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英杰老师是我们同学十分尊敬的师长。但我们与他的学习交往主要是年秋季，由他带领我们赴江苏实习开始的，并且愈久年长，深深地珍藏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们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第一届大学生，年9月1日入校，年暑假正式毕业。所以，现在每当在社会上遇到人大毕业的校友时，我就开玩笑说：不要与我们比辈分，凡是人大毕业生，至少都得叫我师兄。细算的话，实际应当叫师伯或师叔。

过去，按照人民大学培养学生的教学惯例，每届学生毕业的前一年均会安排一次社会实习活动。我们这一届财政系财政金融专业（班）的同学拟安排在江苏和湖北两地实习，消息传来，大家十分期待。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议论这件事，每个人均仔细地做着临行前的各种准备工作。

那个年代在大学里，下设的不是各种学院，而是各种系。在财政金融这个领域中，人民大学设财政系，当时的系主任是黄达，副主任是陈共，一个是金融专家，一个是财政专家，均为这两个专业领域的中国权威，成就斐然，名声显赫。我们这一届即78级人大首届招生，财政系下设两个专业，为财政金融和财务会计，直到80级好像又新增设了一个国际金融专业，于是就变为三个主要的专业。以后是否有新的扩展，比如金融工程专业等，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所学的是财政金融专业，前两年将财政和金融放在一块儿学习，后两年为了培养学生更加专业化，就由个人填报志愿，又将财政和金融细分为两个更小的专业。我们全班共计42人，大约各选一半，分为财政专业和金融专业，从此课程也稍有不同，进一步深化细化。年系里安排我们实习时，也正是按照这两个细分的专业，分赴不同的地方；学金融专业的去了湖北，学财政专业的到了江苏。

（一）财政专业赴江苏实习

我选的是财政专业，自然随组赴江苏实习。我们的带队老师就是韩英杰，当年他正值壮年，身体敦实，穿一身蓝布衣服，风尘仆仆；他慈眉善目，一开口说话就露出亲切的微笑。在大约二个月的实习过程中，我们和他朝夕相处，同吃同住，交流深入而广泛，并对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性格开朗，做事周到，思考问题缜密细致，对工作认真负责。临行前，他就来到我们同学中间，对我们反复说：“你们以后在社会上办事，要学会嘴甜，多说好话。见了人家，不管对方年龄大小都称呼师傅，多客气一点儿。另外，他姓什么，你要记住，以示对人家的尊重。”

这几句话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听了不禁淡然一笑。但在当时未开放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尚未涉世的年轻人来说却极为新鲜和重要，以至于我们工工整整地记在笔记本上，一直保留至今（已有36年），并且印象深刻。

记忆中，我们这次实习是由财政部直接安排的。之所以选择到江苏，是因为那里经济发达，财政工作好，据说当年仅江苏一省的财政收入大约占全国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又是著名的江南鱼米之乡，所以大家十分向往。还传说，财政部对这次人民大学复校后的首届学生实习也十分重视，时任预算司司长的金鑫亲自到学校参加我们的实习动员会，并亲赴江苏进行安排指导，返校后还来学校专门听取我们的实习汇报。

我记的他身体微微有些发福，穿一身藏蓝色制服，显的十分得体和高档；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皮肤白皙而红润，表情庄重而专注。他坐在长形会议桌的一端，显得很是威严，气场十足。

他的随员是财政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名叫项怀诚，当时应该不足四十岁。他中等个子，头发乌黑，眉清目秀，显的十分干练，跟在金司长身边机敏地跑前跑后。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手提包，从包里掏出一个带仰角的卡西欧电子计算器，悄然放在金司长面前的桌子上。它不仅可以随时计算数据，而且带有计时功能，到了设定时限便会清脆地叫起来，惊得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张口结舌。他坐在金司长身后的一张椅子上，不断地上前两步服侍一点什么。

他的这些所有举动，更显的金司长十分的高贵、重要。

金司长是那时我现场见过的最高级官员，而那个卡西欧电子计算器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真感大开眼界。

后来项怀诚还和我们一起聊天，说他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正好是苏州人，这次带我们赴江苏实习，他还可以顺便回老家看看。

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计划委员会（后改为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工作。头几年尚未成家，依旧像考学前一样回到父母身边，一家六口人住在一起，感觉其乐融融。每天下班回家后仍保留了少年时期长期养成的习惯，约几个家属院的伙伴，到学校操场打篮球。等到了差不多七点时，我们就各自回家，一边看中央电视台准时播出的新闻联播，一边洗洗擦擦准备吃饭。

