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见-第48期

翼见人

出身（二）

还有一种稀饭很有我们家乡的特色，至今我也难忘。胶东人生活中绝对离不开地瓜，是菜，也是饭。

地瓜吃不了的时候会晒地瓜干，我外祖母就极为擅长于这门手艺，地瓜片不但要晒，还要在坛子中焖一阵儿才行，她晒得地瓜干上有一层白色的霜，甜甜的，粉粉的，软硬适中，十分可口。而我祖母则没有晒地瓜干的手艺，他都是把地瓜切了片，直接暴晒，然后磨成面存着。

地瓜面不是白的，灰乎乎的颜色，口感也不好。祖母会把地瓜面揉成团，然后扣在盆里，饧在那里。等地瓜面团变成了黑灰色的时候，就算差不多了，这道工序其实是在让面团发酵。

大锅里烧开水，把饧好了的地瓜面团搅拌到开水里，不停地搅拌，很快，锅里就呈现出黑乎乎的地瓜稀饭了，这种稀饭被我们家人叫做“酸饭”，是我的故乡传下来的吃法，我祖母总说：“哈酸饭，就疙瘩。”也就是说，喝酸饭的时候，必须要吃咸菜疙瘩。

酸饭很不好喝，喝习惯了却舍不掉那种特殊的滋味，这滋味其实是对过往生活的记忆。

我现在很难想象，那时候我们家人喝酸饭就能饱了肚子，我的叔叔姑姑们那会儿正年青着，他们都是工人，需要体力，我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哀怨过什么，相反，都是乐乐呵呵的干活挣工资奔日子。

十几年后，他们的生活有了改观了，更多的却是抱怨与奢望。有时候，穷日子穷乐和；有时候，富日子却到不了头。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一年之中买三回东西最令我兴奋。一是买锯末劈柴，二是买煤，三是买冬菜。

我们家长年都去木柴厂拉锯末和劈柴，一车一车的拉，所谓的车其实就是找街道借的推车，叔叔们都要干这个活儿。拉回来的锯末和劈柴当街堆着，祖母带着我们用水桶往家里运，锯末劈柴需要在买回的当天就运到后院偏厦子里。我多数会帮着家里的大人干活，提个小铁桶运锯末，或者拿个扫帚扫洒落在地上的锯末。

祖母晚年总会对家里的人说她很满意我：“老大懂事勤快，不偷懒。也爱干净，衣服裤子总是板板整整的。学习从来都不用操心。这孩子不大像咱家的人啊！”说完，她总会摸着我的头笑起来。

在深秋的时候要买煤，需要拿着煤本去煤栈，按照人头供应。我们家买蜂窝煤，还有烟煤。偶尔也曾拖过煤坯，把烟煤堆在当街上，加上黄泥，兑入黄泥的目的是为了“扛烧”。烟煤和着黄泥填上水，再用木头方框一个一个拖出煤坯来，等着一个礼拜左右，煤坯干透了，再小心翼翼的搬到偏厦子里存着，等着冬天拿出来烧。

搬煤和拖煤坯都令我高兴，小孩子喜欢这样的劳作，简单而有趣，却不知道大人们的艰辛。

买冬菜是最令人烦恼的事情，冬菜中的主角是大白菜，还有大葱和雪里蕻、萝卜。

那时候都是供应制，凌晨四点钟，祖母就会把我小叔叫起来去供销社排队买菜。我小叔长我14岁，长的极瘦，高高的个字就像是个竹竿。小叔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子，却没有得到祖父和祖母的宠爱，实在是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穷使得人没有多于的感情去体会生活带来的多样性。

我小时候没有母乳，都是我小叔和小姑从天津街往青云街送牛奶，十冬腊月，小叔也没有一双棉鞋，赤着脚穿着黄胶鞋，不舍得花4分钱坐电车，步行一个小时把牛奶送到我外祖母家，然后再走回去。

小叔去排队买冬菜，并不是去到了就能买上的，往往需要排几天的队才行。先凭着副食本去排队领号，所谓的“号”其实就是一张写在纸壳后面的数字，数字上盖了个模糊的红印章。只有领到了“号”才可能有机会再去排队买冬菜。

冬菜是一车一车拉来，拉来的菜不少，老百姓虽然领到了“号”，却经常买不到菜。小叔有时候沮丧的回家，冻得直流鼻涕，说前面有人插队了，供销社领导不卖菜了等等种种看似非常有理的理由。

祖母也没有法子，只好等着。买冬菜的那几天，家家户户都在谈论着“买菜”这样的主题词。即便是有菜可卖了，“号”也排上了，有时候祖母却不让买，因为菜价每斤涨了两分钱，三百斤大白菜就会贵出六块钱。还有时候是菜不中意，我们家喜欢吃天津白菜，这种菜长地长，绿油油的菜叶，吃起来甜兮兮的，炒着、炖着、包着吃都好。

祖母不喜欢“当地”菜，就像她一辈子都不喜欢“此地人”一样，她总说：“当地菜水大，好看不好吃。你长大了找媳妇一定要找山东人，天底下就咱们山东的媳妇好！”我确实按照的祖母的意见去做了，娶了个很好的山东媳妇，至于天津大白菜，现在也吃不到了。

每年的深秋初冬，我看着小区里的老人们开始买冬菜，我心里就会酸酸的，想起了我的祖母，还有小叔，为了一口吃的，这有多难啊！

冬菜终于在历尽波折之后买回来了，这算是我们家入冬前的一件大事情。

白菜需要晾着，这叫“困着”，老菜梆子不能扒掉，护着里面的菜，再说，老菜梆子可以剁碎了包成包子吃。祖母不会渍酸菜，山东人只会腌咸白菜，但是她向邻居们学着渍，结果她渍的酸菜味道很好。

