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鲁迅

一.很多很多年前，几十里外的汉江水在今日的钟祥市旧口镇大王庙溃堤，凶猛的湍流在丁家台的旁边冲出一条大漕，就是现在的丁家潭。我母亲便出生在那里。我奶奶坐了五个月子，却只我母亲存活下来，她的孩子除了我母亲全部都是儿子，都是五六岁的时候身上莫名其妙地青肿，有一点点外伤就会血流不止，最后流血而死。原因很惊悚，据说奶奶年轻时来月经时打死了一条蛇。蛇是一个很奇怪的生物，无论冬夏尸体都不会腐烂，只会干枯。被打死的蛇一般是没有血的，但我奶奶打死那条蛇却流了很多血。从那时起我家立起严格的家训：女孩不许打蛇。奶奶做梦都想念她夭折的几个儿子，对身为女娃的我母亲一直轻视不屑。我爷爷倒很在乎我母亲这个幸存的独苗，送她去学堂学女儿经道德经，男孩子学的东西都让她学了。母亲是当地少有的才女，聪慧漂亮。曾有老辈指着我们姐妹说：“莫看你们几个像模像样，一个都赶不上你妈年轻的时候。”父亲出生的向庙村原属于沙洋农场，后划归天门市多宝镇。他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唯一的哥哥过活，没曾想哥哥在新婚不到一年就过世了，也没有留下一个子嗣，嫂嫂抱着12岁的我父亲痛哭一场后，就改嫁不知去了哪里。许多年后，我父亲寻找过她，毕竟是父亲唯一的亲人，但最终无果。经人介绍我父亲13岁就到丁家做了童养（子）婿，改向姓为丁，名大元。买来的媳妇入赘的郎，贵在话语迟，也落个清闲不操心，家里家外都由我爷爷和母亲操持。奇怪的是我奶奶很待见我父亲，可能是丈母娘看女婿，也可能是我父亲了了她没儿子的夙愿。俗话说:女人属菜籽命，落肥田里长肥，落瘦田里长瘦，但我母亲属土，还是那种贫瘠的沙土。这贫瘠的沙土齐刷刷地长出我们姊妹七个，我们每天饥饿地等着母亲带回吃食。她是家里唯一拿整工分的劳力，像男人一样大犁大耙风里雨里。而父亲常年在给生产队养马，挣半个工分。奶奶就只能帮生产队赶赶鸟雀，挣个食堂大锅饭的工分。我母亲是个裁缝，每到腊月就挨家挨户给人家做衣服，那时是手工做，而且一年一家就做一次衣服，往往一做就是好几天，每次母亲都会带上我。这个季节家家都杀年猪，弄几片肥肉，红薯粉条大白菜炖上一大锅，放在一个鼎状的三角炖钵炉子上，不断地往里面加小劈柴。吃那种饭菜的经验，使我总想闻那个香，一大早就在盼中午，太阳未偏西就在望日落。后来兴用缝纫机了，我母亲买不起缝纫机，就被淘汰了。为了生存，她就去杨湾场学做饼子，这种饼子是我们那里春节拜年的必需品。学成后一进腊月，母亲就带着哥姐给人家打饼子。饼子是绝对不能偷吃的，这个母亲交待得很严格。出第一锅饼子，主人家一般都会拿出几个给大家尝尝，母亲会接过饼子放进贴身大襟子褂子的荷包里，带回家给我吃，母亲回来时大都已经半夜转钟了，我已经睡熟。但在睡梦中的我一触到温热酥脆的饼子就会睡意全无，翻身起来大口吃饼子，母亲笑我说，叫花子不搁隔夜食。我爷爷平时是个爱做点小生意的人，会一手好算盘，他每天晚上都教我父亲学算盘，几个月下来，隔壁几个小青年在旁边看都看会了，我父亲还是一窍不通。我爷爷无奈地对母亲说:“宝儿你命不好啊！爹没有给你找个好对头人，以后你自己慢慢熬吧，孩子大了，你就享福了。”我母亲识文断字，能耕会耙，还打得一手好算盘，所以她一直瞧不起父亲，父亲好像也不喜欢她。后来破“四旧”，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乡里妇联给母亲做思想工作，鼓励她和父亲离婚。当晚，母亲抱着我流了半夜眼泪，早晨起来找到妇联主任说：“不离，死都不离。”妇女主任听了，深深叹了口气，没有再说话。每天清晨，父亲就“哟起！哟起……”地赶着他的一群马，来到附近农场的沟沟坡坡放牧。每匹马都套着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系着一个可以四下插定的小木桩，钟祥人管那木桩叫觅桩，天门人叫觅雀。中午回来的吃饭时，父亲就把觅桩插在地里。父亲有个好友是个农场的劳改犯，我们叫他“赤膊劳改”，他冬天热天都不穿衣服，赤着上身，父亲说他是为避免挨斗而装疯卖傻。据说他是武汉大学的教授，留过洋，后来被当作右派遣送沙洋农场服刑。因为精神有问题，农场就派他到外面看青，其实就是不让牛马吃农场的庄稼。赤膊劳改见多识广，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父亲很喜欢和他聊天，他把马用木桩钉在地里，和赤膊劳改一聊就是半天。我见了很是气愤，我之所以特别憎恨赤膊劳改，是因为他是人们说的劳改犯，也就是坏人。为了报复和阻止他们说话，我就把觅桩拔起来把马放掉，让它们去吃庄稼，父亲便快速把马聚拢了去放马。我很得意自己这一创举，乐此不疲。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喜欢马，不愿它们被饿着。我喜欢马，不是因为传说中它会笑，我没有见过马笑，反倒觉得它们一直都很忧郁。但我知道狗会笑，我的花花就会笑，花花是喝泔水长大的，它笑的时候，撇着两只耳朵歪着脑袋，前爪不断地交换扬起，每次我放学回来，瘦瘦的花花就会笑着向我跑来，伸出柔软的舌头舔舐我的手。