夏季，呼和浩特地处西部高原，白天特别长，所以七点时窗外仍很明亮。这天我正在洗脸，突然听到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讲，在哪儿召开了一次财政工作的专业会议，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在会上发表讲话。我像触了电一样，感到十分的惊讶和意外，立刻停下手中的动作，凑到电视机前想看个究竟。

那时家里只是九英寸的黑白电视，大多情况下影像并不很清楚，项怀诚的镜头一晃而过。

后来我与许多人讲过这段经历，主要是怎么也想不到几年前带我们实习时的普通干部项怀诚，怎么摇身一变就成副部长了，感到太快太神奇了。同时，也深感荣幸，因为能与这样的人物有过一段短暂的相识，也算一次奇遇。

当然，正像大家后来所知道的那样，项怀诚不仅当过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而且当上了财政部部长，成为中国财经界显赫一时的知名官员。而金鑫司长因为资历更老，则成为税务总局从财政部分设出来的首任局长，直接负责国家税务总局的筹建工作。大约在年元旦我放假回深圳，受时任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之邀，参加招行的专场新年音乐会，在贵宾休息室与他不期而遇。我特意凑到他坐的沙发边，提起当年他带我们实习的往事。他退休多年，年事已高，但依然还在脑海中留有印象。

在我们这次赴江苏实习的人员中，不仅他们两个后来成为中国财经界的重要人物，而且在35年后即年，又出了一任财政部部长，那就是现任部长肖捷。不过，他可不是当时的财政部官员，而仅仅是我们实习同学中的普通一员。年毕业后，他与另一位同学孙燕一起分配到财政部工作，由基础工作做起，年轻有为，很快便升任处长、司长及财政部副部长。之后他任过湖南省常务副省长，又接任项怀诚成为税务总局局长；十八大以后任职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年重返财政部，被委以最重要的财经重任。

（二）车过南京到苏州

我们赴江苏实习的同学共有二十几人，分为三个小组，均由韩老师统一带领。大约在九月初开学不久，便由北京火车站出发，经过一夜的煎熬旅程，列车终于缓慢地抵达苏州火车站。那时中国人几乎没有谁坐过飞机，出行主要是乘坐火车；而火车又十分拥挤，几乎所有线路都一票难求，所以能买到一张硬座票就非常不易。行驶的速度又慢，出门多半要经过夜间的行程，旅客又困又乏，连躺下伸个懒腰的地方都没有。凡是有过此种经历的这代人，基本上都尝过那种痛苦难耐的滋味儿。

但对于我们来说，因为绝大多数同学在此之前从未来过江南，常常听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传言，并被这种美景、接触社会等各种美好的憧憬所吸引，再加上正值青年，又人多热闹，还有几拨围在窗前打扑克的，所以感觉比平时坐火车好受许多。

我们的实习地点主要在苏州和南京。三个小组先在苏州集中，然后分赴常熟县（那时为县建制）的不同单位。我们在苏州集中住宿的招待所，靠近城南郊区，是一栋二、三层的青砖旧楼，好像是一个什么单位废弃后改造而成的招待所。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房间门外就是露天走廊，可以直接眺望楼外的景色。初秋的苏南气候宜人，既不冷又不热，周围草木丛生，建筑物却稀稀拉拉。这在北方，以前我未曾见过这样的单边走廊以及江南景色，所以处处感到既稀奇又舒适。

那时的苏州，是一座很小的城，全市没有几条公共汽车线路，而且都不长，最远的一次就是去虎丘和寒山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出门坐2、3站公共汽车，然后都靠步行。去游览各个园林，去逛观前街，去河边的石板路上徜徉。当时苏州几乎没有楼房，满城都是低矮的青砖瓦房，除了主干道是柏油路之外，大部分小道都是砖石铺成，墙角和缝隙间长着小草、青苔。河流和桥梁很多，并形态各异，树木则间隔其中，相映成趣。触景生情，常有人背诵起“小桥流水人家”这句古诗。那天去寒山寺正好是下午，天气清凉，从寺院里出来时夕阳斜挂天边，我们便朗诵着唐朝张继的那首著名古诗《枫桥夜泊》，探寻其中的意境，感到美妙至极。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从我们住的招待所出门，去最近的园林，比如网师园、沧浪亭、狮子林等，只有2、3站的路程，所以现在想起来，那个招待所离市区一定相距不远。但那是什么地方呢？如今肯定早已被高楼大厦所占据，但确切的地址应该在哪儿呢？