每一年，祖母都会渍一缸酸菜。最好吃的酸菜是用碎骨头加上粉条炖的，祖母去买猪肋条，上面几乎没有肉，肋条骨的两头可以啃下骨头渣来，我们全家就会香喷喷的啃骨头，据说啃骨头能补钙。啃过一次的骨头绝对不能扔，必须再放到锅里炖，从啃骨头最终变成了吃骨头。即便如此，也不能总吃。

我上大学之后，有一天，我祖母叫我回家。等我回家之后，看老人正在烀猪头，一只不大的猪头在锅里烀着，祖母说：“老大。这么多的肉他们都不吃了。咱俩吃了吧。”我看着祖母混浊的眼睛里洋溢着幸福，我心里一点儿也不好受，老人不知道外面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正在从勤俭持家转化为奢靡。

我不能告诉祖母为什么大家不吃烀猪头的原因，毫无疑问，祖母认为这是绝对是一种“败家”行为，在她的脑海里，“败家”就是中国人最为耻辱的一件事情。

买回的萝卜都很大，辣的不能生吃。我二叔聪明且手巧，他会做饭，也爱摆弄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他是“左撇子”，这一点继承了祖母。二叔会把萝卜切成那种好看的萝卜花。菜板上摆两根筷子，萝卜放在筷子中间，刀就斜着切，因为底下有筷子挡着，刀切不透。再把萝卜翻个身，接着切。萝卜花就这样切好了，用粗盐卤一下，摆在门前的绳子上晾着，最终形成了味道难闻，样子难看的萝卜干。吃的时候需要浸泡，然后切成小块，拌上酱油，这就是咸菜了。

雪里蕻只有用重盐腌着吃，腌雪里蕻的缸里也会扔几个小萝卜和胡萝卜。腌出来的雪里蕻很好看，碧绿碧绿的。祖母喜欢用雪里蕻做“鸡刨豆腐”，买回来的豆腐用手抓烂了，然后把泡好了的雪里蕻也剁碎了，加上猪油炖着吃，真是挺好吃的，祖母每当做这道菜的时候都会说：“多鲜啊！”其实并不鲜，老人们总会用这样的话掩盖清苦生活中的无奈。

父亲小时候就在永和小学读书，教他的老师张显明先生后来也教过我。张先生个子不高，带着黑框眼睛，有些秃顶，平日里总带着蓝色的帽子，穿着蓝布中山装，衣服上有四个口袋，左上的口袋带上永远都别着一支钢笔。

张先生是教语文出身的，字写得很好。我们家门对过的墙上有一块黑色水泥墙，是画墙板报的地方。每个月都会看见张先生轧在凳子上，用粉笔写大字，多数是些政治口号，他有一个绝活儿，就是能不照着原稿，用粉笔双钩出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每年三月初，他都会轧着凳子双钩一回，我看着很歆慕他的本事。

张先生很和蔼，剩下的粉笔头会大度的送给我，要知道那是彩色粉笔头啊，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说，这真是难得的贵重礼物。我就肆无忌惮的当街画起来，永庆街上除了偶尔会有几辆自行车通过以外，绝对不要担心有汽车，马路就是孩子游戏的操场，至于画的是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小学二年级要加入少先队，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学校就在我们家旁边，学校的老师与我们家人都极为熟悉。

我祖母不知道为什么会关心起我加入少先队这件事情，看到了我的班主任綦老师，祖母就会问：“老师啊！我们家老大能第一批入队吗？”后来祖母告诉我，我们老师叫她放心，说是第一批都能入，前提是“出身”不能有问题。

三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干部会”，都是班级中层以上的干部参加。需要佩戴标志，我的标志是“两道杠”，只有“级别”够了的“干部”才能参加这样的“干部会”。会上，辅导员宣布发展新的同学入队。我们上一年级有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入队，这次有她，会上她宣读了《入队申请书》还有个人简历。

在我的记忆力，我没有写过所谓的申请书之类的东西，连字都认不全的孩子能写什么啊！那个女孩一直激动地读着她的申请书，似乎要哭起来的样子。

会场上静悄悄的，“家庭出身：地主——”女孩子怯生生的要哭出来的样子。“哈——”满场的“干部”们大笑起来，包括我，也在大笑。她哭了，哭的那么伤心，一点儿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我们接着笑，笑的那样开心而没有一丝的同情。

大队辅导员是我们的体育老师，短头发，一脸小“粽子”——大连方言中“雀斑”的意思——厉声呵斥道：“继续！保持安静！”她说话总是一股“社论腔”。我们终于收敛了禽兽般的笑声，女孩子一边哭一边宣读她的家庭成员名单。其实，她的爸爸妈妈都是电车厂的工人，家里四个孩子，穷的要命，她怎么会是“地主出身”呢？

散会了，“干部”们在指指画画的笑谈说，从此，那个女孩子就有了一个绰号“地主婆”。从此之后，每一次看到她，她都在低着头走路，眼睛中总会有些惊恐。

若干年后，我颤抖着双手敲击着键盘，写下了以上的文字。我深深后悔于我的年少无知，我没有对那个女孩子报以同情，相反却在耻笑她。对此，我自责不已。

未完待续

翼见

行脚于天地间，记录心之所见。

翼庐孙海鹏，大连人。著有《将船买酒白云边》《翼庐慵谭》《走过大连街》《长毋相忘》《连湾墨林记》，整理有《杨岐山诗集》，编有《大连近百年书法作品展作品集》，主持国家清史工程之《吕海寰奉使公函稿》的整理。

现任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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