二.一天下午放学回家，我闻到厨房里飘一股久违的肉香，揭开锅盖，一大锅卤好的骨头，虽然没有什么肉，但对于长年没有吃肉的人来说，仍然不失为难得的美味。我美美地饱食一顿，把骨头包好四处找花花，我想象它看见骨头会笑着跑向我的样子。这时候大哥回来了，他说村里正在搞打狗运动，他也在打狗队，全村的狗被他们已经全部消灭了。我问花花呢？大哥说锅里你吃的就是，我当时就哇地哭了。我开始恨我大哥，更恨自己竟然吃了花花，吃了喝泔水长大的瘦瘦的花花。我这辈子是再也不会吃狗肉了。我喜欢马是因为它美，美女具有的特征它都有，水汪汪的大眼，超长的睫毛，最奇怪的是它有着所有动物没有的整齐的刘海，瘦长的脸，周身干净灵性。父亲是放马的，村里放牛的是一个半傻的女人叫望儿，她小时倒还灵光，后来得了一场大病，死马当活马医，就给她服用了朱砂，病好了人却傻了。再后来就嫁给了一个给生产队拾粪的哑巴叔。望儿每天屁颠屁颠赶着一群牛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就跟她讲从赤膊劳改那里听的新鲜事，她很佩服我父亲，从敬畏的眼眸中就能看出，我父亲在她眼里，绝对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英雄。父亲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忽然觉得自己很男人，很自信，那时候我常常没来由地欺负望儿，很讨厌她，她经常偷偷地从家里拿来烧红薯或一个煮熟的鸡蛋讨好地送给我，东西我吃，但还是不喜欢她。现在想想，她其实是个可怜的善良的女人，人人都看不起她，只有我父亲拿她当一个正常的人。父亲在和她说话时有着少有的温情，对我母亲这是绝对没有的。父亲从未把母亲当女人看，他的口头禅就是：家是你姓丁的家，孩子是你姓丁的孩子，我是外人。久而久之母亲就真的顶天立地，大小事一言九鼎，风风火火，说话嗓门大得像个男人。家里兄弟姐妹众多，房子又少，所以作为老幺的我一直跟母亲睡，我知道母亲其实很苦，她常在夜里偷偷地哭泣，我很怕，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我就是怕她死了，便紧紧地抱住她。多少次我被母亲嘤嘤的哭声惊醒，发现她没有睡，而是披着衣服坐在床上，我爬起来抱住她大哭，她用她的一件打了补丁的蓝布夹袄把我裹起来，抱在怀里轻轻拍打。她不再哭泣，只是不断地发出长长的叹息，喉咙还时不时发出口水艰难的吞咽声，大滴大滴的热泪落在我脸上。父亲在堂屋的门槛上坐着。那门槛是一条整块的长形青石块，冰凉冰凉的，父亲抽着自卷的喇叭状旱烟，在巨大的黑幕里把夜抽得一明一暗，不时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和无奈的叹息声。第二天，太阳照样升起，母亲给我穿衣，把我放在灶膛前的一条小板凳上，便开始做早饭。做好了说：“去喊你的死老头起来吃饭。”父亲磨磨蹭蹭地起来，吃罢饭就去队里的马房。这时候望儿已经在门口等我父亲了，有时候她哑巴老公也挎着粪筐在一起等。母亲是队里的妇女干部，但那时的干部是要带头干活的，要比别人先到，收工要比别人后走。幼小的我和四姐便由三姐带。三姐酷似母亲，长得漂亮又能干，那时她十四五岁就会洗衣做饭，还会煮米茶，米茶是荆门及钟祥一带特有的食物，天门的多宝、拖市、张港一带也盛行。当地还流传这样一首儿歌：天门人礼性大，进门就把板凳拿，七（吃）的是沏米茶，哈的是腌黄瓜，慢咔七慢咔哈，锅里还有糊粑粑。姐姐先把糙米炒至金黄色，然后用簸箕摊凉，吃时淘洗干净放进煮沸的水里，等米半开花就舀起来，不能煮得太烂也不能太硬。那时家里人多，每天必须煮上两大瓦钵，那瓦钵足足比脸盆都大一圈。三姐先是把瓦钵在堂屋的桌子上摆好，再一瓢一瓢来回几十趟搲满。妈妈则直接在厨房把瓦钵搲满，再稳稳地端到堂屋。米茶是一种奇怪的食物，煮一次几天都不坏，哪怕酸得起泡泡，我们称啤酒米茶的，吃了都不会拉肚子。我很喜欢吃隔夜的发酸的米茶。现在在外地工作的的人离开家乡时，都会带上一点炒好的米，奇怪的是却煮不出家乡的味。有人说是水的原因，有人说煮出的米茶必须用瓦钵装。我记得那时只要附近十里八乡放电影，每次我都死缠着跟着三姐去。那时三姐的男朋友刚刚当兵回来，他高大潇洒特别帅，也是丁家台的。每次看电影，他就递给我几颗糖，我就会知趣地去找我的小朋友们去玩。露天电影的场子里，有一种声音比看电影本身更吸引我:“卖冰棍勒!又香又甜勒——”那冰棍装在一个木箱子里，那箱子用油布和旧棉絮严严实实包裹着。卖冰棍的男子每每掀开箱子的小盖子，就有一股冰凉的甜香钻进我的鼻孔，我会一直跟着卖冰棍的自行车绕电影场走，看他卖，看别人吃。等卖冰棍的走到我三姐的旁边不远处，我就会拉着三姐的衣服说：“三姐，我要睡觉了，我要回家。”这时三姐夫（当时还是三姐的男友）就会给我一毛钱说：“拿去，买冰棍！”三姐说：“不惯视她，一看就知道她的鬼心眼，好吃货。”

三.我小时绝对是个倒霉孩子，三姐洗衣时常常听见别人喊:“兰，快点！你妹妹又掉沟里了。”或者是“你妹妹又被玩丢了。”我就是这样一个让人不省心的傻妞。胆又特小。记得有一次我和金凤、秀英、凤儿（望儿的女儿）去偷生产队的红薯，被看田的火车叔发现了，她们一溜烟跑得不见了，我却被逮住了。见我被抓，她们知道逃不掉，乖乖地把红薯送了回来。她们回去照样玩，而我却在家里呆了三天不敢出门，觉得人人都在说我偷生产队的红薯，上厕所都东张西望，果真没人才敢偷偷出来。母亲实在没办法了，把火车叔喊来，让火车叔说是吓我的，跟我闹着玩的，我才敢出门。