年末，我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鬼使神差般地调往江苏工作，一干就过了六个春秋。我经常到苏州来，多次想寻找一下当年的那个招待所。但问了许多人，甚至找到乡镇一级干部，但始终没有人能确切地说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他们大致认为：当时那儿应该属于吴中之地，后来早已撤县改区，现在应该绝对是苏州市中心区了。当然，也有人说，那儿应当处于姑苏区。我也曾重游寒山寺，周边已不是郊野，而被各种楼房挤压的毫无空间。虽然寺院进行过重新修葺，又由日本人增添了新的建筑，但却全然找不回当年游览寒山寺的半点感觉，更无《枫桥夜泊》所描绘的丁点意境。

韩英杰老师作为这次实习活动的组织者，负责联络、安排各项事务，工作十分细致。除了具体事务之外，他对学生的生活、身体、安全等各方面的情况均格外关心，总担心我们发生一点什么意外。临行前的几次准备会上，他都提到南方的气候条件，说虽然温暖潮湿，舒适宜人，但也容易滋生各种细菌。因此，他要求大家务必注意卫生，要经常用肥皂洗手，不干净的食物、水果等绝对不能乱吃，担心吃坏肚子，或得了什么传染病，等等。因为他把这个问题反复强调，所以当时一度成了我们同学中谈话的一个话题，大家还稍稍有些心理紧张。但到了苏州一切安好，所以很快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三）经过苏州到常熟

我们实习的主要目的地是常熟县，先去财税局调研，后按小组深入到不同的企业单位。

常熟县在苏州城之北，应当有百十公里的路程。但至今我怎么也回想不起当年我们是如何从苏州市区来到常熟县。不过，推测起来，我有把握认为，应当是乘坐长途公交汽车去的。因为那时除了长途公交汽车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我们也不会坐牛车马车去，所以只能以长途公交代步。而记忆中，那时苏南的公共交通已十分发达，公社（即后来的乡镇）之间全部铺了柏油公路，沿途还设有各个站点，常常会有一个中年男女在现场举一面小红旗维持秩序；而每个车站的乘客一般有五、六个人，大家排好队，在交管员的指挥下，秩序井然地上、下车。这种公交便捷及繁华的状况，均已达到当年大中城市的水平，而它的秩序又比城市好的多。所以，我对此印象深刻，足见当年苏南之发达水平。

公路并不宽，一般仅够两辆车通行，并且通常路上的车也不多。公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快到了成熟的季节,稻穗儿沉甸甸地低着头；大地十分平展，看上去简直像铺开的一张纸；在绿油油的底色中，河湖水汊纵横，水中飘着灰黑色的小木船，还倒映着河堤岸柳。整个图景的确很美，像一幅典型的江南水乡水墨画，令人赞叹不已。

公交大客车奔驰在狭窄的柏油公路上，两边的绿柳掠窗而过，一闪一闪地使我们眼睛发花。那时苏南的民房已全部是砖瓦房，墙壁刷成白色，一栋栋点缀在广柔的绿色中，也别有一番景致。

我们在常熟的实习均由当地财税局负责安排。局长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身材魁梧，面容饱满，五官端正，着装得体又朴实，一看便感到与众不同，是单位的一位领导。他很热情，在会议室中接待我们进行具体的实习安排，并在财税局大门口与我们合影留念。在我们一方来说，所有这些接洽、应酬等事务，自然主要由韩老师承担。他事无巨细，指挥几个班干部把安排的所有事项，再布置到每个小组进行落实。

那时，由黄达、陈共等主编的《社会主义财政金融综合平衡》一书已正式出版，棕色封面，上、下两册，是我们的主要教材。记的韩老师也是五位作者中的一员，每次联系工作时，他都会把这本书赠送一套给人家。而在当时，能写书、出书极为珍贵和罕见，所有拿到书的人，都会对作者表现出肃然起敬的表情。有的也会寒暄几句，说什么韩老师真了不起啊，一定认真拜读；也有说这很难得，他们正缺少这方面的书籍、知识，所以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

当然，事实上这本书对中国财金教学来说的确非常重要，以至后来在全国掀起财金学科热潮中，它成为最核心、最基础的原创教材，并且声名鹊起，在大学财金教学中非常著名。但那时我们还未能充分体会到这本书的重要性。

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作者亲手将书赠与他人的景象，所以感到十分新鲜、好奇。以后我也写过好几本书，有时赠送他人时，常会想起韩老师送书这一幕。

