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8、9岁的时候，终于上学了。那时候，感觉整个人都高了一大截子，在弟弟们面前硬气了许多。

学校就在村东头的军马场西边，从家里出来向南走出小巷往东拐路过村里的十字路口的戏台子，再走一段路就是一些比较大的房子和院子，据说都是原来地主家的。再从这些房子中间往北拐就是学校的教室了，也是土胚房，只是门窗大了些，土坯垒的垛子，水泥板的书桌。按高矮个排座，我记得自己的座位在前二排中间，同桌是第二生产队的希武同学。

我们第六生产队有5、6个同学，有三个男同学，另外两个都是姥娘家门上五服以外的亲戚。一个比我小几个月论辈分叫舅，一个比我大几天论起来叫表哥，但多少年了除了喝酒说酒话，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叫过。多是直呼名字，庆禄啊，奎志啊，一直如此。

我们三个几乎都在班委，都是好学上进的好孩子。我在小学和附中里做过班长、文艺委员，庆禄和奎志都当过班长，还分别当过学习委员、体育委员。后来我总结，可不能小看这些曾经的学生干部履历，它的责任意识和激励作用对于我们整个人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猜想，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未必有后来的自学成长和工作担当，庆禄也未必从教师成长为县直机关的负责人，奎志也不一定会做村办企业的老总。这些担责基因在小学生活中或已生根发芽。

从小学到附中，我的全部全日制学习都在村里的学校里。低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是我家西邻高老师，论起来也是叫舅。高老师学历不高，但很敬业，也很和善，对我更是关心有加。他是我们的语文老师，而我最喜欢的也是语文课。虽然喜欢语文课，但对汉语拼音一直搞不明白，费了好大劲。不过当时的费劲对以后的学习起了好的作用。我记得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能够把厚厚的《新华词典》翻个底朝天，要是按拼音找字，不需要看拼音字母表，只要一翻大致的页码就八九不离十的找得到，并且屡试不爽。

到了小学高年级和附中一年级，班主任换成了徐老师。也是语文老师，还是文艺老师，二胡、京胡好多乐器都是行家里手。这个时候我就成了文艺委员，自然也是学校乐队成员。我用的乐器好像是老师自制的大翁子，比二胡要大好多，声音就像低音炮，虽然低沉，但很浑厚。当时的好多曲子都会，比如solmireredoladorere，ladoremiredore，曲名已经记不住了；还有《学习雷锋好榜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颂金匾》、《南泥湾》、《闪闪的红星》，现在是不行了。

除了拉大翁子，我的作文也是长项。好多同学最头疼的就是作文，我则不然。我会到处搜集报纸书籍，只要有了题目，就会去找一些有关的文字，东拉西扯的很快搞定。

这个特长也是我后来当秘书的基本功之一，只要给了题目，剩下的事就好办了。记得好几个学年的作文本都被徐老师留存了，为此我一直觉得挺得意的。殊不知，都是抄的，千古作文一大抄啊，咱也不例外。只是其中一定有那么一半句是自己琢磨的，还煞是费了不少寻思。不过徐老师前几年已经去世，要想再看看那些作文已经木有可能了。

小学的课程除了语文、数学，还有政治、历史、美术、文艺、常识、体育、劳动什么的。而我最不喜欢的是体育，既不喜欢玩篮球、乒乓球，也不喜欢做操、跑步，连课间休息也大多是在读书做作业。记得好几次被老师安排的值日生把我请出教室，不允许不休息。有一次学校运动会就在我们6队晒场里举办赛跑，好像是米吧，我和我的老同桌希武同学分别是倒数第二和第一，好在有人殿后，还不算最丢人的名次。只是在自家生产队，亲戚邻居都认得，实在是面子上挂不住。

不喜欢体育也有些客观原因。一是家里贫穷，一双鞋子要穿好长时间。刚穿的时候是脚小鞋大，不跟脚；穿着穿着又成了脚大鞋小，挤的痛。二是冬天里只穿空心棉裤棉袄，年年冻手冻脚，冻疮疤痕至今还看的出来。

我记得已到冬天下午放学，总是倚在家里北屋墙根的玉米秸上抄着手晒老爷爷，还冻的直哆嗦。因此，被同学们戏称为三类苗。即便如此，有一年冬天，在大队民兵连长的婚礼上，我穿着满是鼻嘎渣的光亮袖口的蓝布空心袄，指挥着学校文艺队完成了革命歌曲大合唱，为当时的婚事新办、移风易俗做了件有益的事，现场的自我感觉也是威风凛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