火车叔其实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光明，他儿子是铁道兵，在部队提了干，他成了光荣军属，生产队便照顾他，让做一些看地的轻省活儿。他一瞅见在大田里出工的人在休息，就跑过去吹牛闲侃：“有一次火车熄火了，全连的人硬是一个都摇不燃，我儿子一个箭步上去，三下两下就把火车给摇燃了。”就有人问:“火车那么大，得要多大的摇把？”他更来劲了，说：“一个摇把得四个人抬。”大伙便给他取名“摇火车的”，经过慢慢演化，我们小孩子也开始叫他火车叔。只要别人喊：火车。他就像怕掉地上似的，忙不迭地：哎！火车叔有一辆很旧的自行车，是他儿子送他的，当时是绝对的奢侈品，虽然除了铃不响全身都响。由于没有刹车，他要停车时就把脚伸进自行车前叉里面，死劲塞前车轮子强行让它停下来。他爱面子，常骗乡亲说:“这是部队上的自行车，这叫脚刹。”有人问:“那你每次下车的时候，跟着车子踉踉跄跄那么远，是什么刹呢？”他眉头一皱，说:“真是乡巴佬，那叫跑刹，随惯性跑的，什么叫跄的！”那时大集体，俗称“搞大寨”，全村人大都在一起干活，汗流浃背你追我赶唯恐落后，奶孩子的妇女就盼望自己的孩子快来吃奶，就可以歇会儿。队长就揶揄说：“孩子是把伞，又可遮阴又可躲懒。”所以那时候孩子是不用断奶的，一直吃到有下一个孩子。”那时人们取乐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过嘴瘾，说些荤段子，一个连一个如滔滔江水，笑声一浪盖一浪。这时的男主角往往是一个叫麻雀的瘦小男人，女主角是一个叫落巴子的瘦小女人。落巴子的母亲生她时已经年近五十了，她是第11个，她上头哥哥姐姐也清一溜的小个子，但生命力极强，个个都存活，据说感冒都没有得过（得了也不会去看）。那时伟人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没有计划生育。劳力人头儿够了，养不住了，自家要避孕，就靠取名字，比如叫什么元或元什么，意思就是已经团圆了，不要了。再就是叫收什么或什么收，就是收手了不要了。但这种避孕方法对于落巴子的母亲起不了作用，从她家的四哥开始，就开始叫元山元林元平收林，姐姐叫收珍收红收英，还是没有收住圆住，又生下了她。她父亲一气之下给她取名“落巴”，这才震住她母亲冲锋似的没完没了的生育。落巴身材矮小面黄肌瘦，却是机灵又精神。她的头发枯黄，终年用一根橡皮筋扎着，像鸦雀尾巴，没有剪过也不见长。她有一张现在极流行但当年不被认可的巴掌脸。那时候的美女必须脸如满月，说谁家媳妇漂亮就说，团头大脸头齐尾齐，可俊朗哪！足见美是没有标准的，还要看运气，生对时候才是硬道理。歇工的时候人们百无聊赖，就撩落巴和麻雀说话提神：“落巴子哦，幸好你跟麻雀没有结婚，你们两个流氓假如结了婚，只怕一夜都不得睡哟!”落巴就故意走到正在得空搓麻绳子的麻雀面前说：“我才不会要他哟，我怕我一个喷嚏把他从肚皮上打飞了，他妈妈找我要麻雀子蛋。”说着还坏坏地看着麻雀。大家哄堂大笑，麻雀依然不慌不燥地搓绳子，清咳一声道：“幸好我当年没有要你，你应该感谢我哟，要不你我这两副排骨硬碰硬，三叉骨头早就碰断了哟！”有一次说着说着落巴子没词了，羞恼成怒，和几个女人一合计，喊道：“姐妹们上，把他裤子扒了。”说完一群妇女真的一拥而上，吓得麻雀连滚带爬拼命喊：“救命啦救命啦......”终于还是在小麦地里把他裤子扒了，还把他的一条红花布裤带拽断了。男人们高声问：“看到小麻雀了没有？”女人们大声回答：“没有，太小了，看不见。”男人女人们过足了笑岔了气，苦了麻雀拎着裤子，用野草编了根带子，不时地加固着裤子干了一天活。以后麻雀的裤带总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那是一种叫线麻的植物搓成的绳子（学名应该叫苎麻），这种绳子用刀才可以割断。就这等防御工程了，他再和落巴子说笑还是下意识地捂住裤带口子。麻雀的老婆是一个极胖的女人，和她在一起绝对没有碰断三叉骨头的危险。不明白那时吃饱饭都成问题，她怎么能长成那样，证明肥胖和吃多少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一般胖人都很和蔼，要不怎么有憨态可掬心宽体胖之说呢？当听到自己的男人被女人扒了裤子，她竟然也笑得前俯后仰，说：“让那些骚婆娘们讨了大好，看了个便宜。”只是叮嘱麻雀以后一定要用线麻绳子做裤带。四.60年代的丁家台，犯了男女作风问题是个永世不得翻身的罪过，人们内心疯长的野性便从嘴里无栅无栏地蔓延出来。但有个人例外，她就是李妈，她总是极力地掩饰着自己的笑，从不参与打闹说笑。李妈和她男人是应城人，男人姓田，好像叫反修，老人小孩都叫他老田，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多年前老田挑着一货郎担，李妈挑着被窝行李，顺着汉宜路半乞讨半卖些针头线脑来到了丁家台，在村头的避风处搭了个窝棚，队长见他俩可怜，便收留了他们。队长老婆连喜婶是个热心的人，对他俩嘘寒问暖，不久就和李妈处得像亲姐妹。当时李妈20多岁，剪个上海头，一丝不乱，一有空就用手沾水把头发抹得油光发亮。她的声音很好听，就像村头大杨树上广播里播音员的声音。大姑娘小媳妇都爱围着她听她讲些应城的趣事，缠着她唱应城的民歌，李妈也不推诿，清清嗓子就开始唱：难为我的爹，难为我的娘……李妈拖着长腔，字字句句幽怨悲沧，直唱得眼圈红红的。大伙都说好听，我却觉得一点都不好听，像我母亲半夜里哭的调子。老田是个特疼老婆的人，上工收工时什么锄头啊镰刀都是他拿着，他老婆空着手在别人的羡慕中幸福得像花儿开放。这道风景不知道惹得多少夫妻吵架，男人们没少说老田：“你个贱骨头，看到你那贱样骨头末子都酸，要疼老婆在家里疼，到外面丢咱们男人的脸。”李妈和连喜婶有一天拉家常，说着说着拉着连喜婶的手哭了起来：“我有件事在心里憋了好久，不说出来压在心里难受啊！我把你当亲姐姐告诉你，你千万别说出去。”原来她和老田不是因为遭旱灾逃荒出来的，而是私奔出来的。她在应城有个瘸子老公，还有一儿一女，大的是儿子不到四岁叫大顺，小的是女儿刚刚一岁叫小秀。她实在想他们，特别是小女儿。老田在应城是个货郎，从汉口贩一些针头线脑及女人小孩用的一些小玩意，摇个拨浪鼓走村串户地叫卖。一来二去就和李妈熟了，一次在李妈买丝线的时候，老田把一盒百雀羚牌雪花膏塞到她怀里，转身就红着脸挑着担子走了。从此就把李妈的心带走了。她就背着瘸子老公给老田做鞋子，还时不时塞给老田一个油粑子饼。她清晰地记得她走的时候，大顺正狼吞虎咽地吃着平时吃不着的饭菜，小秀也洗得干干净净地睡在摇篮里。她告诉大顺：“顺儿记住，你是哥哥，一定要照顾好妹妹，妈妈去城里给你们买好东西。”狠狠心走了，她再也没回去。就在去年年跟前，老田偷偷回了一趟应城，才知道李妈襁褓中的女儿小秀，在她出走的当年就死了，是饿死的。大顺还健在，已经会帮瘸子拾柴禾打猪草了。连喜婶听楞了，丢下手里的针线活儿反复地问：“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这么狠心呢？孩子还那么小，活活饿死了啊！”第二天再去出工，人人都对李妈避之唯恐不及，在她背后指指点点。她也不再骄傲地走在人前，好看的上海头也不再用水抹得那么服帖，任它毛毛糙糙地随风游走。这事足以说明一个真理：你若不想让别人知道某件事，千万不要告诉女人。你若想让所有人知道某件事，你就告诉一个女人就够了。最好还叮嘱她一句: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李妈却同我母亲出奇地要好，一有空闲便拎着一个装有针线杂什的细篾篮子来到我家，没完没了地纳着鞋底，跟我母亲诉说她应城的大顺和小秀。我母亲就安慰她:“女人苦啊，像哪样都苦，你当初若不跟老田跑出来，还不是苦，一样的。”李妈把板凳往我母亲身边挪挪，低声问:“姐，听说前些年管理区的贺书记为你打了脱离（离婚），你怎么没有离呢？”我母亲说:“你是丢家当捡家当，哪儿都是家，我是吃老米的姑娘，爹妈是自个儿的，娃子是自个儿的，往哪跑呢？硬撑着吧，孩子们长大了就好了。”我奶奶见不得李妈来我家，躺在床上指桑骂槐：“不怕遭雷打哟！没脸没皮。”还不时从厢房里传出，“起，喝喝......”赶鸡鸭的吆喝声。李妈走后，我母亲就去说我奶奶：“姆妈，都是女人，她苦着呢，何必都这样逼她呢？”奶奶来气了：“我就知道你的心思，你是不是想学她？你滚啊，用一壶六六粉把我们全部药死了送走，你快活去啊！”我母亲也是个烈脾气，就和奶奶对着干：“你害了我一生，还不让我安生。我上对天下对地中间对良心，没有做对不起谁的事。谁瞎说谁烂嘴。”奶奶颤颤巍巍地指着我母亲说：“你个赔钱货败家女，我给你的祖传的银镯子呢？你拿出来。”这句话是奶奶的杀手锏，我母亲顿时服软，声音低低地说：“掉了，说了一百回了。”她不再和奶奶吵，走出去默默地做事。老天好像也垂怜着李妈，来丁家台的第二年她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望顺。紧接着又赶了个女儿，取名望秀。等到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夫妇俩就开始犯愁了，那时虽然都很穷，但他家更穷，所谓的房子就是一个用竹子做骨架搭起来的窝棚，窝棚里面倒也干净，因为也没什么可以乱七八糟，只有干净了，这可能就是面徒四壁的来由吧。因为贫穷，第三个孩子不像他哥哥姐姐那样招人待见，甚至名字也懒得起，在应城刚出生的小孩子都叫毛毛，我们那里的毛毛的发音是毛猫，他就一直毛猫到了七岁上学的年龄。报名的那天，老师说总得有个名字吧？老田就说您就随便给画个啥是啥吧。那年正值罕见的干旱，老师挠了挠头，看看枯黄的庄稼说：“就叫望水吧！”田望水大我五岁，那时学校实行严格的升留级制度，期末考试不及格就留级，没有商量的余地，老师的孩子也一样。我读一年级的时候他读二年级，我读二年级他还读二年级，后来我读四年级了他仍然读二年级，最终以小学二年级告终。我们放学的必经之路有座双庆桥，望水隔三差五地在桥上拦住我们，要我们书包里用过的作业本，不给就打人。他的新书往往一发下来就没有了封面，用去折纸炮了。我的旧书本也是有用的，我父亲还指着用它卷烟呢！。有一次放学，我经过双庆桥，老远就看见望水坐在桥上，我吓得捂住书包哇地大哭起来，望水莫名其妙地说：“我一次都没有打过你，你哭个什么名堂？”然后他拿出一大叠纸炮，在里面找出几个递给我说：“这几个是我赢的，你过细看哈，都是新的，还没有写字的，送你打草稿。不过你今天必须帮我做作业。”我忙不迭地点头。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发现了板纸炮的绝招，就是穿一件大一点的衣服，敞开，板的时候衣服就像扇子把别人的纸炮掀翻。