每个实习小组约有七人。印象中我们小组的组长是初苏华，成员好像有路新、施耀忠、刘伟和我共五个男生，女生则有秦雷、孙燕、胡爱娣三人当中的两个。

我们在县财税局实习的几天中，主要是到相关机构去调研走访，记的先后去过粮食局、棉麻公司和食品公司等。每天带我们到处奔波的是财政局的一个姓谢的干部，他个子不高，小鼻子小脸，看起来十分机灵。当年他约有四十岁左右，但已然谢顶。他对我们十分热情，见面总是笑眯眯的。每天出发前我们先集中在财税局的院子前，那儿有一口石头水井。我们走到水井边上，初苏华就先走进去找他联系，不一会儿我们就看着他们俩从院子里出来，然后我们就一起步行到其他单位去。印象中,初苏华比他高出半头。

他手拎一个人造皮革的提包，见了我们总是十分高兴。到各机关单位之后，总是他先去联系，然后把我们带到一间空房子中落座，并由他向对方介绍一下我们的情况。他讲的应当是正宗的苏州话，后来才知道，那叫吴侬软语。开始时，我们都听不懂他的话，只是感觉到介绍我们时，我们就面带笑容，尽量有礼貌地向人家点点头。到后来，他讲的次数多了，并且每次都差不多，我们也就能听懂了。他大致说：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学生，是财政系78级，来常熟是进行毕业前的财政调研。并说，他们是受财政部委托来的，分成三个小组，由一名老师带领。还说，财政部里有一个金司长，就是这里的当地人，是他提议到江苏省实习的。省里则选择苏州地区，苏州地区又选择常熟县。说到这里，他就多少表现出一点自豪感来，说主要是由于常熟县工农业生产搞得好、发展快，而财政工作又基础扎实，等等。他总是津津有味地反复讲，以至后来我们有人开始用苏州口音学起他的话来。

几天相处下来，他使我们很感动，大家便经常在背后一起夸赞他。有一天晚上召开小组会，初苏华还特意说：老谢这个人特别热心，我们一定要认真工作才行─不能扫人家的兴。我们就说：临走的时候应当好好地感谢一下人家才是。于是，有人提议买点什么东西留个纪念，也有人提议拍张照片作个留念。但后来，在县里完成实习准备深入到公社和生产队进行调研时，原计划仍由他一路陪同，但由于他临时又安排其他工作，就与我们暂时告别了。所以，实际上最后什么留念也没搞，并从此再未相见。后来回想起来，我们都感到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

常熟县城坐落在虞山镇，应当是以地处西北有一座虞山而得名。当时，县政府招待所就在虞山脚下，大门正好对着虞山，两者之间仅隔一条狭窄的柏油马路，常年绿荫相接。院子不大，有两排二层小楼，有水井、花园、树荫，还自办食堂；青砖铺地，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感到十分的雅致、惬意。每到下午，同学们看材料久了，常想出去走走，就走出招待所大门，跨过马路向虞山爬去。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在吃完晚饭后，定会三五成群习惯性地去爬虞山。

虞山并不高，大约-米就可以爬到顶峰。但再往深处去，却似乎很远。当时那是一座野山，除了靠近镇子的东侧修了一条石阶小径通往山顶，再往里走就没有什么建设了，所以我们谁也没敢再往里边走多远。山顶有个小亭子，好像叫辛峰亭，建筑十分精致、美观。但那时山上很少有闲人来，所以每到下午饭前饭后，基本上就成了我们的专门活动场所。

从山顶回眺虞山小镇，格外让人心旷神怡。青砖黛瓦白墙壁，隐约掩盖在绿树丛中，一大片，望不到边；晚风徐徐吹来，撕扯着我们的衣领和袖口，吹在脸上、手上，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人感到滋润、甘甜、舒畅。有人不断地发出赞叹:多美丽的江南小镇啊！

下山之后，天便慢慢地暗下来了。有时我们会召集开会，同学们就从各个方向接二连三地聚拢回招待所，小小的院子里顿时开始热闹起来。人们说笑着集中到一个房间里，穿着常常十分随便。有的仅穿一件背心，有的则套了两件衣服，有的还把裤腿挽起来；有的端着杯子走进来，有的拿着书或报纸什么的。

房间不大，在靠墙两边摆着四张单人木床，并且床铺是用藤线编织而成，细网格状，绷得很紧；虽然既透气又柔软，躺上去十分舒适，但又显的非常简陋。同学们便分两边坐在四张床的床边上，济济一堂；虽然灯光昏暗，却十分热闹。有时三个小组会作个简要汇报，但大部分时间就由韩老师讲实习活动的安排、注意事项、相关要求，以及下一步的行程、计划等。

