞬，我顷刻石化。平常嫌他笨的词语随之消失不留。激动得竟然忘了招呼他。

　　在那段日子里，春生每天都坚持苦练。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迎“九大”开幕的公社文艺演出上，他中规中矩的完成了任务。接下来的“九大”闭幕等演出，他都顺利的加入其中，性格也逐渐开朗了起来。

　　一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大队应有关指示；给每个知青分别修建了住房，七柱土墙屋，一人一套。知青都脱离“挂钩”的家庭，单独立户。随之而来的困难是；国家已不再每月供应知青的口粮，与农民一样，大春(谷子、包谷、红苕)分得的粮食要维持到第二年的小春(胡豆、麦子)收获。我们大队人多地少，属丘陵地带，产量低。每到过年后，家家基本缺粮。俗话；正二三月，青黄不接。女知青饭量小，会计划。如有家里资助，相对来说要好过点。但男知青，饭量大，正处在长身体的发育阶段，“今朝有粮今朝饱”的大有人在，春生就是其中之典型。由于家里自保都难，更无能力资助他。吃了上顿没下顿，成了春生那段时间的生活常事。

　　记得有一天，临近中午了，我正在准备弄午饭。春生不声不响的来到我家门口，我急忙招呼他坐，并随手递过一根木櫈。他应声坐下后，低着头一言不发。眼睛总盯着脚上那双，大拇指都露出来的破解放鞋。我无话找话问他，他仍然不开腔。隔了一会儿，我看他似乎没有走的意思，就对他说；春生就在这里吃饭嘛！。没想到我话刚出口，他就高兴的抬起头，喃喃念叨；既然吃饭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就安下心来耍一哈嘛！听了他的话，我好一阵心酸。从他的神情和说话的语气，我很是替他担心，心里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总算等来了好消息，知青可以招工回城了。这次大队就一个指标，是重庆的一家机械厂招工。本来按表现春生是没有希望的，他经常窝在家里不出工。挣的工分是知青中最少的。但大队干部讨论来讨论去，最终还是决定推荐春生回城，主要的理由是他家经济困难，且三代无产阶级。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都发现春生越来越沉默，看人时的目光有些奇怪。意见一致，毫无争论。很快春生就填好了推荐表，就等着招工单位通知体检了。我虽然有些羡慕，但还是替他高兴。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春生疯了，春生疯了”。我正在睡午觉，一个老乡慌慌张张的跑来告诉我。起初我完全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待我急匆匆赶到大队部的时候，眼前的春生，让我惊呆了。一夜之间苍老了很多，憔悴不堪的脸上黝黑又脏。木讷的眼神中透着悲哀与惊恐。我大声的喊着他的名字，他毫无反应。已经不认得我了。我强忍泪水，听送他回来的同志，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春生到县城招工体检，当天很快就体检完了，然后都住县招待所，等到第二天结果出来。与春生同住一室的另一位知青，晚上很晚了，还不见春生回来，就告诉了招工的领队。领队带着一行人在县城四处寻找，终于在城关派出所找到他，是联防队巡逻时，在街上看到他大声在唱；“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便唱边舞，全无理智了，引来许多人围观。被带到派出所了都一直不停歇。派出所很快通知招工单位，来人见状也不敢把他领走，就派人在派出所照看了一晚上，第医院神经科检查，结论；间歇性神经分裂症。招工带队的人大发雷霆；居然把一个疯子推荐给我们单位。我们大队干部也很无辜，体检之前他不是好好的吗？

　　几天后，大队替春生办好了病退手续。通知他家人来领回重庆，这次是他父亲来的，听说他母亲得知此事，心脏病复发，医院。大队派民兵队长协助护送回渝。春生回渝后医院治疗。

　　七六年我调回重庆，几次去水泥厂家属宿舍，打听春生的消息，也许是春生提供的地址有误，均无结果。

　　几十年了，许多往事已渐行渐远，模糊无踪。唯知青生涯中的点滴，都记忆犹新，恍如昨天。我常常想；假如没有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春生又会有怎样的人生？假如我们在发现他精神抑郁，行为与常人有异时，及时疏导，及时医治。他会不会疯？其实，常人和疯子之间，只隔着薄薄的一层玻璃墙。精神无主的一念之差，就会墙破崩溃。

　　相比春生，我是很幸福的了。

　（资料：重庆知青网

　　　图片取自网络　与本文无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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