五.小时的夏夜里总有着满天的星星，夜幕也清澈得像甘冽的泉水。这就是我们藏猫猫的好时候，十几个人分两组，藏好了就啊一声报警，我们就开始寻找，真找不到了就喊；“我们认输，啊一声吧。”对方果然啊一声，我们便循着声音找到了。周而复始不亦乐乎。有一次，丁秀琴不知藏哪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就高喊；：“叫一声，‘啊’一声。”许久不见动静，找不到她就表示我们这组不能再藏，只有找，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才知道她藏在一个草垛里，她白天就打好了一个洞，晚上进去后用草把洞塞起来，再里面舒舒服服地窃喜肯定赢，久了就睡着了。等到醒来天已亮了，才飞快地顶着一头草跑回家。那时家里的大门是不上栓的，再说除了一屋脏孩子也没啥可偷。用一条板凳抵住门，防狗就可以了。我们随时可以回家不用喊人开门。大人们累了一天，也不兴管我们什么时候回来或者回不回来。记得插秧割麦时节，有一天大人们吃罢晚饭早早地睡了。晚上藏猫猫时我和比我大两岁的学芝一组，她钻进禾场的小麦堆里，叫我往她身上盖了一层麦子杆，我随即钻进旁边菜园的番茄地。我是第一个被找出来的，第二个第三个，我们组被他们一一找到了，但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学芝，他们认输了，我欢天喜地地跑去掀开麦子杆，傻眼了，学芝不在里面。我们大声喊:“学芝出来，学芝出来，他们认输了，啊一声……”但她终究没有出来，我们理所当然的回去睡了。第二天她也没有出来，她哥哥嫂嫂骂她说肯定是这阵子农忙，跑出去玩了。也许是太忙，谁也没有再在意这事。但我心里有一种预感:学芝出事了。但究竟是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脑海里总觉得那天麦垛旁，曾有个高大的黑影一闪而过。农忙过去了，学芝没有回来，一年过去了，她仍然没有回来，如今30年过去了，她也没有回来。那年年底她妈妈偷偷哭了一场后，人们就把她忘了。她失踪的时候应该是14岁左右，因为我清晰的记得她来过月经了。我觉得很神秘，问她流血疼不疼？她说不疼，就是干重活就很累。

学芝从此在丁家台消失，没有人再记起她，除了我，我天天在想着她曾经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是她死去的爸爸讲给她听的:从前有姐弟俩，弟弟很调皮，有一天姐姐照常带弟弟到丁家潭洗澡，很晚了弟弟仍然不肯上岸，眼看做晚饭的时间到了，姐姐一气之下把弟弟的衣裤拿回去了。等姐姐做饭再来，弟弟已经淹死了。第二天，丁家台后面的林场里出现了一只黑色的鸟，很大，每到黄昏就发出凄厉的叫声:“姐姐裤裤，姐姐裤裤姐姐……”声音很粗很洪亮。

每到黄昏，我们女孩子就早早地就洗好上岸。但望水不怕，说那是骗胆小鬼的。我却坚信那故事是真的。我发现学芝不见的第二天，林场里就有一种鸟，很小很小，也是黑色的，没有姐姐裤裤鸟大。它不时地从树上飞下来，落在我家篱笆的木槿条上，发出如哨的尖尖的声音：“学叽，学叽，唧唧学叽，唧唧学叽……”发音清晰准确。我想仔细看它的时候，它总是迅速钻进林子深处。就像躲猫猫的学芝钻进麦垛里。我把鸟的事情说给三姐听，三姐仔细听后说：“咦，还真像耶！那鸟真像在喊学芝，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呢？”妈妈听到了，说：“再瞎嚼，小心我撕你的嘴。”这年，我漂亮的三姐出嫁了，三姐刚当上了村里的团支部书记，他们是村里人人羡慕的一对。第二年，他们的儿子小攀出生了。可能是天妒良缘，小攀三岁时，他身上总是出现大块大块的青肿，经久不消，有一点点外伤就出血不止。母亲问我三姐：“你是不是打过蛇？”“没有啊。”三姐一口肯定。“你不要骗我，叮嘱你们多回了，叫你们千万不要打蛇。”“真没有。”三姐呜呜哭了起来。小攀7岁时，有一天鼻子流血不止，医院一检查，说是血友病，一种隐性遗传病，传男不传女。三姐说：“我不懂这些，您就说能不能治好？”“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无能为力，英国皇室就有这种病。”最终小攀还是离开了我们。三姐忙把襁褓中的小儿子也抱去一检查，也有这种病。小攀去世的第二天，三姐抱着患病的小儿子，沿着汉江走了一天，但晚上她还是自己回来了。由于这个病就是患者体内天生缺乏凝血因子，终生只能靠输血来维持生命。从此三姐家就陷入了一个没有出口的巨大黑洞。靠几亩薄田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三姐夫就外出做工，三姐在家种地，照顾老人孩子。所有的农活都是三姐一个人干，没有耕牛，就帮别人干两天活，借别人一天牛。人人都以同情的眼光看她，任何人似乎都能从她身上找到自己的幸福点和活着的理由。医疗费一年高过一年，三姐和三姐夫必须拼命赚钱来维持孩子的输血。农闲时三姐就帮别人打临工，腊月里帮别人做厨娘，往往腊月二十八还在帮厨，正月初四又开始出去做。但身体终不是铁打的，有一次干活时，三姐觉得腰疼得厉害，医院一检查，医生严肃地告诉她说必须住院治疗，因为一个肾已经衰竭，另一个肾也不好。从医院回来的客车上，三姐面无表情地看着细雨若雾、风卷着残叶的窗外，“哇”地一声嚎啕起来，她从没有在人前哭过。全车人都莫名其妙地看着她，一个老者走过来，拍拍她的肩说了声：“孩子，坚强，不哭，没有过不去的坎。”抹干眼泪，生活还要继续，三姐没有把病告诉任何人，打了两天针继续干活。三姐的小儿子今年20岁了，算上大儿子的7年，整整27年间，三姐的人生似乎就是一个没有转折点的悲剧。庆幸的是她一直在往前走。现在她家也盖了新房，她还当上了村妇女主任，村网络员。三姐的小院有着四季不败的花儿，还有修剪得整整齐齐的风景树。村里的姐妹们都喜欢到她家院子里跳广场舞，欢声笑语热热闹闹扫去一天的疲惫，冲淡她心头不散的阴霾。幸福的期望大小有异，幸福的感觉却是一样的。有人有钱了觉得幸福，有人当官了觉得幸福，三姐说她只要回到家看到儿子还在，就觉得幸福。别人能用正常的眼光看她，她就幸福。幸福是用器皿来盛装的，有人的器皿是盆，很大，不容易满，三姐的器皿则是杯，随便一点就幸福溢满。都说苦难是一所大学，我三姐注定在这所大学里永远毕不了业，但他们一家仍然倔强地往前走着。