有一次在我们房间开会，结束之后大家散去，韩老师却谈兴未消，就和我们几个聊起来，谈理想，谈社会，谈学习，谈人生，等等。我记的最清的是韩老师谈读书的体会。他说有时对你影响大、最有启发的书，不一定是那些重要著作或重点教材等大部头，反而是不经意间的一本小书。有一次他花二角钱在北京的一个书摊上买了一本旧书，回去一口气读完，很有吸引力，内容深刻，使他终生受益。但这是一本什么书，内容如何？因时间久远，我却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他循循善诱，还特别爱谈一些他的社会经验，告诫我们走向社会如何工作，怎样处理人际关系等。一直到很晚，他才和我们告别，回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

虞山及其脚下的政府招待所，在我们这次实习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常使我们念念不忘。年当我知道自己将要调离江苏去北京工作，就趁着到苏州出差的机会，特意用空闲时间去爬虞山。但今非昔比，几乎找不到当年的一点印迹，完全被现代化的钢筋水泥所取代，成为当地市民重要的休闲活动场所。回望山下，当年的政府招待所未留下一砖半瓦，盖满了楼房。我不由地由衷感叹：大变样了。但从此，也似乎打消了我长留心中的念向。

（四）黄达教授来到常熟

那一年的中秋节正是在常熟县渡过的。但那时中秋节并不放假，所以极为平常，也不引人注目。我记的大家又凑到一起，在招待所里搞了一个联欢会。那时人们都很拘谨，既没有人唱歌，也不会跳舞，更没有现在的音响设备、麦克风什么的。主要的联欢方式就是击鼓传花，但大家生怕在传花过程中落入自己的手中，就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下一个人的手里。当时，如果花在自己手中被捉住，感到那是很难为情、很尴尬的事。的确，抓住谁都拿不出一个像样的节目来，连首歌都不能大大方方地唱下来。

再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就是时任人民大学财政系主任、著名教授黄达老师，亲自专程到常熟县来看望实习的同学。那时，他五十五、六岁，可能正是人生中最有风采的一个阶段，长方形脸庞，高鼻梁，大眼睛，嘴角轮廓清晰；他双目炯炯有神，面带冷静的笑容，说话谈笑风生。他身材高大，穿着洗的发白的蓝色服装，一举一动都显的很有风度。他由韩老师陪同，结伴走在虞山镇狭窄的青石小路上，步履稳健、扎实。我们远远跟在后边，看到这幅景象，心里着实有些激动。

那时，黄达是中国最有名的金融学大师，著作颇丰，学识渊博，受人敬仰。我们的金融学课程，完全由他亲自讲授，大家十分喜爱，自然终生获益良多。他的课，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层次清晰，逻辑性强，所以那时的学生，无论年龄大小，见他时都感到有些紧张。

据说，他这次是独自一人乘卧铺经过一夜旅程抵达苏州。这在当时也引起我们的极大好奇，感到羡慕不已。因为那时我们都未曾坐过卧铺车。一是票价太贵，对普通人来说那绝对不可思议；二是还有级别的严格限制，不到一定的官职，即使你有钱也不能乘坐。买卧铺票时还需要单位开一封专门的介绍信。

黄达教授的到来，对常熟县财税系统来说，自然也是一件大事，局里专门提出让他给大家讲一课。他愉快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到底讲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事后才知道，财税局为了表达对黄达教授的感谢，本来提出给他支付5元作为劳动报酬，但被他婉言谢绝了。那时的社会，风清气正，的确不兴这一套，支付现金感到绝对不可以。但末了，财税局为了表达对他的谢意，就用这5元买了一书包苹果（当时流行的帆布黄书包），黄老师就按人头将其分给我们每人一个，大家共同分享。

那时的5元人民币的确是很大一笔钱，能买一个苹果吃更是堪称奢侈。所以，这件事令我们印象深刻，仿佛至今都能感受到那个苹果的香甜。

结束在常熟财税局的实习之后，我们小组在开始阶段，先后赴任阳、董浜和支塘三个公社进行一些社会调研（但现在的常熟市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任阳这个地方。后经我多方打听，只有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才明确地告诉我：有，就是支塘。因为后来两个公社合在一起了）。我们甚至到处乱转，有时还跑到农民家里进行走访。他们说的话，我们大多听不懂，就使劲伸长耳朵辨别，但最后也只是半懂不懂。那时农户的房子很宽敞，有的甚至盖起了小楼房，造型美观、别致。每当这时，我就听胡爱娣嘀咕说：“多好啊，毕业后要是能分配到这里住着也不错。”又说：“要是有人愿意和我们家换房，我就从北京搬到这里。”

她是一个十分低调、安静的姑娘，常常捧着一本书独自阅读。有一次我从田野观赏回来，采了一些芦苇、莠穗等拿在手里，上楼梯时听到有个很小的声音好像在叫我。我弯下腰顺着楼梯往下一望，果然看见胡爱娣坐在她们房间的水泥台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原来，那是学校刚发下来的统计学课本，但她这本新书却少了十几页，她就是要和我说说这事。她还说：高考填志愿时，她最理想的专业是去档案系，毕业后她想去管一个图书馆，这样就可以每天清清静静地看点书。那时，她最感兴趣或认为最幸福的事就是看书。

（五）常熟千斤顶厂的故事

下基层调研回来之后，我们就安排在常熟县千斤顶厂蹲点。我们在常熟实习的大部分时间，正是在这里渡过的，自然留下很深的印象。

千斤顶厂并不大，青砖砌的厂房、院墙，在当年的苏南，显的十分普通、常见。但具体是什么模样，现在却记忆模糊了。不过，有两件事却记忆深刻。一个是当时他们正好获得了一枚由国家轻工部颁发的银质奖，这对一家县属工业企业来说十分难得，所以影响很大；第二是我们碰到一个人，她个性突出，心直口快，热情豪放，在那个年代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她姓朱，当时任工厂的财务科长，约莫四十多岁，戴一副黑边眼镜。身材微胖，显得精力旺盛，干练又泼辣，对人对事均十分热心，并总能发现或讲出一些有趣的事来。

我们第一次与她相识，正是我们来工厂的见面会上，厂长带着生产科、技术科和财务科的科长等，共计五人，向我们介绍工厂的概况。主讲自然是厂长，其他几个人闲着无事，有抽烟的、喝茶的，还有出去遛弯的。而她则索性站起来跟最靠近她的人悄声说：“我闲着也没事，就先走了。你们如果有什么事就下去问我好了。”这说明当时千斤顶厂至少是个二层的办公楼，而财务科就在会议室的楼下。

第二天上午，我和胡爱娣正在临时专门用于我们实习的会议室里看工厂历年的总结材料，忽然门被推开了。她拎着一个提包走进来，是主动与我们见面。我们自然很高兴，就临时调整一下看材料的计划，热情地与她交谈起来。没想到她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没有我们说话的机会了，听她一人讲个不停。她讲千斤顶厂的情况，从现在到历史；她讲历任厂长情况，每位都有很多有意思的笑话，让你忍俊不禁；她讲自己的家庭情况，个人的生活经历等，说她曾差一点被打成反革命，当时叫分子......。那时我们很少接触社会，对家庭生活亦不甚了解，所以听她讲的每件事都感到新鲜、好奇，并且兴趣盎然，经常逗得我俩开怀大笑。

当时有个姓严的副厂长，我们在实习期间也经常在工厂的院子里看见他。他应该有五十多岁，体型偏瘦，满脸胡茬，戴着一顶鸭舌帽，好像没有多少事可做，经常独自一个人面无表情地在工厂的院子里走来走去。一看到他，总是感到这个人有些特别，不知在哪里显的有点与众不同。

她就毫无顾忌的讲起严厂长的故事来。她说，他本来是打铁出身，大字不识几个，基本上什么都不懂。但他婆婆妈妈的，什么事都想管，连计划生育会、妇女代表会都出席。还要去北京、广州参加一些重要的工业交流会、外贸进出口会等。有一次他代表工厂去广州开完全国千斤顶行业会议回来，向全厂的干部、工人传达会议情况时，就把他那个写了三五个歪歪扭扭大字的笔记本拿出来给大家念，当说到世界千斤顶主要出口国时，他说有德国、瑞典国、台湾国......

朱科长反应快，当场纠正说：“你慢点！什么台湾国？那是中国的一部分，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不敢说，你倒给封成国了？”引起全场哄堂大笑。他也满头大汗，接着坑坑巴巴地说：“还有新加土皮......”开始人们都给蒙住了，心想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国家，朱科长又大声纠正说：“什么新加土皮？那叫新加坡！”原来，他把“坡”字两边分开了，所以念成了“土皮”。这就更惹得笑声一浪高过一浪。

她说：但他当领导的资格很老，总以为自己是个很大的官，而各个车间主任大多也是打铁出身，所以他觉得他们都是他的人马，他的威望很高，势力很大。因此，上级安排一个新领导来，他总是不满意，专找人家闹别扭。过去书记叫得响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当成副书记；现在厂长重要了，他就要当副厂长。他总认为自己是千斤顶厂的二把手。但实际上他一点权力也没有，手下那些打铁出身的人，也没有哪个真正听他的话。他们只是哄着他为自己办事，谋求好处。建新厂房时，开始本来是由他负责具体抓的。但有的车间主任却看上了工地的木材，就要求卖给他们。他明知道这样做是犯错误，但又不好意思拒绝，就真的卖给他们了。这事让工人知道以后可不得了啦，大家群情激愤；他也十分害怕，只得辞掉这摊事不敢再管了。