六.丁家台除了田望水一家姓田，全都姓丁，和谐美好，没有死的都幸福地活着。望儿姆妈的女儿丁凤儿出落得亭亭玉立，村里人都喜欢她，我也喜欢她。她小我一岁，是村里唯一不嫌弃我的人。我时是个出名的胆小鬼，什么游戏都不精通。只有她从来都听我的，而且我还可以欺负她。还有一个我喜欢她的原因是因为她长得漂亮，我喜欢别人看我们俩的眼神。她很早就辍学了。当时的学费是五块五，老师说下个星期不交学费的就不准来上课了。她就这样辍学了，当时我是班长，她是学习委员，她作文写得特别好。16岁的凤儿出落得特苗条特白净。来凤儿家的人多起来，都是来提亲的。凤儿生在穷家小户，父亲是个哑巴，母亲望儿是个傻子，那些不好找媳妇的男孩子家纷纷打起了她的主意。望儿高兴得像过年，隔天拿两颗糖果乐呵呵地给我吃，我不想吃。倒是哑巴叔天天来找我妈，脸憋得通红，吧吧吧地乱叫，手不停地比划，做着各种古怪的动作。我母亲听得懂，知道他在说那些跟凤儿提的人不是斜眼歪眉，就是矮小丑陋，还有傻乎乎的像望儿的，再不就是穷得饭都弄不上嘴的，反正没有一个正气的。我家跟凤儿家还没有出五服，两家上辈人丁都不兴旺，我们这房只有我母亲，他们那房也只落下一个哑巴。所以我母亲对凤儿就特别疼。她比划着告诉哑巴这个事儿交给她，让他放心。哑巴叔点点头，朝我母亲竖个大拇指，吧吧吧地挎着粪筐走了。当晚母亲就去供销社称了斤白糖，去了一个叫潘湾的村子，我一个远房表叔的家，专门为凤儿来物色对象。那潘湾在汉江边上，责任田大都是汉江边上的滩涂田，不交公粮水费。当时有一句老话说:喂母猪种滩田——发财无渊。只要人勤劳，潘湾人吃饭是没有问题的。没过几天我们家就来了一个很高很帅的小伙子，一看就是特精明的人，是我远房表叔带来的。一会儿凤儿也来了，她穿着一件红格子衣服，那是她去年挖了一年的半夏卖钱买来的，平时舍不得穿。她梳着高高的马尾，扎着根红色的细丝带，两根丝带坠在马尾里煞是好看，很流行，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偷偷买的。凤儿跟我远房表叔打了个招呼，就坐在靠里边的板凳上，低着头不说话。倒是那帅小伙眼睛顿时放光，话多了起来，把板凳也往凤儿那边挪去，凤儿也时不时抬头看看那小伙，不停地抿嘴笑。我发现凤儿今天特别漂亮，她平时脸只是白，今天白里透红，粉嫩粉嫩的。看那情形，我妈妈心里十有八九了。便在里屋喊：“凤儿，进来我有话说。”远房表叔也在我们厨房里喊：“钱平，你过来一下。”我母亲问凤儿:“你觉得这个男娃子可不可以？”凤儿只笑，我妈急了:“你究竟同意不同意？一句话的事，再这样含含糊糊我可不管了。”凤儿低声说:“看他。他同意我就同意，他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我母亲听了乐颠颠地跑出去和远房表叔嘀咕了一下，大声说：“凤啊！我弄菜做饭了，你中午帮我陪客。”远房表叔也回应说：“姐，我去帮你做饭。”这桩好事就这样成了，那天那男的给了凤儿两百块钱见面礼，可算是鲜有的巨款。那时相亲最多是给一百的。村里人都说凤儿苦尽甘来，婆家家庭条件好，男娃子又帅。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最美的，我算是亲眼见证了。凤儿变得爱笑爱说话，整天精神饱满激情四射的样子，我都羡慕嫉妒恨了。我母亲好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逢人就讲凤儿的事儿。凤儿的这个男友叫潘钱平，他有三兄弟，大哥叫潘金平，二哥叫潘银平。金平银平都已经成家并分家另过。钱平和他爸爸妈妈在一起，住三间瓦房，这样的条件应该能算上好的。年底凤儿就出嫁了，敲锣打鼓热热闹闹，都是我母亲一手操办的。第二年夏天凤儿就怀孕了，我正替她高兴呢，有一天回家，凤儿在和我母亲说话，不停地流泪。原来医生说凤儿可能因为怀孕会眼睛失明，她现在看东西已经觉得模糊了。母亲说：“这事太大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姆妈不知道怎么说，这事外人也不能做主。”凤儿说：“谁都不能做主，这个孩子我一定要生下来。”我母亲叹了一口气，把凤儿的手搁到自己的膝盖上说：“你这么想呢就生下来吧，女人不生孩子日子也不好过，说不定是胎气不好，孩子一生下来眼睛就好了呢。”我却想到了凤儿去世的奶奶，是个瞎子，常年拿着根竹棍，摸摸索索地去丁家潭洗衣服的样子。凤儿生了，是个女孩。满月那天，母亲说:“老幺儿，你去把凤儿接回来住满月，去小卖部买点东西，带点茶事，免得她婆家人瞧不起她，说她娘家没人。”这时候凤儿已经全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但她的女儿却收拾得很干净，那孩子白白净净的很秀气，像凤儿。孩子二月生的，叫春桃。我在堂屋里爱不释手抱着春桃，等着凤儿收拾东西。却听见房门嘭地一声关上了，里面有推推搡搡的动静，听见凤儿小声说：“不行，不能做那个，刚刚满月还没干净呢。”里面传来钱平压低的粗嗓门在吼:“你个瞎婆娘还想不想过了？”半个钟头后，里面平静下来。凤儿虽然眼睛瞎了，却很能干，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地里的活儿她也可以干，就是比别人慢，所以免不了钱平骂她。钱平不再柔柔地喊凤儿凤儿，人前人后都叫她瞎婆娘。每天早晨她洗完衣服，钱平就用自行车把她带到地里干活，我见过她除草，她不用锄头，蹲在地上用手扯草，她先摸到棉花秧子，用一只手把棉花秧子的根部护着，用另一只手很快地把周围的杂草扯干净，再往前……凤儿不再是那个清纯美丽的凤儿，不再和我走在丁家台的土路上一路骄傲地仰着头，听那些男孩子挑逗的口哨声。她已经和我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了，和我在一起她好像心不在焉无话找话，但和那些婆婆嫂子们在一起聊天时，她就有很多共同的话语。神奇的是凤儿还会穿针引线，袖子上总是别着一根针。她一回来她的哑巴爹就拿出几件穿破的衣服让她补。只见她熟练的从袖子上取下针，从细篾篮子里抽出一根线，用嘴把线头咬细，再把针上的那根线尾巴也小心咬细，拇指和食指沾点唾沫，把两根线头一捻，然后迅速一拉，线就穿过去了，用完就再留一段线在针上下次再用它带线。她补的衣服虽然颜色搭配极不协调，但针脚却端正整齐。八月里桂花飘香。春桃已经会坐了。都说会忙的忙八月，不会忙的忙腊月。花生，黄豆，芝麻等等农作物都是在八月收获。钱平一家全家出动，翻过汉江堤抢收黄豆，小春桃也抱出来了，在田头放一个簸箕让她坐里面，放上一个小玩具，她就能玩上半天。凤儿会隔一段时间来喂一次奶。中午太阳正毒的时候黄豆已经收割完毕，钱平说：“瞎婆娘，不用你帮忙上车了，你把春桃抱到阴凉的地方去歇歇。”凤儿就欢喜地朝春桃的方向摸摸索索地走去，忽然一个踉跄，什么东西穿过布鞋扎进脚底，她感觉生疼生疼。汉江堤边有很多柳树，微风吹到身上甚是惬意。凤儿摸着吃奶的春桃，满满的幸福写在嘴角。这时候凤儿觉得脚不大对劲，用手一摸粘粘的湿了一大片。便随手扯了一把草放在嘴里嚼烂，敷在疼处，这个方法是她哑巴父亲教她的，很灵，血果然止住了。第二天早晨，钱平骂了半天，凤儿才磨磨蹭蹭起床，吃了早饭把衣服洗后又去睡了，说不舒服，任钱平怎么骂都不动。大忙季节怎么能有闲人呢，钱平去村卫生室买了两板感冒胶囊扔给凤儿说：“吃四颗吧，翻倍吃好得快。”两板感冒胶囊吃完，凤儿不仅不见好，还发起烧来。钱平用自行车把凤儿带去卫生室输了一瓶液。几天过去，凤儿还是不见好，饭也不想吃，身上还起了黑色的点点，脚肿得厉害，伤口总不愈合，还流着脓水。钱平也慌了，知道可能不是感冒，又把凤儿送到村卫生室，赤脚医生告诉钱平，凤儿可能是因为脚底伤口感染，得了败血症，说败血症是个大病，医院。钱平悻悻地甩了句：“什么叫败血症，分明就是败家症。”大热的天，大忙的季节，家里躺一个病人，孩子也没有了奶水吃。钱平的脾气越来越坏，他把平时纳凉用的竹床搬到后厢房，把凤儿搬到竹床上去睡，眼不见心不烦。倒是婆婆念凤儿平时的好，时不时地递口水喂口饭。凤儿一直发着低烧，人也迷迷糊糊，一清醒就喊春桃春桃。正吃晚饭，凤儿又开始喊了，钱平把碗一摔，进去就把凤儿抱到外面的板车上，拖着就走，他妈妈赶紧赶出来问：“钱平，你要干什么？”钱平说：“这败家婆娘我不要了，送她回娘家。”他妈妈慌忙说：“不行啊，嫁了的女泼出了的水。不能这样做的，小心遭报应。”钱平大吼一声：“我已经遭报应了。还能怎么报应？这就是一灾星。”就这样，嫁出去了的凤儿又被送回来了，还是低烧不退，还是清醒了就喊春桃春桃。过了不久，凤儿死了。我去跟钱平送的信，我去田里找到的他，他正跪在地上摘花生，汗流浃背，旁边放着一副碗筷，应该是刚刚在地里吃的午饭。听到噩耗，钱平顺势倒在地上，仰天大喊：“凤儿啊，我对不起你，我也没办法啊，我们都是苦命人啊……”本来我在路上想好了，见到钱平就扇他几个耳光，还想好了该怎样左右开弓，该说怎样恶毒的话语，为凤儿出气。但我却没有，我看着痛哭不止的钱平，楞了许久后，竟抱着又是泥又是水的钱平痛哭了一场。按当地的风俗，出了嫁的女儿死娘家了，是不能从大门抬出去的。我父亲把哑巴房子的山间（就是房子的侧面）打了个洞，用门板把凤儿的遗体抬上了钱平请来的一辆农用车里。记得那年凤儿出嫁也是这辆车，只是当年这辆车挂着大红花，而今天挂着白花。

凤儿，就像一盆无人看管的窗台上的花，上不及天露，下不接地气，用尽一生的养分，开了一次艳丽的花，就匆匆谢世了。

凤儿走后哑巴叔就病倒了，不多久也死了。房子山间打的洞还没有补上，黑黢黢的看着让人瘆得慌。我母亲搬了一些高粱杆子把它堵上了。望儿成了五保户，村里让她去了乡里的养老院。那天是我父亲帮她收拾了一板车破破烂烂的家当，把她送走的。我父亲在前面拉，望儿在后面推，都佝偻着身子，像被风儿卷起的两片抱成一团的枯叶，朝着夕阳方向艰难地移动着。

走着走着，望儿仰头问父亲：“元哥，我几时回来呢？”父亲用力的拉着车半晌没回答，直到把他自制的旱烟抽完了，才幽幽地说：“还回来做么事？莫回了，一辈子也不回来了。”汽路（那时我们把公路称汽路）通客车的时候，应城的大顺拿着一张信纸，按上面的地址找到了丁家台。他长相颇似李妈，身材瘦高，却腼腆得像个女孩子，穿着一件大得不合体但明显是新的衣服。斜挎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一条白毛巾，几个馒头几十个皮蛋。馒头是他路上吃的，皮蛋是他带给母亲的礼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皮蛋，说叫松花皮蛋，用谷壳子裹着的那种。望水给我尝过一小小口，我没有尝出任何味道，只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儿。李妈拉着大顺的手，激动得不知是哭还是笑，不停地帮大顺扯衣服理头发，嘴里叨叨着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大顺说地址是爹给他的。他的爹病得很厉害，想到不久要离开这个世界，怕自己死后大顺一个亲人也没有，就想着让大顺投奔他亲妈。瘸子很早就打听到了李妈的住址，请人用信纸写下来放到了枕头里。但大顺来了几日，无论李妈如何挽留，还是回应城去了，说他还是舍不得自己的爹。