朱科长说：正因为她心直口快，所以容易得罪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吃了好大的苦头，还差点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但她意志坚强，就是不肯承认，她说：他们想把我打成反革命，那得拿出证据来！最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就要把她调到千斤顶厂来。千斤顶厂过去是由三个合作社合并而成，人事关系极其复杂，在文革派系斗争中还打死过人，是个出了名的老大难单位。所以她坚决不服从。但领导却说：“正因为是个老大难，所以才调你去。你凶，能镇住他们。”她对这种话气得要死，就拼命和他们争辩、吵架。

她说：她来到千斤顶厂，发现财务账本做的一塌糊涂。就不接这摊工作，不得不下车间与工人们一起劳动。结果她却发现，这样一来，她一方面熟悉了工人，另方面还摸清了工艺流程，反而后来对做好财务工作十分有利。她一心为公，尽职尽责，经常管一些分外的事，为此就经常得罪人，连厂领导都不理解和同情她，有时开会就讽刺她，喊她为“书记”。她则气愤地回击说：“我没资格当书记！若能当的话，肯定比你们当的好！”而她的儿子对她说：“妈妈，我毕业以后不进科室，就当一个工人。”她问为什么，他则说：“进科室总得跟人家没完没了地吵架，像你一样。”这话使她很心酸。

但另一方面，工厂里的很多事，职工们都愿意找她来说，由她出面去争取。她说：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吐口怨气，另方面是为了能让书记知道工人们的诉求。她说，领导们为什么不愿意搞好经济核算呢？因为核算太严就搞不了特殊化，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所以，这就产生了根本性矛盾，他们就会给你扣帽子，说你不听领导的话，不按党的指示办，等等。

她讲的畅快淋漓，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以后，我们跟她最熟悉，也最爱听她讲工厂里的故事。她有时也跑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来，和我们嘻嘻哈哈聊上一阵子，经常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当然，最重要的粉丝还是我和胡爱娣，我俩总是她的忠实听众。彼此见面时由衷地感到高兴、好笑。

总而言之，她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以致年当我去常熟出差时，自然就想起了这段往事。正好有些空闲时间，便提出到当年的千斤顶厂“旧地重访”。去了我才知道，当年我们实习的常熟县千斤顶厂早已改造发展成为“江苏通润机电集团有限公司”，其千斤顶产销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一，“通润”品牌则被评为“中国知名商标”，并且是福特、通用、大众、雷诺、现代等欧美亚著名汽车公司的配套产品，远销全球各地。其下属的通润办公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已于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是常熟首家国内上市公司。

走进公司展览大厅，各类产品琳琅满目。不同时期开发的各种型号、规格、式样的千斤顶数不胜数，所得各种奖状、证书等挂满一面墙壁。我记起了当年所获得的那枚国家银质奖章，目光停留在她的上面仔细打量，久久不愿离去，一股熟识的情感涌上心头。陪同参观的现任集团董事长顾雄斌身穿西服，十分热情，特意告诉我们说：那时评奖和现在很不一样，没有乱七八糟的花样；而且，奖章真的就是白银制作的，与评奖本身一样货真价实。

我们在接待室谈起了往事，说起当年那位财务科朱科长时，董事长说，她早在20多年前就退休了，现已行动不便，所以这次也未请她出来。他依稀记的，当年我们来工厂实习时，他应该正是技术科长，参加了那次见面会，至今还留有一些对我们的印象。后来，他当了厂长，在他任上进行改制并发展到今天。

我感到：从常熟千斤顶厂到江苏通润机电集团公司，世事沧桑，反映了“中国制造”之崛起的历史巨变，也记录了苏南普通劳动者在这场历史变革中的智慧、勤劳、汗血、力量等许多方面，内涵极其丰富。为此，我有感而发，草就了一遍短文予以记述，题目为《32年的链接》，曾在《银行家》杂志等发表。

（六）常熟美食“叫花鸡”

我们实习期间，正处于秋天气候变化时节。天气预报说，台风要来了，大家就开始变的小心起来。很快，我们发现：头顶由灰蒙蒙的云彩遮住了无边无际的碧蓝天空。同时，明显感到空气中的水分增加了。云彩越积越浓，越压越低，看样子一场大雨将不可避免地就要降临。这天我们几个人跑到镇子里的饭馆小酌几杯黄酒，回来时感到肚子发热，头脑迷迷糊糊，因为那时年轻人很少有机会喝酒，大多不胜酒力。夜里一只蚊子偷偷钻进我的蚊帐，不停地在我的胳膊、腿上叮咬，搞得我翻来翻去，一夜没有睡好觉。