七.又是一个春天，村委会主任拿着一摞招工表，跟村里年轻人说广东裕元鞋厂招人。望水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四处奔相走告。他拿着一张表鬼鬼祟祟地把头探进我家篱笆院，问：“梅子，你妈妈在不在家里？”我说：“不在哩，你走吧，我妈说不让我去广东。”他一脸憧憬，说：“一起去吧，去了我们以后就是城里人了，你是不是没路费啊？我回去把一袋豌豆卖了借给你。”这时，我母亲背着一捆柴火回来，见到望水就骂：“你这个红脑壳砍头的，又想来把我的老幺叼出去吧？快给我滚。”其实我也不想出去。母亲说十几岁的姑娘伢出去了就会没人要了，以后会嫁不出去的。填表出去的有3女12男。我的好朋友书琴、金凤、勇梅跟他们走了。我忽然很羡慕她们，觉得她们是朝着希望，朝着梦想出发了。送他们去乡里坐车的路上，人人都一脸的茫然和不舍，内心却急切地想逃离这里，都不说话，各自扛着自己的蛇皮袋默默地走。这时望水走到我身边说：“梅子，我教你唱个歌吧，我刚刚学会，蛮好听。”说了开口就唱:“恩恩怨怨在无穷无尽中消失，总也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痛苦痛悲痛心痛失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只有等到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后来知道这首歌叫《来生缘》，当时只觉得好听，奇怪这么糙的望水还会唱这么好听的歌，唱得很投入，眼泪都出来了。十几年了，我第一次看见他流泪，我以为他不会哭呢！感觉怪怪的。临上车他对我说：“梅子，你信不信我以后在城里会攒很多钱，开桑塔纳回来？你等我。”我肯定不信，从小到大我都不信他的话。更不会等他。第二年，他们就陆陆续续地回来了。说太累了，又熬夜，受不了。最后只有五个人留在广东，全部回来了。望水没有回来，说非要混出个人样了才回来。勇梅偷偷告诉我:没有回来的都是因为没有路费。再后来我收到来自广东的一封信，是望水写的，字写得像鸡爪子扒的。信中写道：梅子你好！别来无恙，勿念。你爸爸妈妈好吗？我爸爸妈妈好吗？我在外面很好，已经攒了很多钱，有五百多块了。打算今年过年回去。好，就写到这里搁笔了。此致敬礼！望水写于广东石碣。某年某月某日。我觉得很好笑，写的都是什么话呀，不过就他小学二年级毕业的水平写成这样，肯定还请教了别人，也难为他了。信我懒得回，很快就忘了这事，忘了望水，也许从来他就没有走进过我的记忆。后来望水真的混得很好。他是第一个开小车回来的人，还染了一头红色的头发，倒是应了我妈妈老骂他的一句话:红脑壳砍头的。在我出嫁的第二年，望水带回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朋友，据说是湖北黄陂县的。我不知道黄陂在哪里，但我们那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我早早来到望水家，想看看黄陂姑娘到底长什么样。那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黄色的卷发蓬松地高高盘起，脸白嫩白嫩的，眉毛很弯很细，嘴巴红红的，小圆脸，大大的眼睛，纯黑色的眼珠，不像我们乡下人的眼珠都带灰黄色的。望水说她姓白，我们就叫她小白，我一直盯着小白看，她可能漂亮得太久，被人看习惯了，也没觉得不好意思。望水却悄悄告诉我：“她化了妆的，其实长得没有你好看。”骗谁呢？我回去对着镜子颓废了半天。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得又土又丑。望水的婚礼办得很热闹，他专门从县城里买回的软糖，见人就撒，村里干部也都来送贺礼，他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名人。小白后来给他生了个双胞胎女儿，一个叫田白雪，一个叫田白静。作为第一批打工仔，望水很快成为裕元鞋厂的车间主管。裕元鞋厂在越南办了分厂，望水成了分厂的生产厂长。他老婆在广东石碣开了个花店，生意还可以。应该是在他的双胞胎女儿10岁左右的时候，记得他不久前还回来跟他女儿庆了生的。至今为止都没有人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他被一辆车送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下半身已经瘫痪，车上带着个轮椅，村里人猜想望水可能是跟别人打架致残的，因为他从小就是打架斗殴的代王。那夜小白在他床前跪了一个晚上，谁也拉不走，望水也不说话。早晨李妈端了一碗鸡蛋送进去，望水把碗砸向小白，大声骂道：“叫这个婊子滚出去，骚货。”小白哭着走了，走时留下了一笔钱，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丁家台。就这样，帅气俊郎的望水成了半身不遂的残疾人。但他很坚强，拄着双拐在七里湖车站旁开了个公用电话亭，卖一些报刊杂志。后来电话手机全面普及，生意没有了。他就改装了一个手动麻木载客，勉强度日。八.分田到户后，村民们有了很多闲暇的日子，麻雀凭着他精明的头脑，做起了牛马贩子。那时候的牛马是用来干活的，什么牲口勤快懒惰都是要凭眼睛看懂。所以麻雀说这是一门手艺，一般人学不会。他最喜欢往人多的地方跑，特别是看到落巴在，吹起牛来更是带劲。他高声说：“这看牛啊，是门学问，一般人学不会，外行人就知道看牙口，这里面脉啊，深得很，牙齿可以跟它敲掉。我只要围着牛马转三圈，它几岁了健康不健康？会不会干活？门儿清。头小尾巴拖，懒屎懒尿多......”现在的落巴已经中年发福，加上生活条件好了，面色好看了许多，身材也圆乎些了，开始呈现出女人味来，比年轻时候还俏几分。她毫不客气对麻雀说：“继续吹，好长时间没有下雨了，把雨吹下来最好。”麻雀急了，说：“落巴子妹，你怎么老是跟我抬杠呢？”然后拿一块钱买两袋瓜子，递一袋给落巴，在她耳边悄悄说，“我昨天又赚了一百多。”麻雀鬼精鬼精，他去买人家的牛的时候，围着牛看三转，说不错不错，然后弯腰下去一看说：“不好，你这牛五个奶子，通脊黄牯五奶沙，走一家败一家。”牛主人无奈地说：“麻雀兄弟，这牛是四个奶子的，那个奶子根本没有发育，跟瘤子一样的。”“不要了不要了，这牛买到手里了不好卖，甩都甩不脱，我也不敢长时间地喂它呢！这败家的主。”最后别人把牛便宜卖给了他。黄牯牛是指公牛，沙牛就称母牛，所谓通脊黄牯就是公牛背上一条黑线，五奶沙就是母牛长五个奶子，正常母牛都是四个奶子。麻雀最喜欢买这种牛，说不是邪货不赚钱。但这两种牛到了他手上，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更有一套说辞：“这要不是您买，我还不卖呢！通脊黄牯一条龙，五奶沙子更难蒙，我打算自己喂的呢。”后来牛马贩子生意不好做了，主要就是农田开始实行机械化，各家各户都买了手扶拖拉机，没有了牛马，麻雀就没生意可做了。但他头脑灵光啊！他又买了一辆三轮车，走村串户收农副产品，也赚了不少钱。进农户收购的时候，车和车上的货没人照看。他就约了落巴，俩人合伙干。于是，每天清晨，麻雀就带着落巴一起出去，晚上再一起回来。刚开始，村里的人看不顺眼，这不明摆着有情况吗？有好事者就去告诉麻雀的老婆，那胖女人哈哈一笑说：“说什么呢你们，瞎嚼舌头根子，落巴是我妹子，我放心得很。”这傻女人还真是这么想的，她只要做了好吃的一定会喊落巴过来吃，落巴不来她就送过去。落巴的男人平时就被落巴训得屁都不敢放，更是把麻雀当财神。既然这样，人们也就无法再咸吃萝卜淡操心了。