那时，招待所的房间里都没有洗手间，夜里方便时均需去院子里的公共卫生间。天气凉了，每次出去时就披一件衣服，抬头斜望夜空，乌云压顶，总感觉就要下雨了，但始终并未真的下起来，总是“悬而未决”。第二天，当我在困顿中睁开眼睛，发现大雨早已从天而降，窗子外边灰蒙蒙一片，大雨瓢泼。雨成了世界主宰，小花园涂上了一层绮丽的色彩，梧桐树被冲得颤颤巍巍，那株有一人多高、正开着粉色花朵的月季树更是在雨中剧烈晃动。呀，好大的雨啊！

台风过去不久，由北方南下的寒潮也接踵而至。常熟县的气温骤降10度以上，一下子冻得我们浑身冷飕飕的。我们就把各自带来的毛衣或绒衣等取出来穿在身上，还在脚上套上两双袜子。但是，即使如此，仍不觉得暖和，就盘腿坐在床上，用被窝再把身体紧紧地围起来。晚上寒冷的北风掠过虞山镇的大街小巷，把招待所的窗户吹得呼呼作响，不停地哆嗦。这时有人说，好像外面有人敲门。但侧耳细听时，似乎又没有敲门声，只是狂风在不停地呼号。但还是有人说，可能真的有人在敲门。于是，我就下床走到门前打开来看。啊，我惊讶的差点叫出声来，门外真的静悄悄地站着一个圆脸的小个子姑娘，手里还抱着一摞统计报表。

她正是胡爱娣，平时就文静少语，好像从来不会大声说话。

台风和寒流交替发生的过程，正是天气不断转冷的季节。这种气候条件下，在江南还会经常起雾。大雾一般起于夜间寒冷的气温条件下，早晨起来便看到层层叠叠，白茫茫的一望无际。但初升的太阳也会冲过雾气的重重阻挡，露出它那淡黄而妩媚的模糊面容。这时，行人走在路上根本看不清面孔，只能见到一个大致的轮廓在缓慢地移动。而汽车开出县城，两边的稻田被掩盖着无影无踪。柏油公路笔直，但也看不到多远，只有两边的梧桐树大致指引着方向；再有就是近处的黑色电线杆模糊不清地从两侧不断地滑过。偶尔也能看到近处行走在路两边的行人，有的还骑着自行车；但都看不到他们脚下的马路，完全被白雾所淹没。我觉得我们好像在云海中行走一样。这时大家就会无不感叹地说：这雾太浓太大了，北方根本见不到。

年冬季我调江苏工作以后，每到春夏和秋冬换季之际，经常都会碰到这种大雾天，有时夜里驱车返回南京，车灯只能照几米远，我们便在路上小心翼翼地爬行，回到家里常常是深夜一、二点钟。这段经历，使我对江苏的大雾天气有了更深的了解。

随着国庆节的临近，我们的实习活动逐渐进入尾声。按照原来的安排，我们在常熟实习结束时，财税局会专门与我们搞一次聚餐，品尝一下当地有名的叫花鸡。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起，大家就经常谈论这件事，念念叨叨，感到十分的期待和盼望。

据当地传说，在旧社会很久之前老百姓生活十分贫穷，有一个要饭的偷了人家的一只鸡，又没有锅灶做，就用当地的一种粘土和成泥，里面垫上一层荷叶就将整只鸡包起来，放在火上烤熟，结果却发现这鸡非常香美，所以起名“叫花鸡”。到后来，随着烹饪技艺的不断改进，据说在饭店制作叫花鸡时，要提前一周将鸡关进笼子并持续加温，鸡因口渴而不断地喝放在它面前的一碗水。而那水中则放足了咸盐、茴香等各种调料，这样直至一周将其宰杀，各种香味儿已渗入鸡的毛细血管中，所以自然味道独特、香美。这个故事，当时我们几乎人人会讲，返校后还口口相传。

记的聚餐就在我们住的招待所里举行，二十几个同学从不同的地方回来，餐厅里很快热闹起来。县财税局局长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面色红润，满脸微笑。韩老师作为主客，不断地与他应酬，看样子心情不错，谈笑风生。他好像不胜酒力，几杯黄酒下肚，脸色迅速变红，人也显的格外兴奋。他们两人互相致辞，对实习活动进行了总结，均向对方表达感谢之意。

叫花鸡端上来时，引起了大家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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