火车叔已经年迈了，他摇摇晃晃拦下三轮车，对落巴说：“落巴子，你回避一下，我有事跟麻雀说。”落巴子头一偏，生气地说：“有啥见不得人的话，还不让我听？”“你要听呢，也可以。”火车叔深吸了一口烟说，“你们这要是在过去，是要沉猪笼的。”这下落巴不乐意了，她从三轮车上跳下来，指着火车叔说：“今天我还就要你把话说明白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做沉猪笼的事了？现在是法制社会，今天你不说出来我还不依了呢。”

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落巴越说越带劲，倒是火车叔像理亏的样子，他气得直哆嗦，脸憋得通红插不上话，半天憋一句：“丁家台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没皮没脸的人哪！”就这句话还淹没在落巴尖利的嗓音里了。得胜的落巴爬上三轮车，大声对麻雀说：“我们走，跟他在这儿嚼舌根他又不付钱，我们还要活命呢。”又把头转向火车叔说，“我说火车哥，亏你儿子还在外面当干部呢，你心里怎么这么阴暗呢？我和麻雀只是合伙做生意，你硬是往龌龊的地儿想。”“对对对，人家是合伙......合伙做生意呢，您哪！还真是啥拿耗子。”大伙儿话里有话地劝说火车叔。

火车叔回去后大病了一场，几个月没出门，他在省城的儿子回来把他接走了。麻雀和落巴成了丁家台一道独特的风景，男人女人们在背后，嘴里面虽然说些鄙视的话，其实心里都特羡慕嫉妒。

九.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对父亲感情一直不是很深。但父亲特别亲我，可能因为老话说得好:大儿大女死广皮，幺儿幺女心肝细。只要我回娘家，父亲就高兴得不得了，拉着我的手对我不停地家长里短，诉说哥哥嫂嫂怎样的不孝顺。其实我知道，我也不孝顺，只是他不怪我而已。就像同一样的话，若是哥哥姐姐说，他就会生气，而我说出来，他就很乐意接受。父亲喜欢抽烟，都是他自种的烟叶。我家房前屋后都种满烟叶，那烟叶大大的绿叶子，上面一层白绒绒的毛，摸上去有点黏黏的感觉，粉红的喇叭状的花儿，微风吹来，满屋子软绵绵的烟香味儿。母亲说，父亲一辈子最拿手的活就是种烟叶，比谁都种得好，母亲经常拿这些烟叶镇住父亲：“真想把你的这些宝贝全部扯了！”那次我去看父亲，他明显瘦了，脖子上很多包块，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想喝豆腐花。他进屋拿出一个袋子给我看，说是二姐打工前给他买的，味道很好。我看了，那是冰泉牌的豆腐花。我说知道了。过了一段时间，应该很久，我再去看父亲，他已经卧床不起了，我忽然想起他想喝的豆腐花，连忙骑自行车到村头的小卖部，店老板说豆腐花三块钱一袋，我摸遍全身也就两块多一点，只能下次跟他买了。买点什么呢？我竟然不知道父亲喜欢吃什么，好像除了三餐粥饭，父亲也没有吃什么别的东西，我就按自己的喜好买了几根火腿肠。父亲问：“这个东西怎么吃？生的都能吃？”我说：“当然，可好吃了。”父亲咬了一口，艰难地吞下去，说：“不好吃，腥。”我答应父亲下次买冰泉牌豆腐花，父亲笑了。回来的第三天，娘家人来给信，说我父亲走路（当地人称死为走路了）了。我去的时候父亲已经躺在一木板上，头发跟生前一样，雪白雪白的一丝不乱。父亲一生爱干净，一些破旧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桌上还放着一根咬了一口的火腿肠，还有一个空的豆腐花袋子，冰泉牌的。我放声大哭，紧紧地握着他冰凉的手，却怎么也捂不热。奇怪的是母亲却不哭，坐在地上不说话也不流泪，过了许久许久，才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我的人啊！你划不来哟！跟着我没有讨一天好哦……死了好，死了好哦！到那边弄点好吃的，用块正田多种点烟叶，不再遭孽了……”望儿也从福利院来了，她长年腋下夹着一件黑底红花的缎面袄子，那是凤儿出嫁前钱平和凤儿专门去沙洋扯的面料，我母亲手工做的。我们当地称哭是有讲究的，必须是有板有眼，有统一的调子，必须有词语。就像我母亲的那样，年纪大的人都会哭。我们的哭只能称做汪，不是哭。望儿虽然年纪大，但她也不会哭，只是直着个大嗓门使劲地汪：呜呜……呜呜呜……像草原上孤狼的叫声，悲切而绝望。第二天福利院来人说望儿没有回去，所有人都慌了，全村人都出去寻找。有人说看见望儿夹着那件黑底红花的袄子走进林场了，几天后又有人说，看见一个腋下夹袄子的女人站在汉江堤上。福利院依着这些线索找了几天终究没有找到，也就不再寻找。倒是我母亲沿着汉江堤北面找到柴湖，南面找到张港，几个月下来还是没有结果。最后我母亲去福利院拿了一些望儿的衣服回来，在我哑巴叔的坟旁起了一个小堆，也算入土为安了。十.丁家台的日子越来越幸福，丁家潭却越来越瘦，原本丁家潭一眼望不到边，一直飘向林场的深处，如一条清绿的缎面，现在却瘦成了一条沟，被人承包喂鱼，还必须隔段时间就抽一次地下水才不至于干涸，增氧机不停地工作，仍然不时漂浮出一两条白鲢的尸体，混合着富氧的水的气味儿，成了今日丁家台特有的味道。我母亲晚年信上了基督教，她本来就喜欢唱歌，现在教会里赞美主的歌她都会唱。但无论什么旋律的音乐，从她口里出来都变成天门花鼓调，怎么也改不了，只能这样了。一天教堂聚会散后，我发现多出了一位从来没有见过的白发老人。他绝对不会是附近村子里的人，他骨子里透着儒雅简静，农村的老人不会这么纤尘不染，腰背挺直。他看着我的背影对我母亲说：“这是你老幺啊？真像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她吧？”“当然没有哪，那时候只有她大哥。”“哦，唉……”“小贺呀，不对不对，你已经是老贺了，你那么一走，怎么就几十年不回来呢？”“你说呢？”“唉……”一阵静默后，我母亲又平静地说：“我是吃老米的姑娘，不是媳妇，我走了这个家就散了。我姆妈说了，只要我打脱离，她就死在我面前。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只怪年轻时太傻了，现在老了也想明白了，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用生命来换的。”那白发老者明显眼睛潮湿，假装翻圣经，又是一声轻叹：“是啊！我们在时光面前太渺小了，好多事儿就像在昨天，方孝姑死得太不值当了，我跟她打脱离回来的当晚，她就跳方家河死了。她无父无母，无亲无靠，11岁就来我家做童养媳，任劳任怨。我最对不起她了。”“唉！我也对不起方姐。”“唉，过去这么多年了，不说了。对了宝姑，后来我到县城后又找的一个老婆，也姓丁。”“哈哈哈，这么巧啊？”“也不在于巧不巧的，她不姓丁我也不会要她的。我本来就不打算再结婚了的。”这时候母亲也翻开了圣经，说：“不管姓什么，信主是最重要的，我们来读经节吧。”“嗯，是的，没有什么比能得着生命更重要了。”“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2章第5节。”“嗯，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需要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丁国梅籍贯湖北天门。近年作品多为小小说，散见于百余家报刊并有多篇作品入选全国年选本。此为作者的首个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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